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的王阳明，在其一生中始终将书院教育作为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从事教学和指导的书院有14所。在书院实践中，王阳明将道德理性作为其书院教育的重点和办学理念，批评支离破碎、华而不实的学风。在道德理性的前提下，他将驱功利、明人伦、正经典作为其教育哲学的基本理念。其教育理念与“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的哲学思想又是一致的。
关键词：王阳明；书院实践；办学理念
王阳明是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其一生文韬武略，大气磅礴，极富戏剧感和传奇性。他的书院实践活动自官场失意被贬贵州龙场驿始，在书院教学实践中其思想体系也不断成熟完善，同时也促进了其政治生涯的发展，随着职位和能力的不断提升，王阳明对书院教育的贡献也逐渐增多，二者相得益彰。其书院实践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直接创办的书院有四个，包括在贵州龙岗创立的龙冈书院，复兴濂溪书院，重建稽山书院，以及晚年在行军途中创建的敷文书院，间接创办和指导的书院有十所，包括文明书院、阳明书院、万松书院、白鹿洞书院、鼎新书院，以及义泉、正蒙、富安、镇宁、龙池五所社学性质的书院。在其二十余年的书院教育实践中，其踏实问学的态度，孜孜不倦的教育精神，在明代书院教育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他也推动了明代学术的进步和知识的下移，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发展。在其书院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教育理念和哲学思想，促进了其思想体系的成熟，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
王阳明生于成化八年(1472年)，弘治五年(1492年)通过乡试，弘治十二年第三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王阳明在书院教育之前，并未将为官和学术作为其一生秉持的事业。他曾学习骑射，也曾修习诗文，向道士学养生，筑阳明洞习引导术等等。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阳明开始办学招收学生，《年谱》记载“是年先生门人始进”。同年王阳明与湛若水始交，确立了其立志传道讲学的志向。“然师友之道久废，咸目以为立异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时为翰林庶吉士，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1]1226。正德二年(1507年)，王阳明在去往贵州途中路过长沙，并游历岳麓书院，并写下长诗《游岳麓书事》，进一步坚定了其办学的决心。
一、直接参与的书院办学活动
第一，龙冈书院办学。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驿。与富有人文素养的中原相比，这里“蛇虺魍魉，蛊毒瘴疬，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士亡命”[1]1228。可见当地不仅自然条件恶劣，应对自然条件的手段和方法也停留在很原始的阶段。王阳明从教当地百姓筑房架木开始，逐渐到教授文化知识。在贵州期间，王阳明摒弃了朱子的格物之说，认为人的本性是自足的。王阳明以知行本体阐释《五经》内容，并著《五经臆说》，以此发明了自己的“知行合一”学说，后世称为“龙场之悟”。 龙冈书院是王阳明第一个书院性质的学校，也是其二十年书院教学的开端。“王阳明在书院讲学活动中，常常激动不已，有时夜不能寐，与诸生秉烛讲习，通宵达旦”[2]677。足以看出王阳明在龙冈书院教学期间付诸的心血之多。一方面龙冈书院是其教学的起始点，另一方面教学实践是其将所知施行于教学实践中的过程，以达致“知行合一”。王阳明在此寓教于乐，教学相长，这段时间是其一生中少有的悠游自在的时光，其沉溺于学术研究和教学中。期间作诗《诸生来》：“门生颇群集，樽戽亦时展。讲习性所乐，记问复怀靦。”[1]697《诸生夜坐》：“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1]699在龙冈书院教学期间王阳明为龙冈书院制定学规，这就是著名的《教条示龙场诸生》，其中包含四条，即立志、勤学、改过、择善。
第二，濂溪书院办学。正德十二至正德十三年(1517—1518年)在经历了一系列军事活动后，王阳明任南赣巡抚期间开始有时间、有精力着手书院教学事宜。濂溪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号，为宣扬其理学思想在南昌、九江、赣州都建有以濂溪命名的书院。王阳明修复并从事教学实践活动的是位于赣州的濂溪书院。在此期间他同时发布了大量的告谕，要求所辖州县设立社学，并订立乡约，为此他还撰写了《社学教条》和《训蒙大意》。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在赣州建濂溪书院的同时还新建了义泉、正蒙、富安、镇宁、龙池五所社学性质的书院，既为了教化当地的民众，也为了传播其心学思想。在教学内容上，王阳明从批评朱熹的《大学章句》着手，指出“格物致知”说的缺点，摒弃朱子的注解和编纂顺序，仍按古本《大学》进行教学。为了缓和与朱子之学的矛盾，显示其思想对朱子的继承之处，王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虽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对其思想本身以及阳明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门人还将他的教学问答进行了整理，辑录成《传习录》，作为入门弟子进阶的重要书籍。“阳明学派的建立和阳明学的传播与《传习录》的编纂和刊刻所造成的事实影响，有着直接联系。它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其地位与作用不亚于《论语》”[2]680。
