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怎样立志起信，孔子尤重“志于道”“道前定”。“我欲仁，斯仁至矣”，人有“守死善道”之心，才有“行笃敬”的踏实努力。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追求“学行天下”，一生为“求道”努力。这在孔子弟子后学传述孔子学说，编辑《论语》时体现。《论语》体现的孔子之学、孔子的追求、孔子对待“人不知”的态度，都与孔子的人生主题相呼应。
【关键词】孔子；论语；志于道；学
作为安立中国人生命的学问，孔子儒学特别强调立志起信与亲证悟入，树立并坚定正确的价值观念。社会要和谐，国家要安宁，人心要和顺，就要挺立价值与信仰，牢牢筑起道德的堤防。孔子儒家十分重视价值观的树立与培养，孔子就强调“士志于道”，希望“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少年立志，一生求道，希望“学行天下”，这在《论语》等相关著作中也得到了体现或印证。
一、道前定则不穷
孔子思想来源于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来源于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他自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从孔子明志、立身、求道的经历，可知无论人生经历怎样的阶段，立志、明志最为关键，最为重要。何谓“志”？朱熹曰：“心之所之谓之志。”[注][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4页。所志为何，意味着确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明确了自己的奋斗方向，因而也就有了人生的方向标。立志对于人生的意义，诚如近人程树德先生引《反身录》所云：“志道则为道德之士，志艺则为技艺之人，故志不可不慎也，是以学莫先于辨志。”[注]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45页。
孔子有自己的“道德经”，他说：“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孔子家语·王言解》)作为人生方向的“道”决定作为行为规范的“德”，有了正确的价值观，有了正确的信仰与价值判断，才会去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故《中庸》说“道前定则不穷”。有了正确的价值观，有了既定的价值取向，就确定了人的理想、信念、目标、方向。如果没有“道”，缺乏理想、信念，就没有了未来与希望。
戴荣华，（1940年1月－2017年2月5日），1940年1月生，江西鄱阳人。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高级会员，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1959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长期在轻工业陶瓷研究所从事陶瓷艺术创作研究，擅长陶瓷古、粉彩装饰兼新彩、青花。
君子应当志存高远，在担当与引领的层面发挥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作用，故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儒家在教授弟子“修齐治平”的君子之道、为政之道时，就特别强调志趣之大小，勉励弟子尽心求道，对于子夏“学稼”“学圃”之事，孔子斥之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并明确指出“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对此，朱熹《四书集注》引谢氏曰：“子夏文学虽有余，然意其远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语之以此。”[注][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8页。同为儒者，其中亦存在人品高下、志趣大小之分，孔子设教希望弟子“学而优则仕”，能够有远大的志向与信念。
理解孔子儒学，就要在这样的“境界”与“格局”上去着眼，这恰如《论语·宪问》中两处谈论管仲时孔子以之为“仁”的记载：
式中：Pm表示汽车等速(60km/h)行驶时的功率；S为汽车续驶里程要求(km)；W为电池可用能量(kW·h)；ur为电动汽车行驶速度(km/h )；Pm为汽车等速行驶时所需功率(kW)；t为机械效率，本文取0.9；M为汽车质量(kg)；f为滚动阻力系数；W为单个串联电池组可用电量；Q为电池总容量(Ah)；Ubat为蓄电池单体电压(V)；N1求得为30。
1.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党员领导干部是上级决策部署的执行者，是本单位、本部门干部风气和干事氛围的影响者和引领者。其精神状态如何，直接影响到员工的工作状态，反映出队伍的作风形象，决定着工作的效率质量，关乎事业的起伏兴衰。要始终保持对工作的热情、激情，要有一种不怕困难、不怕挫折的勇气，一种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锐气，一种勇往直前、勇立潮头的豪气，切实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升思想境界和工作水平。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认为，与管仲之“仁”相较，“树塞门”“有反坫”等无礼行为以及行事之“不义”皆是小的方面，正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与此一致，与洒扫、应对之类的“小节”相较，孔子更主张弟子追求“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注]同上，第1页。。
