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史】
摘要：《统计月报》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统计机关主办的官方刊物。通过统计史的研究视角，回顾《统计月报》在1929-1948年间的发行历程，分析和评判《统计月报》的栏目结构与内容质量，描绘统计学科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图景，揭示和肯定《统计月报》在推动近代中国统计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国民政府；统计月报；统计局；社会调查
一、引言
根据学术界的一般观点，中国统计事业的发端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因为政治理念和出版技术的局限，户口和田亩的统计信息仅仅作为官方征发赋税徭役的依据，并不会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统计知识的传入，中国的现代统计事业开始起步。民国成立之初，北洋政府曾进行了人口和产业清查，但在军阀混战的大环境下，上述工作的开展受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以后，统计事业得到了当局的进一步重视，官方在统计组织的设立、统计法规的颁布和统计工作的开展等方面，都投入了较大的精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国的现代统计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可是，有人幸福感还是不甚高，有的甚至比较低，原因不同，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所谓主观原因就是很少从自身找原因，而是过多地强调客观因素，尽管他已经从社会公共产品中获得了不少红利，却还是认为他人乃至整个社会对他的帮助和关怀很不够，这，大概也就是常言说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吧。（类似的人和事屡见不鲜，兹不赘述）须知，如果一门心思地把着眼点放在靠他人靠社会上，肯定是“靠”不出来自己所期望实现的人生目标的。幸运之神只会降临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者的头上，她怎会眷顾那些依赖心太强的人呢？从这个角度说，钱思进教授所言“主要靠自己”，实乃人生铁律。
《统计月报》就是这一时期中央统计部门主办的官方刊物，面向社会公开发行，办刊时间基本贯穿了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始终。《统计月报》的创办是官方行政体系建设趋向完备的重要体现。从内容上看，《统计月报》不仅汇集了当时中国各行业的最新统计数据，也刊发了许多学界人士的研究成果。在长达20年的办刊生涯中，《统计月报》忠实地记录了国民政府统计工作的开展情况，也清晰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统计事业的发展历程。因此，《统计月报》应当是中国近代统计史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统计月报》进行过专门性的研究，基于此，本文拟对这份刊物的发行历程、内容结构、数据质量和历史意义进行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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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月报》的发行历程
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统计事业不仅是官方透视社会的窗口，也是开展建设的前提。正如吴大钧(时任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局长)所言：“政府办理统计之目的，在周知国内土地、人民、资源以及政事之情况及其变迁；以为政府决定政策，厘定计划，考核工作与宣示政绩之依据。其办理之步骤，概括言之有三：一为登记行政执行经过与结果之资料，二为调查并搜集行政上所需之参考资料，三为整理并编制各种资料以供行政上之运用[1]。”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中央会议随即通过议案，决定开展社会调查，具体包括土地与人口、产业与产品、交通与建设、农业与农村、工业与工人、商业与商人、教育与风化、社会与公安、财政与金融、司法与行政等10项[2]。当时，国民政府在立法院设置了统计处，下设5个科，分别负责物产统计、社会统计、经济统计、政治法律教育统计和编辑印刷刊物等工作。在人员组成方面，除处长和科长以外，还设置了若干名调查员，以便从事实地调查。从工作内容来看，统计处的工作计划包括统筹全国统计事业和自行调查特种统计两部分。前者主要是指联络各政府机关和私人团体调查及编制全国统计指数，并规定统一统计方法、编制标准统计表式；后者则包括农业调查、工商业调查和家庭调查等。
