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苑】
从嵇康看玄学对魏晋士人的影响
郭 婧
摘 要 魏晋之际，社会混乱、政治倾轧，士人阶层纷纷弃儒经而尚老庄。在新兴玄学的影响下，魏晋士人们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他们开始远离庙堂、崇尚自然；同时，他们也开始关注自我生命的价值与审美的生活情趣。嵇康作为这个时期士人阶层的典型代表，探讨其精神面貌对于研究魏晋士大夫的精神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玄学；嵇康；士人心态；审美情趣
魏晋时期是中国史上最富于文艺创作精神的一个时代，虽然这个时代社会秩序紊乱、旧礼教解体，但士人们却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孕育出了儒道思想相交融的产物——玄学[1]。玄学是一种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本源、融通儒与道、注重“无”的探讨及哲学境界的学术思潮。玄学的出现与士人对生命的关照关系紧密，他们渴望借助玄学玄理来抚慰政治压迫带来的身心残害。玄学以其在生命领域中的崇真表现，形成了名士风度，促使个体的觉醒与文艺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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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思潮从产生到陨落与魏晋士人心态的变化紧密相关[2]。玄学玄理的兴盛对魏晋士人的生存情状影响巨大：一方面，玄学培育了士人的文艺审美情操；另一方面，玄学本身所包含的超脱潇洒的道学因素，也促使魏晋士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任情放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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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士人心态的影响
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魏晋士人继承并发扬了道家崇尚自然的传统，将对国家政权的关心转化为对人身心灵的关照，并对自我生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远离名和利的束缚，清真寡欲、不为外物转移。嵇康就是这样名士中的一个杰出代表，他的事迹对于考察这个时期士人阶层的精神面貌有典型的意义。
嵇康把玄学玄理转化为他切实践行的人生观念，崇尚自由解放，希冀将人之本性从名教礼法的羁绊中释放出来，但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水火不相容的。他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反对儒家礼法，并公然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与“轻贱唐、虞而笑大禹”(《卜疑集》)的观点。嵇康为后世所称道的《声无哀乐论》也源于玄学宇宙观：“声音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他强调声音属于自然，其所倡的“声无哀乐”之论调与儒经中惯常宣扬的“乐与政通”的礼乐思想互相排斥。嵇康将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开魏晋名士旷达任放、不拘礼法之风气。
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逍遥太和”“俯赞玄虚”等语句在他的诗作中俯拾即是，集中表现了他对于老庄大道的体认和追慕。康注重自我生命的舒展和逍遥：“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之十五)其潇洒之风神便从体味大道与游心寂寞中展现出来，而正是在老庄玄学的浸染下，嵇康独立特行，高蹈于世，寻求随意酣畅的生活，鄙夷为求名利如履薄冰的生活。他的种种言行正是玄学思潮在其处世观念上的代表性映射：他崇尚自然，寻求自我人性的完满达成，拒绝心灵上的任何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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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个体生命与艺术相连接的便是魏晋时期。魏晋名士通过审美性的艺术创造，使个体生命挣脱名与利的桎梏，进而追求精神上的高度自由与审美的生活体验。在玄学的理趣中，士人审美观念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无关紧要而又相对安全的人物品藻和山水美两个方面。
二、对士人审美情趣的影响