陶氏大中华区总裁林育麟表示：“作为陶氏全球第二大市场的大中华区在陶氏的业务拓展版图中具有战略意义。在中国投资建设有机硅树脂工厂的决策是陶氏对中国市场长期规划和承诺的重要体现。有机硅材料因其卓越性能，在创造更好的生活品质方面具有无限的潜力，大力发展有机硅产业对于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度具有积极的作用。陶氏此次的投资决策将对中国的有机硅产业发展带来正面影响，我们对此满怀信心与期待。”
文明书院位于贵州省城贵阳，始建于元皇庆年间，元末毁于战乱。弘治十七年至正德元年(1504—1506年)，时任提学副使的毛科对其进行了重修，正德四年(1509年)王阳明受聘于席元山到此讲学。“时守仁谪龙场驿丞，(席)书择州县子弟入文明书院，而以书敦请守仁主之，……守仁既就书院，书公余则往见论学，或至夜分，诸生环而观听者以数百。自是贵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4]。王阳明的到来正值文明书院刚刚步入正轨，可谓恰逢其时，也使其知行合一学说不再拘泥于龙场驿，而是将影响扩展到贵州全境，及至嘉靖十三年(1534年)，王门弟子王杏任贵州监察御史时，“闻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始知师教之入人心深若此”[1]1330。足见王阳明对于当地化民成俗的影响之深，贵州成为王学思想的发源地和根据地。王杏还新建阳明书院(1534年)以及王公祠以纪念王阳明的功绩。
第四，敷文书院办学。嘉靖六年(1527年)，结束了六年闲适的讲学生涯之后，王阳明重新披上战袍奔赴广西镇压叛乱。在平叛乱的同时，他还在当地举乡约、重礼教、兴学校，意图改变当地的民风，学习圣贤之学，抑制反叛和颓废之心。嘉靖七年(1528年)六月，他在广西南宁创立敷文书院，并聘其门人季本作为书院的主讲。八月，王阳明发布了影响深远的《经理书院事宜》一文，对书院的财务花费进行了细致的规定，拟定了书院教学学规章法；九月，应苍梧师生请求，他发布了《批苍梧道创建敷文书院呈》，在原有的苍梧县学的基础上鼎建书院一所，同年十一月，王阳明病逝于归家途中。敷文书院代表了王阳明晚年对书院教育的一如既往和眷恋之情，以敷文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教育促进了广西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知识的传播。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城市建成区的规模也在持续扩张．对城市建成区进行有目的的历史重建和现状分析，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用一种科学、连续的方法反映出城市扩展演进的过程，为相关部门提供有效的数据基础，进而更加合理地规划城市扩展方向．由于遥感手段具有快速、宏观、综合获取城市用地状况及其变化数据的优势[1]，同时GIS具有强大的空间分析与数据处理能力，将二者相结合，能极大地提高管理土地资源的能力．
二、间接参与的书院办学活动
第一，受邀讲学。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非《年谱》所记贵阳书院)。[3]由于王阳明在龙冈书院的教学声名远扬，贵州提学副使席元山亲自到龙冈书院请教。关于席元山往复问辨，《年谱》是这样记载的：
图书馆是直接为读者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场所，其影响力是通过它直接服务于读者需求逐渐显现出来的，所以图书馆馆员要在接待读者服务中调查、分析、研究读者需求，研究如何更好地为读者需求服务。图书馆可以说是一所敞开的社会大学课堂，是读者自主学习并获得知识的重要基地，图书馆应该以得天独厚的文献资源优势提供给读者优质阅读服务，为读者获取信息资源和开发信息资源起到的引领作用。
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知行合一)。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1]1229
高美影楼诚招摄影师，他没注意到门口的那张招聘启事。听到女郎如此发问，高志明忽然觉得好笑，转身指指橱窗，“这张照片就是我拍的。”
