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孟子》首章的主题是义利之辨，旨在“格君心之非”，这是孟子对于国君进行的道德劝谕。《孟子》6·2的主题是做大丈夫，旨在“志于道”，这是孟子对于士人进行的道德劝谕。无论国君还是士人，做人都是永远在路上的大事。在位者要有责任伦理，有德者要有信念伦理，这表明孟子对于国君、士人进行的道德劝谕具有发人深省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
[关键词]《孟子》；义利之辨；做大丈夫；道德劝谕
道义与利益既相冲突、又相和谐，由此构成的义利之辨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利益面前，我们怎么恪守道义？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做到既心安理得、又能在物质上有所追求？面对这个两难的问题，我们可以多方面找答案、多渠道找经验。从《孟子》首章以及《滕文公下篇》第2章看，孟子的义利观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前者是孟子从义利之辨的角度对于国君进行道德劝谕，后者是孟子从做大丈夫的角度对于士人进行道德劝谕。借助这两章，我们希望展示义利之辨与做大丈夫在孟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内涵，两者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一、义利之辨与“格君心之非”
《孟子》首章说：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1·1①此种序号注释，以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3版）、《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为据，下同；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兹不一一标注。）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这与现代汉语没有太大的差异。后面一句话是：“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在梁惠王的口里，这个利到底是哪个层面的利呢？是讲物质利益，还是讲“有利于”呢？我们稍后再解读。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我们这里看到万、千、百的关系。孟子马上接下一句话：“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天子下面有公卿，诸侯下面有大夫，天子给了公卿10%的利益，诸侯给了大夫10%的利益，这已经很多了。对于下一级的公卿、大夫来说，得到10%的利益，满不满足呢？假设不满足，将会出现的情况就是“不夺不餍”。所谓不满足，就是只把利益放在前面，而把道义放在后面，这就是“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你有一万块钱，我拿了你一千块，但你还有九千块，我不把你那九千块全部夺光，我就不会停止掠夺你的行径。这就叫“不夺不餍”。以上是孟子对于先讲利益、后讲道义，甚至只讲利益、不讲道义所做的批判。
假设我们“亦有仁义而已矣”，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孟子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些讲仁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些讲义的人会怠慢他的国君。“亲”与“君”这两个概念特别重要。以前人们讲天、地、君、亲、师。天、地是比较抽象的。师，因为当时教育不发达，也可有可无。但是，君与亲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生活在国家中，国家有它的象征，最具体化的象征就是国君。亲，更不用说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父母那里来的。没有父母，怎么会有你？你不爱你的父母，你还是一个人吗？所以，在孟子看来，你只要讲仁义，那肯定会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国家。
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国家，这是不是一种利呢？假设我们不只是把得到一块土地、得到一个官位作为利益，而是把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国家以及家庭和睦、国泰民安作为一种利益，那么，在这两者之间，哪一个利益更重要？一块土地、一个官位这个利益重要，还是家庭和睦、国泰民安这些利益更重要呢？《孟子》1·1的结语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里对于义利之辨进行了总结。
孟子到底什么时候见的梁惠王？历史学者经常探讨这个问题，但很多人的观点并不一样。这里只列一种观点，就是《史记》的观点。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说：孟子见梁惠王，发生在公元前335年①《 史记·六国年表》：“孟子来，王问利国，对曰：‘君不可言利。’”[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727；按，此事系于魏惠王（梁惠王）三十五年（前335年）条下。。关于这个时间，我们稍微做一点小文章。因为《孟子》1·1的第9个字是“叟”，这个字的意思是老头子。孟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的？一般认为，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公元前335年，他38岁。古人算年龄，不是按实际年龄，而是按虚龄算的。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将38岁称为老头子，也是不太恰当的。然而，司马迁的观点对于后人阅读《孟子》产生了很大影响。按照司马迁的观点，公元前335年，当时只有38岁的孟子见到了梁惠王，并与梁惠王进行了一次对话。这次对话被记载在《孟子》中，而且作为《孟子》全书的首章，显然是有深意的。
