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朱子学在12世纪末由来华日僧荣西传入日本。日本朱子学有藤原惺窝、林罗山等诸多派别为京师朱子学派。后来朱子学在阳明学派、古学派、国学神道派等的围剿下走向衰落，并逐渐退出官学地位。明治维新后，朱子学道德论与近代国家主义结合，形成以忠孝为重点，以天皇和封建家族制为中心的国民教育方针，对国民进行仁义忠孝教育。朱子学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日本又成为官学，为日本现代化建设发挥作用。
关键词 朱子学 日本传播 官学
朱子学在12世纪末传入日本。据安井小郎《日本僧学史》载：“日本学者清原赖业为高仓天皇侍读时，曾从《礼记》中辑出《大学》《中庸》进讲，他还有自注《中庸》一书，其说与程朱暗合。”日本明治时代汉学家西村天囚在《日本宋学史》中指出：“清源赖业讲《大学》《中庸》，并非暗合程朱，其实程朱之说，此时已传入日本。”日本高仓天皇在位时，约为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90），此时朱子还在世。朱子学传入日本，是由来华日僧承担的，荣西是第一人。荣西，字明庵，闻中国佛禅盛况，于1168、1187年两次入宋。他于1187年入宋时，正是朱子《论语集注》完成10年。他在宋住留5年，到过建阳，与朱子门生窦从周、钟唐杰交往甚密，闻说朱子学，于是相互探讨，交情益厚。窦从周有诗赠荣西：“论诗生终日，问法天花零，相得同臭味，蔼蔼生兰馨。”［1］朱子称颂窦从周“忠信可行于蛮貊。”［1］1191年荣西归国，朱子学传入日本。
朱子画像
1199年日僧俊芿来宋参禅学法，兼习朱子学。嘉定四年（1211），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刊印出版，俊芿从南宋携带书籍2103卷，其中有朱子著作等理学书籍256卷回国，在日本传播。13世纪初朱子《中庸章句》已传入日本。13世纪中期日本首次刊刻朱子《论语集注》。1235年日僧园尔来宋留学，回国时带回朱子《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精义》《孟子精义》《五先生语录》等数千种理学书籍，为镰仓幕府执政北条时赖讲授《大明录》，传播程朱理学。南宋时期入宋日僧很多，知名者达120多人。日本《五山寺僧传》载，日本入宋求法者37人，他们归国后既传禅学也播朱子学。东渡日本的南宋、元代僧人道隆、普宁、正念、祖元、一宁等在日本也弘扬朱子学。除禅僧往来传播朱子学外，流亡日本的宋儒李用，以朱子学教授日人，日人多从其化。朝鲜学者金诚一、许箴之使日，将退溪学传入日本，促进退溪学和朱子学在日本传播。
14世纪至16世纪，日僧中有一批“五山僧侣”宣讲朱子学，宫廷中也有一批公卿贵族研习朱子学。“五山僧侣”偏重于禅学与朱子的哲学、认识论等方面的联系，公卿贵族学者则重视研究朱子学伦理纲常与经世治国。他们的研究推动了朱子学的和化。室町时代后期，日本朱子学者打破了昔日禅僧独占朱子学的局面，形成博士公卿、萨南、海南三个朱子学派。博士公卿派成员主要是朝臣和贵族，他们采用朱子注释来阐释原创儒学。萨南派由桂庵玄树开创，他们笃信朱子学，“儒学不源于晦庵者，不以为学焉”“违背晦庵之义者，皆不敢取也”，是日本传播研究朱子学的中坚力量，完成了“四书”的和化工作。海南派代表人物是南村梅轩，其朱子学带有阳明学和禅学倾向。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把朱子学奉为官学，使儒学朱子学摆脱佛禅束缚走向独立发展而进入全盛时期。
2.2 3组病例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对比研究 从表2可以看出，3组病例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病例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基本无区别，所以，从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上不会对后期3组不同切口处理方法造成影响。见表2。
使儒学朱子学脱离佛禅走向独立走向官学化的是藤原惺窝和林罗山。藤原惺窝原为禅僧，后脱禅入儒，尊信朱子学。他主张理本论，强调朱子“理—分殊”思想，认为只讲“理一”不讲“分殊”，就会流于佛禅，用“理—分殊”论证封建伦理学，论证封建等级结构合理性；以中国“道统”日本继承者的身份自居，认为无论中国人或日本人都有资格承此统续，直认道统即为“我道”；反对德川幕府只许少数特权家族讲论儒学朱子学的规定，主张士人自由讲学；企盼在五山禅寺之外建立研究和传播朱子学新中心；劝说德川幕府彻底改革文化教育，坚决抛弃佛禅，确立朱子学为官学。德川家康接受劝说，以朱子学为国学，请他讲授朱子学，出版《诗经》《易经》等儒典和朱子学著作，起用他的高徒林罗山为儒学朱子学顾问、太学总监。德川幕府历代将军与诸侯都崇信朱子学。藤原惺窝的朱子学特点是：既继承朱子学统也不排斥阳明学；主张神儒合一，以儒学朱子学解释日本神道。藤原惺窝脱禅入儒，著《四书》《五经》训点本，将儒典通俗化，开创了日本朱子学，并获得独立而走向官学。德川时代武士阶层接受以朱子学为基调的文明熏陶，为日本明治维新扫清障碍，开辟道路。