相对于民族唱法而言，美声唱法更具科学性。因为美声唱法是在良好气息的支持下，充分运用人体各个部位的共鸣，使声音通畅、洪亮、浑厚、圆润、松弛自如、音色优美。它有着一套科学的、系统的发声训练方法。强调声音的连贯、通畅、柔美；讲究整体共鸣，充分调动人声的共鸣腔体达到统一，音域宽广，音乐幅度大。
人要立志，树立信念，更要信念坚定，要有“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中庸》)的执着。只有这样，才能落实到具体的行动，才能避免“半涂而废”。其实，《中庸》之“至诚”之道，就是要人在正确的方向上努力坚守与坚持，此即所谓“择善固执”。方向明确才能道路坚定，《中庸》引孔子之言论证“中庸”之易“择”不易 “守”，指出：“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不言而喻，能够“道前定”且始终“志”于此道并非易事，孔子也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论语·公冶长》)的思想，但孔子心怀大志，希望自己的思想学说能够为时代所认可、所行用，能够“学行天下”。
孔子叹息，尚在年少的子思却能安慰乃祖之心，从而使孔子欣慰，可以推断，后来的子思一定会精心编辑孔子遗说，也确实能够更好地理解、把握孔子思想，并体现在《论语》的编纂之中。
二、《论语》的“编者之心”
表面看来，《论语》以语录体展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但其编纂目的却是保存“夫子本旨”，传承孔子思想。
我国理财市场发展处于初级阶段，银监会对银行、信托公司等进行监管，正确、基金、期货等公司由证监会监管，保险公司则由保监会监管，银行理财产品涉及以上监管多项内容，对产品的审批、份额管理以及保底承诺管控深度不同，对资金托管、风险控制以及信息披露等问题管控程度有限，造成监管机构监管执行力度不足，监管效率不高，为行业发展带来影响。
孔子很早就开始收徒授学[注]《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钱穆先生说：“琴张乃孔子的弟子，殆在当时已从游。” 而当时孔子年三十一，故孔子至晚三十一岁已经授徒设教。 。在长期的教学交流过程中，孔门弟子有随时记录孔子之言的习惯，如《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记载：
叔仲会，鲁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岁。与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
李霞也不纠缠，不动声色地说，您说得很有道理，既然是自由竞争，那就好，我们会改进不足，在人才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
这段材料很清楚地说明，在孔子晚年教学过程中，有人专门记录其言论，这使得其言行的许多资料被保留下来。只是，这里有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孔子以后的人们在传述这些言论时，往往难以避免“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孔子家语·后序》)，因此，为保存“夫子本旨”，孔门弟子后学就会将“各自所记”“辑而论纂”，《论语》的编纂从而成为迫切的需要。
关于《论语》的作者及成书，《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记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可知，一方面，《论语》是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行资料的直接记载；另一方面，因为是不同弟子所记，侧重点不同，且所记数量可观，成书过程中必然有所拣选。这应该就是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所说：“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一个“取”字，点出了《论语》成书问题的关键。
《论语》既是经过认真拣选的“正实而切事者”，那么可以推想，孔子逝世后，面对“儒道分散”“各得一体”，以及“各以巧意而为枝叶”之类的情形，需要有人出来主持整理孔子遗说，以孔子之“言”表达孔子之“意”。事实上，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后学面对孔子离开而留下的真空，非常怀念与他一起对答、交流、畅谈、论辩的时光或情形，渴望继续得到如同孔子生前一般的教诲，于是有人想到推举合适的人来讲学，就像孔子生前那样。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去世后，子夏、子张、子游等人甚至以有若“状似夫子”，曾经推举有若为“师”。对此，《孟子·滕文公上》也有记载：“昔者孔子没，……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但他毕竟不是孔子，难以服众，因而受到责难与质疑。可见，有合适的人来主持或亲自结集孔子遗说，以表达孔子的思想与精神，是人们的殷切期待。