第四，其他税费。首先，对契税进行分析。在获取环节，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抵押人给与的土地、房屋成本金额的3%按次申报缴纳契税。
公元前335年，对于梁惠王是一个很关键的年头。梁惠王当了五十多年的诸侯，时间很长。这五十多年又是以公元前335年作为分界线：从公元前369年到公元前335年，属于前一个阶段；从公元前335年到公元前319年，属于后一个阶段。我们把这些时间概念结合在一块，那么，公元前335年既是孟子见梁惠王的时间，更是梁惠王在他的执政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分水岭。这就意味着：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什么，在当时的历史当中是有价值的。把这个故事记载下来，再把它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它就会有象征意义。因为它发生在梁惠王执政期间具有转折意义的那一个年头，所以孟子对他讲义利之辨，这个故事会被后面的读者不断理解、放大。我们把《孟子》1·1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义利之辨，就是为了让它的意义慢慢释放出来。
(一)释义的内容要能够清楚地标注出词义中是借代意义的义项,而不应该把借代意义混同为词的普通一般的指称意义。比如:
这个贱丈夫打破了以往那种良好、公平、安静的物物交换，大家都觉得他很卑贱。“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大家都觉得他很卑贱，因此向他征税。孟子的结论是：“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政府部门后来为什么要介入市场呢？政府部门介入市场，是以税收的方式介入。政府部门突然以税收的方式介入市场，就是因为受到贱丈夫的启示。所以，这里不仅仅是讲义利之辨，而且解释了高级形态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起源问题。孟子对于人类很多行为、制度的起源做过解释，这是其中的一个解释。
这里要对“利”字做简单的解释。利，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货财之利，一是安吉之利①《论衡·刺孟》：“夫利有二：有货财之利，有安吉之利。”（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0:450.）。货财之利，就是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物。安吉之利，就是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利于家庭和睦，有利于国泰民安。货财之利、安吉之利是我们立足日常生活对于“利”所做的理解。如果从哲学角度看，这个“利”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利益，一是理念利益。从政治学角度看，物质利益属于利益政治，理念利益属于原则政治。所谓物质利益，是讲收益多寡、财富多少、权力多大。所谓理念利益，是讲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你有什么样的信仰。这是物质利益与理念利益的区别。
当我们的目光就投向这张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的照片。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一个男人，一具人形，还是只是一幅乔装打扮？是一个恍如隔世的噩梦，还是一幅后现代主义的当代影像？照片的不确定性是多层面的，带来的是伴随着新奇和些许恐惧的疏离效果。
《孟子》6·2提到公孙衍、张仪，为什么不是说苏秦、张仪呢？有人解释《孟子》没有提到苏秦，第一种可能性是苏秦已经死了，第二种可能性是苏秦的合纵只搞了很短的时间①《孟子出处时地考》“右附论周霄、宋硁、景春等问答”条：“景春称仪、衍而不及苏秦，时秦已为齐所杀矣。（《通鉴答问》据叶石林谓：苏秦揣摩之术，和交不久，故不取。意以春不称秦大丈夫，由此。恐未然。）”（[清]周广业.《孟子四考》[M]//《续修四库全书》第1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8上栏）。尽管苏秦没有在《孟子》中出现，但他是战国时期很有名的人物，而且《孟子外书》提过他。孟子有一个学生叫作徐辟，想到秦国去。孟子对他说：秦国，那里可是虎狼之地；你要小心一点，最好不要去。徐辟说：老师，我一定要去，因为苏秦招我去。徐辟与苏秦是什么关系？苏秦是徐辟的舅舅。孟子就对徐辟说：既然你舅舅在秦国，那你就去吧。我送你几句话，你要好好记住。这几句话是：“不约纵，不连横；不为威屈，不为利疚……”②[宋]熙时子注.《孟子外书·性善辨》[M]//《续修四库全书》第93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77下栏。你不要参与合纵、连横那些事，你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朱熹对于“仁”“义”这两个字做过很深刻的解释。他说：仁者，跟我们的心、爱有关；义者，跟我们的心、事有关。原话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②《孟子集注》卷1，[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01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朱熹这样解释，仁义就有了哲学的意义。更关键的是，朱熹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孟子》这一章的大纲③《孟子集注》卷1：“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详言之。后多放此。”（[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01.）。
