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五四前后，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传入我国。建国后本土现实主义文学传承五四新文学之写实传统，也受三四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毛泽东延安时期之文艺思想作为现实主义“变体”之一，其基本观念延续到了五六十年代以降；“文革”时期对现实主义的接受与传播出现变异，其概念趋于扭曲，七十年代末开始“回归”，但八十年代受西方现代派冲击后被认为“过时”，九十年代“新现实主义”则在融合现代派元素基础上有了拓展。纵观70年来现实主义在我国接受与传播的曲折道路，它总体上得以广泛传播，但未被“独尊”，真正高水平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尚不充分，19世纪现实主义的真实观念、审美价值及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之关系等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与发掘。
关键词 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变体 接受与传播 审美价值
五四前后，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纷纷被引介到我国，催发了本土文坛各种倾向和形态的文学思潮与流派的共时性呈现。但是，随着国内社会与政治情势的变化以及本土学界对外来思潮流派的主体性选择，经过较短时间的论争和聚焦，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很快成为外来文学思潮在我国接受、传播与研究的主潮。此后较长时期内，尤其是建国后迄今70年来，同样由于社会与政治情势的变化，现实主义在我国出现了不同“变体”，有时被认为“独尊”，有时被认为“过时”和“边缘化”，有时又认为“回归”。概而言之，现实主义在我国被接受与传播的道路起伏曲折，有关它的“回归”“独尊”“过时”等说法，现在看来依旧有些似是而非、语焉不详。因此，回顾现实主义在本土接受与传播的历史，对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与把握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深化对其研究，促进我国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文学创作与理论建设的健康发展，是不无裨益的。
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中，中国致公党（以下简称“致公党”）因成立时间最早（1925年），且在海外（美国旧金山）以及与洪门有历史渊源等特点，向来为学者所关注。从纵向看，关于致公党历史的研究开始较早，民国时期便有相关著作对其早期历史进行阐述。新中国成立后，致公党的历史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不被重视或因诸多限制而长期停步不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致公党的历史研究全面步入正轨。从横向看，在政党史的研究范畴中，致公党的历史研究相较于清末政团、民国初期政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还较薄弱，存在论述框架较单一、缺乏对事件的细致考察、囿于政治性而对事件语焉不详或张冠李戴的现象。
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文坛的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沿着五四现实主义方向继续发展。不过，此后无论作为文学思潮、创作方法或批评方法，它都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学界诸多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和文学译介密切相关，因此，我们研究、分析70年来现实主义在本土的接受与传播，必须追溯到三四十年代甚至更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的十年左右时间内，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被接受和传播的势头比较强劲，学界对其理解和把握虽然还是初步和粗浅的，但其本质特征和内涵总体上被我们接受并得以较为有效地阐发、传播和借鉴。比如，以鲁迅为代表的关于现实主义的研究与介绍以及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是迄今为止外来现实主义在我国接受、传播与借鉴的成功范例之一。不过，20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随着左翼文学运动和民族救亡运动及国内战争的风云变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较之五四时期变得尤为难分难解，文学的政治内容和社会功利性被大力张扬，现实主义文学也因其与生俱来的鲜明的社会批判和政治历史属性而在这特殊背景下更加凸显其“工具性”功能。左翼文学激进主义在特定的社会情势下使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更为密切，这就为即将登场的新形态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作了政治与思想基础之铺垫。首先，相对谙熟苏联文学与政治的周扬及时地传播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1933年11月，周扬在《现代》杂志第4 期第1 卷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这是中国学人第一次正式介绍与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当时文坛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汇入并左右中国现代文学主潮”①，也预示着左翼文学思想沿着新的路线向前发展，更预示着俄苏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成为外来现实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主流，而西欧的本源性现实主义的接受与传播以及五四现实主义传统的延续在相当程度上进入式微状态。1938年，雷石榆在《创作方法上的两个问题——关于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一文中明确将写实主义分为自然主义的写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前者着重客观现实之真实，如实地、摄影机似地记录现实，或解剖现实，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等作家莫不如是；后者不单真实地表现现实，而且更积极地、更科学地透视现实的本质，因此现实的多样性、矛盾性、关联性、个别性、活动性以及发展的必然性得到充分揭示。②此后，欧洲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便基本上循着“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大方向一路高歌。
建国后不久，茅盾就在《略谈革命的现实主义》 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我们目前对于文艺创作的要求也是吻合的。”③1950年，他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又说:“最进步的创作方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基本要点之一就是旧现实主义(即批判的现实主义) 结合革命的浪漫主义。而在人物描写上所表现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如用通俗的话来说，那就是人物性格容许理想化。”④上世纪50年代，针对冯雪峰（《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和茅盾（《夜读偶记》）认为现实主义在中国源远流长且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观点，同时也是基于“现实主义” 的标签在杜甫等中国古典文学家头上飞舞的状况，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是否存在现实主义文学，本土学界曾经存在过持续的争论。但总体来看，基于冯、茅二人的政治势头，这场争论事实上并没能够有效展开。