根据官方的思路，《统计月报》主要承担两项任务：一是传播现代统计知识，二是公布各项统计数据。因此，在最初的栏目结构上，《统计月报》以“撰述”、“调查”和“附录”三大部分为主。其中，“撰述”和“调查”主要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刊发当时国内统计学界著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附录”则登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统计数据以及立法院统计处近期的工作报告。此后，出于互通消息的考虑，官方从1930年6月出版的第1卷第4期开始，在“附录”中增加“统计消息”栏目，用于刊登统计工作和统计研究等方面的最新资讯。
上述言论表明了国民政府高层对于统计工作的重视态度，《统计月报》因此成为承载官方思路的重要载体。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现代统计学理论属于舶来品，尽管国内已有相关研究，但是缺乏发表该学科研究论著的平台。鉴于此，官方试图将《统计月报》打造为传播阵地，向社会发布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在创刊号上，官方就明确表态：“国内研究统计者渐多，著述渐众，而尚无专发表统计文字之机关，本刊思备此阙。凡有统计著作欲在刊中发表者欢迎，并可赠阅本刊，或商酌加印单行册若干份为酬[5]。”
截止到1931年3月，《统计月报》共出版3卷25期。同年4月，国民政府进行了机构调整，成立主计处，下设岁计、会计和统计三局，负责办理全国事务。立法院统计处完成了历史使命，《统计月报》也改由新成立的主计处统计局出版发行。1931年10月，由主计处统计局主办的《统计月报》正式发行，刊名改由陈其采(时任主计处岁计局长)题写。不久，“一·二八”事变爆发，国民政府暂时迁驻洛阳，中央机关的各项工作都深受影响。在国难减政的情况下，《统计月报》被迫改为双月刊，截止到1933年12月，只出刊14期。
因此，《统计月报》的出版离不开社会调查工作的支持，《统计月报》因此也成为当时各行业调查成果汇总发布的平台，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统计事业的发展水平。
与改版之前的《统计月报》相比，《统计季报》出版周期大为延长，虽然并非新闻类期刊，但三个月的发行周期过长，无法及时有效地反映出当时统计工作和统计研究的最新动态。因此，1937年1月，官方决定将《统计季报》恢复为《统计月报》，仍然按月发行。对于这种做法，官方给出了三条理由：其一，经过两年的苦心擘划，所需要的资料已经逐渐充实，可以按月发布；其二，中国的统计事业发展迅速，不仅中央和地方的统计组织日渐充实，学术机关和事业团体的调查研究也卓有成效，因此，缩短发行周期有利于加强沟通及发布各方面的消息；其三，近期的杂志、报章、公报和单行刊物中，有关统计方面的论文甚多，为了追求时效性，理应按月出版[6]。
不久之后，全面抗战爆发，《统计月报》的发行遭到中断，1938年和1939年分别只出版了2期和3期，在此后的许多年份中，出版工作也常有缺失。因此，截止到1948年12月停刊为止，由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主办的《统计月报》共发行136期(不含《统计季报》8期)。
相比之下，《统计月报》则始终坚持了从左到右的横排行文方式。由于统计数据包含大量的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如果采用传统排版方式，就会与西式行文习惯发生冲突，从而影响阅读效果。客观地看，《统计月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当时许多包含英文单词和经济数据的知名刊物，如《银行周报》和《钱业月报》等，都仍旧采用中国传统的排版方式。因此，《统计月报》的版式风格也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统计事业的现代化色彩。
表1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统计月报》发行情况表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刊名主办单位期数发行周期1929.031931.03统计月报立法院统计处25月刊1931.101933.12统计月报主计处统计局14双月刊1934.011934.12统计月报主计处统计局12月刊1935.011936.12统计季报主计处统计局8季刊1937.011948.12统计月报主计处统计局110月刊
三、《统计月报》的栏目结构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排版与阅读方式是“字序自上而下，行序自右向左”。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从左到右的横排行文方式开始出现。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采用西式排版方式的刊物逐渐增多。不过，纵观整个民国时期，无论是官方出版物，还是民间报刊，仍然以传统排版方式为主。
2.缺乏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煤炭企业健康发展的过程中，一线员工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煤炭行业工作环境较为艰苦，而且人才引进机制不完善，导致企业难以引进高素质技术人才，基层员工在技术与综合素质方面还有待提升。在此大环境下，虽然煤炭企业已经着手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但在培训工作方面开展的并不顺利，造成煤炭企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虽然能够胜任岗位，但是还不够优秀，对于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不能第一时间进行解决，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煤炭企业的正常运行，不利于煤炭企业的全面、健康发展。
