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在中国当代媒介场域中，有关男性性别气质的话题数次成为舆论热点，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围绕“娘炮”一词所展开的激烈争论。本文旨在通过引入美国社会历史学家里奥·布劳迪等人的研究成果，来观照当前媒介文化场域中的“娘炮羞辱”现象和“男性焦虑”症候，分析性别气质话语中所隐含的历史性根源，阐释其所联结的审美代际差异。
[关键词] 性别气质 审美代沟 娘炮羞辱 男性焦虑
2018年9月初，在全国中小学生新学年开始之际，教育部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打造的大型综艺节目《开学第一课》再度播出。该节目旨在通过文艺表演、游戏互动和故事分享等形式，为孩子们树立人生榜样，以激发孩子们的学习热情。孰料该期节目播出后，社交媒体上却爆发了意料之外的舆情：首先是因为节目贴片广告太多、播出时间太迟，引发了家长们的普遍不满；在此基础上，一些家长更对节目邀请的演员和嘉宾表达出了明确的抵触和反感情绪——尤其是节目开场出现的几位年轻男性艺人，由于“唇红齿白”、“涂脂抹粉”、“描眉画眼”，而被一些家长斥为“不男不女”、“缺乏阳刚之气”，甚至干脆对其冠以“娘炮”之名，大加挞伐。一时间，以“少年娘，则国娘”为主调的言论遍布互联网空间，若干主流媒体平台也参与其中，接连推出了《“娘炮”之风当休矣》①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新华网2018年9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9/06/c_1123391309.htm。《什么是今天该有的“男性气质”》②桂从路：《什么是今天该有的“男性气质”》，原载《人民日报》评论部公众号2018年9月7日，引自fun.youth.cn/gnzx/201809/t20180907_11720683.htm。《中国少年，阳刚之气不可消》③钱宗阳：《中国少年，阳刚之气不可消》，《中国国防报》2018年9月7日第1版。等评论文章。
一次由播出时序“意外”引发的媒介事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针对男性气质的公共讨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颇值得观照阐释的文化现象。④于央视《开学第一课》所引发的这场公共讨论，苏州大学的马中红教授敏锐地关注到了由中小学生所发出的不同声音，参见马中红：《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审美裂变和文化断层》，《广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本文认为，“娘炮”一词在中国当代媒介文化场域中的流行，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针对“偏向女子气的男性”的蔑视和指责意味，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娘炮羞辱”风潮，其在本质上与“荡妇羞辱”（Slut Shamming）一样，都是相对传统的性别气质话语在受到挑战、冲击之际，所呈现出的集体性的焦虑反应——我们权且以“男性焦虑”称之；而从各路媒体评论也可以看出，当下这种“男性焦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溢出了性别身份的话题框架之外，上升到了国家形象和国族命运的宏大叙事层面。因此，透过媒介文化场域中不断叠加的“娘炮羞辱”氛围，本文更希望考察的是催生这种“男性焦虑”的历史性根源，尤其是有别于性别权力话语的历史线索：相对传统的男性气质话语是如何形成的？它所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它在今天受到强烈冲击的原因究竟何在？
一、“阳刚之气”：近代男性气质话语的身体化转向
从此次有关“娘炮”的公共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人眼里鉴别一个男性是不是“娘炮”的关键，在于他有没有“阳刚之气”。这种所谓的“阳刚之气”首先是要在在身体层面上与典型的女性气质话语相区隔，即不能展现出诸如“阴柔”“精致”“甜美”“爱打扮”等话语特质。但事实上，这种以身体的“阳刚”为标签的男性气质话语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形成不过百年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可以算作是在中国现代化早期从西方引入的“舶来品”。而就欧美社会来看，它也同样是现代性生成过程的一个“副产品”。
政府和村集体组织要当好流转双方的中间人角色，保障农民和经营主体双方的合法权益。着重规范流转合同，特别是对一些内容简单不全面，条款不规范，对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土地附着物处置等缺乏明确具体规定的协议，镇村组织和相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通过“回头看”逐户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指导帮助农民签订和完善好流转合同，保障和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里奥·布劳迪（Leo Braudy）在其著作《从骑士精神到恐怖主义——战争和男性气质的变迁》一书中，系统地梳理了欧美社会的主流男性气质话语与大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布劳迪指出，男性气质是一个历史概念。