50年代后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批判教条主义的背景下，秦兆阳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质疑。他特别强调正确处理好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反对简单地把文艺当作某种概念的传声筒。他认为“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大前提。现实主义的一切其他的具体原则都应该以这一前提为依据。“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的。” 秦兆阳说，如果“社会主义精神”是“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之外硬加到作品中去的某种抽象的观念，这无异于否定客观真实的重要性，让客观真实去服从抽象的、固定的、主观的东西，使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变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他认为，从现实主义的内容特点上将两个时代的文学划出一条绝对的界线是困难的。他提出了一个替代的概念“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⑤。周勃在《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刘绍棠在《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中表达了与秦兆阳相近的见解。
稍后，与反右派斗争密切相关的政治批判浪潮旋即呼啸而来。1957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 的社论，谴责右派分子企图在提倡艺术真实性的旗号下“暴露社会生活阴暗面”的险恶用心。姚文元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同何直、周勃辩论》中断言，我国文学理论中出现了一种修正主义思潮:“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强调现实主义的中心是‘写真实’，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过去的现实主义没有方法上的不同，因此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强调现实主义方法对艺术的决定作用，而把作家的思想同创作方法完全割裂开来，以为有了艺术性就一定会有思想性。”⑥从四十年代前后就开始流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周扬、夏征农、邵荃麟、林默涵等的推介与传播），经过不断地论争，逐渐在六十年代前后演变成为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革命现实主义”。1966年出台并在“文革”中发生了重要理论作用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革命”“两结合”规定为唯一正确、合法的创作方法；《纪要》于1966年4月10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1967年5月29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开发表。
历史地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翻版” 或者“变体”。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于20世纪三十年代初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论争后，最终与1934年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作家协会章程中正式提出并宣布为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其含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⑦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般被认为形成于20世纪初，也就是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其标志是高尔基的《母亲》和《底层》的创作开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诞生起，也一直在反复的讨论中不断摆脱“庸俗化的教条主义”的“狭隘性”内容，以“广泛的真实性”和“开放的美学体系”、现实生活发展的“没有止境”⑧等新内容不断丰富其内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确立的根本目的是： 社会主义苏联的文学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思想并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而在创作理念与方法上，又汲取了包括高尔基在内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乃至西欧现实主义的“写实”精神与传统。因此，笔者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疑是19世纪现实主义的一种“变体”，而且，因其影响广泛而久远，实际上“已经成了国际的文学现象”⑨。所以，从国际传播与影响的角度看，它实际上已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学创作方法与文学批评方法，而且也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或者流派。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变体”的新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影响广泛。它一问世，就得以在中国接受与传播；苏联文学也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旌旗下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一直是我国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学习、效仿和借鉴的主体。
如前所述，我国文学界从20世纪三十年代初就直接借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尊其为我国新文学的方法与方向；尤其是，长时期出于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崇拜和对苏联“老大哥”的敬仰，苏联文学及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精神，有效地促成了我国现当代文学之灵魂的铸就。就像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界特别青睐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一样，这种延续下来的俄罗斯“情结”，此时成了催发对苏联文学特别喜好的“酵素”；或者说，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某些特质，延续到了苏联文学之中，这也是我国文学界对其深感亲切因而对其情有独钟的深层原因。所以苏联文学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念，无形地渗透在了我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形态的文学与理论之中。在此，有一个具体的典型案例，特别值得深度分析阐发，那就是20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的发表和后来的影响，以及《讲话》与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的《讲话》并没有明确提出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解放区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但是，他根据当时的国情，强调文艺为广大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宗旨与大方向，这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呼应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事实上《讲话》本身也已经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而且也催化或者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并使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从理论到创作步入了一个新境界。