第三，稽山书院办学。稽山书院位于浙江山阴卧龙山西岗，南宋时为纪念朱熹而建为书院，元代开始办学。嘉靖三年(1524年)，绍兴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乃增大书院规模，一时稽山书院成为了阳明思想传播的中心。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子都来向阳明请教学习，场面蔚为壮观。“萧璆、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仕鸣、薛宗铠、黄梦星等来自广东，王艮、孟源、周冲等来自直隶，何秦、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忭来自泰和”[1]1290。可见当时王阳明授徒讲学盛况空前。由于稽山书院规模宏大，生源层次参差不齐，王阳明针对这一现状在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一是初入学者先由资历深厚学问扎实的高足引导和启蒙，再由阳明本人面授；二是采取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讲学不拘泥于时间、地点，要求学生全面发展。教学内容上以《四书》《五经》为主，并以其“心即理”的思想贯通之。对于初学者则以王阳明的《大学问》和《传习录》作为入门的教材。在稽山书院教学期间王阳明撰写了《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万松书院记》《亲民堂记》《答顾东桥书》《答欧阳崇一书》等流传深远的文章。
1.1 病例纳入与排除标准 收集2015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行电子胃镜检查确诊为钩虫性十二指肠炎综合征的125例患者病例资料。纳入标准：①经我院电子胃镜检查明确诊断为钩虫性十二指肠炎综合征；②临床病历资料保存完整且可查阅。排除标准：①排除血液系统疾病、过敏性疾病、药物反应、自身免疫性疾病、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等影响嗜酸性粒细胞因素的相关疾病；②临床资料缺失或描述等病历资料不完整、不明确者。
惟我皇明，自国都至于郡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而名区胜地，往往复有书院之设，何哉？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1]252-253
第三，以办学的名义传播其心学思想。阳明在任江西巡抚期间，为了防止宁王朱宸濠叛乱，他派门人冀元亨到宁王的阳春书院进行教学。他还派门人到蔡宗兖任白鹿洞书院洞主，并刊印《朱子晚年定论》和《传习录》，从朱子学的根部对其进行瓦解。正德十六年五月(1521年)阳明集门人于白鹿洞，“先生遗书促邹守益曰：醉翁之意盖有在，不专以此烦劳也。区区归遁有日。圣天子新政英明。如谦之亦宜束装北上，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也”[1]1280。由其急切复兴白鹿洞书院可以看出阳明对能够入住白鹿洞书院的喜悦之情，同时，“希望自己的门徒尽快占领白鹿洞，将这一朱学堡垒变为王学阵地”[5]307。
三、办学理念与哲学内涵
1.驱除功利之心
由于王阳明在龙场驿办学之前已经有官场失意的个人经历，加之明朝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读书诵典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因此王阳明针对这种社会风气在书院教育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批驳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如他在《万松书院记》中有以下论述：
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1]56
可见面对当时流行于士大夫之间的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王阳明既深感自己的无力感和苍白感，但也使他暗下决心扭转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自上而下，导致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儒家不证自明的王霸之辩、义利之辩再次被世俗遮蔽。
又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
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随在贤知，亦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1]25
(2)受传统应试教育观念的深远影响，教师的评价过于关注结果，忽视学生在不同时期的努力程度和进步状况，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形成性评价，折射到教学中势必造成教学活动重心的偏移，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数学教学活动的有效性。重结论、轻过程的教学活动，把形成结论的生成过程变成了单调呆板的机械记忆和模仿练习，学生缺乏对数学的体验、感受、思考和探究，死记硬背和机械训练成为数学教学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学生的智慧、天性受到扼杀，个性发展受到摧残，创新思维的形成成为泡影，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王阳明看来整个知识界需要一场革新，以此来免于世俗的沾染，正本清源，重现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而不是流于功利世俗之学。王霸之争始于孟子，一直以来都是儒家士大夫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霸术是与圣贤之学相对立的，霸术之学是与儒家士大夫成圣成贤的志向相背离的。但是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群体进一步壮大，士大夫阶层的这种功利之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王阳明在书院办学实践中，针对这种华而不实、浮躁功利之心制订了一些应对措施。