论语集注
学生完成独立写作后，教师出示评价标准，用投影仪展示一篇学生习作作为范例，示范批阅、评分过程。然后，教师指导学生结对互评，让学生相互分享习作成果，学习各自的优点，获得启发。这种师生共同参与的写作过程和活动，使学生的情绪始终处于适度兴奋的状态，有利于学生享受学习的乐趣，激活其写作思维，提高写作能力。
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学派与朱子学对抗，但又不完全漠视朱子学。中江藤树沿用朱子学范畴把“理”分为“物理之理”和“心理之理”，把“理”与“性”“孝”等同起来，提出“全孝心法”，“孝”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伦理观上首重“孝道”。熊泽蕃山折中朱子学与阳明学，认为汉儒功在训诂、朱子功在理学、阳明功在心法，虽各自不同但都居于学术发展史不同阶段，前后相因相继，学术发展“合时处位”，对于先师的学问应做到既不违“实义”又随时变通；根据中江藤树的“时、处、位”的历史变易思想，主张“儒学改造论”，即根据日本实情来传播发展朱子学。佐藤—斋吸收朱子学“理”来构建、发展阳明学。大盐中斋吸收朱子的重“力行”思想，强调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统一、改造自己与改造社会统一，把阳明学由个人道德修养的哲学转变为改造社会的行动哲学。日本的阳明学派不仅没有完全排挤朱子学，而且为朱子学的日本化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大阪学派代表人物是三宅石庵、富永仲基。大阪是江户时代日本最大的商业高利贷资本中心，商业资产阶级即崇奉朱子学又吸取其他派别思想。他们只关心朱子学中的经学方面的内容，认为朱子学之道是有利于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提升，主张“加上法则”；认为任何学说都是历史产物，不可能一成不变与永远适用，儒学朱子学也不例外，必须是后起思想总是排斥以前思想而出于其上，经书也应根据时代需要来改进，主张学风自由，不墨守成规。他们反对脱离现实生活以行道，而强调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追求，主张在日本推行儒学朱子学精神核心“诚之道”，坚信《论语》“忠信”、《孟子》《中庸》“诚”、朱子“穷理尽性”［2］、王阳明“致良知”都是“诚之道”，日本应以“诚之道”来发展商业，积累资本，去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他们的思想，为以后明治维新的产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海西学派以安东省安、贝原益轩为代表。安东省安的朱子学不排斥陆王，主张自由主义学风，理气观方面倾向于明儒罗钦顺的“气一元论”。贝原益轩早年好陆王之学，后尽弃之而笃信朱子学，但不盲目崇拜朱子，著《大疑录》批判朱子理本论和人性论，又著《慎思录》认真辨析、发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积极研究自然现象和经验科学。《大和本草》和《筑前土产志》是他对朱子自然哲学思想吸收和发展的结晶，也是他突破对朱子学迷信的结晶。贝原益轩在理气论、人性论、格物论、认识论上发展了朱子学，并具有日本朱子学的特色。
海南学派以谷时中、南村梅轩、山崎暗斋为代表，绝对尊崇朱子学，学风上笃学缜密、厚重严谨，治学和为人上均倾向于朱子学的严肃主义，是德川幕府教育国民忠君爱国、仁勇信诚、自强不息的思想武器。山崎暗斋朱子学代表了朱子学的纯粹化、日本化趋向。其特点：理论上全面肯定朱子学，视朱子学为教条，评判学问只以朱子学为标准，朱子学外别无学问，佛老陆王皆为异端邪说。日常生活中用朱色手帕，穿朱色衣服，包朱色书皮，表示对朱子的绝对崇敬和对朱子学的绝对尊奉；礼教伦理、道德践履皆修正朱子学；折中朱子学与神道，以朱子学思想附会日本神统神国观念、创立新神道“垂加神道”，日本思想界、学术界开始从“排佛”重点朝“排儒”方向转移。
where S is the entropy, N is the number of carriers, and U is the internal energy.