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这固然有特殊年代较强的政治功利色彩，但其历史与现实之必然性与合理性也是不容置疑。因为，就文学之本质而言，政治性与功利性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艺术中的政治倾向是合法的，不仅仅因为艺术创造直接与实际生活相关，而且总是因为艺术从来不仅仅描绘而总是同时力图劝导。它从来不仅仅表达，而总是要对某人说话并从一个特定的社会立场反映现实以便让这一立场被欣赏。”⑩作如此的引证和阐发，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文学的功利主义和“工具化”。历史地看，毛泽东强调的文学方向和宗旨，其精神实质承续了五四现实主义“为人生”之文学精髓，也契合了当时社会情势对文学之社会功能的期待。因为，“为人生”的核心是启迪民智、披露社会黑暗以及国民之精神病疴，救民众、民族与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救亡和启蒙都是家国与民众之安危所系，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的功能与价值追求，也是新形势下的一种“为人生”精神之体现，也是“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的一种体现。至于毛泽东强调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学反映现实生活，本身也不乏现实主义的“写实”与“求真”之精神，而且，《讲话》针对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强调“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⑪应该说，《讲话》所倡导的文艺创作与批评方法，总体上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比较接近，也接续着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之传统。《讲话》发表之后，其核心精神基本上贯穿了20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从解放区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我国现当代文学。从文学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这段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界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接受、传播与实践的历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变体，同时也属于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的变体，而《讲话》是这种“变体”之核心精神的特殊形态的显现。而且，《讲话》又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之论断的一种接受与传播，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种中国式展示。
如上所述，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俄罗斯现实主义的一种“变体”，那么，这种“变体”了的“现实主义”在具有强烈的社会功利性这一点上放大性地传承了俄国现实主义的社会政治功能，与此同时又把原有的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内涵予以挤兑，于是，其本质上由于拥有了过多的超越文学自身本质属性的意识形态内容而演变出鲜明的政治宣传之特征，政治理想色彩浓郁，社会批判功能削弱。至于我国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加以改造后出台的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革命现实主义”，则更是现实主义的变体的“变体”，尤其是在“文革”这种“极左”思潮盛行的特殊语境里，“革命现实主义” 更成了一种空洞的口号和政治宣传“工具”，庸俗社会学的特征十分明显。确切地说，这种意义上的“革命现实主义”实际上已经算不上什么“现实主义”，因而也谈不上是“变体”了，而是扭曲的空泛的口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实主义的曲解乃至背叛。因此，这种“革命现实主义”客观上构成了对现实主义精神、方法和理念的冲击和损害。
北江、韶关航道事务中心积极围绕北江船闸统一运营管理开展前期工作，分别成立北江船闸统一运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部署北江船闸统一运营管理相关工作，配备积极参与在建船闸机电设备和金属机构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建立船闸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参与船闸联合调度系统开发工作，开展船闸先行人员培训工作，先后派员参加英德西牛枢纽、广西西江长洲枢纽三四线船闸进行船闸、统一调度操作培训等。
“文革”结束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两结合”的“革命现实主义”虽在一度是期内仍保持政治与理论正确的主导地位，但这种经过特殊年代“极左”思想浸濡的“创作方法”，实际上到后来已成了一个与创作实践相脱节的空洞口号。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持续展开，人们对曾经被尊为最好的创作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尤其是对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投之以不断的质疑，由此终于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前期引发中国学界关于现实主义的大讨论，这种讨论与文学创作中充满写实精神与人道情怀的“伤痕文学”的兴起几近同步，理论创新与创作实践两相呼应，表达了对“恢复写实主义传统”⑱的强烈期待。这一波的讨论焦点集中在三个层面：第一，何谓现实主义？大致有5 种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曰：现实主义是一种创造精神⑲；其二曰：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的基本法则，是衡量一切文学现象的总尺度⑳；其三曰：现实主义是一种文学思潮或美学思潮㉑；其四曰：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或美学原则㉒；其五曰：现实主义是一个文艺流派。㉓这些讨论对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也说明“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㉔。第二，现实主义的内涵是固定的还是开放的？ 其外延是有限度的还是无边的？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曰，现实主义有确定的内涵，因而其外延是有限度的㉕；其二则称：现实主义作为一切艺术的总尺度，内涵在不断发展之中，外延是无边的㉖。这方面的讨论意味着学界对以往“现实主义”理解上的不满足，表现出力图对我国以往各种明目的“现实主义”的拓展、突破的内在企求。第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否过时因而应予否定？杨春时等认为其作为政治化的口号应该否定㉗；陈辽等人则认为其作为正确的创作方法不应该否定㉘。刘纲纪等人则持中庸态度——对之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色彩较浓的特殊的“现实主义”，在此时对它的讨论多少还有些谨小慎微，但是，对其工具性、口号性特征以及一定程度上对现实主义的扭曲，学界普遍表现出了批评态度。总之，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前期关于现实主义的诸多讨论各抒己见、歧义纷呈，表达了各自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并都致力于摆脱“左倾”思潮盛行时期强加在现实主义头上的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让现实主义恢复其本来面目。这种努力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文学创作实践上都有明显的成效。以往学界普遍认为现实主义在此时得以“回归”，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是现实主义以今天的现实为基础所达到的最高峰，它被提出的时候要求能反映任何生活，能够反映任何历史时代；是体现了最高原则的概念，所以是一个最广泛的概念。它要担负起全历史范围的斗争。写历史的皇帝将相的小说（《彼得大帝》等）的，写资产阶级的（《布雷曹夫》等）的，写知识分子（《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写神话故事（《宝石花》等）的，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判定了没有写‘工农兵群众生活’就不是‘新现实主义’，那就等于锁住了它，使它不能斗争。”⑯