可见王阳明认为要革除私欲之心，而不能任由其生长。如果任由私欲之心发展，即使是父子、夫妇、兄弟也会出现隔阂甚至反目成仇。因此，王阳明提倡仁爱之心，这样既可以避免争端和争执，又可以使人的胸怀得到拓展。他认为私欲的源头在于受到物欲的蒙蔽，在物欲面前人的眼光容易变得短浅，只重视眼前的利益，而不重视长远的利益和责任感。他同样重视礼仪的重要性，他认为礼仪是为人处世的尺度，同样也是减少私欲的重要前提。只有申明礼仪规范的重要性，才能避免自私自利，才能避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自利。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1]974
在王阳明看来在做任何事之前都要有必胜的信心，不管是读书修身还是从事百工技艺。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不能一曝十寒，更不能信马由缰，而应该“择善而固执之”。在他看来立志的高度与人的成就的高度是成正比的，人心所能见到的高度也就是能力和地位所能达到的高度。 “通过立志而确立价值目标，自我才能真正由迎合于外转而挺立自我，而为己、克己、成己的过程亦可由此获得内在的依归”[6]105。
立志的说法取自孔子，立志就是志于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士君子不慕名利，对于耳目口腹之欲从来都是等而下之，作为维持基本生存的条件，但从来没有当成过毕生追求的价值标准。在孔子看来“道”才是最高的标准，才是可以用毕生精力去追求的，在追求“道”的过程中，哪怕箪食豆羹也能悠然自得。“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同样认为士君子追求的不是衣食、仓廪等世俗意义上的个人享受，而是一股浩然之气，一种“舍我其谁”的寻“道”的勇气。因此王阳明接续孔孟传统，鼓励学子成贤成圣，而不是将读书学习作为考取功名的敲门砖。王阳明认为立志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学子的浮华飘荡之心，避免受世俗功利之心沾染，对人生命运充满绝望，而采用非常规手段。王阳明同样认同“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认为士君子要做的是修身明理，胸怀天下，更多的是担当起心怀天下的责任，而不是世俗的享受。
其次，王阳明认为要想驱除世俗的功利之心，就是革除私欲，要想革除私欲不得不提儒家的仁爱思想，以及仁爱思想所包含的孝由亲始。
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弗如仇仇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1]29
与很多老农资人一样，今年45岁的王强在农资行业摸爬滚打大半辈子。1990年，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河北省景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从此与农资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2007年底，他拉起了自己的大旗，成立了衡水佳禾农资有限公司。11年来，他带领着老、中、青结合的佳禾团队，上下一心，精诚合作，不断开拓创新，稳健发展，现已形成了集化肥贸易、仓储物流、化肥生产、农业种植、酒店连锁等全方位、多领域发展的战略布局。“佳禾源，种好田”已深入农民心中。
首先，王阳明认为驱除功利之心就是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中对书院办学理念和对学子提出了四点要求：即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四条既是王阳明对龙场学子的殷切希望，也是儒家思想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其中，第一条立志是学子做学问和为人的根本，同时也是驱除学子功利之心的前提。
最后，王阳明认为想要驱除人的私心杂念必须使内心洁净。他说：学者欲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1]103
王阳明认为我们生活在世俗世界里难免会被物欲蒙蔽，难免沾染上不良的习气，因此，要立志做圣人就必须清除掉自己的恶习，收敛自己的内心。他认为廓清心体可以防止初学者心猿意马，不着边际。只有廓清心体，所学才能不与世俗见解混杂，才能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王阳明看来，真实的德性之中，总是内含自我评判的规定，而自我评判则往往包含着独立思考的要求”[6]108。可见，在王阳明看来自我评价、自我净化、自我反思是驱除功利性的必要步骤。立志向学、革除私欲、廓清心体是王阳明书院教学培养的理论积淀，也是其知行合一理论的前提。
2.发明人伦之学
关于书院，王守仁将其定位于“匡翼夫学校之不逮”，认为书院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补救官学的流弊，而将求古圣贤的明伦之学。因此，王阳明提出的人伦之学包含两方面的内容，既是为了弥补官学的弊端和罅漏，又是为了阐明个人在五伦关系中的所作所为符合行为规范。