魏晋时的政治戕害使得士人们身心俱损，而传统的儒家伦理美学宽慰不了当时士人的挫折感，也再支撑不起士人的美学风尚与精神家园。同时，玄学作为能够慰藉士人内心的精神良药，正式走进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审美休闲生活，重新构建起人们对美好生活与自由生命的信念。同时，魏晋士人的个人志向及其审美情趣逐渐从社会现实中抽离出来，成为一种审美生活理念，贯彻实施于个体的生命实践场域中。
嵇康无意从政，却因提出“越名任心”之主张而为司马氏之虚伪名教所不容，致使其最终不得自全，悲剧人生令人唏嘘。嵇康的悲剧可以说是玄学理论本身的悲剧：脱胎于现实需要却又与现实脱节，因而最终又为现实所抛弃。嵇康猛烈抨击名教的言论及举止，与玄学式士人心态的典型表现相吻合。魏晋士人将其与玄学思想相一致的人生态度投射在他们有限的生命里，并以其独有的精神风采和完美人格为魏晋风度打上鲜明的玄学烙印，成为士大夫阶层理想人格的优良范式。
在儒学式微、玄学盛行的影响下，人物品评，即人物品藻风尚的开始发生深远的变化。品评人物的标准不断扩展，魏晋士人审美性质的人物品藻可以概括为推才情、倡思理、弘放达、赏容貌这四个方面[3]。据记录魏晋时期士族生活风尚的《世说新语》一书将容止与其他类别篇章并排可知，那时的名士们格外重视仪态姿容与行止气度，且蔚然而成为社会之新风尚。纯粹审美性的人物品评推动了当时士人在生活上的标新立异，以展现个人本身的美。如《世说新语·容止》称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魏晋名士将美看成是同个体的精神、风骨不能离散的成分，力求从纯粹审美的而不是实用或道德的立场对人物进行品评鉴赏，突出了在恪守自然之道基础上的个性存在价值，且其所侧重的个人自身的品质、风度，同生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密不可分，同时与玄学的影响互相交织，不可分割[4]。玄学以其超脱出世、不染政俗的题旨理趣为魏晋士人审美性的艺术赏鉴和生活情趣奠定了精神基础和理论范式。
(一)人物品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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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水美的发现
魏晋士人对于山水田园之美和人本身“美”的发现与士大夫们妥协于动乱的现实、逃避仕途风险来保全自我的苦涩选择紧密相关，而倾心于玄学所描绘的通泰之图景可以使他们备受荼毒的心灵沉静下来，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安慰与超脱。魏晋士人深刻地发掘了自然山水之美，使自然成为个人休闲审美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栖于幽林、游于山川、饮于乡野、吟于泉壑[5]，而正是由于山水美的发现，因此才使得魏晋士人们运用自然界秀丽的物象来描述人物风貌，如《世说新语·容止》中说王恭“濯濯如春月柳”等。魏晋士人之代表嵇康也非常重视山水美，他与好友如阮籍、山涛等人不时悠游竹林、肆意酣畅，共赏自然之美，互诉超逸玄境。康尤喜在自然中漫游，他常在山泽中采药悠游，忘记返回。名士们优游山水、发现自然之美的本质其实是意在将个体生命安顿于山水自然，希冀拥有飘逸的心境、摆脱尘世的忧烦，追求“无为自得，体妙心弦”(《养生论》)的超脱的审美体验[6]。玄学正是以这种“全真养性”的老庄之学为根基、援道任心，使魏晋士人们在澄澈的自然美中体味哲意人生，创造审美的休闲生活。
三、结语
玄学对于魏晋士人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士大夫们在清谈论道与对玄远之境的探索中从凡务中超拔出来，形成了名扬后世的魏晋名士风度。该风度的代表人物嵇康，凭其轻蔑名利、纵心肆志的自然信念，逐渐演变为中国传统士大夫所追慕的人格典范。这种源自道家因子的启发而产生的玄远人生之境，以其独有的能量影响着中国后世文学艺术的发展及士人的精神生活。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75-177.
[2]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2005.193-197.
[3]李泽厚，刘纪纲.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79-85.
[4]曾小明.魏晋名士的身心观[D].长沙：湖南大学，2010.
[5]汪振汉.魏晋士人的审美与休闲生活[J].中国美学研究，2016，(1)：209-218.
[6]蒋振华，冯美霞.玄学对魏晋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以嵇康、阮籍为例[J].中州学刊，2009，(4)：191-193.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19) 06-0251-02
作者简介 郭婧(1994-)，女，山西晋中人，山西师范大学，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 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