胡风对“现实”和“生活”的理解显得更加宽泛而深刻，不像当时和后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学界许多人理解得那么狭隘而浮泛。他认为“处处有生活，”文学应该反映“任何生活”⑰，因此其描写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工农兵群众”。至于他强调的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主观战斗精神，文学表现血肉人生、揭露奴役人民的反动势力、反映人民的斗争意志等等，这些都既鲜明地标举出他所理解、接纳和倡导的现实主义之独特性——继承了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又有西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的本原属性，是一种在当时别具特色的“现实主义”。也正因为如此，又使他的这种现实主义理论在当时显得有些“异类”，于是也就曲高和寡，并且后来还因此遭受政治冲击乃至迫害。当然其间还有别的原因。但是，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史中，胡风对现实主义的倡导和传播是不可抹去的浓墨重彩之一笔。
另外，无论从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角度看，从20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我国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既不完全来自于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也不完全来自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学中原本就有丰富的写实精神的艺术资源，19世纪这个时段之外的外国文学也有多种多样写实传统可资借鉴。所以，即便在文学理论与观念混乱、现实主义观念迷失的情况下，在我国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写实精神与传统依旧绵延不绝，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也依然有一席之地，虽然真正高水平的现实主义精品为数不多。不过，从本文所谈的外来文学与文化的本土传播和接受的角度看，这一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欧模式的19 世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我国文坛的接受与传播之成效并不显著，甚至出现停滞的状况。
陈洋依旧用不紧不慢的语调说：“什么样的凶手永远不会被人抓住？当然是死了的人。只需要收买抢救的医生，换一具被解剖过的残尸，杜朗就可以明正言顺地死了。而一个死人去杀人，留下一堆指纹又能怎么样呢？”
二
当然，我们在看到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之“变体”形态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我国文坛以主流姿态传播的同时，也要看到别种现实主义形态的文学以另外的方式在我国文坛和学界的传播，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胡风为代表的张扬“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胡风的现实主义很大程度上是鲁迅现实主义精神在新历史阶段的一种延续与发展。胡风早年与鲁迅过从甚密，他们都深受俄罗斯现实主义与日本厨川白村等日本作家、文艺理论家的影响。他自己说曾经“读了两本没头没脑地把我淹没了的书：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⑫这个例子对胡风来说具有典型意义： 他深受托尔斯泰和厨川白村这些除了关注文学与现实社会之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功用之外，同时又特别关注文学艺术本身之特质与功能以及人的精神与灵魂现象的作家之影响；他反对仅仅“把文艺当作一般的社会现象”⑬而忽视其本身之特质与功能，单纯地用社会学和阶级论看待文学的观念。显然，胡风是我国现当代文学中较早抵制文学领域里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的理论家。他追求人生与艺术的“拥合”，推崇高尔基的“真实地肯定人底价值”的“反映现实，并不奴从现实”⑭，张扬一种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主观战斗精神” 的现实主义——“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的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种叫做现实主义”⑮。胡风的这种“变体”了的现实主义和当时普遍流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显然有重大区别，不过他并没有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不过对之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而已：
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迈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学界在为现实主义的“回归”而庆幸之际，西方“现代派”文学也悄然迈进了我们的文学大花园。于是，经过小心翼翼的探索性传播与借鉴，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经过“现代派”还是“现代化”的大讨论后，终于形成了现代派在我国传播之热潮。一时间，无论是作品翻译、理论研究还是文学创作，现代派或“先锋文学”都成了一种时髦的追求，现代派几乎成了文学与文化上“现代化” 的别称。在这现代派热潮滚滚而来的态势下，刚刚有所“回归”且被特殊年代之政治飓风颠卷得惊魂未定的“现实主义”，瞬间变又得有些灰头土脸、满面尴尬，而且在现代派的时髦热潮中很快被认为“过时”。即使是九十年代的“新现实主义”，它标志着写实主义传统的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也“超越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既有范畴，开拓了新的方向，代表了新的价值取向”㉙，但它也没有构成压倒现代派倾向文学之态势。真所谓风水轮流转，假如现实主义果真像学界常说的那样曾经有过被“独尊”的话，那么，此时被“独尊”的已不是它，而是现代派。不过，笔者对此一直有一个疑问： 五四时期曾经出现过现实主义的“一枝独秀”，但这显然远不是所谓的“独尊”，只能说在当时诸多流派呈现中有“木秀于林” 之态势。因为在五四时期，经过本土学人和作家们的选择性接受，新文学中现实主义处于相对主流的地位，故而可谓是“一枝独秀”。但是，其他诸多非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和流派也仅仅是相对淡出而已，未曾也不可能被强制性退出文坛，因此各种支流或者派别的文学样式继续存在着，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思潮流派也依然被“小众化”地接受与传播。再者，在当时的社会情势和政治形势下，新文学对外来现实主义的主动而热情的接受与传播，也主要集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10 余年时间里，此后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现实主义本身也一直处于不断地被争议性讨论和“变体”的过程中。