“新秩序”时期印尼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相对稳定，语言规划得以重视，政府提倡“优先印尼语，维护地方语，掌握外国语”，再次巩固了印尼语的地位。苏哈托政府试图同化华人，华人作为一个民族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华语不论是作为华人的民族共同语还是印尼的地方语也均未获得官方认可。
《史记》第74卷是《孟子荀卿列传》，把孟子、荀子写在同一个列传。司马迁特别提到他为什么要写《孟子荀卿列传》，就是为了“绝惠王利端”④ 参见《史记·太史公自序》，[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10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314。。心里刚刚萌芽出来的东西叫作“端”。在司马迁看来，孟子之所以对梁惠王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就是为了把梁惠王以富国强兵为名、而行兼并掠夺之实这类贪婪的念头消灭掉，这就叫“绝惠王利端”。从这可以看出，梁惠王想搞霸道，而孟子是以王道反击霸道。孟子作为一个思想家，就是想刹那间消灭掉梁惠王灵魂深处的私念，这就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接着提到“王曰”“大夫曰”“士庶人曰”。在王、大夫、士庶人这三个阶层当中，最重要的是王。对于“何以利吾国”这句话，司马迁特别有感受。他说：我读《孟子》，读到“何以利吾国”，马上就想把书放下来，然后发出深深的感叹。感叹什么呢？他说：利益这个东西，真是所有祸害的开端。孔子“罕言利”，很少谈到利，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杜绝贪婪的欲望。孔子又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一味地让利益、欲望在我们的生活中横行霸道，肯定会产生很多祸害。司马迁总结说：从天子到一般人，贪图利益的毛病真是不得了，竟然毫无差别！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2343；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司马迁读《孟子》，读到“何以利吾国”，就觉得下面的都不用看了。他到底看了多少个字？我们统计《孟子》首章，不计标点符号，只有152个字。司马迁读到《孟子》首章的第42-46个字，就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这是司马迁读《孟子》的感受。
朱熹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孟子》首章的基本思想。黄宗羲（1610-1695）写《孟子师说》，则认为整个《孟子》七篇都以“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作为头脑，《孟子》七篇的头脑就在这里②参见《孟子师说》卷1《“孟子见梁惠王”章》，沈善洪,吴光.《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49。。黄宗羲为什么对这两句话的评价如此之高？“仁”“义”面对的对象是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国家，“七篇以此为头脑”就是以仁义作为头脑。如果舍弃自己的父母，舍弃自己的国家，你就不是一个讲仁的人，不是一个讲义的人。仁义与家国的关系十分密切。有了仁义，我们的家国就能健康、和谐、稳定地存在与发展。家国健康、稳定、和谐地发展前进，这是最大的利益。梁惠王想多得到一块土地，多占有一些老百姓，那只是小利益。整个家庭和睦，整个国泰民安，整个世界太平，这才是普天之下最大的利益。所以，孟子认为“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而黄宗羲的评价特别高。
对总有效率、NIHSS评分和预后良好率3个评价指标绘制倒漏斗图，见图6、图7和图8。结果显示所有漏斗图基本对称，大部分数据点均匀分布于倒漏斗图的上部，提示发表偏移的可能性很低。
清代广东三大家之一的陈澧（1810-1882）说，《史记》三次提到《孟子》首章①《东塾读书记》卷3《孟子》：“《史记·孟子列传》先述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云云，然后云孟子‘邹人也’，此于列传为变体。盖以《梁惠王》第一章为七篇之大义，故揭而出之。（朱子采太史公语入第一章集注。）且又于《魏世家》载之，又于《自序》云‘绝惠王利端’，作《孟子列传》。太史公之于此章，可谓三致意者。”（[清]陈澧著,黄国声.《陈澧集》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0；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最重要的一次是《孟子荀卿列传》的开头“太史公曰”那一段。讲完后，司马迁才讲孟子是邹国人。这么写列传，是不是改变了体例吗？在陈澧看来，司马迁认为《孟子》首章是“七篇之大义”，所以要把它揭示出来。朱熹做《孟子集注》，也把司马迁这句话收了进去。另外两次是在《魏世家》《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史记》三次提到《孟子》首章，“可谓三致意者”，等于敬了三次礼，表明这一章特别重要。