水户学派是水户藩德川家以编纂《大日本史》为中心而形成的—个带有日本化倾向的朱子学派。该学派的形成与明儒朱舜水有极大关系。明末清初，朱舜水流亡日本，为水户藩主德川光国之宾师，在长崎、江户讲学授徒，传播朱子学。他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他重视史学，在其影响和指导下，水户藩朱子学家以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朱子《通鉴纲目》为范式，兴起编写《大日本史》而形成以尊王贱霸、大义名分为特色的水户学派。水户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藤田东湖、会泽正志斋等。水户学派前期是以修《大日本史》为中心，吸收儒家思想；后期德川齐昭设弘道馆，弘扬朱子学，培育人才。藤田东湖在《弘道馆记述义》里提出由武士来承担日本朱子学发展重任的主张。这是日本朱子学不同于中国朱子学的特色，明显继承了日本朱子学把儒学日本化的意向。
林罗山，藤原惺窝高徒。他承诏师志，力排佛老，专尊朱子学，把朱子学划为与日本神道相一致的“内道”，开创出“理当心地神道”即“儒家神道”和“王道神道”。在理气、心性关系上，主张理气合一、心统性情和性情一境；在伦理观上，主张忠孝合一，强调在幕藩体制下藩臣要效忠主君。他继承藤原惺窝所致力的儒学独立和朱子学官学化的工作，为德川幕府提供了以日本“神道教”为形式，以朱子学为内容的统治原则。他终生侍奉幕府，掌握幕府学政，进讲朱子学，参与幕府制定律令，撰写重要文书，依据朱子学理论规范幕府体制的等级秩序以及道德准则，全面促成神儒联手，使日本神道在全日本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又使朱子学全面发展，朱子学式的世俗规章和政策得到顺利贯彻和推广。自林罗山起，林氏子孙世代掌握德川幕府文教大权，林氏朱子学遂成为日本官学。
江户时代日本各朱子学派从不同角度阐发朱子学，代代相传，绵延至今。日本朱子学各学派都与日本固有思想结合，含有浓厚的日本文化特色，加之官方支持，被推到官学的地位。学者严绍璗在《中日禅僧的交往与日本宋学的渊源》一文中说：“从13世纪中期至15世纪末，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宋学，并使之日本化，成为日本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汉文化因此而在日本成为独立的学术，这从学术思想史来说，无论在当时或现在，都是值得我们注意并研究的一件大事。”
此外，还有以熊本大冢退野为代表的大冢朱子学派。
朱舜水
日本朱子学有许多派别：藤原惺窝、林罗山以及后学为京师朱子学派。京师朱子学派就其哲学思想性质来说，属主理派。林罗山之后，京师朱子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室鸠巢、新井白石等。室鸠巢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近于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超出了朱子学；新井白石热心于实证科学，成为倡导西学的先驱者，为朱子学发展寻找到新的发展方向。此外，还有海南、海西、大阪、水户等朱子学派。
数字化时代成人参与学习的有效性，取决于成人学习者与ICT学习环境的有效融合，对基于ICT成人个体学习特质与能力的提升，是成人个体学习策略的重要体现。
秀容月明脸一红，不敢接话，低头去踩藕，哪知踩两下，又踩着乔瞧的脚了。乔瞧哼了一声：“你踩我，我也踩你。”抬起脚，就踩在秀容月明脚上。她踩了一下，又踩了一下，嘴里还发出轻笑。