若此，现实主义在我国文坛和学界到底什么时候享有过“独尊”的待遇？若一定要说有，那么，“独尊”的是什么“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革命现实主义”？ 因此，在笔者看来，确切地说，真正本源性现实主义其实从来未曾被我国文坛和学界“独尊”，如果说有被“独尊”的“现实主义”，也只不过是一个被抽空了现实主义本质内涵的空洞、扭曲的“现实主义”口号而已，或者说是一种非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因此，现实主义“独尊”的说法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至少是一种很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判断，并且，其间对现实主义不无藐视、嘲讽之意。在这种文化语境里，现实主义差不多是在代“极左”思想受过，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出气筒”。因此，戴在现实主义头上的这顶高高的“独尊” 的帽子不仅不是它原本未曾有过的“荣耀”，而且是一种不堪承受之负担。因此，如果说现实主义“独尊”的说法表达了对一度时期内被扭曲了的所谓“现实主义”的不满，那么这种不满的心理是真实的和可以理解的；而如果用其来描述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那是不妥当的。澄清这一点，有利于19世纪现实主义在学理和本原意义上在中国的研究、接受和传播，有利于我们摆正对现实主义或者其他任何什么“主义”的评判态度，也有利于本土特色之现实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
其实，若一定要说文学上有过什么“独尊”的“主义”，我倒是觉得，20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方现代派倒是曾经被我国文坛和学界“独尊”得相对比较纯粹。因为，事实上那段时间里现代派崛起得相当迅捷，接受与传播得也相当广泛深入，研究和摹仿现代派进行文学创作，一时间成了一种既高雅又前卫的文化时尚。在那种文化氛围里，似乎学界或文坛人士不看或者看不懂或者不会谈现代派文学，则立马有可能被认为是“悖时”或“落后”。客观地说，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对现代派的接受和传播，当然也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其对本土文学与文化发展的转型和建设之历史功绩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一段时间里对其过分的膜拜甚至某种程度上近乎“独尊”，现在看来，这不仅仅是当时文学和文化上求新求异求变革心理的反映，也真可谓是我们自身文化心理不成熟、不自信的一种表现，而与此同时对现实主义的夸大化的贬抑和排斥，自然也是过激的和不公允的。那情景可谓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现实主义还没有坐暖“回归”的椅子，却几乎在一夜间惨遭冷遇，大有中国社会常见的“墙倒众人推”之见怪不怪的势利现象。呜呼，现实主义！ 谁让它曾经被享有“独尊”的空头待遇呢？ 当然，究其原因，这其实是现实主义受曾经戴在它头上的那个虚幻的政治光环给它带来的一种伤害。当现实主义被现代派“过时”且一定程度上也被“边缘化”之际，——实际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者其实并不必然构成冲突的，相反是可以互补后来也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互补的㉚；现实主义因其固有的强劲之生命力，写实倾向与风格的文学创作在新时期我国文坛也从来没有衰竭过。——有人若仍然在褒奖现实主义或者坚持现实主义风格的创作，也马上可能会被认为是观念“落后”或者思想“陈旧”。正如路遥于1988年评价国内文坛之文学观念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许多评论家不惜互相重复歌颂一些轻浮之作（指现代派倾向的‘先锋文学’，笔者注，下同），但对认真努力的作家（指坚持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常常不屑一顾。他们一听‘现实主义’几个字就连读一读的兴趣都没有了。”“尽管我们群起而反对‘现实主义’，但我国当代文学究竟有过多少真正现实主义？我们过去的所谓现实主义，大都是虚假的现实主义。”㉛确实，现代派盛行时期我国文坛和学界对现实主义的态度是有几分简单乃至粗暴的，此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对现实主义的评价自然也是不够客观的。甚至可以说，时至今日，在我们的国内主流话语一再地呼唤、倡导和张扬现实主义的情况下，本土的文化集体无意识似乎有一种对它的莫名的排斥和抵触，或者说是本能地将它与“工具”“口号”联系起来，于是有意无意中投之以轻视或轻蔑。这既说明了由于本土的历史原因，致使对现实主义有太多太深的误解，对它附加了太多文学艺术之外的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承载，也说明了70年来乃至百余年来西方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传播与研究之根基还不够牢固，对其本源性内涵与特质的理解与发掘尚远远不够深入。就此而论，不仅谈不上现实主义在我国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上的“过时”，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之深度的“回归”。实际上我们一直还缺乏严格的和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实践，真正现实主义的文学一直尚未在我国文坛做强做大，有世界影响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为数甚少。因此，我们依然需要呼唤现实主义，当然我们依然也不排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我们需要自信和相对成熟意义上对它们的公允、客观的评价和理解基础上的接受、传播与借鉴。在此种意义上，现实主义在我国没有“过时”。
三
在当今“网络化-全球化” 的新时代，“回归经典”和“重估经典”，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呼唤和号召，而应该是一种实际行动。既然现实主义并没有“过时”，那么，对它的研究也应该进入“进行时”状态，对19世纪现实主义这份厚重的文学资源，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在此，笔者重点谈四个问题。
（一）深度理解19世纪现实主义“真实”之观念。“真实”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又是一个动态实现的过程，它有其十分深广的内涵与意义，事实上我们对其深度发掘、把握和接受尚显不足。五四时期对“真实”的理解偏重于从“为人生”的角度，强调展示大众的当下现实人生，注重作家对生活报以诚实的态度，而在具体描写手法上，与欧洲经典的现实主义细致精确的手法还有相当的距离，因为当时文坛和学界理论上对“真实”以及“生活”的理解和研究仅仅是表层的和粗浅的。此后“革命文学”对“真实”的理解则是一种激进理想主义的偏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期所理解和把握的“真实”也过于理想化，有某种程度上的狭隘性。至于“革命现实主义”，更是近乎脱离“真实”的本质而变成了虚假。此后的一度是期内学界不敢谈真实的问题，或者即使讨论这个问题，也总是因有所顾忌而浅尝即止。因此，学界对19世纪现实主义“真实”观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本源性内涵，一直缺乏深度研究与把握。此外，在创作实践中，“真实”是一个动态实现的过程，它以客观现实之“真”为逻辑起点, 经由作家主观感受之真和借助艺术假定性手段建立起文学文本之真。诸多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处于同一时代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境遇中，不同个体对生活之“真”的感有差异，各自的审美趣味和具体表现技巧同样是有差异的，因而各自给出的所谓“真实”之文学文本也是千差万别的，而不像我们过往的研究那样基本上停留在“摹仿”、“再现”以及客观地“反映”这样的层面，笼统地理解、分析与接受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关于现实生活之“真实”的呈现，从而掩盖了众多作家真实性之形成和展现的千差万别与丰富多彩，显得机械而简单。
