摘要：中非之间的贸易往来愈加密切，大量的非洲人士奔赴广州经商或求学，在不断聚集的非洲人群体中，非洲男性远远多过非洲女性，在穗非洲人群体性别比处于失衡状态。研究了在穗非洲人群体性别比失衡现象及其影响，探讨了此背景下的正功能和负功能的中非融合问题，力图形成在穗中非融合的文化共生观，进而指引非洲人群体更加和谐有效地融入广州生活，实现在穗中非融合积极健康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在穗非洲人群体；性别比失衡；中非融合；文化共生观
随着“一带一路”倡仪的推广，中国加速了与世界各国的对外合作，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交流。在此背景下，“到中国去”成为很多外国人的梦想，外国人社区大量出现[1]。广州作为中国的南方门户，接待了大量的非洲人。随着非洲人不断涌入广州及周边地区，非洲人群体在穗的适应性及他们给当地人带来的系列影响俨然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在穗的中非融合问题也逐渐提上日程。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在穗非洲人群体性别比失衡现象，进而探讨在此背景下的中非融合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指引人们巩固此背景下中非融合积极的正向功能，进而积极有效地维护广州的安定团结和稳定发展。
该施工技术是针对仿古屋面造型特殊而对防雷装置进行的改进创新，以适应古建筑造型的一种安装方式。采用的避雷支架抱卡直径需要加工成与屋面瓦片直径一致，抱卡两侧设2个固定孔，在瓦片上画出固定孔位，使用调速电钻匀速地在瓦片上打出固定眼，使用长为5cm的自攻螺丝及膨胀栓将其牢固地固定在瓦片上，将镀锌圆钢放置在支架的固定端上，用螺栓将圆钢拧紧。瓦屋脊避雷支架经现场拉拔试验，可承受＞50kN的垂直拉力，符合规范要求，满足功能安全使用要求。完毕后使用透明耐候胶对开孔处进行密封。
1 在穗非洲人群体性别比失衡的现状及其潜在的社会影响
广州作为千年的商贸基地，一直以来不断地吸引着国内外商人奔赴此地淘金谋生，许多人在广州实现了他们的财富梦。非洲商人就是其中的例子。有数据显示广州及周边地区非洲人数量在1～3万左右，而在该群体中只有不到30%为女性，且多为短期居留者。长期研究非洲人在中国生存状况的学者指出在穗非洲人大多处于20～40岁的年龄阶段。中山大学牛冬博士曾在越秀区小北的金麓社区和下塘社区做田野研究，他发现该区域近1600名非洲人中，只有28.5%是女性[2]。曾在广州长期做非洲人群体研究的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Gordon Mathews指出在穗非洲人群体的男女比例极不协调：在穗的非洲男性远远多过非洲女性，比例大概为7∶3[3]。根据非洲人传统观念，男人在外打拼，女人在内持家，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也阻止了非洲女性走出家门。从现实角度来说，在异国打拼，男性在体力、魄力，以及缜密的周旋力和大胆的决策力方面也许更具优势。正是由于这些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在穗非洲女性比较少，在穗非洲人群体的性别比严重失衡。
在具体战绩上，山东男篮对阵广东时，曾有过7年21连败的耻辱记录。即使在山东队战绩出色的2012-2013赛季里，球队与广东6次交手也全部告负，广东队被贴上了山东队“克星”的标签。
性别比失衡不仅是人口学问题，更是社会学问题，性别比的失衡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应。男女比例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男多女少不仅容易激发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也容易诱发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例如，在穗奔波的非洲男性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的嫖娼、强奸和抢劫等行为，败坏了社会风气的同时也扩大了性病的传播机率；或者是没有建立在婚姻和责任基础上的与中国女性的恋爱，往往造成了对女方的伤害，同时也容易出现骗婚和母子被遗弃现象。同时，处于流动状态的单身男性更倾向于抱团，如果他们进行有组织的非法集会乃至犯罪活动，那将会给当地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和影响。这无形中影响了当地居民对非洲人的印象，不利于他们在穗的和谐发展。这也对中国社会结构及人口管理产生了新的挑战和影响，需要当地政府适时调整相关管理政策。
2 正功能的中非融合
外来群体对于本地居民是一种外来文化，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的交融是两种文化的融合。社会融合度就是指外来人口在居住、就业等城市生活各个方面融入城市居民社会的程度，也就是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的同质化程度或水平[4]。非洲人进入广州，他们带着非洲文化行走广州的大街小巷。广州逐渐产生了具有非洲特色的“飞地”文化，诞生了“巧克力城”。非洲文化嵌入的同时也碰撞着当地文化，本地人对非洲群体的接受性问题，以及非洲群体对本地文化的适应性问题，这都是一种中非群体文化交流，属于两种文化的适应性问题。可以说，顺畅的文化适应必然产生正功能。