正如《韩非子》中所说，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孔子后学的分化显然体现了人们传承“真孔子”的需要。谁是“真”孔子？谁来确定？只有孔子能确定自己，因此，用孔子的言论来表达孔子，才是最恰当的方式和方法。于是，《论语》的编纂不会是任意的材料堆砌，而无疑应当在用力去表达孔子的思想逻辑，以“编者之心”去努力靠近“孔子之心”。不言而喻，《论语》除了其“正实而切事”的特点，还会有其特定的选材标准、严密的内在逻辑。
关于《论语》的编纂者，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其实，无论是谁，在孔子去世不久的当时，能够得到孔门后学的认可，担此重任，一定是对孔子的追求、主张都有着比较准确、全面的把握，且德高望重之人。经过深入分析思考，我们认为《论语》由子思主持完成的说法更为合理。[注]一方面，从《论语》中厚重的曾子言论可知，除了曾子门人，他人一般不会如此编辑；另一方面，在孔门后学严重分化的背景下，能够聚集这么多的材料，合理的推论只能是材料汇集后，由一人进行整理编订，而此人必定是曾子门人中地位尊隆之人，那么符合条件的只有子思。另外，《孔子家语》属于“孔氏家学”范畴，而其与《论语》“并时”的情况表明，二者的整理与编订者只能是子思。详见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
较之其他编纂者的猜测，子思身份特殊，孔子的嫡孙、曾子的学生，因此对孔子有着更深的了解，能够更好地把握孔子的思想及其追求。材料显示，子思应该堪当此任。
据《孔丛子·记问》载：
关于“大学”之教，朱熹《大学章句序》载：“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注][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页。这里，朱熹对周代“大学”入学年龄、入学对象以及学习内容作了详细介绍，大学是为政之学，学习的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懂得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于进膳，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
孔子关心天下，心系苍生。他希望看到人们价值观念符合道义，希望“道”的实现，对实现“明王之道”抱有深切的愿望。当然，孔子对当时的现实有着清晰的了解， 曾言：“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中庸》)尽管如此，他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这种“知其不可”却仍然“为之”的做法中，孔子信念之坚定可见一斑。
三、“学而时习之”的追求
孔子的一生是求道的一生，对于他最为关切的问题，自然应该在整理孔子遗说时体现出来，并理所当然地出现在《论语》开宗明义的位置。而《论语》首篇首章“学而时习之”的理解，是把握孔子此追求的关键。可以说，“学而时习之”正是孔子一生的追求所在，也是我们全面把握《论语》全书乃至孔子思想的金钥匙。
顾名思义，技能就是掌握并运用某项技艺的能力，它包含语言交际技能、非语言交际技巧和交际策略技能三方面的内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非语言交际技能中特意设置了中医药学术交流技能和交际风格(文化移情技能)两项技能，主要原因是由于教师国外访学起码肩负着教学、科研和传播文化三重任务，因此对于(中医药)学术交流应该作为非语言交际技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其他文献典籍中将“学”字用做名词的情况也多有出现。如《礼记·学记》中载：
对于《论语》开篇三句话，传统上一般认为是孔子在学习方法、交友、人不知三个方面的态度，而“学而时习之”翻译为“学习要经常去温习”，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孔门教学等同于古代小学教育，事实是否如此，此观点是否正确，应结合对孔子之学的整体把握才能做出正确判断。
孔子教学无疑是成功的，而“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的教学成就，主要得益于其“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诲人不倦”的教学品格，但孔子的“有教无类”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弟子需要达到一定的年龄。[注]《论语·述而》载：“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对于其中的“束脩”，历来解读不尽相同，主要观点有两种：第一，干肉说；第二，束带修饰。我们从第二种观点，即孔子办学不分贵贱，但有年龄限制，只有束带修饰，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向我求学，我才“有教无类”、“诲人不倦”。