在王阳明对官学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当时官学所存在的诸多弊端。“然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鹜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1]253。
虽然科举制始于隋唐，但是儒家士君子从政的传统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儒家思想从官方哲学变为民间思想之后所处的起点较之前降低了。科举考试的确立使儒家士君子做官的难度增大，随着竞争压力的增大无暇踏实学习明伦之学，而只是简单地记诵辞章应以付科举考试。因此，他认为书院的职责就是弥补官方单纯注重科举考试僵化的不足，他认为学子读书不仅是为了追求科举之“名”，也要追求学问扎实之“实”。
一方面，对纳税人经营活动与税法规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对其进行了分析。另一方面，对财务报表进行分析。前几年的纳税申报数据与税法规定之间的关系，如会计核算和会计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导致了税收负担的增加等，通过分析，可以获得税收优惠。
第二，门人创建和管理的书院。万松书院位于杭州西湖南缘凤凰山万松岭，始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4年)，原为报恩寺。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浙江右参政周木改辟为万松书院。嘉靖四年正月(1525年)，监察御史潘倣拓新万松书院，王阳明对此也有记载，写下了讲求明伦之学的《万松书院记》，并亲自赴此讲学。十月，门人在绍兴西郭门内光相桥之东建立阳明书院，一是为了彰显老师在当地的声望；二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弘扬王阳明的学说。
上文提到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正是书院发展繁荣的时代，书院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完善，教学内容也从弥补官学的不足到全方位教学。此时的书院既有启蒙和培养人才的作用，又兼有社会教化的功能。与此同时，因为科举考试的严苛，众多士大夫科举考试失意，遂投身于书院教育当中，使得书院的教学队伍得到壮大，学术氛围也更加浓厚。
在阐明五伦关系和行为规范方面，王阳明认为所学内容不应该一板一眼只重视辞章记诵之学，忽略学问的实用价值。因此他认为读书的目的是能够作用于实践活动的“行”，而不是只停留在理论知识的演绎上。王阳明所说的明伦之学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十六字心诀是尧传之于舜，舜传之于禹的，代表了三代精神，也是一直以来的儒家传统。王阳明认为对道学传统的述说，才能使所学者心领神会。王阳明认为道心是主要的，而人心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唤醒个人内在的灵明。因此，王阳明重视对儒家精神性的传承，落实在人伦日常当中，他认为道心是无所不包的，其中包含着明伦之学。“以言其伦，则为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尽此矣”[1]253。
在王阳明看来只要能够把握住道心这个根本，明白人伦，才是真正的学问。在他看来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一味地读书穷理而是要把握儒家的基本精神。在他看来明伦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修身的基本原则，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诸范畴都离不开明伦的基本原则。
因此，遵循着道心而行事，五伦的理念自然能够实现好，伦理纲常关系无外乎把握住这个根本，而这个根本在王阳明看来就是道心。“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1]254。
针对目前国内信息化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我院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学习，基于全院上下对现代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深度认同，进行了科学详细的方案规划和明确的目标设定。
“一方面由于功利主义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削弱了理学维系人心的作用”，另一方面，理学将“理”推向了极致，例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7]，使理学逐渐教条化和形而上学化，失去了维系人心和社会教化的功能。“王阳明认为圣贤的基本修养方法不是朱熹所讲的‘格物穷理’和‘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完完全全地依靠个体的自我良知自觉，并且顺其人性自然情感的流露”[2]682。与程朱理学注重外在明理的原则不同的是，王阳明更加注重主观的内在的觉醒。他认为外在的规范只会约束人的行为，让人束手束脚，他认为“天理”和“物欲”并不是对立的，重要的是对“天理”和“人欲”的理解。