案例1：梁女士开始只是某小型外贸公司的基层职员，工作过程中结识了来自布隆迪的商人阿尤布。在梁女士的协助下，阿尤布的生意越做越大并成立了一家经营床上用品的外贸公司。他们两人的感情随着生意的扩大而逐渐升温，后来梁女士也顺其自然地成为公司的老板娘，现在阿尤布也打算定居中国，跟梁女士在中国相知相守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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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融合的正功能体现在中非商贸关系上。非洲人在广州的经济空间嵌入情况为正向弱经济空间嵌入[5]。不断涌入广州的非洲人群体促进了中非贸易渠道和模式的多样化，加速了中非普通民众之间的合作交流。根据贸易所需所求，本地人在非洲人聚集地开设了各种店面或公司，经营各种产品，从服饰到玩具，从家电到数码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形成了品类齐全且日益规范的中非贸易体系。频繁的中非贸易也刺激了各种附属行业的兴起，从餐饮到船务，从私人订制到货代中介等，各显神通，尽显繁华。通过商贸关系，在穗的中非融合显得融洽而积极。中非融合通过商贸形式实现了中非百姓之间的互惠互利，共生共赢。中非群体积极健康的商贸关系是正功能的中非融合得以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
对于广州的非洲人群体来说，在适应新生活和新环境的过程中，他们会因为不适应而产生的不良情绪，很多非正面情感需要及时地宣泄和表达[6]。中国女性对于非洲男性积极的作用在于稳定了他们的生活和情感，让非洲男性在异国他乡获得了归属感。中国女性通过跟非洲人交往，不仅收获了爱情，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嫁给非洲人的中国女性也许在社会地位上“下嫁”了，但经济地位上是“上嫁”了，这是中非融合下的双赢局面。在人类历史上，通过婚姻来实现民族和文化融合的案例层出不穷，可以说，婚姻所带来的融合才是实质上的融合。健康的中非婚恋是一种正功能的中非文化融合，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非文化的融合，让中非群体更加了解彼此，更加信赖彼此。中非婚恋的融合相对商贸关系更可贵、更深远，它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了两种文化层面上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碰撞，充分体现了全球一体化的文化发展潮流。
负功能的中非融合同时也诱发了双方在生活情感方面的欺骗行为。在粤非洲人群体性别比失衡背景下，加速了非洲男性跟中国女性的交往，中非群体之间既有美满的中非婚恋，也有畸形的骗婚，中国女性是负功能中非融合中主要的受害者。部份把广州当做挣钱驿站的非洲人一般不会珍惜跟中国女性的交往，他们大多抱着排遣寂寞的心态与中国女性交往。一位在广州三元里迦南商贸城开店的店主提到，有位中国女性和非洲男朋友合作开档口，因为是男女朋友关系，女生没有任何防备，后来非洲男友向供应商提走一批很贵重的货后就消失了，女生只能四处借钱还货款。小北天秀大厦另一位档口的店主说到，一些来做生意的非洲男人，他们瞒着已婚的事实跟中国女性谈恋爱，导致女的怀孕或生下混血儿，但他们又不想负责任，于是跑回自己国家，被伤害的中国女性要么人流，要么独自抚养小孩。同样，一些中国女性利用非洲男性的寂寞和人生地不熟，用身体或情感来欺骗非洲人。非洲商人纳迪来中国不久就结识了一位中国女性，两人迅速坠入爱河，恋爱期间纳迪提供资金给女友开店做生意，这位中国女性将其亲戚逐渐安插到店面且介入生意，纳迪也逐渐成为局外人，不久后女方提出分手且独自占有了店面，因为纳迪之前没有任何文件上的保护措施，与店铺相关的所有东西都只是女方的名字，纳迪只能人财两空地退出。
案例2：非洲人保罗一直想在南方大厦租档铺做生意，然而外国人要在当地运营一个店铺并不容易。后来都是他的中国女友李女士出面去租赁档铺、联系供货商，以及完成各种行政手续等方面的事务。这样保罗有足够的精力与非洲客户沟通。正是在李女士的帮助下，保罗的生意才会越来越顺，越来越好。
政治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和胜任力的重要标志。政治领导力强不强，关键看对党和人民的政治忠诚度，这是政治领导力的全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对党忠诚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政治品格要求，也是衡量领导干部政治能力的重要标尺。忠诚是人的一种优良品质，对于政党来说，政治忠诚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5]P24
在穗非洲男性热衷于找中国女性，这除了性别比失衡之外，同时也是一种现实需求。非洲人刚来广州，人生地不熟，他们需要中国人指引帮忙，需要熟悉周边环境以及打开当地的人脉来开展生意。非洲人通过中国女性获得了更多的人脉资源，拓展了他们的生意，使得他们可以更加和谐地融入广州生活，中国女性成为非洲人名副其实的“贤内助”。
3 负功能的中非融合
