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毛泽东的公平思想颇具特色。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是毛泽东公平思想的首要理论来源；中国传统大同思想是毛泽东公平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平等思想是毛泽东公平思想的核心；毛泽东实现公平社会的途径过于偏重改造生产关系，忽视生产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毛泽东公平思想的实践历程给后人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关 键 词】毛泽东 公平思想 平等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 大同思想
毛泽东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公平社会耗尽了毕生的心血。毛泽东公平思想颇具特色，回顾与思考毛泽东公平思想的理论渊源、核心内容、实现公平社会的途径对于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平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一、毛泽东公平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是毛泽东公平思想的首要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深刻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虽然受到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及自由主义等的影响，但是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扎根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是毛泽东公平思想的首要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包括社会制度公平思想、分配公平思想、权利平等思想等。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制度公平思想认为，共产主义社会较之资本主义社会和其他社会制度是真正公平的社会，人类将摆脱对人和物的依赖，实现彻底的解放；在资本主义社会，交换原则与分配原则表面上是公平的，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但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在生产领域可以无偿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工人得到的报酬工资只是其必要劳动，因而是不公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以生产领域是公平的，但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物质财富并没有极大地丰富，所以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实行等价交换原则，默认个人天赋即智力与体力、家庭状况等造成的最终个人所得不平等的状况，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真正实现程序公平、结果公平。马克思主义的权利平等思想认为，权利平等曾是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反对封建专制特权的思想利器，但仅是一种形式平等，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利平等被意识形态化，相关法律保证的是资产阶级的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物质资源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及其弊端。
毛泽东从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志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青年，到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立志铲除不平等的社会，他在探索中寻觅，最后执着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毛泽东初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是他在参加革命军期间从《湘江日报》上了解到的，其实当时是“社会改良主义”[1]（P32）；在五四时期改造社会的潮流中，他对广泛传播的西方思想颇有景仰，一些思想阐述了关于公平社会的主张，这个时期，毛泽东一度景仰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自由主义。[1]（P47-48）《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三本书使毛泽东相信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阐释与对未来公平社会的美好预测，因此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以此为指导立志建立一个马克思恩格斯描绘的消除等级差别，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成为毛泽东公平思想的最重要来源。虽然在后来的实践中急于求成，违反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行的按需分配搬到社会主义社会，追求人人平等，却走向了平均主义，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其主观愿望是让中国人民快速摆脱贫穷，过上平等富裕的生活，可惜却走向了理想的对立面。
《共产党宣言》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经典著作，分析了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历史与现状，批驳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及空想的社会主义等几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之下，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劳动的剥削，造成了阶级对立，预言了未来社会将是全人类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实现未来公平社会的途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不公平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公平的社会制度，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从而阶级差别也随之消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将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平等。一句话，无产阶级将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不公平的资本主义制度，将来建立公平的共产主义制度。毛泽东深信并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制度公平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
（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是毛泽东公平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⑤Krugman P．，“What Should Trade Negotiators Negotiate about?”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35(1)，pp．113 ～120．
毛泽东早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受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影响，一度对他们很崇拜，甚至主张孙中山出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1]（P28）由此可见他们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1917年，青年毛泽东在与黎锦熙的通信中，曾经流露出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大同者，吾人之鹄也。”[4]（P89）彼时的毛泽东虽然已经认识到大同社会如桃花源般“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人世间无此境。[4]（P184-187）但是对于志在改造社会的毛泽东来说，大同社会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外来思想纷至沓来，阐述着关于改造社会的主张，具有一些“大同”特征的新村主义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新村主义主张消除政府和强权，建立互助友爱的自由平等新社会，新村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毛泽东曾设想在湖南岳麓山一带建立一个共同学习和劳动、平均分配、共同生活的工读“新村”，在“新村”中，有公共育儿院和公共豢养院，也有公共学校和公共工作厂，还有公共消费社与公共病院等[4]（P454），这种理想新社会的构想融合了大同思想和新村思想。