就目前H公司应收账款管理而言，市场部门和财务部门对应收账款都有交集，但是责任界定并不是很明确。市场部门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争取客户资源，和客户对接签订合同。在财务人员要求其催收欠款时，负责跟踪欠款回收，但是不是主要责任。
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4·16）与道义有关的是君子，与利益有关的是小人，义与利是对立的。1181年，陆九渊（1139-1193）以此为题，在江西白鹿洞书院做过一次讲座。当时没有速记员，更没有录音、录像，所以陆九渊传世下来的讲义只有一小段文字④《陆九渊集》卷23《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辞旨晓白，然读之者苟不切己观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读此，不无所感：窃谓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南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275.）。陆九渊说：人有什么样的志向，就习惯做什么样的事，这个过程就是“喻”。君子把道义作为自己的志向，所以在生活习惯上经常关注有关道义的东西，叫作“君子喻于义”。小人时时刻刻想的都是利益，所以在生活习惯上经常打着小算盘，不停地算计别人，叫作“小人喻于利”。有什么样的志向，就有什么样的习惯，进而就有什么样的后果，这就是志、习、喻的关系。
《支持计划》围绕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三个核心问题，从乡村教师师德水平、补充渠道、生活待遇、编制标准、职称评聘、交流制度、能力素质和荣誉制度等八个方面开始全方位、立体化地解决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基于此，通过对2 888名乡村教师开展研究分析，以期从《支持计划》的八大方面进行深入探析乡村教师生存状态。
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讲座，现场反应极好。朱熹说：人们听了陆九渊的讲座，“莫不悚然动心”。陆九渊讲义利之辨，那些前来听讲座的人听得毛骨悚然、心惊胆战。这是朱熹的评价之一①《陆九渊集》卷23《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载朱熹识语：“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南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第275页）。朱熹说：像陆九渊讲得那么好，我是做不到的。他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说“至有流涕者”，很多人的眼泪禁不住扑簌簌地流。朱熹说：我也深深感动了。虽然春二月天气微冷，我还是拿出扇子，不断地扇我流下的汗。陆九渊为什么讲得好？就是因为他把义利讲得相当分明，这对于当时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是极大的批判。那时的知识分子怎么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考上科举，就是为了当七品芝麻官；一旦当上，又想当六品；当了六品想当五品，当了五品想当四品……从年少到年老，从头到脚，都是为了升官发财、发财升官。像这样的一生，有什么意思？假设读书人读了很多经典，而一生只是为了当官，为了发财，那他心里还有没有宇宙，有没有百姓？这样的志向，难道不值得狠狠批判吗？这是朱熹的评价之二②参见《陆九渊集》卷36《年谱》“四十三岁”条，[南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第492-493页。。
“孟子见梁惠王”这一章的主旨是“格君心之非”。《孟子》7·20的白话文翻译为：“小人不值得谴责，他们的政治不值得非议。只有大德之人才能纠正君主不正确的思想。君主仁，没有人不仁；君主义，没有人不义；君主正，没有人不正。一旦君主端正，国家就安定了。”原文是：“人不足与適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是知识分子，梁惠王是诸侯。《孟子》首章讲孟子见梁惠王，孟子对于统治者提出义利之辨的道德劝谕，要把诸侯心里那些不好的思想删除得干干净净，涉及知识分子与统治者的关系。假如统治者不能按照这一要求去做，像孟子这类知识分子该怎么办呢？所以，下面要转到人文知识分子如何做大丈夫。
二、做大丈夫与“士志于道”
《滕文公下篇》第2章说：
依据《孟子》首章，孟子的义利观有三大要点：第一大要点是义以为上，意思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是讲原则；第二大要点是先义后利，意思是绝对不能“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这是讲次序；第三大要点是义利双成，意思是“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这是讲目的。讲原则，就要义以为上，把道义作为最高原则。讲次序，就要把道义放在第一位，把利益放在第二位。讲目的，并不是因为讲道义，就要完全排斥利益，而是要在生活当中最终实现道德与利益的统一。我们的幸福生活，既要能够实现道义，又要能让物质利益得以充分实现③参见杨海文.略论孟子的义利之辨与德福一致[J].中国哲学史,1996(1-2):102-107；收入董金裕总审定,陈训章总编著,中华书局编辑部修订.《中华文化基础教材（广东版）》高中二年级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6:48-54。。孟子义利观的三大要点揭示了义利之辨的基本脉络，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义利之辨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接着从三个方面讲了一味谈利益会出现的情况：“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王与国相对应，大夫与家相对应，士庶人与身相对应。这三类人都只问对于自己有利益的东西，必然出现的情形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上上下下争相夺利，国家就危险了。然后，孟子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乘之国是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杀国君的一定是有一千辆兵车的公卿；千乘之国是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杀国君的一定是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