据文献记载，周代学制包括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大戴礼记》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大戴礼记·保傅》)可见，当时而言，孔子从事的是“大学”之教。因此，只有到了束脩之年，达到“成童志明”，才能够入孔门受教。
2.将学校的本科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资源整合，针对其培养方案和目标制定相应模块，选取相应课程，并借助第三方认证机构，对学生进行分类培养，即“模块化”培养模式，实现企业、社会与高等学校网络课程（学分）互认的有效对接。
孔子杏坛设教，对弟子进行的正是君子之道、为政之道的培养。所以，按照传统对“学而时习之”的理解，对孔子之学的把握未免有失恰当。鉴于此，有学者回归经典，从孔子思想出发，提出“学而时习之”之“学”是名词，当译为“思想主张”，开篇三句话应该理解为：“如果我的学说被社会普遍接受，在社会实践中加以应用，那不是很令人感到喜悦吗？即使不这样，有赞同我学说的人从远方而来，不也是很快乐吗？再退一步说，社会没采用，也没有人理解，但自己不怨愤恼怒，不也是有修养的君子吗？”这样的解读似乎更加符合孔子的人生追求，也更加准确地把握了《论语》编者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其实，早已有学者做出了这样的理解，清人毛奇龄曾提出要将“学”字理解为名词，他在《四书改错》中提出：“错矣！学者，道术之总名。”程树德也持此观点，他在《论语集释·学而上》中指出：“‘学’字系名辞，《集注》解作动辞，毛氏讥之是也。”[注]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4页。按照两位先生的解释，首章“学”字应该与“道”相近，做名词，理解为思想主张及对社会、人生的总体认识。
实际上，《论语》中曾多次将“学”字用做名词，如：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论语·为政》)
“士志于道”(《论语·里仁》)
第四，解放战争阶段，1946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需要变“农民减租减息、地主交租交息”的政策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1947年9月13日，又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这就从法律上确认了农民土地所有权，真正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志于道”(《论语·述而》)
三处材料中，“学”“道”明显是同位语，作名词，意思均可说是“思想主张”。再如《论语·述而》篇中，“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之“学”亦作此用法。
既然如此，很多作家就不算什么真正的创作家了，因为他们有“作家气”和“文学气”，即他们是矫揉造作的模仿者。 因此“偷看私人信件的邮政局长(《钦差大臣》)是个有着良好文学趣味的人”[37]。
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
因为安于他的学说才敬爱他作为自己的师长，因为赞同他的主张才和他成为好友。显然，“学”与“道”意义相同，作名词，意思是“思想学说”或“主张”。
再如被称为“孔子研究第一书”[注]杨朝明：《〈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载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代前言第1页。关于《孔子家语》的可靠性及其学术价值与意义，杨先生在此文中有详细的考究论述。的《孔子家语》中记载，孔篾与宓子贱入仕后，孔子曾先后问其为政之“得”与“亡”，孔篾认为没有得到什么，却在三个方面有所失，因为公事繁忙，故“学”不得“习”，不得“明”；而宓子贱认为没有失去什么，在三个方面有所得，因为所“学”得“行”而“益明”。可见，二人关注的都是自己所“学”有没有得“习”、得“行”，有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且材料中孔子对此“学”与“习”是认可的，可知，这里对孔子之“学”与“习”的理解是恰当的，而且很明显，此处之“学”作名词，指“思想主张”，这可以说是“学而时习之”的最好注解。
另外，从文本来看，首篇首章三个分句层层递进，不能割裂。三个分句中，“说”“乐”“愠”都是表达内心感受，但却包含不同的情感层次，也就是说，三者所对应的“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对情绪的影响是不同的，而传统解读本身没有层次的差别，自然也不会带来不同的情感体验，这就使得前后的衔接过于生硬。若从孔子思想出发，从自己的思想学说处于“社会普遍接受”“有志同道合之人”“没人理解”三种不同境遇时的心情来理解，则前后衔接更加顺理成章，内在统一，同时进一步证实了开篇“学”字作为名词“思想主张”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学而时习之”作为《论语》的开篇第一章，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这是孔子“志”之所在，也是其一生的追求所在，而将关于孔子的思想主张能够被社会接受作为首篇首章的主题，充分凸显了编者对孔子思想的把握。从文本角度而言，将开篇“学”字理解为名词“思想主张”，使三个分句连贯一致，前后衔接更加合理。
