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及当代价值
张 明
(河北工业大学,天津 300401)
摘 要:葛兰西是西方颇具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近年来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学术界对于“市民社会”关注也愈来愈热,同时“市民社会”又是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精华所在。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既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有所不同,又与马克思经济领域的市民社会有所区别,主要有两层重要的内涵,即“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和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以上范畴葛兰西独到地提出了市民社会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起到的“堡垒”作用、与国家的辩证关系以及知识分子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依靠力量。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当下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葛兰西;市民社会;当代价值
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内涵也得到了不断地丰富,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要数黑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等人,其中黑格尔对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马克思在继承和批判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时也对葛兰西产生了深远影响。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的阐述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关于“市民社会”的独特见解对新时代下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的启示。
一、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提出的背景
葛兰西和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发展和创新,而且还亲自参与到了共产主义的运动中。他不仅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理论家,还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重要领袖,因率领意大利共产党员反对法西斯而被逮捕入狱,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狱中札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大机器生产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的分工进一步细化,促使了许多工厂走向了联合,资本主义的竞争进一步激烈,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生转变。在这样的形势下,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市民社会不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只涉及到经济生活领域,还渗透到了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领域。国家的职能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不再是仅仅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和暴力机器,葛兰西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国家职能已渗透到社会的多个领域,国家对经济领域进行干预,逐渐和市民社会实现了融合。正是基于此背景,葛兰西在笔记中记录了关于他对市民社会的结构特征的认识,葛兰西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状况入手,认真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关于“市民社会”的两个重要方面的论述以及“市民社会”与实现文化霸权关系的重要阐述。
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的理论来源
“市民社会”最早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中,他提出的“市民社会”是指市民的共同体即国家——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共同体,是在原始城邦国家下自由与平等的公民结成的政治共同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从19世纪开始“市民社会”的内涵不再只停留在政治领域,开始向经济领域渗透。黑格尔超越了洛克和卢梭对“市民社会”的理解,率先将“市民社会”的内涵与经济领域相结合。
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理解突破了传统的学说,把“市民社会”引领到了经济领域,他在《法哲学批判》中首次区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在黑格尔看来,伦理精神发展有三个重要的阶段,由家庭到市民社会再到国家是一个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过程。家庭是最基础的自然的原始伦理实体;市民社会是伴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人们交往密切后的结果,诚如黑格尔所述,“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①,在原始社会之初以及封建社会时期所不存在的,是个人得到了相对自由告别了马克思论述的“人的依赖性社会”阶段后原始的、自然的社会伦理逐渐解体后的产物,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正如他在书中描述的那样“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②;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有两个重要的原则,一是在市民社会中人们寻求的是特殊利益;二是人们的特殊利益必须通过外部的中介才能实现。由此可以推出,在市民社会中,人们争相追逐自己的特殊利益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并最终导致道德的丧失,而国家代表普遍的利益并且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③,具有一种契约性的约束作用,市民社会存在的矛盾和缺陷必须依托国家的强制才可以解决。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就像超市精美的礼品与包装盒一样,包装盒只能充当礼品的附属品,但是市民社会在未来终归要走向国家过渡的环节。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定义在经济领域的范畴,另一方面他又批判地指出了“市民社会”和“国家”两个范畴的正确关系。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并走向独立的。马克思对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国家”进行分离表示了认可,同时赞扬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国家”看作一对矛盾是具有开创性的。但是,他又对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理解提出了批判,他指出黑格尔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对矛盾关系。由于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理解为“逐利场”,他理解的平等是占有来源的平等,而不是在分配社会财富方面的平等,市民社会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因为人们先天占有的资本和技能的不均,加上偶然情况的影响,在结果上的不均也是必然的。因此,这就迫切需要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④——国家的调节。此外,黑格尔还指出“人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作地上的神物”⑤。由于国家是一种绝对精神的共同体,是虚幻的共同体,人们要想实现市民社会的理想只能寄希望于“乌托邦式的梦想”。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来论述“市民社会”和“国家”区别的客观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他指出无论是“政治国家”还是“私人生活”的抽象都是现代才有的,“家庭和市民是国家的前提”⑥,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像黑格尔所论证的那样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也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的开端。黑格尔和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内涵的界定,虽然多归在经济基础的范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人的“市民社会”仅等同于经济关系或者经济结构的内涵,亦或只停留在经济领域,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还包括着公共领域。例如:黑格尔曾指出,“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⑦,在这里“市民社会”就涵盖了公共领域的内涵。这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三、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的主要内涵