wmax denotes the size of the region where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doped and undoped zones is moved back and forth under the effect of a periodic bias signal. The two basic expressions for this model are: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6·2）
景春问孟子：公孙衍、张仪难道不确实是大丈夫吗？“一怒而诸侯惧”，是说他们一发脾气，诸侯就害怕；“安居而天下熄”，是说他们一旦安静下来，天下就太平。孟子回应景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他们怎么能够称作大丈夫呢？“子未学礼乎？”你没有学过礼吗？“丈夫之冠也”，丈夫是指男子。古时候，男孩子到了20岁要戴上帽子，行冠礼。一旦戴上帽子，就表明成年了。“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就是你20岁的时候加冠礼，父亲反反复复教导你。“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就是你出嫁那一天，母亲反反复复告诫你；“往送之门”，把你送到门口；“戒之曰”，反反复复告诫你；“往之女家”，到了你丈夫家里；“必敬必戒”，一定要恭恭敬敬，一定要小心谨慎；“无违夫子”，不要违抗你的丈夫。“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是说把顺从当作正确的做法，是为人之妻的操守。“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是住进天下最宽阔的房子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走在天下最康庄的道路上。“得志，与民由之”，我得志了，就带领老百姓好好干；“不得志，独行其道”，如果不得志，我就自己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是说富贵无法诱惑我，贫贱无法动摇我，威武无法逼迫我，这才叫作大丈夫。
在学校十二五主课题“让每一个儿童主动参与课程设计的校本研究”统领下，语文组进行了“单元整体教学”的研究与实践。单元教材重组新增、多篇课文比较阅读、围绕议题自主探究、先学后教以学定教，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语文学习的习惯。“读、悟、赏、创”的教学方式和“主线深入、以点涉面、纵有系列、横有关联”的设计框架逐步形成。 2016年，在无锡市级举行了“单元整体教学”公开教研展示，掀起全市语文教学新热潮。
战国时期合纵、连横，形成了纵横家，公孙衍、张仪都是纵横家。合纵是“合众弱以攻一强”③《韩非子·五蠹》：“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452.），把很多小国家联合起来，借以对抗最强的国家。我们几个人联合起来，就可以对抗那个最强的。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防止弱国被强国兼并。这是合纵派的做法。连横是“事一强以攻众弱”，依靠一个强国去消灭众多弱国，而弱国一旦被消灭，那里的土地、人民就要重新分配。这是连横派的做法。合纵、连横这两派，从历史角度看，连横派最后取得了胜利。秦始皇一统六国，一个强国消灭了其他六个国家，所以连横派取得了胜利。张仪属于连横派，公孙衍属于合纵派，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所谓的富国强兵。富国强兵是很好听的口号，但实质是唯利是图。
景春也是当时的纵横家，只是名气不大。在景春看来，公孙衍、张仪这些人物可了不得，他们的一举一动足以让整个天下大势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这样的男人难道不是大丈夫吗？这是景春的看法。景春既然是纵横家，表明他也是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他认为能够合纵、连横就是大丈夫。这意味着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你能够让国家马上强大起来，你就是最牛的；你是最牛的，那你就是大丈夫。
我们回想《孟子》1·1，梁惠王的思路是要富国强兵；这里，公孙衍、张仪也是要富国强兵。孟子回应梁惠王，是以王道打击霸道；这里，孟子同样是以王道的方式打击景春所说的大丈夫。在这个意义上，《孟子》6·2讲的还是义利之辨。《孟子》1·1讲义利之辨，确立了三大要点；《孟子》6·2讲义利之辨，是要确定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行动策略上到底该怎么做。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的两大外交势力，这两大势力都很强，最后以连横派取得胜利，但实质都是只讲利、不讲义。
