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外部制度环境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环境,制度,盈余,高管,薪酬,绩效,水平。
外部制度环境论文文献综述
汪青松[1]（2019）在《公司控制权强化机制下的外部投资者利益保护——以美国制度环境与中概股样本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对于公司"控制权强化机制"的包容接纳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趋势。美国以双重股权结构为代表的"控制权强化机制"采取的是极为包容的公司证券法律制度,使纽交所和纳斯达克成为对创新企业极富吸引力的IPO场所,也由此形成独特的"中概股"群体,特别是存在各种控制权强化机制的中国公司竞相赴美上市。控制权强化机制与传统的股权平等理念存在明显背离,外部投资者的公司治理参与权和经济性权利被进一步弱化。美国法律框架下系统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对我国完善外部投资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进行与此相关的制度设计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的具体特征,重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规则,对控制权强化机制的适用范围采取稳步推进的方式,完善相应信息披露,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制度对于公众投资者的保护功能,在特定事项上引入类别股东大会制度,灵活运用日落条款避免形成永久性控制权。(本文来源于《环球法律评论》期刊2019年05期）
郭亭亮[2]（2019）在《外部制度环境、关联方交易与公司治理效率》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2004—200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就外部制度环境和关联方交易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较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而关联方交易会因其方向不同对公司治理效率产生不同影响,但净关联交易与公司治理效率表现为负相关。同时,研究表明,外部制度环境将对关联方交易产生影响。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外部制度环境,以减少大股东利用关联方交易侵害中小股东利益。(本文来源于《中国商论》期刊2019年12期）
周雪,王庆金[3]（2019）在《创业激情与失败学习——外部关系嵌入和外部制度环境的调节》一文中研究指出基于自我验证理论,构建创业激情、失败学习、外部关系嵌入和外部制度环境四者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探讨创业激情对失败学习的激发效应。对3个地区的198名创业者的问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创业者具有创业激情能促使其进行失败学习;外部关系嵌入能够增强创业激情与失败学习的关系;外部制度环境能够负向干涉创业激情与失败学习的关系。(本文来源于《软科学》期刊2019年09期）
廖敏[4]（2019）在《制度环境、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企业管理者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如何激励高管,减少代理成本,使两者利益趋于一致,是现阶段研究者们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现实中,“天价薪酬”现象频发,人们开始关注到高管薪酬的公平性以及合理性等各项问题。2005年我国《企业财务报告披露条例》强制规定上市公司披露现任高管薪酬,薪资的透明性有利于高管与公司外部同行业相似职位人员进行对比,以此形成自身薪酬公平性认知。高管薪酬的相对公平程度一方面影响社会对公平的感知,另一方面通过影响企业高管的管理决策,最终反映到企业绩效上,这是研究者和企业家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现有关于高管薪酬不公平的研究有两点局限。第一,研究视角上的局限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提出更高要求,学者们也开始对高管薪酬公平进行分析研究。然而,学者目前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高管人员与普通员工的绝对薪酬差距上,即高管薪酬的内部不公平,较少关注外部不公平,并且现有研究采用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都不相同。第二,研究方法的不一致。国内外学者衡量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大体有叁种方法:(1)问卷调查,用员工对薪酬的评价表征不公平程度,然而这种方式缺乏客观性;(2)薪酬差距,直接计算绝对薪酬差,此方法忽略了组织人员之间合理差异;(3)额外薪酬,开发高管薪酬决定模型计算回归残差,用残差表征不公平程度,能够消除高管和企业由于特征差异带来的影响,然而决定模型因素易受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从而减弱信度。近年来也有学者另辟新路,采用薪酬业绩百分位、相对公平水平等量化方法进行研究,得出结果也不一致。基于此,本文聚焦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从制度环境出发,探究外部不公平产生的经济结果,分别构建了变量间关系影响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整理出2012-2017年共1665家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通过理论分析和归纳演绎的方法,借助SPSS 23.0对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主要分析了以下问题:正向不公平、负向不公平分别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制度环境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对上述问题做了相关的实证检验,得到结论如下:(1)不同性质的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即正向不公平与企业绩效显着正相关,负向不公平与企业绩效显着负相关。(2)产权性质对正向不公平与企业绩效关系没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产权性质对负向不公平与企业绩效关系起显着负向调节作用。(3)市场化进程对正向不公平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起显着负向调节作用,对负向不公平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起显着正向调节作用。最后,总结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同时指明了本文局限性,以期在将来研究中能够得到改进。(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9-05-06）