发明人伦之学并不是抛弃天理的至上权威，而是将天理内蕴于人心，发明内在本性的灵觉。内在本性的灵觉在人身上是“知”，在行动上则是“行”，即明伦之学。与朱子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心性修养的诸多环节相异的是，王阳明删繁就简将“发明本心”作为修身的原则，他认为“发明本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由此可见驱除科举功利之心重在革“心”，阐明伦理纲常观念重在见“性”，在他那里“心”与“性”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本性就是王阳明所指的“良知”，我们只需把内心的良知推致出来，表现为外在的伦理原则，这就是“致良知”，王阳明的心性修养论与政治治理原则在根本上也是一致的。
3.匡正经典权威
王阳明在治学之初就是从摆脱朱子格物之学开始的，他认为朱子之学不仅在理论上繁琐和故弄玄虚，在实践上也没有很好地把握儒家思想的精髓。王阳明虽然也重视《六经》的作用，但其认为当世对于《六经》的解读存在很多问题，当时学者对《六经》的理解偏离了儒家的正道。他说：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竟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1]255
王阳明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六经》的解读出现了很多问题，他将种种乱象归为三类：第一种是被功利思想迷惑，轻信邪说，否认经典旷日持久的作用；第二种是沉浸在经典注疏中不能自拔，并以此得意忘形，通过经典凸显自己；第三种是将经典作为修饰自己的工具，抢占学术阵地但又无真才实学的人。王阳明所要做的就是批判封建学术权威，拒斥功利浅见，正本清源，使学术免于陷入辞章书卷当中。由此，我们可以感知他对于支离末学的猛烈批评的态度，更可以从他希望“世之学者既得吾说而求诸心焉”的迫切中，体味到他借书院传播其学说的迫切之情。[5]309虽然他创办书院投身教学实践有发扬其学说之嫌，但其力行的目的旨在回归经典本身，并非树立个人学术权威的地位。其书院讲学活动，实际上就是其学术建构活动的自然延伸。[8]
在《大学问》一文中王阳明申明了《大学》中三纲领的重要性，他认为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心性修养的关键，止于至善意味着心智的成熟。他认为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具有一贯性，也就是说内在与外在、整体与部分、入门之基与至善之境具有连贯性。他认为《大学》所要学的就是大人之学，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儒、与孟子所说“不失其赤子之心者”本质上是一致的。王阳明之所以重视《大学》，一个原因是《大学》是儒家思想入门的起点，另一个原因是《大学》代表了儒家的终极原则和价值指向。王阳明更加重视古本《大学》的作用，古本《大学》虽然有阙文但大体意思不会受到影响。他反对朱子对《大学》章句进行重新排序并且补充阙文，使得文本流畅，但是他认为这样朱子加入了个人的理解，反而无法体悟古人的原意。他将《四书五经》融会贯通，认为《四书五经》不过是为了言说人的性体，唤醒人内在的良知良能。因此在书院教学中王阳明不注重对于文字的考据训诂，不停留在咬文嚼字的层面，而是注重对于大意的理解，注重经学思想对于日常道德行为的裨益。他认为经学是：“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1]254
但是，令陈祥平头疼的是，从今年入秋开始，他就感觉自己的右腿有些疼痛，一开始痛感并不明显，他买了点膏药贴在痛处。可最近小腿酸疼得厉害，休息一小会儿，感觉不疼了，继续走一段时间后，腿又开始疼起来。陈祥平心里老琢磨着这腿是怎么了？一些老朋友告诉他，不碍事，人上了年纪腿脚总会不利索的。电视广告里说，老人腿疼是缺钙，为此陈祥平可没少吃各种钙片，但痛感却是越来越重。刚开始时走1000米腿才疼，现在刚走200米就疼了，腿感觉还有些发凉发麻。
他认为经学的作用是能够提供一种恒长的道理，经学是作为解释天道运行法则的文本依据和原理说明。经学的作用就在于让人明白天道的运行法则，进而让人明心见性。因此，还原经典的原貌，让自己的内心去认识这种常道在他看来尤为重要。
总体来说，王阳明对朱子的批判，对经学的匡正，是对儒家思想内部进行调整。在他看来，名初朱学的独尊地位导致了它的日益僵化，徒具形式，而不能真正深入人心，发挥对于社会生活的指导作用。与朱子将“天理”放在首要位置相区别的是，王阳明只是着重强调“良知”的重要性，重视内在的领悟。但是王阳明所阐扬的本性良知同样需要符合外在的客观标准，因此本性良知与“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王阳明虽然反对朱子的学说，但只是细枝末节上，特别是对经学的注疏和记诵辞章上，王阳明认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明白圣人的旨意，而不是陷于皓首穷经之中，埋头于书卷之中而无法将义理发挥出来。虽然对朱子及其后学在思想上有分歧，但是却并无门户之见，从其早年游历朱子学大本营岳麓书院和后来的一系列讲会活动中可见一斑。
从孔子对《六经》进行增删开始，儒家士君子对经典的损益和增删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对经典的注释和考究难免会带上时代的烙印，因此，道理反而越说越模糊，对经典的理解反而无法达到清楚、明白的效果。因此，王阳明所说的回归经典本身就是指将经典与个人的领悟相结合，将万世之常经与内在的良知本性相结合，使内外合一，“道”与“心”合一。这与他“心即理”的理论是一致的，“心外无理，心外无事”都是以内在的本心为衡量标准的，而忠于自己的本心又是树立道德理性所要达到的目的。
