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进玺:孟子思想的“迂阔”浅析论文

张进玺:孟子思想的“迂阔”浅析论文

【传统文化】

摘 要 历来,人们对孟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仁政思想、民本思想和性善论方面,同时看到了孟子思想与当时所处年代的乖离。本文将从与时俱进的观点出发,对孟子思想中的迂阔性进行深入分析,依唯物主义之历史观正确认识孟子的伟大历史贡献,同时指出孟子思想的闪光之处。

关键词孟子;迂阔;仁政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他继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一位大师。孟子的时代是列国诸侯混战最激烈的时代,他提出“民贵君轻”、反对掠夺的战争主张。他以平治天下为己任,游说诸侯,反对春秋时的“霸道”,他提倡以仁义为中心的仁政、王道。“他发展了孔子的‘宗周’思想,希望在诸侯中选出一个能够王天下的贤能君主。”[1]然而,当时各诸侯国热衷于征伐混战,认为他的主张迂阔不切实际,都不予采纳。可以说,孔子对齐桓公和管仲还有肯定的一面,孟子却不是如此了[2]。

一、孟子的仁政主张与反对无义战争的立场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孟子的仁政主张是无可争议的,他反对政府官吏横征暴敛,要求宽缓于人民,希望统治者能做到“黎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对于汤放桀,武王伐纣的历史,他答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乃失民心之故,从而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他对当时各诸侯国的征伐混战表示坚决反对,在《孟子·离娄上》说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认为,这样的无义战争只是统治者一己私利,与百姓而言是民不聊生,孟子的立场很鲜明。

二、孟子的迂阔与行王道思想

孟子行王道的主张历来为人称道,但在其所处的时代却是行不通的。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阶级社会中,历史的车轮是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血腥的斗争中前进的。今天回头看战国之历史,当时的兼并战争实为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实现统一非常重要的手段,在当时之情势下,靠讲仁义虽不无道理,然亦玄虚而不切实际。此时,只有雄健强盛的诸侯国才能胜任这种历史的进程,譬如商鞅在秦实行变法,秦国变得国富民强;楚、魏任用吴起进行变法,亦在诸侯中显露头角,从而开始削弱周边国家。时代使各个诸侯国都致力并认可“合纵连横”攻伐谋略之重要性,因此,评价人才的价值标准也随之而变,征伐和有谋略是当时所认可的。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列传》中说道:“当是之时,秦国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柯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因此,孟子的思想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也就是是不合时宜的。他的思想与时代有明显的差距,可以说,他不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然而,从人类文明的进程看,孟子虽不合时宜,不显赫于一时,却可以流芳后世,成万代之则。下面将以《孟子》部分原文为例,试析其不合时宜性,窥一斑而思全貌之义。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土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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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许多,无非继续点明只要行王政就可以。孟子不是谈眼前急需解决的困难,而是从长远和仁义的角度出发,阐明仁者无敌于天下的道理,迂阔亦太甚。圣人忧千古而不着眼前矣!

①坝体堆石区中部采用部分砂粒料填筑,范围为EL 895~940 m。本工程坝料分区充分利用了爆破堆石料力学性能好、抗剪强度高、休止角大、渗透系数大的特点,把它布置在堆石区上下游提高坝坡稳定性,布置在底部可加强坝体排水。坝体堆石区中部布置砂砾石区,充分利用砂砾石具有高压缩模量的特点,减少坝体沉降变形。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5]

齐宣王问明堂之事,孟子则引到“行王政”上来;齐宣王说“寡人好货”,孟子劈头就说“公刘好货”。可以说,只要齐宣王有问,孟子必定拿古圣先贤的道理论述,当下的具体实际情况则只字不提。能说孟子错吗?也不错;能说孟子对吗?他太迂阔!由此而知,他的思想是迂远不切实际太甚了。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曰:“汤居毫,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8]

噢,噢,你瞧我又弄混了。吴小哥不好意思地把两只手扣在了一起。每当我给他纠正的时候,他就把两只手扣在一起,露出羞怯的神情。更多的时候,我会顺着他的思路跑下去。

另外,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中有着著名的论断:

《孟子·公孙丑下》曰:“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孟子当年与齐王见面后,感觉齐王不会成为实行仁政的一代明主,于是便萌生去意。为了能随时抽身而退,孟子虽接受了齐王授予的职位,却并没有接受职位所享有的俸禄,他的学生公孙丑对此举不能理解。当孟子最终决定离开齐国,在返回故乡的途中,公孙丑便提起了这个话题。孟子强调,当自己意识到齐王不太可能采纳自己的主张时,就确定了离去的意愿,只是由于客观局势而逗留时间较长。而孟子的逗留,足以表现出孟子的道义感和责任心。在这一过程中,不拿齐王的俸禄,是尊重自己的意愿,是真正的不忘初心。

在此,景春讨论的是公孙衍、张仪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是二人的政治成就,而孟子对此不屑一顾,从人品的角度大谈何谓大丈夫。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6]

梁惠王问如何有利于我国,孟子直言不要说利,我有的是仁义,利能生害,仁义无往而不胜。显然,孟子与君主的谈话不切实际,且言谈之间有盛气凌人、老师指责学生之义[4]。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7]

这里滕文公问齐国人现在逼近了家园如何应对,结果孟子却举西周先祖大王居邠创业垂统之事。不解决燃眉之急,反而引述古典畅谈大道,于滕文公既有责怪其不争之义,有又今日之局面无可如何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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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总观孟子政治上的言论可知,对于君子而言,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原则,无论受到怎样的现实利益的诱惑,他都有着非常明确的态度,显示出卓然独立、超逸世俗的风貌。但对于世俗而言,这样的人就是不通情理、不近人情了。这类人始终把自己融入现实、始终合时宜,这样的人或许在现实中如鱼得水,混得风生水起,不过也仅仅是混一混罢了,其人生之苍白无力,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敢面对,无奈之下,只能以自己捞到的富贵作为自己成功的表征。孟子则不然,其思想卓然独立。这种“迂阔”不合于一时,但合于万代。“吾道一以贯之”,也是孟子自己的亚圣本色,“虽千万人吾往矣”。

刘 宁:通过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仅仅是初步建成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在近年汛期发挥了显著的防洪减灾效益。但项目启动时,综合考虑中央及地方财力,仅按照每县平均600万元的规模(《山洪灾害防治规划》每县非工程措施建设内容平均需投资约1 600万元)实施了规划确定的非工程措施中最急需开展的建设任务。

其实,孟子是刚健而乐观的,这种乐观建立在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之上,因为他确信人性是善良的,即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且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即人天生就有仁爱之心和同情之意。若一个君主能扩充此仁爱之心,就必然能行“仁政”于天下,就可以服远人招来者,从而达到周代文武之盛世。从孟子所处的时代看来,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它是理想,不能解决当时政治状态下的燃眉之急。就此而言孟子思想至少在当时不是成熟的政治思想。孟子的优秀,也体现在他的这种政治上的迂阔不成熟性中。于孟子而言,为了理想的仁义之道,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在五六个国家之间奔走,受到了委屈,孟子仍然不改其衷,这是一种道德勇气,孔子亦弗如。可以说,孔子依道而曲折,孟子则秉道而直行;孔子不强人所难,孟子则不罢不休,要么你屈服,要么你把他赶走。正是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因而不能适应于当时之时势。

从所处时代的角度看,孟子是政治上的迂阔派,从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看,孟子则是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是一个“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贤者,是一个讲与民同乐的先哲。孟子思想的伟大之处,恰是他不能苟合于一时而施行与时俱进的根源。孟子是一个为天地生民立命者。他强调,“大丈夫”应该有崇高的志向和伟大的精神境界,有对正义行为的高度自觉性,有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气节。他还指明仁、义、礼、智、信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在人的道德教育上,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尚志养气、舍生取义的思想固然不合一时之宜,然于千秋万代却是优厚精光。一个有道德的人,自然不会迎合一时一世之君,而是为万代生心[9]。这就是孟子虽然迂阔,却为人所敬重的原因。

参考文献

[1]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68.

[2]孟子注疏[M].赵岐,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9.

[3][5][6][7][8]孟子.孟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6.17.50.77.98.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66.

[9]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2.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25(2019)10-0139-03

作者简介张进玺(1973-),男,山西忻州人,山西忻州师院五寨分院,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周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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