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种学术思想涌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学崇尚礼治，愿景是恢复周朝时期的礼乐齐鸣，而非当时的礼崩乐坏。儒家有很多学说，比如相信人性本善，治理国家采取仁治，希望用道德感化世人，人人以礼相待，国家自然太平无事。在诸多与儒家抗衡的思潮中，出现以韩非为首的法家学派，韩非审时度势，根据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提出自己的法家主张，认为儒家学说有很多不适合治理国家，不符合社会进步的脚步，以此反对儒家治国。由于儒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韩非师从荀子，却有着和儒家思想完全不同的主张。本文通过对《韩非子》中人性论、治国模式、处世之道等反儒家思想内容的研究，结合韩非的个人经历及思维方式、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分析其反儒学的原因，进而讨论这种反儒学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儒学《韩非子》反儒学 影响
一、《韩非子》反儒家思想内容
韩非在《韩非子》中多处体现了“人性恶”以及人性的趋利避害、追逐利益。韩非与李斯师从荀子，受到了荀卿四五年的教诲。由于荀子当时做一个县的县令，于是韩非和李斯做小吏的同时向荀子请教。荀子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事物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源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可以看出韩非的“人性恶论”很大一部分是对荀子的主张的继承。宏观来看，人性是“善恶”两者兼而有之。人类从猿进化而来，本身带有“兽性”的遗传基因。对于此，西方哲学家黑格尔有句名言“人的一半是野兽”。人类有很多弱点，比如自私、贪婪、虚伪等。而被儒家所宣传的“仁爱”之类的本性，比如善良、勤劳、谦让等，都是后天被教育出来的。对于“性善论”，我国著名学者梁启超的看法是，孟子的“性善论”更侧重于强调教育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荀子的“性恶论”则侧重于教育的必要性。
（一）人性论韩非的“人性本恶”另一方面来自他的社会经历。首先，韩非是当时韩国的公子，但也只是一个“公子”的身份，虽然有封地和食邑，也博览群书，但是韩王忌惮他的地位与才学，不但冷落他，也不重用他，不给他任何职务。其次，由于韩非的“口吃”这个缺陷使他无法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懑，使其对当时社会的阴暗面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最后，由于韩非本人的才华没有人赏识，在韩国不受重用，空有一颗爱国之心却无用武之地。后来虽然受到了秦始皇的赏识，但由于受到同门师弟李斯的嫉妒与迫害，自杀于狱中。可以看出，韩非的一生都没有施展自己的抱负，这是他的“人性本恶”的根源。
（二）治国模式儒家是理想主义，法家是现实主义。法家指责儒家迂腐、空谈。儒家认为圣者高高在上，可以洞察一切，使国家太平。而法家完全反对这个观点，法家认为这是自相矛盾的事情，若仅仅采取德治，纠正百姓的过错总会有个限度，那么人的寿命是有限的，百姓犯的错误却是无限的。而采取法家治国的模式，制定的法令，立即就会被执行而且保证不会再犯，这样很快就会杜绝违法乱纪的事情，国家自然太平。韩非认为儒家的德治不够有效，不能完全制止犯罪之事。
（三）处事论儒家向来追求贤人、圣人，希望用仁义之心来感化百姓，打造一个人人向善的社会环境。而法家的“尚功”，就是崇尚功劳，唯功是举，打造一个人人尊法的严酷的社会环境。韩非认为，在人趋利避害的前提下，人们都会有“前常规”的想法，人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拼命立功，君主也会按照法令来进行赏赐，这样会形成人人为国报效的局面，因为臣民知道会有对他们有利的利益。同样对待犯错的百姓，儒家会采取仁慈的行为，让父母教育、相邻们责备、师长的智慧都会使其悔改，而法家认为，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利用严酷的法令，来惩罚做了坏事的人，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真正害怕起来，只有接受了更加严厉的惩罚，人们以后才不敢做坏事。韩非认为严格执行刑罚，臣民才有所畏惧，这样一来，不管是贤人还是不贤的人，都会尽力而为了。因此韩非认为儒家的仁慈行为并不会遏制违法乱纪的行为。
二、《韩非子》反儒学原因