《傲慢与偏见》和《南方与北方》都有一个鲜明的牧师形象——柯林斯先生和黑尔先生。柯林斯先生虽然和班纳特先生一家并不亲近，但由于班纳特先生没有儿子，于是他便成了家族的继承人。简奥斯丁并没有用大量篇幅去描写宗教及其相关内容，但从她对柯林斯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她对这位牧师的态度。“柯林斯先生并不是个通情达理的人”[1]“先天的缺陷却简直没有得到什么弥补”[1]。柯林斯是个守财奴，虚伪且自高自大，而其对咖苔琳太太不断的奉承和讨好更显示出作者对这一角色的鄙夷。但从这一角色的设定和背景可以看出，牧师作为英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夏绿蒂正是因为柯林斯的财产和地位才嫁给他。
3.2 被动训练对婴儿智力及运动发育的影响及机制 小儿神经系统在胚胎时期就开始发育了，对于新生儿出生时窒息时间及状况，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脑损伤，且目前为止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本研究对出生窒息患儿的研究显示，科学合理的被动训练对0～6个月窒息患儿的智力发育及运动发育都是有利的。国外已有报道表明，早期干预包括科学的被动训练可以改善因环境及生物因素所引起的儿童智力落后[6]。
然而，中国现代统计事业毕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中西方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现代统计知识难以在短期内成功植入中国社会。当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统计学专业术语的翻译很不统一。例如，统计学家金国宝(1894—1963)将frequency和correlation分别译为“次数”和“相关”；而数学家胡明复(1891-1927)则把它们译为“频数”和“系联”[7]。这种情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语义障碍，从而影响统计学知识的传播。因此，《统计月报》在创办时就决定，在专业术语的译名之后附上英文，以免误解[5]。
可见，统计处是当时全国统计事业的中枢机构，承担着组织、领导和协调统计工作的重任。1929年初，统计处决定编辑出版《统计月报》，用于介绍统计知识和汇载全国性的统计资料，刊名由胡汉民(时任立法院长)题写。在创刊号中，王宠惠(时任司法院长)、戴季陶(时任考试院长)、蔡元培(时任监察院长)、冯玉祥(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孙科(时任考试院副院长)、赵戴文(时任内政部长)、王正廷(时任外交部长)、宋子文(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时任工商部长)、王伯群(时任交通部长)、薛笃弼(时任卫生部长)、钮永建(时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焦易堂(时任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等中央政要纷纷题写贺词，对《统计月报》的创办表示祝贺。此外，一些学者型官员则撰写序言，阐述了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和创办《统计月报》的意义。例如，邵元冲(时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认为：“今日之行政事业，已为科学事业，如一国财政之出入，贸易之兴衰，劳工之生活，富源之蕴藏，以及土地之整理，人口之繁殖，社会经济之状况诸端，莫不有赖于统计之根据，此各国之政治设施，所以能日趋于缜密而切实也。中国今日欲谋物质建设事业之发达，必先从事于统计，殆无疑义[3]。”贾士毅(时任财政部赋税司长)也指出：“政治界不能离统计而谋政，教育界不能舍统计而施教，实业界不能背统计而执业，社会状况经济现象更不能于统计外而明瞭其真相。鲁论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统计月报》洵为训政时期之需要品，即谓之良好工具可也[4]。”
创刊之初，基于介绍和普及统计知识的需要，“撰述”和“调查”部分占据了《统计月报》的半壁河山，尤其以“撰述”为主。当时，这两个栏目的主要作者包括刘大钧、陈华寅、朱彬元、朱祖晦、孙清波、刘廷冕、张心一和孙拯等。他们大多在国民政府统计部门任职，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因此，这些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学理性。在创刊号上，王云五(著名出版家)就发表了《研究统计之门径》一文，向统计学的初学者推荐了一批西方书籍和刊物，内容涉及统计理论、统计方法、应用统计、统计图表及统计指数编制等方面[8]。盛俊(时任财政部驻沪调查货价局局长)则撰文介绍了统计事项的分类，并根据国外的相关经验，对当时国民政府统计机构的设置提出了一些建议[9]。此后，《统计月报》还推出了一些专号，针对时局中出现的某个重大问题进行集中探讨。例如，对于当时银价暴跌的现状，《统计月报》1930年第2卷第1期就被辟为专号，集中刊发了有关银价问题的学术论文和数据资料，主要包括王仲武《银贱原因与救急方法之我见》、刘大钧《银价暴跌之原因与关税征金之影响》和马寅初《金贵银贱之救济方法》等。