（二）深度发掘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 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固然以其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和高度的社会认识价值而著称于世并已经对我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其审美功能和价值及其作为文学经典的当代意义。五四初期，当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纷纷进入我国的时候，其实首先占主流地位的并不是现实主义，而是浪漫主义。当时，崇尚浪漫主义的创造社提出的“为艺术的文学”的口号，综合了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总特征——追求文学之艺术价值与审美功能。这种倾向比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 所追求的文学之社会认识价值和社会功能的倾向更显强势。本来，这两种倾向共同构成了文学之社会认识功能与审美认识功能的辩证同一，但是，到了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更切合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以体现社会功利性见长的现实主义逐步取代了浪漫主义而居于文坛的主导地位。从此，“为艺术的文学”就不再有多少传播和生长的空间与机会，文学的社会价值基本上成为对文学之价值衡量的主要标准，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乃至口号化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一如高歌，使文学从理论到创作都对艺术和审美价值相对疏离。直到现代派热潮的兴起，对文学之艺术性审美价值的追求在一个新的认知与接受平台上推进。从文学思潮与文学观念传播的角度看，我国学界对19世纪现实主义的接纳与研究也一直关注和倾向于其社会认识和社会批判价值，而轻视或者忽视其艺术的和审美的价值，由此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现实主义的误解，以为它的文学史价值也就是社会认识与社会批判而已，缺乏审美价值。这种不无片面的评价与理解既误导了人们对现实主义的认识与判断，也降低了其文学史地位和人们对其作为文学经典的认可度。虽然19世纪现实主义确实在社会认识功能和批判功能方面达到了空前成熟的境界，这也是其本质特征之一，但其文学史贡献和价值远远不止于此，而我们的研究却很大程度上却津津乐道满足于此。这显然是一种缺憾，我们有必要加强其审美价值方面的发掘与研究。比如，就小说的故事“情节”与“结构”而言，其作为西方叙事文学之血脉和经络，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小说）中呈现得空前的完美甚至达到了极致，是西方叙事文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积淀深厚的西方审美文化之重要成果在现实主义形态的叙事文学中的集中呈现。“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尽管是‘现实主义的’，但似乎充满了很重的情节意味，实际上，它的‘细节主义’特征倒更加鲜明。”㉜因为，情节和结构不仅仅是文学形式本身，而且也是呈现复杂而深邃的人类社会与人的精神之真实生活的载体，而要展示极端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的心理世界，“显然，这样一种表现方法只有和充满着曲折和变化的情节相结合才有可能实行”㉝。可以说，没有曲折动人的情节和完美的故事结构，就不可能有现实主义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结构艺术作为人类文学的一种遗产，对经历了现代、后现代之情节“淡化”与故事“解构”后的当今我国文学创作以及大众阅读来说，显得格外有研究与借鉴的价值。呼唤完美而精致的故事情节与结构，其实是在强调文学深度关注现实人生，正如罗伯特·麦格所说，“故事并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一种载体，承载着我们去追寻现实，尽最的大努力挖掘混乱人生的真谛。”㉞我们今天所期待的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微观叙事抑或是两者结合的文学创作，讲好关于信息时代人的生存状况的故事，提高文学的现实性与可读性，都有必要在新的更高的意义上“回归”丰富的情节与精致完美的结构，它们并不是叙事文学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其根基性元素，现实主义倾向的文艺尤其如此。于是，向经典学习，深入研究和阐发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包括情节、结构、叙事等在内的艺术的和美学的资源，深度发掘其审美价值，就显得至关重要。
（三）深度辨析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异同。关于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既不能笼而统之地用“写实主义”将两者一锅煮，也不能以现实主义的标尺削足适履地评价自然主义。但是，迄今为止，这两种情况依旧不同程度地存在。如前所述，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最初是和自然主义一起以“写实主义”名义被介绍到我国的。最早正式介绍现实主义的陈独秀，1915年在《答张永言》中从进化论的角度把欧洲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都看成相对先进的写实文学予以推介，主张中国今后的文学“当趋写实主义”㉟。茅盾推介的现实主义一开始明显取法于法国的自然主义，尔后才接纳俄罗斯现实主义，但是他并没有区别两者内涵之差异。二十年代文学研究会为了支撑“为人生的文学”的口号，就向西方关注现实、擅长社会批判的现实主义寻求支持，但是他们接纳与传播的现实主义也是参混了自然主义的。当时谢六逸和胡愈之介绍西方现实主义的两篇文章：《自然派小说》和《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都从“写实主义”角度，把自然主义当作现实主义予以介绍。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对两者有所甄别的呢？ 陈思和认为，“现实主义在内部划清与自然主义的界限的工作，最初正是由反对现实主义的创造社诸作家们进行的。”他认为成仿吾在1923年发表的《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一文中，“第一次将写实主义主义文学区分为‘真实主义’与‘庸俗主义’两个概念”。另一篇是穆木天发表于1926年的 《写实文学论》，“他首次把巴尔扎克与左拉进行比较，结论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真精神，而左拉的小说‘简直不是文学，是科学的记录，于是宣告了写实主义的死亡’。”由此，陈思和认为“中国理论界对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两种文学创作方法的区别有所认识。”㊱这里的“有所认识”不仅是初步的甚至是肤浅的，而且成仿吾和穆木天把自然主义否定性地斥之为“庸俗”写实和“不是文学”，显然是很不恰当的，这种“区分”无疑缺乏学理性和公允性。接着陈思和还认为，到了三十年代，随着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发展，现实主义“对外取得了对浪漫主义的胜利，对内克服了与自然主义的概念的混同，现实主义的发展在三十年代才开始以其独立的思想面貌与美学价值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异响”，而且，自然主义在“被甄别出来”后，“左拉一下子声名狼藉”㊲。应该说，当时自然主义和左拉在我国学界和文坛地位的骤然下降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事实，但是，认为此时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混同已被“克服了”，现实主义从此就“以其独立的思想面貌与美学价值”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作用，这个结论显然下得过早。事实上当时这两者不仅没有在理论上得到明晰的区分，——这是需要深入研究才能有所管窥的复杂问题——即使在后来漫长的时期内，甚至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完成这种区分，自然主义也一直与现实主义一起对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和理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今天看来，仅就对现实主义的学术研究而言，如何更深入而清晰地甄别其与自然主义之异同，也依旧是文学思潮、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在崇尚科学思维和实用理性这一方面，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有某种程度的同根同源性，因此它们对现实生活有共同的“写实”追求。不过，在理论上，自然主义作家强调体验的直接性与强烈性，主张经由“体验”这个载体让生活本身“进入”文本，而不是接受观念的统摄以文本“再现”生活，由此，自然主义完成了对西方文学传统中“再现”式“现实主义”的革命性改造，于是，自然主义开拓出了一种崭新的“显现”文学观：“显”即现象直接的呈现，意在强调文学书写要基于现象的真实，要尊重现象的真实，不得轻易用武断的结论强暴真实；“现”即作家个人气质、趣味、创造性、艺术才能的表现。“显现”理论达成了对浪漫主义之“表现”与现实主义之“再现”的超越，也达成了自然主义对20世纪现代主义之“内倾性”风格的接续。在这方面，研究的空间还十分宽阔。