在17世纪现代性萌芽之前，虽然人们也认为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是“更为优秀”的性别，但是并不认为两性之间有什么根本的气质区隔；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女性只是作为“低一等”的和“不够完美”的男性而存在的，无论身体和精神都是如此。直到17—18世纪，对于性别差异的日常探讨才逐渐发展起来；到了19世纪中后期，男性与女性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别——由此也应该拥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性别气质——的观念才逐渐成型，而对于两性在身体符号上的区隔也随之日益严格起来。①[美]里奥·布劳迪：《从骑士精神到恐怖主义——战争和男性气质的变迁》，杨述伊、韩小华、马丹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17-234、335-387页。这种变化趋势的产生根源于两个重要的历史性因素：一是由进化论等生物决定论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杂糅衍生出的国家竞争论；二是由欧美世界频繁的战争与革命所共同导致的社会动荡情态。就前一个因素来看，在19世纪的欧美社会中，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种试图用自然科学理论来解释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思维模式逐渐占据主流。其中，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原点，许多将个体生理发展与民族国家社会发展深度等同起来的理论学说逐渐兴起，一种有关“民族退化”的焦虑逐渐弥漫于欧洲各国上空。简要地说，这种“民族退化论”认为，“社会是个体的鲜明表现，是放大形式的个人躯体——几乎是一色的男性躯体。这样，个人的败坏和民族的退化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和人一样，社会也能生病死亡”。②[美]里奥·布劳迪：《从骑士精神到恐怖主义——战争和男性气质的变迁》，第343页。在此基础上，“民族退化论”主张，相对于古代男性身体的强壮而言，当代男性身体的衰弱是一种病态的背离行为。这种背离行为必将进一步导致种群和民族国家的衰弱乃至退化，并使得民族国家在愈演愈烈的种群竞争中被淘汰。
如前所述，针对“娘炮”的指责在实质上是对近代“民族退化论”逻辑的沿袭。这一逻辑的历史性内核，是近代中国社会在面对世界激烈的现代性竞争时，所产生的巨大的压力性乃至创痛性体验。此后的数十年间，由于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后发现代性的压力之下，所以这种体验也就逐渐郁积成为了一种集体性的情感结构，一种以“落后就要挨打”为核心的、高度身体性的国际关系想象。因此我们看到，仅仅是“女子气”的身体符号本身，就已经触动了这种“具身性”的集体无意识机制，我们或可称之为“身体民族主义”。对于“身体民族主义”而言，男性孔武有力、骁勇善战的身体形态就可以直接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强大、有竞争性、有话语权的国际地位；而其媒介文化特质更在于，必须召唤身体去予以承载和表达，而且也只有以身体去承载和表达时，才能真正获得在民间被传播和接受的最大动力。在我们熟悉的许多大众影视产品中，我们都能发现“身体民族主义”机制的作用。比如以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为代表的诸多近代功夫英雄形象，都是以男性的个体肉身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和献祭，与此同时也成为大众理解、记忆民族主义的媒介和图腾。①在笔者的另一篇论文中曾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详尽论述。参见盖琪：《香港影视中的“近代功夫英雄”及其内地传播》，《文化研究》第34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0-33页。而直到2017年的电影《战狼2》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非要用肉搏的方式决出胜负的最终场景设定，以及一个将五星红旗绑在手臂上的仪式展演（结合该片导演在影片宣传期针对男性气质发表的诸多言论），我们由此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机制在普通受众中的强大作用。而反复引发争议的“抗日雷剧”，尤其是其中的“手撕鬼子”等桥段，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这一机制所生产出的极端话语形态。应该说，这样的一种身体性的男性气质话语，是高度适用于传统农业和早期工业社会的。它不仅强调了对于农业生产和大工业生产而言更具优势的身体素质，而且联结着前现代性时期和现代性上升期人类对于世界基本运行规律的认知水平。因此，对于大多数在传统农业和工业社会中接受教育和建立成长经验的人们来说，男性是否能够在身体层面上做到与“女子气”严格区隔，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道德伦理问题。正如布劳迪所举例的，当代宗教激进主义者之所以致力于对两性身体符号进行严酷规训，其真正目的在于通过打压女性来提升男子气概，强化男性前现代的攻击性和牺牲意识，进而与世俗主义和商业社会相对抗，因此其实质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伊斯兰文化的。①[美]里奥·布劳迪：《从骑士精神到恐怖主义——战争和男性气质的变迁》，第541-554页。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当代媒介文化中的持续不断的“男性焦虑”症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社会剧烈转型期，传统的生活方式渐趋解体而在农业/工业世代中引发的集体心理反应。
