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代是士族的转型期，传统士族逐渐走向衰落，其政治优越性日渐消衰，而文化传统和文化优越感则仍绵延不绝。以家训为标志的柳氏家风家教，是河东柳氏在政治地位衰落后继续保持文化高门的保障。其家训内容凝聚着唐代士族的家训理念，与六朝士族家训和其后的宋代士大夫家训既有承传，也体现出时代和家族性质的差异性。
关键词：唐代士族；柳玭家训；颜氏家训；宋代家训；儒家思想
所谓家训，是指家庭或家族中长辈对于晚辈的训诫，其目的是规范家庭、家族成员言行，教化子弟，延续家族文化传统。家训的出现几乎和家庭、家族的形成是同步的①关于家训产生于何时，学界有不同观点。马玉山认为家训一类起源于东汉，盛行于南北朝。参阅其《“家训”“家诫”的盛行与儒学的普及传播》，孔子研究，1993年第4期，第62-69页；刘剑康认为起源于上古时期普通百姓父子相传、口耳相授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伴随着家庭的形成而产生的。参阅其《论中国家训的起源——兼论儒学与传统家训的关系》，求索，2000年第2期，第107-112页；欧阳祯人认为家训起源于原始歌舞。参阅其《中国古代家训的起源、思想及现代价值》，理论月刊，2012年第4期，第36-40页。。家训的形式有韵文、散文之分，载体有纸本、石刻和木刻等之别，其内容也因为家庭、家族因素以及时代特征而不同。晚唐柳玭的家训，是唐代士族家训的代表，体现着士族的家训理念，也和六朝士族家训以及宋代的新型士族家训有所区别。本文对此略加探讨，以俟方家教正。
一、唐代士族与晚唐河东柳氏
一般认为，士族作为一种家族形态，萌生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作为政治和文化高门的士族，以门阀制度为保障，形成社会的特殊阶层和特权阶层。六朝的高门著姓在家族绵延的进程中，重视家风家教，树立世代相传的家训家规，构成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堪称六朝士族家训的集大成者，也被认为是后世家训的鼻祖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实行，为寒素阶层打开了通往仕进的大门，虽然也并未堵塞士族的仕宦通途，但是世家大族的政治、文化垄断优势却受到冲击。然而即便如此，有唐一代，门阀士族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李唐王室所属的陇西李氏本非六朝传统士族，其政治虽臻于至高无上之位，但在士族观念里，其门第族望仍不能与旧家大族相抗衡。唐太宗时期，尝令编纂《氏族志》，山东崔氏被列为第一，陇西李氏位于第三。太宗极为不满，下令重修之，明确诏令“崇树今朝冠冕”，其目的就是抑制旧家大族，抬高陇西李氏等新兴权贵的门第。唐文宗亦尝感叹说：“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1]卷172，5206唐玄宗时期重修谱牒，其修撰原则是：“取其高名盛德，素业门风，国籍相传，士林标准；次复勋庸克懋，荣绝当朝，中外相辉，誉兼时望者，各为等列。其诸蕃酋长，晓袭冠带者，亦别为一品”[2]卷560。这个既定原则，不仅抬高了“今朝冠冕”的家族门第，而且把“诸蕃酋长”也列入士族行列，这对传统士族显然是个很大的冲击，昭示着传统士族政治地位的衰落。柳芳《姓系论》曾对唐代的士族姓望有一番梳理，说：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3]卷372，3778-3779
在这番描述中，传统的旧家大族、新兴的关陇李氏和诸蕃虏姓一起，构成唐代社会的政治高门。社会阶层的新格局，带来士族生存环境的显著变化，政治、经济上的垄断性和优越感逐渐丧失。陈寅恪认为：“所谓士族者，起先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4]传统士族在政治、经济上已经不再保有优势，为了保持姓望、巩固门第，唯有大力发扬家族文化优势，整肃门风，教化子弟，以图光耀门楣，延续家族。因此，“对于士族而言，只要维护好家庭的家法、家风，文化传统不衰，其社会声望也便不会衰败，家世便会得以延绵”[5]。传统士族要保持家族文化优势，良好的家庭家族教育是必由之径。家训，作为家庭家族教育中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受到士族的关注和重视也就在情理之中。
“莅官则洁已省事，而后可以言家法，家法备，然后可以言养人。直不近祸，廉不沽名。忧与祸不偕，洁与富不并。”《旧唐书》和《全唐文》中此段文字中的“家法”作“守法”，曰“守法而后可以言养人”。三种文本文字稍异，含义基本相同。柳玭认为，做官之要仍在做人，只有自己洁身自好，才能树立规矩，有了规矩，才可以去要求规范别人。做官要“直”、要“廉”，这样才能不近祸，才不是沽名钓誉。