针对梁惠王的提问，孟子的回应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你何必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孟子一下子把问题从梁惠王说的“利”转到了“仁义”。假设梁惠王问的是富国强兵，那么，孟子就没有接他的话题，而是转到了仁义。仁义与利是什么关系？一旦慢慢推进义利之辨，就要讲到“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很多事情是办不成的（《论语》13·3）。在治国理政方面，以功利为名，还是以仁义为名，这是两条不同的路线，是霸道与王道的区分。以功利为名，是霸道；以仁义为名，是王道。梁惠王的提问明显是想搞霸道，孟子要以王道把他的霸道顶回去。所以，不管梁惠王问的是富国强兵之利还是其他利益，孟子都会直截了当地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大丈夫”这个词很重要。《老子》第38章说：“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③[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93.大丈夫是敦厚的，不是轻薄的；大丈夫是实在的，不是浮华的。“丈夫”这个词在《孟子》中经常出现（《孟子》5·1，6·2，6 ·3）。孟子还讲过“贱丈夫”（《孟子》4 ·10），是说向商人征税怎么来的。它与现在说的“垄断”密切相关。
(1)设置一个循环控制变量来实现递减或递增1；(2)for语句圆括号内的3个表达式是可选的，都可以省略，但分号一定要保留。如果省略了条件表达式，那么默认为真；(3)可在一个for循环语句中提供用逗号分隔的表达式3和表达式1，但表达式2只能有一个；(4)for语句变量初始化部分声明的变量，其作用域只局限于for语句内部。
我们仔细看看《孟子》4·10：“古之为市也”，古代人做买卖；“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拿自己有的东西换自己没有的东西；“有司者治之耳”，有关部门只是负责维持市场秩序。当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市场是市场，政府是政府，两不相干；政府只是维持市场秩序，但跟钱不打交道。可是，这时候出现一个贱丈夫：“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这里的“龙断”，就是现在的“垄断”。“龙断”的原意是什么呢？就像一张桌子，桌面都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放上一台电脑，水平线断了，凸出一个高地，这就是“龙断”。
有个卑贱的男人跑到市场，一定要爬上最高的地方，站在那里，“以左右望”，左看看，右看看。看什么呢？哪边生意好，他就跑到哪边，想把那里的好生意全部揽到自己手上。这就是“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东张西望，想把整个市场的好处都揽到自己手上。以前大家做生意，以有易无，实物交换。我有衣服，你有粮食，我用衣服换你的粮食，你用粮食换我的衣服。大家进行实物交换，不需要中间商。现在贱丈夫来了，看到你有衣服，他有粮食，但有衣服的不知道谁要衣服，有粮食的不知道谁要粮食，贱丈夫就利用人们的信息不对称，从中牟取利益。这个贱丈夫说到底是间接商品交换的创始人，也不能说他完全错了。因为市场大了，如果只是直接的实物交换，并不能实现市场交易的目的，还必须有间接的商品交换。但是，孟子在这件事上把贱丈夫骂得很厉害。
孟子见到梁惠王，梁惠王问：“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个“利”字怎么解释？朱熹（1130-1200）认为梁惠王问的是富国强兵之利②《 孟子集注》卷1：“王所谓利，盖富国强兵之类。”（[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01.）。一个诸侯看到博学多才的学者到自己的国家来了，向他请教一下如何富国强兵起来，这好像很正常。同样，梁惠王问孟子：你有什么好方法让我们国家富强起来？按照平常心来理解，梁惠王的提问也很正常。
家庭由夫妇构成，夫妇由男女构成。孟子对于男女、家庭提出了三句话、二十四字的价值观：第一句话的八个字是“男女居室，人之大伦”（《孟子》9·2），男女结婚是人类最大的伦理；第二句话的八个字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6·3），结婚要由媒人介绍，得到父母认可；第三句话的八个字是“不孝为三，无后为大”（《孟子》7·26），不生儿育女就是不孝。男人、女人要结婚，不能自由恋爱而结婚，结婚后要生小孩，这是孟子对于男女关系、家庭关系的道德规定。
李老鬼看着她，一个巨浪扑过来，卷走了她。他点上一颗烟吃了一口，突然又想要救付玉，海上灰茫茫一片，再也看不到付玉的影子……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男孩子长大成人了，女孩子要嫁人了。女孩子对公公、婆婆要恭恭敬敬，自己做人做事要小心谨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顶撞丈夫。这里对于女性并没有不好的态度。传说孟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孟子是由孟母一手带大的，“三迁”“断织”等故事都是讲孟母如何教育孟子①杨海文.孟母教子：从故事到传统[N].光明日报,2017-06-17:第11版《国学》.。如果只读《孟子》的原文，孟子并没有说女性不好的话。
“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的字面意思是说：把顺从当作正确的做法，是为人之妻的操守。但是，历史上对于这句话的解释大多是负面的。比如，朱熹认为它是讲公孙衍、张仪这两个纵横家阿谀奉承、讨好权贵，说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满足自己的虚荣之心，因此像妾妇那样讨好诸侯，这不是大丈夫的所作所为②《孟子集注》卷6：“盖言二子阿谀苟容，窃取权势，乃妾妇顺从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65页）。一句古文有多种解释，这很正常。朱熹说公孙衍、张仪是妾妇之道，自然是有道理的。