10月30日，由黑龙江倍丰农资集团、青海盐湖工业股份共同出资成立的山东倍丰盐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丰盐湖农业科技”）在山东临沂临沭县隆重举办了开业盛典。
四、笃行善道的境界
有了“前定”的“道”，才会有实行的“笃”。就像真正的“知”一定落实在“行”上，“立志”与“笃行”是二位一体的。只有“志于道”才能“行笃敬”，“行笃敬”是“志于道”真真正正的落地、踏踏实实的表现。只有由“志学”而“笃行”的过程实现，人才能完成自身生命意义的提升，这就是笃行善道的人生境界。故《中庸》说：“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生物化学是研究生物体的化学组成和化学反应的学科[1]。它是护理专业的重要基础课，是护理职业的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学生进入大学最先接触到的医学课程之一，是引领学生进入医学殿堂的职业先导课程之一。学好生物化学，能使学生对医学、对护理工作产生浓厚的兴趣，以更积极的态度学习后续基础课程和护理专业课程。
孔子志向明确，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这一点，在其生命最后的感慨与遗憾中也有充分体现。每个人在其生命的最后，即将撒手人寰的时刻，都会对自己的人生充满思考，孔子此时的话更是语重心长，不无遗憾。《孔子家语·终记解》记载，临终前七日，孔子一大早起来，就感慨泰山之颓、梁木之怀、哲人之萎，并在发出天下没有能够尊崇我学说的圣明君王的叹息后“七日而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论语·泰伯》)，作为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临别之语，孔子在感叹社会无道与“明王不兴”的同时，更是对自己思想主张最终未能被“有国者”接受并推行感到遗憾，而这恰恰说明了孔子的一生追求所在，及对自己理想信念的执着。
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信念下，孔子一生坚持不懈，一方面积极入仕，先后为鲁国“中都宰”“司空”“大司寇”；另一方面带领弟子周游列国，这种“政治流亡”似的人生经历，目标是寻找可栖之“木”，实现心中之“道”。这种矢志不渝的精神，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如面对长沮、桀溺等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的质疑与不解，孔子毫不动摇，坚持认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将传承中华文明、继承文武之道作为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充分传达了孔子为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矢志不渝的精神。
孔子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是执着的、笃定的，却并非是盲目的，他对自己思想学说及其社会现实有着清晰的认识，当自己的“道”不能为天下容，孔子一方面“知其不可而为之”，同时能够 “人不知而不愠”。 如《孔子家语·在厄》篇记载，陈蔡被困，断粮七日，从者皆病，此时，除了孔子继续讲诵，弦歌不废，仍然保持乐观态度，弟子也纷纷陷入困惑，子路认为君子不应该陷入困厄，质疑老师不够仁德，不够睿智；子贡也提议老师将其主张的标准“少贬焉”。对此，孔子的态度是坚持自己，他认为决定自己主张能否被接受的，不是个人品质或者主张本身，而是时势。当然，这里孔子的坚守不是“愚顽不化”，而是一种“时”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及处境的深刻认识，所以他主张“修其道”以“求其容”，因为真正的君子不会因为自己的处境不同而改变自己的节操，即使身处困厄，也能乐在修身，坚持自己的追求。
这种坚守与开篇“人不知而不愠”的人生境界恰好一致，而首篇首章三句话也恰恰成为了孔子一生追求的真实写照。孔子“十五而志于学”，一生的追求就是“学行天下”，所以，如果自己的学说能够被“有国者”推而行之，被社会普遍接受，达成一生所愿，“不亦说乎”；退而言之，若不能为天下容，却并不孤单，仍有志同道合若“颜氏之子”者的理解与支持，孔子的一句“有是哉”道出了内心的喜悦，“不亦乐乎”；再退一步，“人不知”而“不慍”，这是孔子“君子”境界的充分展示，既有对自己学说的坚守，又有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充分认知，进一步印证了孔子“学行天下”的追求及“行笃敬”的人生境界。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9)02-0155-06
作者简介：卢巧玲，山东平度人，历史学博士，(曲阜 273199)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2015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孔子施教与传统文化教育”(15CZXJ01)；2015年孔子与山东文化强省战略协同创新中心科研创新项目“孔门教学与文德养成”(KZXT01YB01)
(责任编辑李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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