唐中宗朝宰相苏瑰，以子苏颋有宰相器，遂于闲暇时，将自己的为官之道和处世经验，写成二十七条文字，这就是他传世的家训文献《中枢龟镜》。《中枢龟镜》从宰相的职责、处理事务的原则、奏议的风格、与同僚相处之道、亲属子弟如何避嫌、居家宜洁而去华等诸方面，语重心长，谆谆告诫，为置身官场的苏颋提供了实用有效的做官指南。
接着我们签合同，大意是，乙方（我们）中的某一个人，如不慎坠亡，甲方（建筑承包方李大头）赔偿死者家属二十万。若是伤残，则根据伤残情况而定，二十万封顶。吴国栋说，这钱太少，矿井里死了一个人，至少赔四十万，有的还赔到了八十万。
公绰天资仁孝，初丁母崔夫人之丧，三年不沐浴。事继亲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绰非薛氏所生。外兄薛宫早卒，一女孤，配张毅夫，资遗甚于己子。[7]卷165，4304
综观唐代士族，普遍重视家风家教，家族风气醇厚优良。唯唐代家训传世者不多，更显得河东柳氏家训弥足珍贵。“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云”[7]卷165，4310，可知，柳氏家训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仲郢以礼法自持，私居未尝不拱手，内斋未尝不束带。三为大镇，厩无名马，衣不熏香。退公布卷，不舍昼夜。……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7]卷165，4307
柳玭家训以立身修己为第一要务，曰：“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弃义为凶人”①《新唐书》卷163中无“以交结为末事，以弃义为凶人”两句，此据《全唐文》。《旧唐书》与此文字略有不同，“弃义”作“气义”。。“孝悌”“恭默”“畏怯”“勤俭”是他提出的做人的四个方面。百善孝为先，孝悌一向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柳氏家训中，“孝悌”受到高度重视，被当作立身之基。柳玭例举崔琯祖母侍奉曾祖母至孝的故事，说明孝悌可以护佑家门昌大。在全文的结尾，更是把“孝慈友悌、忠信笃行”视作“乃食之醯酱，可一日无哉”，强调孝悌友爱之于士族家庭日常生活的必要性。在肯定“孝悌”“恭默”“畏怯”“勤俭”四者外，柳玭还指出应当戒惧的两方面：交结和弃义。在他看来，四处奉迎交结，是不足挂齿的末事；而不讲义气，做人反复无节，更是不吉利的。这两点，是对他所肯定的四个方面的反证，以更加充分地阐发所标举的立身原则。
（柳仲郢）母韩，即皋女也，善训子，故仲郢幼嗜学，尝和熊胆丸，使夜咀嚥以助勤。……有父风矩，僧孺叹曰：“非积习名教，安及此邪！”[1]卷163，5023
二、唐代士族家训的基本内容
《旧唐书》卷165“柳公绰传”附“柳玭传”中，收有柳玭所著诫训子弟的文字，后世称为《家训》。《新唐书》卷163“柳公绰传”附“柳玭传”中，除与《旧唐书》所收相同的诫训文字外，另收有柳玭诫训子弟的一段文字。《全唐文》收柳玭文共三篇，其一为《大唐万寿寺记》，其二为《戒子孙》，其三为《家训》。《大唐万寿寺记》是一篇记文，与本文论旨无关，故不及；第二篇《戒子孙》即《新唐书》所收另一段文字；第三篇《家训》即《旧唐书》所收诫训文字。由是观之，《全唐文》收录的《戒子孙》和《家训》实则应为一篇，即《新唐书》中所收的柳玭诫训子孙的文字。本文所称的柳玭家训，即以《新唐书》所收文字为基本文本，参以《旧唐书》和《全唐文》中收录的文字。大略来看，以柳玭家训为代表的唐代士族家训，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立身
由上可知，柳氏家族具有优秀的家风家教，这对于家族承传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论坛上，工锅所林欣、中能国信曲云鹤、申欣环保王薇、燃气设计院丁新龙、航天智慧能源郭甲生、燃气集团任兴超等7位专家围绕锅炉低氮燃烧前沿技术与发展方向、锅炉低氮提标改造案例情景及商业模式、改善上海天然气供应和营商环境等议题作了专题报告，分享了各自专业领域的探索和实践。市能效中心副主任魏玉剑介绍了工业燃气锅炉低氮排放技术路线，并就相关政策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