吕迪伟,蓝海林,曾萍,陈伟宏[5]（2019）在《异源绩效压力对企业外部研发倾向的异质性影响——区域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外部研发是企业开放式创新的重要实践,也是企业重要的战略决策,但现有文献较少从行为的视角分析促使企业做出外部研发决策的关键因素。基于绩效反馈理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绩效压力视为触发做出外部研发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认为绩效压力感知是影响企业外部研发倾向的关键因素,并且转型期中国独特的制度情境特征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以695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外源性绩效压力对企业外部研发倾向具有积极的影响,而内源性绩效压力对企业外部研发倾向具有消极影响;区域制度环境的改善强化了不同绩效压力对于企业外部研发倾向的影响。外源性绩效压力是企业进行外部研发的重要诱因,完善的区域制度环境会强化这种压力对于企业外部研发的触发作用。(本文来源于《研究与发展管理》期刊2019年02期）
王翠霞[6]（2019）在《外部制度环境、媒体关注与盈余管理》一文中研究指出资本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上市公司广泛存在盈余管理现象。严重的盈余管理会导致会计信息失真、损害投资者利益甚至使资本市场运行紊乱,因而,探索盈余管理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学者从公司内部治理和法律制度约束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盈余管理现象仍屡治不止。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体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监督治理机制,媒体关注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监督和治理作用,能够有效弥补法律制度薄弱地区对企业盈余管理的治理,助推法律制度治理企业盈余管理的效果。同时,媒体作为重要的外部制度环境因素,其监督治理功能的发挥受到外部制度环境中政治、法律、风俗、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研究媒体关注对盈余管理的治理时,必须重视外部制度环境的作用。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制度理论为基础,依托现有的研究成果,利用2015-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区分负面媒体关注和非负面媒体关注,研究媒体关注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将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外部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引入模型,进一步探究外部制度环境在媒体关注影响两种盈余管理过程中的调节效应,考察不同媒体关注基调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对两种盈余管理影响的异质性。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大量的媒体关注可以有效约束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却会诱发上市公司采取真实盈余管理行为。(2)负面媒体关注和非负面媒体关注均能抑制应计盈余管理、诱发真实盈余管理,但与非负面媒体关注相比,负面媒体关注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治理效果更佳,对真实盈余管理的诱发作用也更大。(3)外部制度环境在媒体关注影响两种盈余管理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存在差异。外部制度环境在媒体关注制约应计盈余管理过程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削弱媒体关注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治理效果;外部制度环境在媒体关注诱发真实盈余管理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增强媒体关注对真实盈余管理的诱发效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媒体、政府、法律、企业四个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希望为约束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投资者权益,保证资本市场健康运行提供有益指导。(本文来源于《山东农业大学》期刊2019-03-26）
冀晓烨[7]（2018）在《高铁开通、外部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一文中研究指出自2007年第六次全国铁路大提速以来,我国高速铁路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随着高铁在国内大范围贯通,区域经济发展迎来了高铁时代,国内重要经济地区如珠叁角、长叁角等区域范围得到扩张。高速铁路的建设促使资本、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以及消费群体、消费资料等消费要素在沿线城市聚集,提升了要素质量与流通效率,推动区域产业整合升级。近年来,高铁的经济效应也逐渐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热点。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高铁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较少关注企业层面的影响。另外,我国正在寻求经济转型升级,急需通过企业创新来优化经济实体结构,提升竞争力。2015年习近平在杭州高新区视察时提出,“企业持续发展之基、市场制胜之道在于创新。”企业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因此本文以企业创新为切入点,从微观角度探讨高铁开通的经济效应。首先,本文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创新理论和已有研究,梳理高铁开通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并提出假设。具体的,高铁开通能够促进人才和资本流动、降低信息不对称、扩大市场规模,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其次,基于高铁建设能够改变市场环境进而影响企业活动,本文采用市场化水平以及法律环境衡量外部制度环境,检验不同的外部制度环境下,高铁开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高铁开通视作自然实验,以2007-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为研究样本,根据上市公司所在地所属地级市是否开通高铁将样本划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高铁开通与企业创新的关系。