上述做法自然有矫枉过正之嫌。因此，1934年1月，《统计月报》在恢复为月刊的同时，对栏目设置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归并，将内容设置成五个部分。(1)统计方法：刊载关于各种统计调查与编制方法的文章。(2)调查报告：刊载统计局的调查结果。(3)参考资料：刊载气象、人口、生产、物价、金融、商业、贸易、财政、交通和各国统计提要等。(4)统计消息：刊载中外各机关团体的统计消息，分为“方法与结果”和“组织与行政”两类。(5)附录：刊载各项附件，如各机关现行法规目录以及主要刊物有关统计资料索引等。官方表示，编排每期刊物的时候，取材以审慎为原则，并根据材料多寡与准确程度，对以上栏目进行取舍。同时，考虑到海外人士的需要，决定采用中英文并列的方式编制统计表。这种做法的出台，不仅有利于《统计月报》的推广，也从侧面反映了刊物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阅读人群不断扩大。1937年1月，复刊后的《统计月报》又对原有栏目的名称进行了调整，将“统计方法”、“统计消息”和“参考资料”改为“统计论著”、“统计通讯”和“统计资料”，并增设“统计译文”和“统计摘录”两个栏目，前者刊载译就之统计论著、法规、表件、方案及则例，后者揭载各种富有统计资料论文之摘要。不过，这两个栏目也只是居于从属地位，刊物的主体部分仍然是各行业的统计数据。1938年10月，因为全面抗战爆发而中断发行的《统计月报》重新出版，“统计摘录”栏目取消，增设“统计专载” 栏目，刊载统计方案的编制方法与实例，以及不属于“统计论著”和“统计通讯”两个栏目的统计文件。此后，《统计月报》的栏目设置和内容结构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变动，一直持续到1948年停刊为止。
然而，与同一时期的《经济学季刊》和《财政评论》等刊物不同，《统计月报》毕竟不是学界主办的专门性学术刊物，不可能一直将主要精力放在知识普及和学术研究方面。特别是随着统计工作的持续开展和统计成果的不断出现，《统计月报》的办刊风格也就产生了调整的必要。因此，在《统计月报》改归主计处统计局主办之后，官方决定进行改版。首先，削减论文所占的篇幅；其次，设置人口、生产、物价、金融、商业、财政和交通等栏目，并将上述行业的最新统计数据作为刊物的主要内容。从执行情况来看，除了1933年11月第14期为“人口统计问题专号”之外，从1931年10月至1933年10月，一共出版了13期刊物，都是各行业的统计数据，不仅没有任何学术论文，甚至连统计新闻都消失不见。
客观地看，在《统计月报》的初创阶段，上述栏目结构与版面分配格局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现代统计学属于新兴的学科，无论是民间关注度，还是学界研究成绩，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作为中央机关发行的高级刊物，《统计月报》必须承担起向社会推广这门学科的责任，因此，花费版面刊载名家力作，可以向社会普及统计学方面的重要知识，而且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关注目光，从而在整体上推动统计事业的起步与发展。
从《统计月报》的具体内容来看，各行业的统计资料主要是由数据组成，即使是学术论文(除了介绍统计学方法论的文章以外)，也涉及到大量的数据。
某原煤储存仓项目原煤仓由3座内径为25米的圆形煤仓组成,仓壁厚度为350mm，仓壁采用无粘结预应力施工工艺，预应力筋采用1860级Φs15.2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构筑物总高度54m，仓体高度为44m。基础为钢筋混凝土梁筏板基础，厚度为1.3米，基础底板底标高为-13.5米（场平后自然地坪约为-12米～-11米），基础环梁尺寸为：1200*2500,主梁尺寸为 1400*2500。仓体顶标高位36.300米，仓上框架最高处建筑标高46.300米（2#仓），计划从基础梁顶（标高-11.00米）到仓顶大环梁（标高31.300米）采取滑模工艺。为方便在滑模期间施工人员上下原煤仓，制定上人梯专项方案。
表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统计月报》一级栏目设置表
改版时间主办单位一级栏目名称1929.03立法院统计处撰述、调查、附录1931.10主计处统计局人口、生产、物价、金融、商业、财政和交通等1934.01主计处统计局统计方法、调查报告、参考资料、统计消息、附录1937.01主计处统计局统计论著、统计通讯、统计资料、统计译文、统计摘录1938.10主计处统计局统计论著、统计通讯、统计资料、统计译文、统计专载
四、《统计月报》的内容质量
由此可见，经过多次改版和调整，《统计月报》栏目设置渐趋合理，以统计数据为主，辅以统计新闻和学术论著的内容结构也符合刊物的定位。纵观《统计月报》长达20年的办刊历程，其内容表现出如下变化特征：一是在论文方面，早期以介绍统计学基础知识和方法论为主，后期则大多运用统计学理论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出现了从社会统计学向数理统计学演进的趋势：如徐钟济《中国最近十年之物价指数及其趋势(应用正交函数法之研究)》，谭明、徐钟济《人口农业公共卫生及商业普查中抽样用途之概述》；二是在数据方面，早期以财政、金融和人口等数据为主，后期又新增了合作事业、军事、侨务和营造等方面的数据，这样的变化体现了当时统计工作的普及和深入。因此，《统计月报》越来越具有“全国性、综合性”的特色，不仅成为当时官方和民间掌握基本国情的重要情报来源，也是后人研究中华民国史的重要学术资料。