古学派和国学神道派也与朱子学对立。古学派代表是荻生徂徕。他们认为孔孟道统至宋，圣人之学已大变，道统之传至宋已泯没，朱子学已不是儒学正脉，而是阳儒阴异的“异端”“邪说”，从根上否定朱子学是儒学正脉；表示要直接继承孔子之后的道统正传，熟读《论语》《孟子》以探究孔孟本意，从中找出作用于社会的智慧源泉，重新构建儒学思想体系，打破朱子学一统天下；以“人情论”为依托、“先王之道”为利刃、排斥佛老为手段，向朱子学展开全面围剿；主张神儒合一，用周孔儒学理论发展日本神道，提倡大日本主义，摆脱日本儒学家理学家盲目崇拜中国的观点。他们的思想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渊源。以本居宣长为代表的国学神道派以“皇国神道”为旨趣、以“去中国化”和“纯日本化”为职志，也向朱子学发起围剿。尽管这时有冈田寒泉、柴野栗山等人以“振兴学政”［3］为名掀起复兴朱子学的运动，但是他们只是回光返照，完全不能拯救朱子学衰败的局势。朱子学就在阳明学派、古学派、国学神道派等的围剿下走向衰落。1866年德川幕府被推翻，朱子学退出官学地位。
明治维新后，日本确立资本主义体制，西学传入。朱子学虽受到批判但仍有朱子学者坚守阵地，反对西学。大桥讷庵著《辟邪小言》从理论上系统否定西学。佐久间象山反省对照朱子学，提出朱子学与西学互补主张，西学认识方法和认识理论可以补充、发展朱子学，用“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概括朱子学与西学关系，主张在坚持儒家政治伦理前提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佐久间象山的观点为新思想顺利发展和朱子学创新发展开拓了道路。横井小楠用儒家“天下为公”“民为邦本”解释西方政制，运用朱子学“命”“势”观点撰著《国是三论》，只有“开国”才顺“天地运气”，顺者国则兴，“锁国”必违“天地运气”，违者则国运衰，企图通过朱子学的再解释而使西方文明日本化，为日本社会的改造寻求出路。
明治政府在开国论者的鼓吹下实行“文明开化”政策，“明六社”欣起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代表者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他们虽主张用西学代替朱子学，但又借用朱子学概念来介绍西学，使得朱子学与西学间保持有某种程度的连续性，对日本朱子学中的合理因素给予继承，在他们思想中明显有着朱子学的烙印。中村正直在《明六杂卷》上发表文章，对崇拜西洋、蔑视中国的风潮发出警告；撰写《汉学不可废论》，为汉学振兴倾注全力。中江兆民吸收朱子学民权思想，力图把传统民本思想与近代民权论结合，把儒家民本思想改造为具有新内涵的近代民权、民主思想。在日本全面西化的背景下，朱子学对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仍然有影响。同时日本兴起抨击西化、复兴朱子学的运动，代表者有鸟尾小弥太、三宅雪岭、元田永孚、西村茂树。鸟尾小弥太、三宅雪岭严励抨击明治政府全面西化政策。元田永孚著《教学大旨》《幼学纲要》，西村茂树著《日本道德论》，主张把复兴朱子学道德作为根本国策，从朱子学里寻求“道德之教”来规范人心，将自己著作作为朱子学通俗教科书，发行到全日本各类学校使用。日本天皇在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把朱子学道德论与近代国家主义结合，形成以忠孝为重点，以天皇和封建家族制为中心的国民教育方针，对国民进行仁义忠孝教育。朱子学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取胜，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日本又成为官学，为日本现代化建设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曹先锟：《宋元时代东渡日本的高僧》，《中国佛教关系研究》台北本。
［2］日本东洋文库发现藏有朱子的《中庸章句》抄本，卷末署有“正治二年三月四日，大江宗光”的识语。正治二年即1200年。姜林祥：《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73页。
［3］〔日〕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0页。
作 者 程利田，原武夷学院副教授。（武夷山 35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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