在穗非洲人群体性别比失衡所引发的负功能现象无形中造成了在穗中非融合的紧张局面。非洲人往往戒备更重地远离中国人群体，甚至对中国女性肆意地进行情感玩弄，由于仇视心理进行个人或集体性的社会报复行为等，均会引起社会的恐慌和治理上的混乱。中国人则表现得越来越反感或恐惧非洲人，拒绝跟非洲人交流，引发非洲人更重的戒备心和逆反心；要么利用非洲人，坑蒙拐骗地对待非洲人，加速了中非居民关系的恶化；要么排斥和抵制非洲人，无形中激发了中非的冲突事件，引起社会的不安。这些都不利于中非商贸关系的开展，更不利于中非文化的融合。
商贸关系是中非融合的利益基础，那么朋友和婚恋关系则是中非融合的情感基础。通过生活或工作上的各种接触，在穗中非群体交往方式由朋友到伙伴增进了友情，通过从恋人到夫妻收获了亲情，中非融合也在这种和谐的友情和爱情中积极地悄然展开。
由表1可知，实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群体任务凝聚力均值及各维度均值均较高于相应的中间值，群体交往凝聚力均值及各维度均值均较低于相应的中间值；实验组、对照组的群体任务凝聚力和群体交往凝聚力经t检验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实验组总体凝聚力只是单纯的任务凝聚力，成员间不熟悉，交流不多，体现在成员只为完成学习任务的行为表现；对照组总体凝聚力体现在成员能够积极地完成教学任务，但都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成员之间缺乏交流、沟通。此时，实验组和对照组凝聚力水平都很低。
在穗的非洲人能动地选择了“区隔中融入”的适应策略[7]。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融入都一帆风顺，由于融合也是磨合，磨合得好是双赢，磨合得不好是互相伤害或者牺牲一方来成就另一方。中非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而且带有不同的目的，又是处于商业气息浓厚的广州，中非群体为了各自利益在所难免地不择手段。一些非洲人只把广州当做挣钱的地方，他们并不想融入广州，因而他们对广州的适应属于策略性的和计谋性的；部分广州人对非洲群体天然的排斥心理使得他们无法接纳非洲人，无法公平公正地跟非洲人交往。这就会产生某种负功能。由于彼此在商贸上的利益之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得中非群体之间的污名化日益严重，非洲人的戒备心更重，愈发不信中国人，中国人对非洲人的印象也日益恶化，拒绝跟非洲人产生更多的合作关系。
我们既要正确认识到中非负功能融合存在的客观性，同时也要积极健康地修正或改善这种负面融合。负功能的中非融合属于不同文化接触中的文化中断现象，因为彼此的不适应而出现了中止或阻碍，导致两种文化无法正常交流。文化中断有时还是人们在不同文化交往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只有通过这种“中断”或者“不适应”，最后才能达到文化上的吸收与整合[8]。
4 在穗中非融合中的文化共生观
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在穗的中非融合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两国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流模式，这种民间的融合在政府引导下进行文化自觉融合，必然会产生一种文化共生观。文化共生观类似涵化现象中的整合现象，在保持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异文化，合情合理的整合会产生文化共生观，这是中非融合的基础。非洲人需适应广州人群体，广州人需适应生活中的非洲人群体，中非群体须意识到，只有彼此的融合，彼此的文化共生，彼此才能更加和谐地生活在广州。提倡文化共生观可以消除彼此的成见、增加彼此的感情、增强归属感，由此，在穗的非洲男性才有可能减少对中国的敌意行为，更加珍惜跟中国女性的交往，更加爱护广州，进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两种彼此不熟悉的文化要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只有融合才能彼此和谐，只有共生才能彼此成长。广州的“巧克力城”具有鲜明的非洲特色，来往的非洲人在广州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阵地，生活在“巧克力城”的中国人也积极地适应和融入其中，中非群体在“巧克力城”相得益彰地生活着，实现着彼此的共生共赢。“巧克力城”的成功在于中非群体在此形成了一种文化共生观。这个区域属于广州，这个区域也是中非商贸往来的地方。如果广州人从心里认可“巧克力城”的特殊性，非洲人从心里认可“巧克力城”的家乡性，中非群体在此就实现了包容的融合，实现了共生的融合，自然会产生一种“巧克力城”的文化共生观。
值得指出的是，文化共生观不能任其自由发展，政府必须适时指引，让中非群体在融合中更积极地朝着理解和包容的方向发展。针对在穗非洲人群体性别比失衡的情况，政府可以适当提高单身非洲男性来华的签证要求，适当放宽非洲人以家为单位的签证要求；可以增加针对非洲人群体的社区服务站点，通过齐全的服务型工作来减弱非洲男性对中国女性的依赖性，尽量避免纯粹利用性的男女交往，让非洲男性能通过政府设置的服务型站点的帮助来获得归属感；提供规范的商贸环境来保护中非群体的利益，增强非洲人群体对广州的认同感，减少非洲人群体的流动性；通过社区服务的模式来提高中国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政府在处理中非问题的时候必须公平公正，减少对中非群体情感中的二次伤害。