唐代士族家训中的孝悌，不仅指对生者的孝悌友爱，还包括对逝者的祭奠葬敛。姚崇《遗训》和卢承庆《临终诫子》中，都谈到薄葬、节葬的问题，告诫子孙不要流于世俗以厚葬为大孝。恰恰相反，厚葬不仅浪费钱财，还有可能导致最大的不孝，即被盗墓，“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把薄葬、节葬的理由说透，有利于后世子孙领会遵奉。
UV法或HPLC法结合金属离子沉淀法测定米索硝唑pH敏感脂质体中主成分含量的比较 ……………… 魏 巍等（24）：3321
在日益严峻的生存压力之下，个体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 当升学、就业等一场场非此即彼的角逐来临之时，昔日同窗将会成为强劲对手。 面对这样的情景，大学生群体极易产生不当竞争心理和行为，不但会影响个体的健康发展，还会对大学生群体的人际关系产生威胁，继而破坏集体凝聚力，集体和集体主义原则就这样“被消解在竞争的酸浴中。”[10]38
（二）治家
“肥家以忍顺”。肥家者，犹言治家，使家业丰厚、家门昌盛之谓也。柳玭认为关键在于“忍顺”，即谦卑宽容，不义气用事，以宽柔之法，积累家业，使家庭和家族保持兴盛。唐代家训中涉及治理家业的内容很少，即便论及，也只是笼统地提出一些原则性的要求。苏瑰《中枢龟镜》中谈理财说：“管财无多蓄，计有三年之用。……多蓄甚害义，令人心不宁，不宁理事不当矣。”这是唐代少见的涉及钱财的家训，却提出“多蓄害义”的忠告，其钱财观念与宋代家训有很大不同。宋代士大夫家训中，有不少都谈到具体如何肥家的措施，如理财治生、发展家族产业等。
但实际上，唐代士族不善理财治家者不在少数，只是士族家庭家大业大，些微的经济损失似无足挂齿，也有士族的豪爽洒脱的个性因素在内。《旧唐书》卷165“柳公权传”谓柳公权“志耽书学，不能治生，为勋戚家碑板，问遗岁时巨万，多为主藏竖海鸥、龙安所窃。别贮酒器杯盂一笥，缄縢如故，其器皆亡。讯海鸥，乃曰：‘不测其亡。’公权哂曰：‘银杯羽化耳。’不复更言。所宝唯笔砚图画，自扃之。”[7]卷165，4312柳公权平素对待家资器物态度如此，可以想见，其对治家理财不会太多挂心，更不大可能将之写进家训遗示子孙后代了。
也有唐代士族谈及家产的。李德裕在其《平泉山居戒子孙记》中写道：“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孙也。以平泉一树一石人与者，非吾佳子弟也。吾百年后，为权势所夺，则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3]卷708，7267以平生之所爱对子弟谆谆教导，以保家产，其情甚为感人。然观其意，其所告诫子孙者，乃因对平泉山庄的深厚感情而不肯轻易舍弃，强调的是情感因素，而非山庄的经济价值。
（三）为官
有关唐代士族的家训资料，传世者并不多，且多数并不是撰写者有意写就的家训专文，而是因其内容关涉家训，被收录到史传文字或者后世的家训汇编之类的著述中。如姚崇、卢承庆、穆宁、皮日休等的家训类文字，收录在《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本传中；董昌龄母亲和李景让母亲的“母训”，朱仁轨、杜牧、李恕、刘禹锡的家训类文字，收录在宋代刘清之编纂的家训汇编著作《戒子通录》中。也有内容关涉家训的诗文，收录于作者的别集，如白居易《狂言示诸侄》、韩愈《符读书城南》、元稹《哭子十首》、柳宗元《送从弟谋归江陵序》等，分别收录在他们个人的诗文集中。
河东柳氏自北朝时就是显赫的门阀士族，是河东三著姓柳、薛、裴之一。柳宗元在叙及自己的家世时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6]卷11入唐以后，柳氏亦是关中的高门望族。除柳宗元一支外，柳公绰、柳公权一支也颇为显赫。柳公绰为循吏，且以文名。其子仲郢，博学好礼，尤重义气。仲郢子柳玭，亦有文学，工楷书。柳氏家族家风优秀，家族成员品行卓杰。如：
（四）治学
“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学为根株，正直刚毅为柯叶。有根无叶，或可俟时；有叶无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这里的“文学”，是宽泛地指称“学问”。道德文章，历来是古人评价人物的两个重要指标，犹如今日之德艺双馨。视德行文学为根株，足见柳玭对此二者的重视。“修己不得不至，为学不得不坚”，是说读书要有坚定的意志，要舍得吃苦。柳玭还将“不知儒术，不悦古道，懵前经而不耻，论当世而解颐。身既寡知，恶人有学”列为“坏名灾己，辱先丧家”的“五失”之一，以引起家族子弟的足够警惕。
此外，关于如何处世，柳玭认为要“保交以简恭”。谓与人交往，简捷爽直，恭敬礼让，才能交情长久。柳玭家训谈如何处世的内容不多，或许是因为士族子弟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熏染，于待人处世之法自然心领神会，无须多言。抑或，也有柳玭本人不甚看重处世之道的缘故罢。