同样，这种视角和观念也极大地影响到了彼时处于“千年大变局”前夜的中国社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中国近代知识精英阶层“睁眼看世界”的高峰时期，希望向欧美和日本学习现代化路径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们，很自然地吸收了这些带有明显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的意识形态，并将之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有效方法论。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邹容、蔡锷、陈独秀等人的言论和文章中，我们都能够发现相关的立场和主张，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蔡锷、梁启超等人对军国民教育的提倡。事实上，在19世纪末之前，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是以“重文轻武”为特质的。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主张“以德服人”，关注道德性统摄下的身心合一；而道家文化则更是提倡“静柔”，讲求“以无用为用”的人生境界，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任何与“力”有关的活动和形象都是地位低下，难登大雅之堂的。③参见张晓军：《近代国人对西方体育运动认识的嬗变（1840—1937）》，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2、57页。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在中国古代，主流的男性气质话语都是以阴柔为美，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理想男性形象也都是以文弱书生为主；直到近代，随着西方观念的传入，中国人才展开了对于肌肉的想象，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以新的身体观为基础的新的男性气质观。④参见石伟杰：《黄克武：中国男性气质如何由“文弱书生”转向“健美”》，原题为《黄克武谈近代中国的身体观转型》，《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8月7日，转引自澎湃新闻网2016年8月7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09834。而蔡锷和梁启超所提倡的军国民教育，就是在欧美优生学理论的影响下，基于对“民族退化”的现实忧虑，力图以军事化的体育训练为手段，彻底重塑中国的男性身体、男性气质及至民族品格的社会性实践活动。这一活动从20世纪初开始兴起，前后持续了将近20年的时间。到1920年代初，一种以身体性的“阳刚”为标签的男性气质话语才真正在中国社会成为主流。⑤在军国民教育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社会对于女性性别气质的期待也有所变化，女子体育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推广。但是，在优生学影响下，这种对于女子身体健康的强调也更多的是从怀孕与生产的能力角度出发的，因而同样是高度工具主义的。参见黄金麟：《军国民教育与身体》，《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转引自李蓉编著：《中国近现代身体研究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29页。而这种标签之下的工具主义逻辑也由此一直延伸下来，成为中国社会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用以诠释男性身体建构目的与精神建构途径的主要维度。
二、“有关男性的审美代沟”：性别气质背后的代际生活经验
但是，对于在后工业时代中接受教育和建立成长经验的人们来说，随着职业内容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偏于智力性和情感性的个体特质显然是更有价值的，而且对于男女来说都是如此。事实上，美国1970年代的心理学研究就已经发现，处于男性性别角色规范最顶端的那些特征往往是中性化的、甚至女性化的，比如聪明、体贴、热心和浪漫；但是处于男性性别角色规范最低端的那些特征，却是更为刻板的和传统的，比如那些突出强调体力性和竞争性的特质。② Joseph H. Pleck，“Sex-Role Strain(SRS): An Alternative Paradigm”，The Myth of Masculinity， Cambridge, MA: MIT P,1984, pp.133-154，载詹洪峰、洪文慧、刘岩编著：《男性身份研究读本》，第130页。