（四）深度理解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浪漫主义的“表现说”，以其对主导西方文坛2000多年的“摹彷说”的整体否定，开启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序幕。对浪漫派作家来说，文学创作不是对外在自然的模仿，而是诗人的创造性想象；文学作品也不是自然的镜子，而是作家创造的另一自然。这样，文学世界与经验世界的界限就划开了：诗人拥有自己的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它只受其自身规律的制约，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诗人所反映的是某种心境而不是外界自然。”㊳与浪漫派作家不同，以反对浪漫主义的姿态步入文坛的现实主义作家，偏重于描绘社会现实生活的精确的图画，而不是直接抒发自己的主观理想和情感。他们反对突出作者的“自我”，主张作家要像镜子那样如实地反映现实，他们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激情往往是通过对生活具体的、历史的真实描绘而自然地流露出来的。这种描绘的历史具体性和客观性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就此而言，现实主义不仅仅是逆浪漫主义而动，并且其基本文学观念与创作原则显然又回归到了遭受浪漫主义否定的传统“摹彷说”——虽然这是一种改造和创新意义上的“回归”㊴，由是，才有西方学者将现实主义视为一种新的古典主义。卫姆塞特和布鲁克斯在《西洋文学批评史》中就把现实主义阐释为19世纪中叶某些作家对浪漫主义所开启的西方现代文学进程的一种逆动/反动。
1.2.1 分组 所有患者按照液体复苏的不同方式分为早期限制性液体复苏组（观察组，30例）和单纯液体复苏组（对照组，22例）。观察组中男18例，女12例；平均年龄（46.2±15.6）岁；平均病程（16.3±8.5）h。对照组中男14例，女8例；平均年龄（47.9±11.0）岁；平均病程（14.6±9.9）h。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病因等一般资料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养老服务机构的认识局限于只能是非营利性，非企业性，政策支持上自然也仅限于此。虽然近年我国开始转变观念，政策上允许并鼓励支持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和发展，但许多职能部门的观念并没有及时调整和转变过来，从而造成国家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在政策上、做法上还有许多的不统一，某些基层部门常以上级部门还未发文为由延缓或阻碍政策的执行，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与发展。
不过，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为什么会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之后出现并成为主潮？对此，以往学界普遍认为现实主义是在反对浪漫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因而两者是截然分裂的。这种解说无疑显得过于简单化。其实，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作家在19世纪中叶创造出的惊人的艺术成就，并不能简单地归诸于反对浪漫主义的结果。事实上，作为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的司汤达与巴尔扎克，他们身上既有浪漫主义的痕迹，又有不同于一般浪漫主义而属于后来自然主义的诸多文学元素——所以后来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左拉才将他们称为“自然主义的奠基人”。基于此种状况，有文学史家干脆将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唤作“浪漫写实主义”；这种“浪漫写实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现实主义”㊵，虽在“写实”的层面上承袭了旧的“摹仿现实主义”，但却也在更多的层面上以其“现代性”构成了对“摹仿现实主义”传统的颠覆。此外，虽然现实主义是打着矫正浪漫主义步入极端后的“虚幻性”旗号出场的，但现实主义也借鉴了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经验，如社会-历史题材处理上的风俗画风格、心理描写的技巧以及描摹大自然时的细致入微等。勃兰兑斯在其《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明确指出,代表了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明显直接受惠于浪漫派的历史小说,“巴尔扎克早期的文学典范”“是瓦尔特·司各特爵士”㊶；而且无独有偶，戴维·莫尔斯在讨论浪漫主义与社会小说、哥特小说、历史小说以及艺术家小说时，具体分析了浪漫主义的社会小说对稍后现实主义小说的重大影响。因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不是简单的谁取代谁的双向分裂，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包容。㊷其实，鲁迅一开始在《摩罗诗力说》中推崇的是浪漫主义，但是后来的创作倾向是现实主义。不过，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和强烈的反传统意识，无疑有浪漫主义的因子，也包括象征主义等现代派的因子。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19世纪现实主义思潮的跨文化传播时，不能拘泥于既成结论，而必须关注其“变体”、包容性与开放性等意义上的新问题。这方面，德国理论家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与借鉴。
如上所述，都说明了19世纪现实主义这片丰厚的土壤，尚有许多亟待开发的“矿藏”。在“网络化-全球化”的新时代，我们有必要让关于现实主义，尤其是关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从“过时”中摆脱出来，进而转入“进行时”状态。
⑯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 期。
①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②雷石榆：《创作方法上的两个问题——关于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救亡日报》1938年1月14日。
③茅盾：《略谈革命的现实主义》，《文艺报》第1 卷第4期，1949年10月。
④茅盾：《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文艺报》1950年第9 期。
⑤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㉙王干：《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徐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9页。
㉕张德林：《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美学特征的再思考》，《文学评论》1988年第6 期。
⑩Arnold Hauser,“propaganda, ideology and art”, In Aspects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Ed.István Mészáros,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1, p.131.
