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定性比较分析与复杂因果关系
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及社会科学对规律性的追寻意味着我们需要适当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技术来揭示社会事实背后的复杂因果关系。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研究也不例外。在实际的经验研究中，诸多的议题均涉及到复杂因果关系——多个要素共同导致现象的发生、同一现象具有多个等价的复合原因、现象的发生与缺失存在不对称的复合原因，这些特点要求研究者对所研究的行政或政策现象进行多维度的整体性分析，而不是简单地把案例分解成抽象的变量关系；同时，由于研究的目的并不局限于个别案例的特殊性，研究者往往试图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挖掘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关联模式，并对其进行理论化。定性比较分析试图把案例分析的整体性与比较分析的系统性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超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第三条道路(Ragin，1987)。
在逻辑上，定性比较分析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基于必要性和充分性，该理解与日常语言中的因果关系具有高度的亲和性，因此定性比较分析结果容易被读者所理解，便于学界与政策实务界的沟通。尽管传统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所描述的是一种确定性因果关系，但随着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技术的发展，定性比较分析已经能较好地处理非确定性的充分关系与必要关系。(1)关于测量误差对因果推论影响的争论,可参见西蒙·休格(Simon Hug)(Hug，2013)的文章。就分析技术而言，定性比较分析的数理基础是集合论，这意味着它更为适用于中小规模样本的系统比较分析。由于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研究经常涉及中观或宏观的分析单位(事件、项目、政策、组织等)，可以预见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与之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对模型设定非线性接触以判别岩石不断更新的接触表面。对岩石设定固定边界条件，模型中柱状岩石施加围压，岩石上表面与钻头作用区域施加静液柱压力，其余区域及下表面施加上覆岩层压力。定义钻头在钻进方向的钻压与扭矩，对钻头施加高频扭转冲击，即冲击扭矩为脉冲峰值、冲击时间为脉冲宽度、冲击频率为脉冲频率，高频扭转冲击参数设置如表2所示。
此外，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研究不仅是对现有理论的应用和检验，更重要的是在经验研究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理论。这就要求学界不仅要汲取现有的理论洞见，还需要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和活生生的案例，进行经验与理论的对话，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富有情景特征的新理论。与之相关的是，定性比较分析不仅提供了一套数据分析与压缩的技术，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为研究者提供了案例与理论持续对话的工具(Wagemann& Schneider，2010)。
生日，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有很多人为他们过生日，他们也能收到很多礼物，不过很多同学却忘记了，生日不仅是自己人生的开始，还是爸爸妈妈新的人生的起点。孩子们只有心存感恩父母之心，才能时时心存感激，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韩娜娜的文章《中国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的生成逻辑及模式——基于31省数据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比较了31个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探索高水平的网上政务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基于TOE分析框架，作者从组织和环境两个维度选择了政府组织开放性、组织重视程度、政府财政资源能力、上级政府支持、公众需求压力五个解释条件。分析结果揭示了8条因果路径，而这些因果路径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以政府组织开放性为核心的因果路径、以政府自身重视程度为核心的因果路径、以中央政府支持为核心的因果路径。
本专栏的三篇文章分别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应用于PPP、政府网络政务服务、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等议题，展示了对应社会现象发生原因的复杂性，初步表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研究中的适用性。张兵等的文章《PPP项目失败的组态研究——基于30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采取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比较了30个典型PPP项目失败案例，从环境情景-组织情景-项目情景这一分析框架出发，分析了与三类情景相关的9个因素与政府回购这一特定失败类型的关联模式，揭示了导致政府回购这一结果的七类主要的组态模式，包括非政策法律诱导的失败组态构型、国企经济兜底失败的组态构型、能力匹配的失败组态构型、国有企业政策性失败的组态构型、一线城市政策性失败的组态构型、经营失效型组态构型以及经济波动引发一线城市的PPP失败组态构型。
高虒源等的文章《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内在逻辑——基于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综合扎根编码、网络爬虫技术、层次分析法、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和过程追踪方法来探究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产生的核心影响因素及其共变逻辑。通过对40个典型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作者发现没有单一因素可以解释次生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但政府舆情处理、政府公共危机响应、政府的决策偏好与公信力等属性以及舆论特征四方面因素共同构成了次生舆情危机爆发的复合充分条件。
不可否认，本专栏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系统化和科学化，还有助于提高学界对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方法的认可度，因此具有重要的学科建设的意义。为了推进学界拥抱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仍需学术界共同努力，建构具有共识的研究范式。本文作者在此抛砖引玉，供学界同仁探索与争鸣。
式中，En—林木资源资产经济价值量；W—销售总收入；C—林木资源资产的各项经营成本；F—林木资源资产经营期间的合理利润。
首先，虽然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有助于研究者提炼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政策意涵的复杂因果关联模式，但所发现的关联模式往往非常复杂、且具有众多的因果路径。因此，如何选择具有解释力的核心解释条件，建构更简洁的复合充分条件，并对所发现的复合充分条件进行理论化，构成了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挑战。其次，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作为一种相对新的研究方法，在方法应用和写作表述等方面有待形成共识性的规范。比如，理论分析框架、定性比较分析结果与案例阐述三者之间如何做到有机整合，标定过程中具有实质含义的锚点的确定以及具有适当性的赋值方案的选择，等等议题均仍有待学界同仁建构方法论共识。最后，尽管现有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工具，但与之相关的方法论议题仍有待进一步发展，需要学界的共同参与和贡献。比如，将时间因素整合进来进一步发展时序定性比较分析、改善复合必要条件的自动化提取算法、整合定性比较分析和过程追踪分析、评估测量误差对因果推断的影响等是其中一些值得关注的方法论议题。
参考文献
Hug， S. (2013).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How Inductive Use and Measurement Error Lead to Problematic Inference. PoliticalAnalysis，21(2)：252-265．
Ragin， C. C. (1987). TheComparativeMethod.MovingbeyondQualitativeandQuantitativeStrateg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gemann， C. & Schneider， C. (2010).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Fuzzy-Sets: Agenda for a Research Approach and a Data Analysis Technique. ComparativeSociology， 9(3)：376-396．
*黄荣贵，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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