因此，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的大中城市逐渐进入后工业的、消费性的社会，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对于性别气质的观念自然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这其中当然有在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新一代女性的个体独立意识和经济独立能力都在增强，因而对于男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合作性和情感支持能力更为看重的原因；但是就男性自身来说，由于更倾向于智力性的和情感性的个人气质确实也越来越有益于他们在后工业社会中的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因而也逐渐就成为他们下意识的主动选择。这种选择反映到身体层面上，就是我们看到的两性身体符号表征的中性化潮流。这其中当然也有消费主义推波助澜的成分：因为消费主义确实需要通过宣扬不断精致化和细节化的生活方式，来不断生产出新的消费欲望，其中尤其以各种针对身体的消费最为盛行；所以无论是“小鲜肉”还是“女王攻”，无论是“小狼狗”还是“小姐姐”，其实都离不开商业伦理的着意推广，从而呈现出高度物质化的面向。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该忽略或者否认其中具的积极意义和变革价值：因为在这样看似物质化的潮流之中，也包裹着中国人的身体逐渐脱离宏大叙事的世俗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新世代的女性对于男性的柔性气质的喜爱，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男权意识形态的背弃；而新世代的男性对于更为精致的身体符号的喜爱，也可以看作是对近代国家叙事的疏离和对当代全球性日常的接纳。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审视近年来中国媒介文化场域中的“娘炮羞辱”现象，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典型言论也是先以身体层面的符号能指为批评对象，由对其身体符号的轻侮上升到对其道德品行的指责，或者干脆直接上升到国家形象和国族命运的层面的批判，再以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身体形象作为标准和模板进行对照——个中逻辑与近代舶来的“民族退化”理论其实一脉相承。比如在《开学第一课》引发的公众讨论中，批评的焦点就集中在几名年轻男艺人精致的长相和妆容，以及举手投足间较为温和柔美的神态上，讥讽他们是“油头粉面A4腰，矫揉造作兰花指”，“长身玉立、弱柳扶风”；甚至还攻击他们“恶心”、“这姑娘妆也太浓了”、“这姑娘长得挺俊就是不能坐月子”、“应该送去医院做变性手术标本”，等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社会舆论中有关年轻男性的种种问题与他们联系起来，比如“拜金”、“不敬业”、“奢靡浮夸”、“没有责任感”，等等。而如此发展下去，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少年娘，则国娘”，因为“青年有血性，民族才有希望”。更有意味的是，无论是在自媒体评论中还是在主流媒体文章中，用以作为“对照组”的男性气质的“标准”模板则是军人、消防员、潜水员、运动员、国旗护卫队员……等等，无一例外是军事性的、偏体力性的社会角色，而更多职业身份的男性及其所呈现出的气质表征仍然是不在常规视野中的。但与此同时，非常有趣的是，在《开学第一课》邀请的表演嘉宾中，除了开场的四位年轻男艺人遭到了指责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更著名的男明星也同样也受到了质疑，他就是在节目中进行了个人励志故事分享的成龙。针对成龙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对他的私德方面，列举他“对婚姻不忠”、“对妻子冷漠”、“对儿女不关心导致儿子吸毒女儿抑郁症”等负面履历。整体来看，对成龙的质疑远不如对所谓“娘炮”艺人的指责声势浩大，但是，从这两种不同的批评声音中，我们已经可以体会到一种“有关男性的审美代沟”的存在，或者说，是分别属于两个世代的两种不同的男性气质审美标准在起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此使用“有关男性的审美代沟”这一话语，试图描述的更多地是一种文化逻辑意义上的审美差异，其重点不在于简单地区别两个不同的时间段落，而在于更深入地关注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建立在政治经济环境基础之上的文化逻辑。换言之，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对于“男性气质”的审美差异，其实不是简单的“50后”“60后”与“90后”“00”后的差异，而更大程度上是在农业、工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逻辑中成长起来的人与在后工业环境和文化逻辑中成长起来的人之间的差异。当然，在中国的媒介文化场域中，这种审美差异确实更多地以一种“代际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由于中国复杂的地域、阶层和受教育程度的综合作用，我们也不应该忽略相关审美标准在其他因素影响下所呈现出的复合性色彩。
