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出发长征。那时，我刚刚出生19天。
红二六军团将要离开湘鄂西的行动，从九十月份就开始准备了。我母亲蹇先任正怀着我临产在即。当时，父亲贺龙和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军团领导人都在为母亲的临产而焦急万分。如果长征出发时母亲还没有分娩，那母亲就必须留下来。留下来，意味着什么呢？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敌人会用百倍的疯狂来报复，苏区将面临一场浩劫。因此，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父亲贺龙不断通过电报关切询问我母亲的信息。
部队出发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母亲更加焦急，她恨不得我快快出生。11月1日，照顾她的卫生员因事外出，屋里只剩下她一人的时候，我突然出世了。因为屋内无人，母亲只好自己用剪刀剪断脐带。当我来到人世发出第一声啼哭的时候，母亲笑了。因为我终于赶在长征之前出生，她可以随队长征了！父亲在前线听到我出生的消息，极为高兴。刚好前线打了大胜仗，真是喜上加喜。他风风火火地快马赶回洪家关的贺家老屋，一进房门就把正在熟睡的我抱了起来。我一下被他的胡须扎醒了，可能那时候的我，把他的爱当做对我的侵犯，哇哇地大哭起来。父亲喊着：“哭吧！哭吧！我天天盼着听你这小毛毛的哭声呢！这一下可好了！你哭出来了！喊出来了！好哇！”
这个忙我愿意帮，帮刘铁头其实就是帮我自己。问题是怎么帮。我在心里合计，解救李金枝，先要过李老黑这一关。过了这一关，还要选个合适的时间，最好在晚上。晚上要找李老黑不在家的时间。李老黑不在家的时间？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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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划分出王家会站的高、中、低、枯水期。高水期为大于等于10.0 m3/s；中水期为0.910～10.0 m3/s；低水期为0.240～0.910 m3/s；枯水期为小于0.240 m3/s。
肖克说：“小毛毛一出生部队就打胜仗，好兆头，就叫捷生吧。”
我哭着来到了这个世界，可难为了戎马倥偬的母亲。部队长征在即，我这刚出生的婴儿是随行，还是忍痛割舍？父亲把一位最忠厚、最亲近的亲戚找来，对他说：“部队这次走得很远，要越过千山万水，越往前走，气候会越冷。毛毛刚刚出生，实在是没法带起走，留给你抚养，好吧？！”亲戚满口答应，说，回去找个奶妈，过两天来接。分手时，父亲还给了他一些钱，可是左等、右等，那位亲戚没来接。父亲着急了，亲自去登门拜访，却一头撞在门环上。邻居说，全家人几天前就都搬起走了。父亲当然明白人家有顾虑，也理解人家的顾虑。回来对母亲说：“他是怕我们连累他。”他沉默了一会又说：“这么亲近的亲戚都躲起走了，看来没人敢要这孩子。罢了，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下一代，这孩子我们带走。只是你要多多辛苦些了。”这时候，我正在哭，母亲把我抱起说：“别哭了，再辛苦我也要把你这小毛毛带走。无论路有多远！无论……”
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为了比较基于游客感知的青秀山景区旅游厕所的重要性和满意度感知差异，对旅游厕所的27个感知指标进行了IPA象限分析，纵坐标为重要性，横坐标为满意度，以重要性总体均值4.39和满意度总体均值3.96的交叉点，画出参考线，绘制出包含27个感知指标的IPA四象限矩阵图(图1)。
当时，部队为了长征，进行了轻装精简，把老弱病残人员都留了下来。我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能带吗？为此，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党委专门开会进行了一次研究，最后的决议是：先把娃娃带起走，路上遇到合适的人家再送人吧。母亲很伤心，她知道这个决议意味着随时都可能和自己的初生女儿生生别离。就这样我跟着红二六军团长征了。为了照顾母亲和我，指挥部让我们随着军团的卫生部走，部长是贺彪。行军第一天，在乘船过一条河的时候，母亲要其他人先过，她抱着我在河边等。当贺彪划船来接妈妈和我时，突然敌机来了，在船的周围扔起了炸弹，船像一片树叶在波浪上摇晃，涌起的水柱几次都险些把船掀翻。
因为卫生部是行军队伍的后卫，母亲和我都休息不好。指挥部就让母亲和我跟先遣队走。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了我，就用布袋子兜着我，她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她可以时时照看着我。出生刚一个月的我，随着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枪炮声，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篮曲伴奏下活下来的！
母亲生下我就没奶，每到一个宿营地，她就抱着我四处找奶。我的哭声把老乡们都引来了，老乡见红军中还有婴儿，都感到稀奇。母亲就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那些正在喂奶的年轻妇女就把饥肠辘辘、大哭大叫的我抱进她们的怀里。可以说，长征二万五千里，有无数位妈妈给过我奶水。爸爸妈妈说我吃过千家奶，这是名副其实的千家奶啊！