毛泽东对大同社会的空想性具有较为理性的认识，但是无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期间，还是在洗刷近百年来频遭侵略的耻辱，建立独立的新中国前夕，他对大同理想社会的憧憬不时燃起，尤其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提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之后，毛泽东认为已经具备了实现大同理想社会的条件，并最终将其美好憧憬投映在人民公社的实践中。毛泽东说虽然康有为写出了《大同书》，但是他没有找到实现大同社会的道路；我们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共同努力，可以使阶级、政党等自然消灭，最终实现大同。[5]（P1469-1471）
然而，短暂的过渡期、快速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充分完成，也没有充分发挥商品经济对我国落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认识不足，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会造成新的不平等，商品经济会滋生资本主义。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一度对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商品经济、对于按劳分配有过正确的认识，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因过早消灭商品经济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也指出商品经济有助于发展生产力，反对提前实行按需分配而取消按劳分配。毛泽东曾多次阅读经济学相关经典著作，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有关论文十三篇》等等，对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提出了颇具创见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制度决定了商品生产的性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都可以和商品生产相联系。[7]（P437-439）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6]（P418），8月29日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成为毛泽东实现公平思想的具体途径，人民公社实行平均分配、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等，颇具“大同”特征。
二、毛泽东公平思想的核心：平等
在人民公社时期，实行低水平的按需分配，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用行政手段无偿调拨社员的财物，是对社员劳动的剥夺，这是不公平的，以此种方法消除在物质财富方面的不平等，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误读。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理论与实践使社会产生了混乱，不仅没能实现理想中的平等，反而造成了城乡二元化结构，在城市实行低水平的平等供给制度，城乡分离制导致了城乡居民在升学、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诸多的机会不平等和权利不平等。
在毛泽东的公平思想中，平等居于核心位置。他一生的理想在于使中国人民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贯穿着反对封建等级特权、官僚特权的思想与行动，旨在建立一个没有社会等级、没有三大差别的理想社会。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广大中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法律保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各项平等权利，中国人民在新的起点开始了新的征程，焕发了空前的劳动热情，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人间奇迹，以致原先拟定的过渡期一再缩短，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充分行使政治、经济等各项平等权利提供了更加充分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保障。
阿里可怜巴巴地望了望阿东。阿东不理他，自顾自地铺床。他只好自己一头倒下，然后自语道：“乖，阿里，做个好梦。”不到一分钟，便睡着了。
但是，毛泽东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改变了这些正确的看法。建国初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交锋，资本主义列强对新中国的封锁与遏制，以致对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更加深恶痛绝，但由于新生的中国一穷二白，亟需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的经济结构中，国家资本主义仍有较大的比重，这种在政府管理、控制、支配下的新式经济可以服务国家与人民需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因此在过渡时期被采用。由于缺乏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也由于缺乏对商品经济的专业认知、透彻理解及长期规划，毛泽东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短期性政策，而一些不法资本家偷工减料生产假冒伪劣商品危害正常生产秩序乃至人民生命安全的行为令人震惊，使得毛泽东对资产阶级与商品经济又敏感起来，改变了当初的正确看法。
由图2可看出，当T>1 000 K时，反应式(1)～(5)的ΔGΘ<0，说明上述反应在热力学上是可行的。从热力学分析可知，苏打焙烧可能破坏Me3O5型固溶体结构，使Ti、Fe、Mg、Mn等元素形成的复杂黑钛石型化合物转变为简单的化合物而被溶解，SiO2和Al2O3则形成Na2SiO3和NaAlO2而被溶解。
治疗前，两组MMSE评分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治疗后的MMSE评分均高于治疗前，同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的MMSE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引起的不平等忧心忡忡。他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即资产阶级权利）会导致两极分化，造成不平等，在他看来，工资制、等级、待遇、加班费等受资产阶级影响，助长资本主义思想，是资产阶级法权，所有制解决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就应该破除；较之工资制，毛泽东更欣赏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他说战争年代的革命胜利靠的是政治挂帅和供给制，而不是靠的发薪水，他认为进城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是一个倒退。[8]（P488）
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对于毛泽东公平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中国传统大同思想源远流长，影响较大的是儒家大同思想，形成于《礼记·礼运》，主要内容包括“天下为公”的公有制度、“选贤与能”的选举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人为公的社会风气等。这种天下为公、各尽所能、皆有所养的大同思想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得到更进一步的阐发。康有为描绘的大同世界是基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情况下对未来社会的向往，他认为人们共同劳动，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从生产到分配都按计划进行，消除了国家、阶级、君主等，达至太平盛世，人们过着没有贫富悬殊、没有阶级差别、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孙中山的大同思想深受西方契约论思想的影响，注重民众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他认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既能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又能避免资本主义造成的两极分化的弊端，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