历史地看，“民族退化论”的产生和流行还有着更为深刻的语境基础，那就是“战争与革命”因素。19世纪中后期，现代性的迅速发展使得欧美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格局亟需重新分配，欧美国家内部的阶级格局也亟需重新整合，由此引发了普遍的社会动荡。这种宏观语境为“民族退化论”以及与之紧密相关联的“国家竞争论”提供了甚嚣尘上的社会心理基础，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以身体规训为表壳、以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为内核的一系列社会现象的产生：比如排斥移民，认为移民带来的种族混杂是降低欧美人种优越性的生理根源；比如鼓吹战争，认为战争能够促进男性身体的“成熟”和“社会身体”的“净化”；比如提倡竞技体育，认为通过运动来提高个人的身体素质以及意志品质有利于备战；比如积极建设童子军，从男性的童年时期着手，培养其从身体到精神的军事化特质，以保证其成长为符合民族国家竞争需要的成年人，等等。而严格区分两性在身体层面上的视觉表征也在相关现象之列，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性别的模糊将妨碍生育，影响民族的未来”，而“绝对的性别区分对保持一个文明的活力具有关键意义，因为它能确保人们生出体质正常而且数量充足的孩子”。①[美]里奥·布劳迪：《从骑士精神到恐怖主义——战争和男性气质的变迁》，第355、350页。近代欧美主流男性气质话语的这一“身体化转向”过程，在英国女性主义学者林·西格尔（Lynn Segal）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她更为清晰地指出：“19世纪初，基督教式的男性气质——精神性的、理智性的和道德性的自我约束和奉献——是资产阶级的理想。但是到了19世纪末，这种气质就被一种更强调肌肉的、更为军国主义的、排斥一切审美化和感性化因素的男性气质所挑战，乃至取代。”② Lynne Segal，“Changing Men: Masculinities in Context”，Theory and Society22(1993): 625-641，载詹洪峰、洪文慧、刘岩编著：《男性身份研究读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7页。总之，在19末20世纪初的欧美，社会达尔文主义几乎成为人们理解一切事物的主导视角，而以身体性为主导的男性气质话语也被牢牢地绑定到了国家荣誉和民族命运的战车上，进而融入到了推动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社会意识形态机制之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型的以“阳刚”为标签的男性气质话语，是以对男性身体的规训和期待为第一要义的，其背后有着一整套风行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理论学说和思维惯性做支撑。而这些理论学说和思维惯性，一方面体现了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以来，伴随着现代性的飞速发展，人类对于改造自然能力的充分信任；但是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强烈的工具主义逻辑，认为可以像在花园中裁剪树枝一样，对人类种群进行选择和“净化”，以至于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二战结束后，面对战争废墟，欧美知识界对于这种“现代性之恶”进行了严肃反思，代表作如英国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但遗憾的是，类似反思在中国社会一直没有深入进行，中国社会对个人身体的工具主义逻辑以及意识形态规训惯性由此一直延伸下来。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当前中国媒介文化场域在男性气质方面所展开的持续争论，联结着一种比较明显的性别审美代沟，其背后所隐含的，其实是不同世代所接受的不同的意识形态规训和不同的社会生活经验在起作用。相对于传统性别气质话语深层的“民族退化论”情结，新的多元性别气质话语所联结的人本主义、世界主义的因子，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才真正具有积极意义，因此理应得到关注和尊重。当然，与此同时，新的性别身体在脱离了政治伦理的规训之后，确实又面临着陷入商业伦理规训的危险，其工具主义本质并未获得彻底消解，对于这种新的异化趋势，我们也应该保持适度的警惕。
问题三：“蜻蜓点水”式的描写缺少具体性和完整性。学生的观察没有一定的顺序，而且不能坚持长期观察，因此对事物的描写不够具体、完整。
膝关节损伤是一种骨科常见病，其损伤类型较多，主要包括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骨质改变等。膝关节损伤患者因伴有关节肿胀、疼痛、功能障碍等症状而致使患肢活动受到明显影响，若治疗不及时，将对患者预后及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1]。因此，及早对膝关节损伤进行确诊并给予规范化治疗至关重要。目前，临床多采用MRI、CT等影像学检查方法对膝关节损伤予以诊断。本研究试探讨MRI、CT两种检查方法的诊断准确性，以期为后续临床诊断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9）07-0151-0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综艺娱乐节目文化价值建构研究”（17BC05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盖琪，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006）。
责任编辑：王法敏
标签：男性论文; 气质论文; 身体论文; 性别论文; 话语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学术研究》2019年第7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综艺娱乐节目文化价值建构研究”(17BC053)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