（一）韩非思维方式韩非的命运在历史上无疑是个悲剧。韩非的父亲作为韩国和楚国的“质子”，虽是王公子弟，但是没有权力，也不受宠爱，更不要说继承王位。在韩非回到韩国的时候，当时的韩王已经坐稳了王位，不会担心韩非谋权篡位，当时韩国的丞相张平是宣扬儒家学说“仁爱”治国，韩非已经看到国家越来越微弱，却无法改变国中朝臣是清一色的儒家支持者的局面。这些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造成了韩非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最终留下名著《韩非子》。因为韩非是理论上颇有著作，又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所以韩非批评儒家的心治，反对儒学，提倡严明的法家思想。
（三）儒学内容与统治冲突第一，儒家推崇宽惠治国。儒学宣扬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出发点是由感情而带来的仁爱之心。追求积极进取、厚德载物、担负国家责任。儒家制定的法令是宽惠的，县令断案也是出于情理。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犯了错误父子之间相互包庇是处于人情，这是正确的行为。将法律置身于外，毫无自我约束力。对待在战场上的逃兵，儒家认为其有孝道，称其为珍惜生命的雅士，而韩非认为这样的人是害怕死亡，逃避危难，不会为国尽忠，不利于君主统治。对待做文章、搞学术的人，儒家称誉其是有学问的人，而韩非则认为他们游手好闲，弄虚作假，并没有真正的本领。儒家的统治靠的是德治，而没有法治，这恰恰不符合当时的统治，一个国家没有法治，只靠德治，也就是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做什么是正确的，却没有明确表明臣民不该做什么，做了错事又如何。儒家主张得到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然而对于那些不喜学习的人怎么办，孔子也没有给出解答。遇到这种“不愿学习的人”，法家就显现出优势了。按照韩非的观点，如果做了错仅仅靠道德来管制，那只会犯更多的错误而不能去除根本的祸害。儒家靠的德治与心治，意思是心里怎么想，行动就会怎么付诸，然而事实是一个人如何行动，才能反映他的心境。韩非认为儒家是靠着做表面文章，不懂得亲力亲为，也不会为君主考虑，他们考虑的也是自己，而韩非是个务实派，看到了儒家的缺陷。
第二，文化背景。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于是以孔子为主的私学兴起，在这个自由的时代，文化行为异常活跃。西周奴隶社会，“礼”是对于贵族来说的，刑法是为普通百姓准备的。各种社会关系都是靠个人接触以及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来维持。天子和诸侯高高在上，与百姓的交道很少。到了东周时期，社会间的阶级逐渐被打破，这种权力差距也没有像西周时期那么大。各国君主首先关注的不是臣民的安稳，而是如何打破当时诸侯割据的局面，如何统一整个华夏。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有一些人为他们的统治思想提供理论依据，这就为法家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而韩非所处的韩国，因为其丞相张平是个典型的儒派，韩国渐渐割地，变得越来越弱小。韩非在这种情况下，渴望推翻儒家的统治，希望天下呈现出一种人人尊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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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背景影响第一，政治背景。周朝时期，周朝人没有商朝人那么爱占卜，而是推出了一套礼乐制度，西周之前的商朝在土地上采取井田制，即田地是国家的，没有出租的说法。所有土地的产权都在国家，用奴隶来耕种。西周推翻商朝之后，采取分封制，中央政府控制之外的土地，分封给皇室的亲信，即诸侯。诸侯下也有不同的关系，称为士大夫。在这之后，中央集权的控制能力逐渐变弱，可以说是名存实亡。于是各个诸侯开始群起，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诸侯逐渐强于中央，奴隶主逐渐强于诸侯。所以奴隶主变成了新兴的统治者。在这样的情况下，韩非审时度势，提出自己的法家主张，反对儒家治国。
韩非和李斯共同求学于荀子，其实在求学之前，韩非就已经在文章论述方面有了很多成就，所以老师荀况也说李斯做文章的水平不如韩非。韩非虽然是理论上的巨人，但是在实践上，他是远远比不上同门师弟李斯的。李斯的理论依据来自他看到两只老鼠的不同命运。粮仓的老鼠吃的肥大不怕人，而茅厕的老鼠不但吃不饱还怕被人打死。两者同是老鼠，命运却不同，是因为“机遇”的问题。李斯这种来源于实践的哲学，韩非是不会想到的，因为毕竟他从小也算衣食处优，他的文章也都是对理论侃侃而谈，倘若他的法家思想完全贯彻，可想而知，那是一个残暴的社会。