三、唐代士族家训的精神内核
柳玭家训是河东柳氏树立家风家法、延续家族文化的有力手段，是唐代士族家训的代表，其所呈现出的唐代士族家训的精神内核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具有自觉的士族意识和门第优越感
根据该区油层物性及流体性质特征，确定此次实验的主要目的是提高驱替相黏度、降低水油流度比、提高驱替相波及体积，从而提高水驱采收率。以此为指导，结合现场注水工艺等因素进行了以下实验研究。
河东柳氏源远流长，累世集聚，发展到晚唐，仍然是世家大族。柳玭家训中有自觉的士族观念。其开篇即言：“大凡门第高者，一事坠先训，则异他人，虽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见祖先地下。”他有清醒的门第意识，认为士族子弟比之寻常人家子弟，更要注重言行，谨遵先训，否则如有违逆家训之行为，就特别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这样，即便自己可以苟得名爵，却有何面目面对地下的列祖列宗呢？又说：“所以修己不得不至，为学不得不坚。”①《旧唐书》此处文字作“所以承世冑者，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更明确了“承世冑者”的士族子弟的身份自觉。强调作为世家子弟，一定要修己为学，还把能做到这些的世家子弟称为“上智”。这种自觉的门第意识和门第优越感，既是柳玭作为世家子弟与生俱来的融渗到骨子里的气质，也未尝不是唐季时代环境下，世家子弟对士族优越性逐渐丧失的徒力挽回和自我慰藉的精神挽歌。因此，柳玭在诫训子弟时再三致意：“故世族远长与命位丰约，不假问龟蓍星数，在处心行事而已”[1]卷163，5027，“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学识礼法称于士林，比见诸家于吉凶礼制有疑者，多取正焉。丧乱以来，门祚衰落，基构之重，属于后生”[1]卷163，5028。其训导子弟，延续家族统绪的心意殷切可鉴。
（二）以儒治家的基本理念
如果将柳玭家训与以《颜氏家训》为代表的魏晋六朝家训、以司马光《家范》和袁采《袁氏世范》等为代表的宋代家训相比，会看到很多共同的方面，比如对立身做人的强调就是贯穿其中恒久不变的内容。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家庭家族建立在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儒家思想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基，自儒学创立以来，以儒治家治国的理念就得以明确。尽管佛道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也呈现出一定的作用，却始终未能动摇儒学的主导地位。“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礼记·大学》），以儒治家治国的理念几乎伴随着儒学的产生而产生。
【美国BWX技术公司网站2018年9月27日报道】 2018年9月27日，BWX技术公司(BWX Technologies)宣布其子公司美国核燃料服务公司(NFS)已获得一份总价值5.05亿美元的高浓铀稀释合同。这是该公司迄今获得的最大一份高浓铀稀释合同。
不过，以因果报应为表征的佛教思想，在《颜氏家训》和柳玭家训中都有体现。柳玭家训中不惜笔墨，记述王涯因“不知恩权隆赫之妖”而构祸，贾餗因“卑位贪货不能正其家，忠于所事不能保其身”亦招致祸患，舒元舆因挟嫌迫害他人而最终自身也灾祸及身，说明“宿业报应”其实都有因缘。这种记述，旨在警醒家族成员要检点自省，谨言慎行，以绝祸患。虽然有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在内，却是服务于修身立德的儒家用世目的。《颜氏家训》因其颇多的因果报应思想，遭到了学者的批评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其书崇尚释氏，故不列于儒家。”，足以反证士族家训对儒家思想的尊崇。
（三）对修身、为学的普遍强调
《礼记·大学》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齐治平，兼济天下，是先秦儒家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在以儒治家的基本治家理念指导下，颜氏家训、柳玭家训和宋代家训中都普遍重视修身立世。柳玭指出“坏名灾己、辱先丧家”的五点过失是：安逸自私；不学妒人；心胸狭窄；从俗享乐；贪名逐誉。他认为，“五失”之害，“甚于痤疽。痤疽则砭石可瘳，五失则巫医莫及”。很明显，柳玭家训中为后世屡屡提及的“五失”，都是关乎修身立世的。