《辞海》关于平等的解释是：平等是人们在社会上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
三、毛泽东实现公平社会的途径：偏重于改造生产关系
毛泽东关注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向促进作用，一方面源于战争年代的经验，在战争时期，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而以物质基础与武器装备相比于敌人悬殊的劣势最终却取得了胜利，所以，他认为既然在战争年代那么恶劣的环境与状况下可以取得胜利，在和平年代，在经济建设方面同样可以通过发动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通过建立起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所有制从私有制变为公有制，必然使生产力获得大解放。[9]（P717）过渡期的缩短、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曾一度引起了人们的疑问，“生产关系是否跑到了生产力前面”？虽然先进的生产关系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农业小生产过于落后，而人民公社又高度公有化，过于悬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消极影响。人们的疑问并没有得到充分阐释，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我们所进行的所有制革命，是与技术革命紧密结合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10]（P182）由此可见，生产关系的改造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重要性。
毛泽东偏重生产关系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他对此经验丰富，对于发展生产力与经济建设他不很熟悉，通常主张“政治挂帅”的方式发展经济，《毛泽东选集》第5卷收录的1949到1957年的文章中，关于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经济的文章很少，他曾说：“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11]（P218）毛泽东尤其重视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他坚持认为，先进的生产关系能快速地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能极大地调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中国人民曾经浴血奋战，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政治运动和群众参与的重要性，把战争年代军事斗争的经验和思维应用于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以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却忽视了客观规律性，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婚后一个多月，秦川的身体开始变化。他有了第一根白发然后白发越来越多，他有了第一条皱纹然后皱纹堆成梯田，他的肌肉变得松弛然后像碎布条那样垂在身上。夜里艾莉紧拥着他，幻想一觉醒来，他能变回从前的样子，可是每一天清晨，他都会变得更老。艾莉知道他必将死去，死得安详或者痛苦，死在豪宅里或者报废机里。她爱上充气娃娃，她的爱情大限将至。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构建理想公平社会的具体途径。人民公社的兴起最初缘于兴修水利、建设农田的需要，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较小，公有化程度较低，不便于进行统一管理，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之后不久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所谓大，即规模大，把小的合作社并成大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即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经济条件不同的合作社，把土地、农具等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以扩大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规模。由于各地、各社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力水平各异，强行提高公有化的程度，并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
该工程主要产出各类农产品，考虑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作物品种和灌水技术的不断改进，产量会不断提高，工程计算期内预测的产量可能偏小，因此按效益增加10%分析对评价指标的影响程度。另外，考虑到农作物产量受气候、病虫害防治措施和来水量的影响，效益会明显降低，所以按效益减少10%分析指标变化。
人民公社带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色彩，是当时社会背景下主客观因素的产物，主观上，一方面是毛泽东急于让中国人民迅速摆脱贫穷落后、建立公平理想社会的主观愿景，另一方面是举国上下发愤图强的强烈愿望，致使走向了“左倾”的激进主义；客观上，由于与资本主义的冷战与较量，苏联模式的示范作用，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使社会主义显示了较之资本主义极大的优越性，苏联又宣布在不久的将来迈进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因素明显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通过改造生产关系，建立人民公社，提高公有化程度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并在短时期内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实现公平社会的途径使毛泽东公平思想在现实中偏离了美好的初衷。
四、结语
毛泽东公平思想的产生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屈辱与苦难，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建立在农耕文明至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一切令毛泽东的公平思想颇具特色，而在践行的过程中，又受到各种国内外具体事件的影响，出现了探索中的曲折，急于求成，违反了客观规律。在实现分配公平、权利平等的过程中，由于对经济建设的复杂性与规律性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与相关了解，机械地套用战争年代的经验与思维方式，过多地使用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的方法解决经济问题，偏重于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现代化大生产的运行规律与管理规则，对于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的作用认识不足，给生产力造成了较大的破坏。然而，这是探索中的曲折，勤劳智慧的广大中国人民奋发努力的精神，志在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顽强意志，以及在探索中取得的辉煌成就，甚至包括那些给人警示与启迪的教训，都是开启未来美好公平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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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9）01-0015-05
*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比较视阈下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经验研究（编号：15DJD001）”；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国时期公平正义思想传播与影响研究（编号：2014SJB374）”；江苏师范大学2017年度博士学位教师科研支持项目“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研究（1840-1949）”（编号：17XLW033）的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刘云凤（1970—），女，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政治；王荻秋（1984—），女，空军勤务学院基础部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翻译。
（责任编辑：潘维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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