以顺为正是妾妇之道，大丈夫之道又是什么呢？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东汉的赵岐（？-201）对于“正位”的解释很有意思。他说正位是男子的“纯乾正阳之位”③参见《孟子正义》卷12录赵岐注，[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419.，将大丈夫与女子关联了起来。《周易》六十四卦的前两卦是乾卦、坤卦，乾男坤女，乾代表男，坤代表女，再加上阳男阴女，所以纯乾正阳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正位。对于这三句话，朱熹解释得最好。他说：“广居，仁也。正位，礼也。大道，义也。”④《孟子集注》卷6，[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66页。《论语》8·8讲“立于礼”，礼是位置；《孟子》7·10讲“居仁由义”，仁是房子，义是道路。“居天下之广居”，就是《论语》4·1讲的“里仁为美”。以仁为美，住在仁的里面，所以“居天下之广居”是仁。礼是长幼尊卑之序，比如礼宾司的职责是排座位，礼与位是相关的，所以“立天下之正位”是礼。《孟子》10·7说：“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住的房子是仁，站的位置是礼，能不走在义的路上吗？所以“行天下之大道”是义。朱熹把这三句话解释为仁、礼、义，十分契合孔孟之道。
虽然大丈夫应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但人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既有得志的时候，更有不得志的时候。孟子认为：得志了，要“与民由之”；不得志，要“独行其道”。志，就是坚守义利之辨，既要修养自身，又要治国平天下。正如《礼记·大学》讲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既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又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志向实现了，有了一定的职位，你就带领老百姓循着这条路一起前进。如果社会没有给你实现志向的机会，你就私下里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原则去做，绝不放弃自己的理想。
孟子还讲过：“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13·9）如果机遇不好，那么，我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一定要独自坚守自己的理想。一旦有了发展机会，有了社会地位，那么，我就要实现我的理想，让整个社会都得到好处。前者讲独善其身，后者讲兼善天下，这是人文知识分子处理得志、不得志的基本态度。得志的时候，要与人民休戚相关；不得志的时候，绝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在这两种情况下，道义、理想始终是坚挺的。即使不得志，也绝不能放弃理想、不做大丈夫。
《孟子》6·2最后的一段话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贫贱、威武这三种东西都有具体所指，但在这里，我们不宜直白地翻译。意译就是：富贵无法诱惑我，贫贱无法动摇我，威武无法逼迫我，这才叫作大丈夫。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在自己的一生当中，有没有哪种富贵诱惑过你，有没有哪种贫贱动摇过你，有没有哪种威武逼迫过你？每个人都会有过类似的经历，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圣贤。每个人都是在经历过后，才知道更应该坚守什么。
程颢（1032-1085）写的一首诗说：“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①参见《河南程氏文集》卷3《明道先生文三·秋日偶成二首（其二）》，[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482。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与《孟子》6·2直接相关的。真正能够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乐”，这个男儿肯定是豪雄，“男儿到此是豪雄”。吴晗（1909-1969）的短文《谈骨气》对于这三句话做过比较好的翻译与解释：“……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样的人才是了不起的人。这种人古时候叫大丈夫，我们今天呢，叫作英雄气概，也叫作有骨气。”②吴晗著,常君实编.《吴晗全集》第8卷·杂文卷（2）[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4.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有骨气的人。
人文知识分子是民本思想的代言人，这是《孟子》6·2的基本思想。它涉及孟子常讲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区分劳心者与劳力者。劳心者、劳力者，这是第一层的区分。从劳心者中再专门抽出一个阶层，就是知识分子阶层、士阶层，这是第二层的区分。士阶层与劳力者阶层的差别，在于是否有恒产才有恒心。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5·3）老百姓生来就是这个样子：有固定产业的就有固定志向，没有固定产业的就没有固定志向。另外一种情况则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1·7）没有固定资产而有固定志向，只有知识分子能够做到这一点。“志于道”（《孟子》13·24）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本命与天职。