重视读书治学，是从孔子的“庭训”开始就树立的教子传统。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唐代士族家训，对于读书普遍都很看重。韩愈的《符读书城南》诗云：“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8]卷9诗先以木材因匠人的绳削斧凿而有规矩成为有用之材，引申出读书之于人成长的重要性。然后，举出两个年齿相若的孩子的例子，因为学与不学的区别，成年以后，“乃一龙一猪”的事实，生动说明读书的必要性，谆谆教诲，勉励儿子符勤奋读书。唐代士族甚至认为，读书治学不仅是科举仕进之法门，更是终身应习之业。李恕在《戒子拾遗》中就告诫子孙“擢第之后，勿弃光阴”[9]卷4，把读书当作终生的事业。
第二天一早，甲洛洛煮了一碗面条来到公安局，他只小声的对着老邓那个病恹恹的老婆请求能不能看看登子，可那个女人打死都不敢去叫醒老邓。
唐代士族也颇以诗书人家而自豪。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云：“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尚可与尔读，助尔为贤良。……愿尔一祝后，读书日日忙。一日读十纸，一月读一箱。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10]卷1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位踞唐代高门的杜牧家族，教诲子弟的仍是要读书苦学，以学问立身处世。
（四）治生理财意识的淡薄
自从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说”，此观点历经几代学人的探究，现已成为学界讨论唐宋文化与文学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王水照指出：“宋代以来，以进士及第者为中心的‘士大夫’阶层取代了六朝隋唐的门阀士族，而成为政治、法律、经济决策和文化创造的主体，这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唐宋转型’的一大成果。”[11]魏晋六朝和唐代士族家训中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很少涉及家庭家族的经济问题，这一点应和他们的门阀士族的性质有关。作为世家大族，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成熟的家族经济经营模式，钱财之事既不成为问题，也就不会被放在心上。张兴武认为：“唐代‘士族’阶层不曾有过这种‘聚族而局’的家族组织形态，更不为族人承担太多的经济责任，因而他们对优美之门风的塑造全部集中在精神层面。”[12]87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唐代其他官宦诫训子弟，与传统士族相比，要“接地气”得多，会考虑到子弟后代的衣食住行等诸方面的现实生存问题。李袭誉是陇西人，尝为凉州都督。他留给子孙的遗训是：“吾近京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内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以立身。吾没之后，尔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羡于人。”[9]卷1这是典型的耕读传家式的家训，与农耕文化的传统相适应，亦可见出，出身陇西李氏的李袭誉以“今朝冠冕”而跻身士族行列，在家训方面与传统士族的不同。
根据游客中心感知价值层次模型发现，由成本价值产生的游客感知价值链均呈负向影响。其中 “服务设施价值-成本结果-人际交流”“服务质量价值-成本结果-人际交流”“服务设施价值-成本结果-成就感”“服务质量价值-成本结果-成就感”的关联度较强，即游客中心的员工服务质量与服务设施直接影响游客对于成本的价值感知，游客的成本感知由时间成本、精力与经济成本3个维度构成，其中经济成本价值感知仅为3.72。