四、结语
王阳明的书院实践涉及贵州、江西、浙江以及广西和福建，覆盖了南方大部分地区，其书院实践迎合了明代书院学术兴起的浪潮，接续了学脉，其后学更是撑起了明代教育的半壁江山，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阳明后学也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知识的下移。王阳明的书院教育理念不论是以其立志向学、革除私欲、廓清心体为步骤的驱除功利之心，还是以心性修养和政治治理原则相统一的发明人伦之学，抑或以五经原典与良知本性相结合的匡正经典权威，都是为培养人的道德理性服务的，其教育理念与“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的哲学思想又是一致的。“王阳明以内在的良知转换成超越的天理，但与赋予良知以二重性相应，王阳明不仅未放弃普遍性的原则，而且将其置于重要的地位”[6]116。道德理性的培养不仅需要主观性的良知的觉醒，而且需要客观的道德规范作为参照，既需要革除心非，又要抵制物欲，他继承了自张载、朱熹、陆九渊等宋明理学家借书院之名传播其心学思想和发展学派的传统。心学与书院的相互发展，促进了明代学术的繁荣，使明代学术向着经世致用的实学发展。
王维的一生经历了一次次的“失去”。他出生在贵族世家，家境殷实，生活美满。父亲教他诗文，母亲教他绘画和佛经，年幼的王维还继承了祖父的音乐基因，据说他第一次拿起乐器就可以弹奏，和莫扎特一样，都是极有音乐天赋的“神童”。
参考文献：
[1]王守仁.年谱一[M]//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李国均.中国书院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3]王路平.王阳明“主贵阳书院证误”[J].浙江学刊，1997(6).
[4]肖琯，等.贵州府志：卷五十六[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160.
[5]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6]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7]张学智．明代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80.
[8]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25.
OnthePracticeandConceptofRunningWangYangmingAcademy
SHAO You-wei
(School of Philosoph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Heilongjiang, China)
Abstract:Wang Yangming, an important educator and thinker in Chinese history, has always regarded academy education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is life. He has 14 colleges for teaching and instruction. In the practice of the academy, Wang Yangming regards moral rationality as the focus of his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idea of running a school, criticizing the fragmented and slick style of study. Under the premise of moral rationality, he will drive utilitarianism, Ming Renlun and Zheng Classic as the basic concepts of 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t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unity between learning and doing,” “mind being Li,” and “cultivating conscience”.
Keywords:Wang Yangming; academy practice; the idea of running a school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133(2019)01-0013-06
[收稿日期]2018-11-30
[作者简介]邵友伟(1991-)，男，山东滨州人，黑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及哲学基本问题。
[责任编辑 何志玉 王建蕊]
标签：书院论文; 儒家论文; 之学论文; 功利论文; 自己的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明代哲学(1368~1644年)论文;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