《孟子》6·2的思想主题是士阶层如何做大丈夫，如何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战国时期，诸侯搜刮民财、兼并土地、富国强兵。孟子提出这样的观点，是为了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坚守道义的底线。道义的底线就是要有真正的羞耻感。《孟子》3·6讲过：没有恻隐之心，没有羞恶之心，没有辞让之心，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羞恶之心、羞耻之心是相通的。《孟子》13·6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任何人都不可以没有羞耻感。不知羞耻的那种羞耻，才是真正的不知羞耻。因此，谈义利之辨，必须在底线意义上对于道义本身予以肯定、充满自信，能够让人们在底线上免于无耻。顾炎武（1613-1682）曾说：“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③《日知录》卷13“廉耻”条，[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72。如果连知识分子都不能在义利之辨上坚守自己的底线，这才是整个国家真正的悲哀。
三、做人永远在路上
没有财富是不行的，没有尊严更不行；财富是自由的基础，尊严是自由的皈依。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富贵者财大气粗，贫贱者自惭形秽，威武者不把人当人看。这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尚未完全健康地往前发展。怎么办？每个人都应当思考义利之辨，思考怎么做大丈夫。有什么样的志向就有什么样的习惯，有什么样的习惯就有什么样的结局。我们应当把义利之辨与做大丈夫作为一个问题放在自己的脑海中，让它经受生活的历练，成为我们的志向，影响我们的人生。
选取本院于2017年9月—2018年9月收治的88例行膀胱肿瘤电切术后的膀胱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常规组、研究组，两组各有44例。研究组中，男24例，女20例，年龄46～70岁，平均（54.3±10.5）岁；常规组中，男 25例，女19例，年龄44～70岁，平均（54.5±10.6）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均在知情的前提下，签署研究知情书；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在本院行膀胱肿瘤电切术治疗；随访资料完整。排除临床资料不全、依从性欠佳、精神异常的患者。
《礼记·大学》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1675中栏。仁者、不仁者针锋相对，都涉及“身”与“财”。仁者只是把财富作为自我实现的一个手段，不仁者则是把财富作为自己人生的唯一目的。对于仁者，财富是自我实现社会理想的必要手段，财富不可以没有，但它只是自我实现社会理想的一个手段而已。但是，对于那些不仁者，财富是他全部的人生，是他所有的一切。这就是仁者与不仁者的区分。博鳌儒商论坛提出“道创财富，德济天下。以儒促商，以商报国”，对于义利之辨与现代市场经济下怎么做商人的关系解读得很好。
由式(3)可以看出相邻脉冲时刻接收的干扰信号之间的相位差只与散射波干扰机位置有关，与散射点位置无关，两天线接收的干扰信号满足
做时代的脊梁是我们内心的愿望，但有的时候，这是很艰难的一件事。相反，你做好好先生，就有可能顺风顺水，过得很自在。换句话说，无论义利之辨还是做大丈夫，涉及的情形都很复杂。它涉及的具体情境越复杂，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越要多加思量。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很多事情，但一定要在义利之辨的问题上多想一想，在怎么做大丈夫的问题上多想一想。在位者要有责任伦理，有德者要有信念伦理，孟子对于国君、士人进行道德劝谕的深意就在这里。
总而言之，义利之辨与做大丈夫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将一直走在这条路上。不管路途有多远、走得多艰辛，我们都应当静下心来，在这条路上走得坚实、坚挺一些。如果我们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坚强，我们至少在底线上是对得起自己良知的人。良知只是一个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就是要真实地尽自己的好恶。好的东西，你赞美它；不好的东西，你批评它。良知只是一个是非之心，尽了好恶，也就尽了是非之心②《传习录下》：“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1.）。良知（《孟子》13·15）是支持孟子的义利之辨与做大丈夫最坚实的理论基础。有良知的指引，我们就能在义利之辨与做大丈夫的路上一直顽强地走下去。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9）04-0030-09
[收稿日期]2019-07-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唐孟子思想解释史研究”（18AZX011）
[作者简介]杨海文（1968-），男，湖南长沙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中国孟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专家。
（责任编辑：胡春燕，肖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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