到了宋代，家训中理财治家的经济内容则比较普遍。这个现象的出现，显然和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也和宋代崛兴的士大夫家族的性质及其经济状况有关。“宋代望族既有‘义田’‘义学’的种种负担，其做法与想法也就有了相应的改变。”[12]87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治生理财的内容堂而皇之出现在宋代的家训中。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文专论，此不赘及。
要言之，处于转型阶段的唐代士族，政治优势逐渐消衰，文化传统和文化优势则仍持续绵延，家训即是其标异于一般诸姓的家族文化表征之一。柳玭家训是唐代士族家训的代表，凝聚着唐代士族家训的基本精神内核，与六朝士族家训及宋代士大夫家训既有承传，也体现出时代和家族性质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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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Family Instructions of Gentry in the Tang Dynasty——An Examination Focusing on Liu Pin’s Family Instructions
ZHANG Wenli
（Faculty of Liberal Arts，Northwestern University，Xi’an 710127，Shaanxi，China）
Abstract：Tang Dynasty was a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gentry.The traditional gentry were gradually declining day by day.Their political superiority was disappearing，while their cultural sense of entitlement still continued.The family tradition and education of Liu Pin’s family，based on its family instructions，is a guarantee for them to maintain its high cultural status in Hedong District after the loss of the political status.His family instructions mainly reflected the essences and traits of the gentry family instructions in the Tang Dynasty.It is not only the inheritance and continuity of the Six Dynasties and the Song Dynasty，but also show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imes and the family.
Keywords：the gentry in the Tang Dynasty；the Liu Pin’s family instructions；family instructions of master Yan；family instructions in Song Dynasty；Confucianism
中图分类号：B823.1；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92（2019）03-0001-05
DOI：10.16858/j.issn.1674-0092.2019.03.001
收稿日期：2018-12-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宋转型与宋代家学、家风及文学研究”（17BZW101）
作者简介：张文利，女，陕西凤翔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校 项晓静】
标签：家训论文; 士族论文; 唐代论文; 家族论文; 子弟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伦理学(道德哲学)论文; 家庭论文; 婚姻道德论文; 《安康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宋转型与宋代家学; 家风及文学研究”(17BZW101)论文; 西北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