尽管时局艰难，《统计月报》的办刊质量和影响力却不断提升，国内外各机关团体索赠、交换和订阅者日渐增加。因此，官方决定从1934年开始，恢复旧制，按月出版。随着官方统计工作的继续开展，统计资料和研究稿件日益增加，编排工作多有不及。官方于1935年初决定将煤矿统计、各省市财政收支统计、上海现银移动状况、主要都市人口死亡之病因统计、中央暨省市政府法规目录和统计资料索引等部分抽出，单独编为《统计期讯》，按月出版，余下的内容，包括统计行政及方法等，则按季发行，由此，《统计月报》改为《统计季报》。
当代学者用“统计型调查”来指称这一时期的调查工作。从概念上看，“统计型调查”是指以调查表作为主要工具，对调查所得进行统计分析[10]，这种做法在当时国内的统计工作中被普遍采用。这一时期，大量的官方和民间的调查机构组织涌现，为“统计型调查”的开展提供了可能。他们广泛深入社会各个层面，获取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例如，南京市社会局对全市的工会进行了调查，内容涉及工会数目、成立时间、指导机关、会员总人数、就业和失业会员人数、最高年龄、职员人数、会员和职员入党人数、经费来源、全年实际收支情况等方面，调查结果通过列表形式进行统计，并刊登在《统计月报》1930年第2卷第2期[11]。
尽管《统计月报》刊载的数据大多数是由权威机构提供，然而，对于不同的行业而言，其数据的精准度往往差异很大，“统计型调查”的准确度受到调查主体的业务能力、调查对象的配合程度、调查项目和调查范围的数量大小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以《统计月报》1930 年第2卷第7期刊载的《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表(民国十五年至民国十九年五月)》为例，主持调查工作的为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鉴于国内缺乏生产统计信息，无法采用“总括消费法”，只能采用“家庭生计调查法”。为此，选择天津地区240户工人家庭作为样本(多为手艺工人)，从1927年9月开始，花费10个月时间，每日派人持日用流水簿，向各户调查所有收支的种目、数量和价值，包括食物24种、衣服8种、燃料4种、房租2种、杂项2种[12]。然而，天津作为当时中国主要的工业城市，拥有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其重要性远远超过手艺工人。上述抽样调查法无论在样本容量还是随机性方面都存在问题，最终编制出来的数据与天津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之间必然存在严重误差。
相比之下，这一时期，官方对于乡村地区的调查，其准确度更是难以尽如人意。以1929年进行的各县农业概况调查为例，由于人才缺乏和交通不便等因素的限制，当时无法举行全国性的农业清查。因此，为了获取农业信息，官方只能将自制的调查表邮寄到各县县长和邮政局长手中，由他们转请地方上熟悉农业情形的人调查填写。从调查表的内容结构来看，主要包括田亩、户口、作物等项目。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准确度，官方还专门设置了答案审查和数据校订等步骤。然而，一年之后，官方收到了邮局回信只有1100余件，县政府回信800余件，而且是经过多次发函催促才得到[13]。从1932年初《统计月报·农业专号》公布的数据来看，官方也仅仅得到1781个县的农业数据，尚缺154个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一时期广大乡村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官方的有效治理之外，调查工作难以得到民间的有效合作[14]，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较低，统计数据的失实在民国时期战乱不断的大环境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但客观地看，当时中国能够开展大规模社会调查，获取各行业的统计数据，并通过《统计月报》公之于众，已是难能可贵。
五、《统计月报》的历史意义
在《统计月报》长达20年的办刊生涯中，中国经历了抵御外侮的殊死抗争，走上了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探索之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现代统计事业不断发展，学科建设也不断加强。其一，官方设置的统计机构、统计法规和统计制度登上历史舞台，为统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制度保证；其二，现代统计理论得到进一步传播，并在人口统计、农业统计、工业统计以及国际贸易指数和物价指数的编制工作中得到应用；其三，统计教育得到重视，统计学从方法和课程升格为专业和学科，重庆大学和复旦大学先后开办统计学专业，为中国统计学界培养出了首批统计学界人才；其四，学术研究持续开展，学术成果不断增加。在此期间，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统计学家，以许宝騄、金国宝、朱君毅等人为代表，他们不仅成为中国统计学科的知识精英，而且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肯定[15]。