总之，政府的工作在于宣传指引，做好服务工作的同时，积极指引中非双方形成一种在穗的文化共生观，通过这种中非文化共生观弱化在穗非洲人群体性别失衡所带来的潜在危害和不利影响。
5 结语
文化只有融合才能发展，中非群体只有融合才能实现在广州的共生共赢。在穗非洲人群体性别比失衡已是不争的事实，它所带来的影响也日益凸显，由于非洲女性来穗少，导致在穗非洲男性成为一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在此背景下，我们更要注重中非的融合问题，推动中非的和谐融合来弱化性别比失衡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政府的积极指引来强化中非融合的和谐之路。文化共生观是中非融合的基础，只有在穗中非群体产生了文化共生观念，中非群体才能自发自觉地融合，才能弥合在穗非洲人群体性别比失衡所带来的裂缝，进而实现中非群体在广州的和谐共处，进一步促进中非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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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betweenChinaandAfricaunderSexRatioImbalanceamongAfricanGroupsinGuangzhou
YANG Qi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Belt and Roa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is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A large number of Africans come to Guangzhou to do business or study. Among the growing African community, we find that the quantity of African men is more than African women. The African groups in Guangzhou are of gender imbalance. What kind of life do Africans live in Guangzhou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ender imbalance? What kind of social impact do they bring to Guangzhou and its surrounding cities? What will be the state of 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roblem of 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in this context by studying the gender imbalance of African in Guangzhou and its influence, in order to form a cultural symbiosis view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hen guide the African community to integrate into Guangzhou more effectively and harmoniously, and to form a positiv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mode of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Keywords: African groups in Guangzhou; sex ratio imbalance； Integration; cultural symbiosis view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562(2019)05-0055-04
收稿日期：2018-12-19；
修回日期：2019-01-15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青年项目(GD16YSH01)；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研究生创新课题(GSY201702)
作者简介：杨祺(1981—)，男，湖南怀化人，硕士，研究方向为民族学。
(责任编辑：冼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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