基层站区长直接面对一线每一位职工,他们最清楚职工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教会站区长运用合适的方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凸显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他理论的重要思想之一,同时他的“市民社会”理论与他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有着重要的关联,他主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论证了市民社会的内涵。他的“市民社会”用语是不太一致的,但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在讨论广义的“国家”概念中为区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时,另一方面是他把“国家”看作是狭义的“国家”时,作为“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的“市民社会”。例如:他说“对国家的认识离不开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因为人们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证的霸权)”⑩,在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是作为国家的一部分;“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⑪在这里显然“市民社会”不再是作为“国家”的一部分,而是与“政治社会”并列共同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作为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一方面行使着文化领导权的文化职能,另一方面行使着“国家”的政治职能。同时,他把“市民社会”当作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要场所。与马克思号召的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有所不同,葛兰西在《两种革命》中提出,通过暴力的方式可能在短期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但是在革命过程中可能带来无休止的混乱,无法触动现有的经济关系和私有利益,最终结果还是会在“重复的和无望的尝试中耗竭,最终被资本主义反动势力所推翻。”⑫因此,要想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国家,就必须首先摧毁资产阶级的“堡垒”,就必须牢固地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要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依靠有机知识分子的力量。在葛兰西看来“新型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知识分子”有着根本的不同,首先他提出了传统知识分子在划分方面存在的局限性,一方面,葛兰西认为通过“智力-脑力工作”⑬与“肌肉-神经的劳动”⑭的划分是不科学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没有人的智力参与的劳动;另一方面,葛兰西认为“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划分,往往使无产阶级背离自己出身的阶级。其次,他指出有机知识分子要做一个“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⑮,要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力量来进行大量的宣传和教育,最终同化传统的知识分子,实现对于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是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要活动,而这个过程是一个渐变的、逐步广泛认同的过程。国家政权的建立一定是在公民普遍认同下,不是通过暴力直接推翻而建立的。基于此种情况葛兰西提出了国家必须经过“政府”“市民社会”和“守夜人”三个阶段。等国家过渡到“守夜人”阶段时,“国家成为强制性的组织,将保证治理有方的社会的各种因素继续不断扩散发展,而国家本身的专制和强迫干预活动将逐渐减少。”⑯葛兰西指出了国家的“干预活动将逐渐减少”具体来说就国家必须依赖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的教化和争取文化的“领导权”最终实现国家的合法化。这样最终在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
财务预算作为财务管理的核心,在财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由谁来进行预算的管理就尤为重要。实际的操作、信息的管理以及最后的考核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只有对财务预算管理制定体系化的结构,才能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最好的方法就是将预算与管理分离,设置专门的部门对业务预算进行管理,并由新的部门进行财务预算,二者各成一体但互为表里。
四、葛兰西市民社会的当代价值
(一)“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第一,要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将党的领导与人民的民主紧密结合。葛兰西在论述国家消亡的过程时指出,国家发展到市民社会相对发达的阶段实现“民众的认同”,这对于一个政党的生存至关重要。他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是“建立在威信基础上的专政”⑰,不能依靠“机械形式”去控制群众,应让群众自觉自主地对政党产生“认同”。因此,必须要把党的权威、公信力与人民群众的民主共同建设好。事实上,我们的党和领导人也一直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⑱但是,真正的让人民拥有更多的民主获得感,让人民真正的积极地加入到民主建设的队伍中来,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启示我们要重视“民间的”的社会组织的集合的发展,重视民间组织的建设。在当代,我国富有中国智慧的自治组织主要是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和城市的居民委员会,还包括一些网络社区和社团等。在葛兰西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将更多地扮演着一个“守岁人”角色,不再大量使用暴力等强制措施,实际上我国政府也正在努力转变职能由一个“管理者”角色向“服务者”转变,因此在这个过程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民间自治团体在管理公共事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赋予民间组织更多的权力,相信人民群众自己发展自己,同时发挥“市民社会”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作用。第二,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葛兰西认为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中坚力量是无产阶级政党。当前,我们党虽然已经领导全国人民建立起了无产阶级政权,我们党已经树立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我们党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执政风险,我们的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了信仰丧失、官僚主义、作风散漫、政治意识淡化、缺乏民主等方面的问题,怎样加强自身建设和提高防范和解决各种风险、问题的能力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党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党的自身建设。首先,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解决官僚主义、不作为和服务意识不强等方面的重大问题,通过求真务实为人民办实事树立自己的权威。要深入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基层,真正依靠“第一书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脱贫攻坚的胜利;其次,要克服阶级思想意识淡化,立场不坚定等思想方面的惰性,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遵循党规党章的纪律要求;最后,坚持民主协商制度,推进党内外监督相结合,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二)“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首先是排比。“红砖墙/老牌楼/琉璃瓦”这句是三字偏正式词语的排比,短短九个字就勾勒出具有古典美、岁月感的时代环境,使得整首歌都染上了古意。
第一,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葛兰西强调无产阶级要建立政权,就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从“苏东剧变”到今天,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就没有真正停止过,一些不良动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个人主义和各种网络民粹主义、网络民族主义等充斥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剖析各种现象生成的原因,通过包容、开放的心态合理地去引导群众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通过推进民主进程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又要保证他们在合法的范围行使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各种网络主义现象,警惕各种现象背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文化入侵和渗透,坚持依法管理网络,严防依靠网络民粹主义造成的专制。第二,要培养好社会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指出“国家”应该像一个就“教化者”,我们应该积极地发挥政府的文化建设职能,不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社会主义培养更多的“有机知识分子”。此外,葛兰西还指出“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新的阶级所彰显的新型社会中部分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员’。”⑲我们的国家教育工作者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要将为谁培养、怎么样培养好社会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落实到实处。紧紧抓住青少年成长的“拔节孕穗期”,为社会主义培养优秀的、合格的接班人,培养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第三,我们应该加强国家的道德引领和教化作用,发挥葛兰西所说的国家职能转变中的“伦理国家”的文化职能,提高人民的道德文化水平从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葛兰西意识到市民社会在提高群众的道德水平、引领道德风尚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的国家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通过文化的感召力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坚定文化自信,为更好地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五、结语