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⑫胡风：《置身在为民主斗争的前驱》，《希望》1945年1月，第1 期第1 卷。
⑬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⑭胡风：《M·高尔基断片》，《现实文学》，1936年8月，第2 期。
⑮胡风：《现实主义在今天》，《时事新报》，1944年1月1日。
在加热的过程中，花色苷会发生水解或去糖基开环反应，形成查耳酮或其同分异构体α-二酮，然后降解为酚酸和醛类[35]。据报道[5]，玫瑰茄花色苷中的两种主要成分飞燕草素-3-接骨木二糖苷、矢车菊素-3-接骨木二糖苷的降解均遵循一级反应动力学，飞燕草素-3-接骨木二糖苷对温度升高的敏感性要明显高于矢车菊素-3-接骨木二糖苷，它们热降解分裂生成原儿茶酸、没食子酸和 2,4,6-三羟基苯甲醛。本实验主要研究添加不同稳定剂对花色苷溶液在80、90和100 ℃下热稳定性的影响，旨为花色苷溶液的热加工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案。
注释：
⑰胡风：《理想主义者时代的回忆》，《文学》1934年周年特辑《我与文学》。
㉗杨春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思考》，《文艺报》1989年1月12日。
⑲於可训：《重新认识现实主义》人民日报1988年9月13日。
⑳何满子：《现实主义是一切文学的总尺度》，《学术月刊》2008年第12 期。
㉑李洁非等：《现实主义概念》，《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2 期；周来祥：《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艺报》1988年10月15日。
但是，鲁迅觉得决不能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可以在提名和评选上取巧。他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㉒王愚：《现实主义的变化与界定》，《文艺报》1988年3月5日，朱立元：《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断想》，《文汇报》1989年3月3日。
㉓曾镇南：《关于现实主义的学习、思考和论辩》，《北京文学》1986年第10 期；刘纲纪：《现实主义的重新认识》，《人民日报》1989年1月17日。
㉔何西来：《新时期现实主义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⑦⑧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I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909、911～912、912页。
㉖张炯：《新时期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红旗》杂志1986年第20 期；狄其骢《冲击和命运》，《文史哲》1988年第3 期。
⑱姚鹤鸣：《理性的追踪——新时期文学批评论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部分教师认为的集体备课就是将各个章节的备课任务分发给不同的教师，由不同的教师负责不同部分教案的撰写，最后将所有老师的教案进行汇总，交由备课组组长整理成册.这种“分包式”的备课方式虽然提高了备课效率，减轻了教师集体商议的负担，但并不是所提倡的“集体备课”.
㉘陈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再认识》，《文艺报》1989年3月3日。
⑥姚文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同何直、周勃辩论》，《人民文学》1957年第9 期。
㉚㊴蒋承勇：《19世纪现实主义“写实”传统及其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 期。
㉛路遥：《致蔡葵的信（1988年12月）》,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5页。
㉜George Levine,“ Literary Realism Reconsidered: ‘The World in its length and breadth’”, Adventures in Realism,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7, p.18.
㉝[匈]卢卡奇：《卢卡奇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8页。
㉞[美]罗伯特·麦格：《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周铁东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㉟陈独秀：《答张永言》，《新青年》第1 卷，第6 期，见贾植芳、陈思和编《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9～712页。
在项目设计及实施时一般分为以下七步：1.实际工作内容分析。根据企业调研和工作岗位分析设计课程项目；2.细分典型工作任务。按照职业能力需求和成长规律，将项目序化形成多个关联任务。3.构建仿真学习情境。根据课程能力培养目标进行学习情境设计，仿真实际工作岗位上的具体工作。4.编制课程标准，制定教学大纲。5.导入项目。教师展示任务，学生领取任务有效分组。6.实施项目。按照项目导向，对知识点进行逐个击破。7.评价项目。对项目完成的进度及质量进行有效评价。
这种形式创新创业实验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直接邀请者指定学科或专业的著名教师作为教学学生的导师,并实现了研究性教学课程的“精、深、通”，这不仅方便教师的合理配置，而且还方便快速培养专业人才。同时，由于学科和专业的方向性，在课堂上实现开放式系统是可能的。基于学生自愿参与的原则，可以根据自身学习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进行分离，最终使学生达到“精、深、通”的水平。
㊱㊲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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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效：病情恢复正常，红斑、炎性丘疹、毛细血管扩张、脱屑消失；有效：红斑、炎性丘疹、毛细血管扩张、脱屑等改善；无效：红斑、炎性丘疹、毛细血管扩张、脱屑无明显改善。效果=显效、有效百分率之和[2]。
㊳[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
藤尾的母亲为两人的交往创造了机会，谎称甲野身体虚弱，任由宗近带着藤尾远出旅行。两人互相讨论有关爱情的作品时，“对不起”、“女人只会用眼睛”的话或者是“我不像安珍般逃避”、“我要像清姬一样表达爱情”的句子，显而易见的藤尾不赞成安珍逃避爱情的行为，而是勇于选择自己的爱情。这本书是从西方送过来的，藤尾鲜明地传达了自己的恋爱态度。实际上，这句话给藤尾暗示了自己的爱情。而且，表达了绝不放弃爱情，坚持到最后的决心。在文中的中间位置上写着与系子对话，系子喜欢藤尾的兄长，但却为自己的恋慕心无法明确而苦恼不堪。藤尾十分讨厌丝子的扭扭捏捏的态度，她无法忍受系子无法向宗近告白自己的爱慕之心。
㊵西方有很多评论家用此概念指称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如奥尔巴赫、斯特林伯格、G.J.贝克等。
㊶[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五分册），李宗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㊷David Morse, Romanticism： A Structural Analysis,London: The Macmilian Press Ltd., 1982,pp.186～189.
作者蒋承勇，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1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15ZDB086)、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经典文献翻译与研究”（16YSXK11ZD）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刘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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