为了祝贺我的出生和刚刚取得的一场胜利，父亲、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伯伯、叔叔一起喝起酒来。父亲说：“小毛毛出生了，还没有起个名字呢？”
过雪山时，母亲背着我，当她千辛万苦翻过雪山之后，又听见我的哭声，她也激动得哭了。毛毛！小毛毛还活着啊！雪山没夺走你！我的命大啊！在那次，我15岁的舅舅蹇先超就牺牲在寒冷的雪山上。
父母盼我哭，可有时他们又怕我哭。每次过敌人封锁线时，母亲都用奶头堵住我的嘴。一次，急行军，母亲很紧张，紧紧地用奶头堵了我的嘴。当队伍冲过敌人封锁线后，母亲拉出奶头，我却没有声音，母亲以为我被奶头堵的没气了，仔细一看，我在母亲胸前的布兜里酣睡呢。
还有一次过敌人封锁线时，父亲把我放进他穿的羊皮大衣的怀里。他骑马冲过敌人封锁线后，却把我丢了，我的哭声让红军战士们发现了我，他们见我用军衣包着，猜想是红军的孩子，就抱着我行军，后来，辗转地把我送到父母手里。但这个故事父母都不承认，都说没把我丢过，而贺炳炎却一口咬定是真的。我想，这故事可能是真的，父母不想承认是觉得我这娃儿一出生就历经了世人都难以经受的磨难，他们不想让我知道得太多吧！
那时怪不怪，父母和任弼时、肖克、王震、卢冬生、贺炳炎、贺彪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对我的哭泣不仅不厌烦，反而都愿意听。一旦我不哭了，他们反倒担心。有一次，我病的很重，不吃不哭不睁眼，长征路上又没有药。当地老百姓告诉了妈妈一个偏方，用百年老灶的土和蛋清和泥糊在我的肚脐上。偏方还真管用，两三天不哭的我又哭起来，父母听到我的哭声才舒心地笑了。
红二方面军团过草地时，由于行走在红四方面军的后面，野菜都被前面部队挖光了，许多人因为吃了不知名的野菜都中了毒。为此，父亲下令成立“试吃组”，成员都是共产党员。母亲就把试吃过的野菜，捣成菜泥喂我。野菜又苦又涩，我哭着不肯吃，一次次吐出来，母亲就一次次再喂。
长征路上，父母几次想把我送人，可我不断生病，他们见我病着，总也不忍心丢下，只好带着走。看来我是因祸得福呀！如果我是个健健康康的婴儿，我会流落在哪里呢？也许早已是长征路边上一小堆白骨了，真是难以设想。
过草地的时候，母亲把干粮分给了丢了干粮的女战士马忆湘（当时她才十二三岁），身为总指挥的父亲也断了粮，我饿得哇哇直哭。一个警卫员把干粮袋抖了一阵，抖出一小撮面粉，搅成糊糊，抹在我嘴里，我的哭声才慢慢地止住。
对照组治疗药物单用阿司匹林（拜耳公司生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61023177），100 mg/次，1次/d；观察组治疗药物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氯吡格雷（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为J20080090），75 mg/次，1次/d。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1个月。
我这个小毛毛跟着长征，可以说无时不牵动着大家的心。每到宿营时，大家都安排我和母亲住能遮风挡雨的房子。指战员经过我们居住的屋外，都要侧耳倾听，怕我没了声息。有一次我病得非常重，两三天没有哭声了，大家认为我真的活不下去了。陈希云找了块花布，递给我母亲说：“娃儿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着吧，她到底是个女孩。”
也许真的是我命大，三天后，我又哭了，我的哭声，使大家悬着的心都放下了。我又哭了！几乎给了全军一个惊奇。像传达一个总部的口令一样，队伍里都在传递着这句话：捷生又哭了！捷生又哭了！建国后，许多叔叔阿姨们都对我说：“长征路上，我们都愿听到你的哭声，你的哭声，就是平安，就是欣慰啊！就怕听不到你的哭声！”真荣幸！我的哭声在那条漫长的饥饿征途上，竟然成了一种象征，它象征着生命在继续，它象征着前途有光明，它象征着革命有希望。
红二六军团长征到陕北后，我和母亲就住在延安。一天，林伯渠去看母亲，他见我又黄又瘦，还不会站立，连哭声都没气力，就对母亲说：“这娃儿一岁多了，哭得还不如猫的叫声大呢。”当天，他给母亲送来了一只羊腿。母亲就用搪瓷缸炖羊肉汤，喂我。慢慢地，我能站起来了。
1950年，当我在重庆和阔别多年的父亲重逢时，我已经是14岁的少女了。父亲拉着我的手说：“捷生啊，这么多年，我记住的，就是你的哭声……”
第二,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监管，促进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要求持有不同数量资本金；辅导非正规金融组织建立严格的内控制度，对其管理人员与从业人员的准入做出规定；限定非正规金融组织的业务范围，不容许其经营风险较大的股票、黄金、外汇交易等金融业务；定期收集非正规金融资金流量和流向以及利率变动等各种数据，便于政府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时参考。
是的，我的长征，留下的是一路哭声，也是我的生命之歌。
（作者简介：贺捷生，生于1935年11月1日，贺龙元帅之女。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著名军旅作家。其《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本刊曾选载其作品，受到广泛好评。）
责任编辑：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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