韩非临危受命被李斯“请”到秦国，秦王嬴政接见韩非的时候，韩非说了一下自己的治国主张，深受秦王欣赏。在秦王问到是否朝中有不称职的大臣，韩非没有多想就表达了自己对姚贾的不欣赏，他不知道此时已经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终遭所害。可知韩非这个人是一个理论上的巨人，实践上的侏儒。他对治国安邦的“帝王之术”头头是道，但论到阴谋诡计，好像一窍不通了。在此番去秦国之路，对待李斯，他始终抱着“同门师弟”的同窗友谊，认为李斯和他的主张一样，对待李斯的阴谋诡计，韩非认为这是以大局为重，贯彻法家的思想。然而对待姚贾，他却认为姚贾出身不好，做过许多坏事，就“正直”地向秦王投诉姚贾的罪行。得罪了两个奸人，韩非的下场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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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教育教学工作也应如此。但是，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来说，教研力量是相对薄弱的。对此，2016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乡村教师培训指南通知，针对当前乡村教师发展专家指导不够、骨干教师引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决定依托骨干教师组建工作坊，为乡村学校持续提供专家指导和优质课程，带动乡村教师开展工作坊研修，打造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师学习共同体，以推进骨干引领全员的常态化研修，推进乡村教师边学习、边实践，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能力。
第二，尊崇复古。儒家是尊崇“法先王”思想，“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即以前的思想可以继承下来不加修改，而韩非认为这是不能与时俱进的。孔子强调述而不作，不喜欢创新，喜欢固有的模式，打着复古的旗号，希望修复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法家极力反对这种追古抑今的思想，认为时代在变化，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说明他认为历史是不可逆的，向前发展的。韩非用“守株待兔”这个寓言讽刺儒家墨守成规，不懂变通，会被时代淘汰。一味复古，不懂变通，只会让儒生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儒家看来，注重个人利益是可耻的，而韩非并不认同这点，他认为人人生来就是追求利益，儒家的做法完全扼杀了人的本性。
三、结语
纵观全文可以发现，《韩非子》这本书中是用韩非的思维来反对儒学。书中也不是对儒学全盘否定。他懂得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有罪当罚，有功必赏。韩非不信儒家的人人向善，是因为他相信人性本恶。他在书中也有多处论证了他的人性本恶的论点。在治国模式上，他也用了诸多寓言故事来论证儒家的“仁治”是不可取的，治理国家只能通过“法治”，赏罚分明，君主才有权威。韩非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亲身经历致使他有与众不同的思维，将其所有都写到这本书里。依法治国的理念到今时今日还在传承，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历史也值得我们继续学习。
本例血管母细胞瘤位于幕上和脑外，属于罕见类型。肿瘤周边多发血管流空信号影并强化显著符合其影像特征表现[6]。既往研究报道：实性肿块型血管母细胞瘤在磁共振成像平扫中呈长T1稍长T2信号，DWI呈低信号，ADC值较高[7-8]，本例血管母细胞瘤与之不一致，笔者推测与肿瘤组织成分有关。本例肿瘤内含丰富血窦及多发囊状扩张血管影，该组织结构均为含水量丰富的血液，所以肿瘤虽为实性肿块型但其T2加权成像呈明显高信号，病灶的“T2透过效应”[9]导致该病变DWI呈明显高信号。同时笔者发现本例肿瘤内见类似“轮辐状”长T1短T2信号，增强扫描无强化，推测为肿瘤内纤维组织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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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侯雨晴，中国传媒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在读。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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