《统计月报》正是上述中国统计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科学研究方面，《统计月报》刊载的学术论文，代表了当时中国统计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些论文的作者大多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具备一流的统计学知识，后来也大多成为中国统计学社的创始会员和骨干力量。他们不仅著书立说传播知识，也为政府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在统计资料方面，《统计月报》公布的数据展现了当时中国各个行业的基本风貌和整体趋势，为国民政府开展建设提供了决策依据。由于这些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民经济水平和社会运行状态，因此也受到了民间学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联合国成立后，国民政府每月提供给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包括重要矿工产品、交通运输、财政金融、国际贸易等，都来自于《统计月报》，这些数据也被联合国主办的统计刊物按月刊发，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国情的窗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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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统计月报》的创办经历、内容结构和数据质量，不仅展现了中国现代统计事业曲折前进的历程，也折射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落后与不足。作为转型时代的产物，《统计月报》是中国社会接轨现代世界文明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统计月报》的历史意义和史料价值，值得后人重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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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udyon"TheStatisticalMonthly"duringthePeriodofRepublicofChina
LIU Wei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00，China)
Abstract："The Statistical Monthly" is an official publication operated by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istical history，it reviews the publishing process of "The Statistical Monthly" from 1929 to 1948，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the column structure and its content quality，depicting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statist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and also revealing and affirm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tatistical Monthly"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atistics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Statistical Monthly； Bureau of Statistics； social investigations
中图分类号：C82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116(2019)01-0123-05
收稿日期：2018-04-06
作者简介：刘巍,男,安徽蚌埠人,历史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统计史。
(责任编辑：于思琦)
标签：月报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中国论文; 统计学论文; 官方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世界各国统计工作论文; 《统计与信息论坛》2019年第1期论文;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