⑩⑪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第7页。
注释:
本文研究显示,试验组临床总有效率为93.3%,高于对照组的75.6%,组间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8.9%,与对照组的11.1%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以看出,麝香保心丸与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联合治疗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的临床效果十分显著,能够有效降低患者血压,减少心绞痛发作次数,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临床应用价值非常高,与相关文献报道[5]基本一致。
⑥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
⑦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09页。
(1)物流绩效 (ln LPI)对中国机械运输设备出口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影响都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0.166、1.161、0.288,说明进口国物流绩效综合水平每提高1%,中国机械运输设备出口种类增加0.166%,出口数量增加1.161%,出口价格提高0.288%。物流绩效作为间接影响出口价格、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的变量,随着进口国物流绩效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中国机械运输设备出口的贸易成本,这有利于中国机械运输设备出口的增长,无论是从种类、数量还是价格方面都得到了不同幅度的提高,其中,对数量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对价格的促进作用略高于扩展边际。
⑨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3页。
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他在认真研读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后又结合当时资产阶级的发展状况,进行反思提出了自己关于“市民社会”的新思想,他把“市民社会”定义为“‘私人’的组织的总和。”⑧因此,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既一脉相承有又有所区别。一方面虽然葛兰西把市民社会定义在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但他并没有否认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市民社会和马克思论述的市民社会同样都对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葛兰西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在总结俄国革命成功经验与包含意大利在内的西欧国家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了东西方革命结果截然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市民社会的“堑壕和堡垒”的建立。当时俄国的状况就像马克思当年分析的那样,正处于前资本主义的时期,“国家”与“市民社会”并未实现真正的分离。正如葛兰西分析的那样“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⑨而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资产阶级牢牢把握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市民社会的堡垒高高筑起,很难对资产阶级进行攻击。因此,与黑格尔、马克思的传统不同,他关于“市民社会”的定义主要停留在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等上层建筑领域。
今天,我当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提出了“四个自信”,无论是在“文化自信”还是在“理论自信”方面我们都急需用“市民社会”中积极的思想指导实践,从而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支持。当前,我国政府正处在职能的转变期,我国的改革也正处在攻坚期,我们的国家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只强化“政治社会”职能,而弱化“市民社会”职能,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可以去到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中寻找借鉴。葛兰西“市民社会”的独到见解有待我们深入探索,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堡垒”提供理论支持和重要启示。
⑫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8页。
①②③④⑤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97页,第309页,第253页,第53页,第86页。
⑧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⑬⑭⑮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页,第4页,第5页。
⑯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
⑰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超前探水是在隧道掘进之前采用钻探设备对隧道将掘进段地质情况和岩层渗水涌水情况进行全面了解,为治水方案的选择奠定基础。
⑱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3页。
⑲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
参 考 文 献
[1] 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 曹雷雨等译[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2]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 曹雷雨等译[M]. 北京: 中国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5] 安东尼奥•葛兰西. 葛兰西文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6] 习近平.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6, 4.
[7] 徐毅. 浅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J].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1): 55~56.
[8] 孙承叔. 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10, 47(1): 19~26.
[9] 王晓升. 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与国家——重新认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2): 116~121+160.
[10] 吴永生. 吴永生. 论市民社会的双重角色:基于马克思和葛兰西的启示[J]. 齐鲁学刊, 2012,(3): 75~81.
[11] 衣俊卿.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4.
[12] 王元. 葛兰西“市民社会”国家观述评[J]. 福建学刊, 1995(03): 48~52.
An Analysis of Gramsci’s “Civil Societ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ZHANG Ming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 Gramsci is one of the most original Marxist theorists in the Wes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academic circl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concerned about “civil society”, which is the essence of Gramsci’s ideology theory. Gramsci’s “civil society” is not only different from Hegel’s civil society, but also different from that in Marx’s economic field, which comprises two important connotations, namely the collection of “civilia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untry. Gramsci originally proposed that the civil society should play a role of “fortress” for the national ideology, and keep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ate, and that the intellectuals be an important support to seize cultural leadership. Therefore, Gramsci’s civil society theory is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socialism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Key words:Gramsci; civil society; contemporary value
收稿日期:2019-04-11
作者简介:张明(1993—),男,河北衡水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249(2019)02-0019-05
〔责任编校:吴侃民〕
标签:社会论文; 市民论文; 黑格尔论文; 国家论文; 马克思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与民族论文; 国家与人民论文; 《萍乡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河北工业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