选取研发支出强度作为创新投入变量来衡量企业创新,研究高铁开通对企业创新是否存在促进作用。随后,进一步探讨在不同外部制度环境下,高铁开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有何不同。通过构建市场化水平高低、法律环境指数高低几种情况,逐一分组回归并观察在何种情况下高铁对创新影响更显着,并结合理论与数据分析高铁开通、外部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叁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结果发现:(1)与未经历高铁开通的企业相比,高铁的开通显着提升了通车城市上市公司的创新水平。(2)相比所在地外部制度环境较好的企业,当企业所在地外部制度环境较差时,高铁开通更能促进企业创新。以上结论在更换被解释变量、缩小样本区间、进行PSM+DID检验后仍旧成立,证明了结果基本稳健。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议:(1)高铁城市的企业应该充分利用优势,合理配置资源,适当加强研发投入。(2)非高铁城市的企业应当加强与高铁城市的联系,积极向高铁城市靠拢,以获得溢出的经济福利。(3)建议高铁站的选址向制度环境发展落后的地区靠拢。本文基于高铁开通这一外生事件,结合已有理论和研究,探讨了高铁开通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发现高铁开通对企业创新有积极影响,并且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差的情况下,高铁开通对企业创新促进作用更显着。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提供新的证据,为政府部门、企业高管等提供一定的启示。(本文来源于《浙江财经大学》期刊2018-12-01）
贾凡胜[8]（2018）在《外部监督、制度环境与高管运气薪酬》一文中研究指出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股东不会为可观察的运气因素向高管支付薪酬,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本文以2003—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运气引起的公司业绩显着正相关,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更显着,表明高管能获得运气薪酬,尤其在国有企业。通过区分公司面临的外部监督和制度环境发现:机构持股水平或分析师关注度越高,高管得到的运气薪酬越少;公司所在地的制度环境越好,高管得到的运气薪酬越少;进一步检验还发现,信任有助于缓解高管获得运气薪酬的现象,并且信任的作用并不会被正式制度抵消。这些结果表明,外部监督和制度环境均能够降低高管运气薪酬水平和提升薪酬契约效率。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外部监督和制度环境影响公司行为的文献,还为租金抽取理论提供了更多支持。(本文来源于《南开经济研究》期刊2018年01期）
张叁保,刘沛[9]（2017）在《外部制度环境、高管自主权与企业创新战略——中国30省12 301家企业的证据》一文中研究指出运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制度环境通过管理自主权作用于企业创新战略的路径。研究结果显示:城市与省份两个层次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环境——如政府干预与保护程度、司法公正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灵活性、民营化程度、外商投资水平和社会信任等,均对管理自主权产生影响;CEO管理自主权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与研发投入波动负相关;管理自主权中介了制度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本文来源于《创新与创业管理》期刊2017年02期）
朱恒鹏,杜创,付明卫,王泽宇,高秋明[10]（2017）在《建立在医疗和教育领域推进移动互联网服务的制度环境 总报告 7 “互联网+医疗/教育”的制度建设——外部性相关权利》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成效卓着,但医疗、教育等服务业的电子网络服务还没有长足的进步。只有推动相关体制改革,以开放精神调整政策,解决对各行各业的制约和限制,才能使居民享受快捷便利的服务。本报告研究下述问题:1、互联网医疗与教育服务对这两个领域资源配置的改进,和对弊端的克服;2、互联网医疗与教育服务对这两个领域现体制的挑战和竞争;3、互联网医疗与教育服务面临的制度障碍;4、打破部门管制,通过立法机关立法开放医疗与教育的合理进入;5、促进互联网医疗与教育服务的其它制度与政策。我们的研究思路,不是分为医疗、教育两个子课题分别研究,而是借鉴经济学理论,从医疗与教育服务的共性出发,建立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当然也会适当关注各自的特殊性)。医疗和教育有一些共同性质,包括服务业属性、正外部性(公益性服务业)和信息不对称(知识型服务业)等;这叁条共同性质决定了医疗/教育服务提供中相同的基本问题,使得我们可以在统一框架下分析医疗和教育。首先,服务业属性使得医疗和教育(尤其中小学教育)机构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市场提供能否在地域布局上面面俱到?其次,公益性产品存在正外部性,由市场来提供,会不会有市场失灵?再次,教育和医疗服务中信息不对称和多维道德风险造成的激励难题。最后,这些问题反映在道德层面,还可能产生"令人反感的交易"的问题。为解决这些基本问题,就产生了医疗/教育服务中的不同供给模式,例如政府直接提供模式或"互联网+"的新型模式。所有反对市场化、强调政府干预医疗和教育的理由,几乎都是从上述四条疑问出发的;"互联网+"新型模式的出发点也是以新方法解决这些基本问题。接下来我们重点探讨了"互联网+医疗/教育"商业模式的经济学原理,这是整个报告的核心部分。"互联网+医疗/教育"商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平台结构(双边市场或多边市场),具有叁项特征:第一,提供了多种产品或服务;第二,平台提供的不同产品之间有交叉正外部性;第叁,双侧定价。平台商业模式的核心是其最优价格结构。互联网平台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即平台从物理空间变成了虚拟空间,随之而来一系列改变,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带来的数据收集处理能力使得多边市场比普通双边市场更为常见(第2章)。以商业模式分析为基础,我们讨论了"互联网+医疗/教育"对现有体制的效率提升和挑战。与平台商业模式特征相对应,"互联网+医疗/教育"对相关领域的效率提升也体现为叁个机制:(1)提高生产率:使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分离,促进供需匹配;(2)市场拓展:发掘正外部性,实现大规模与个性化并存;(3)克服信息不对称,使声誉机制运转得更好。当然,效率提升的程度和具体表现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存在一些差异。除这些一般分析外,"互联网+医疗/教育"对我国还有特殊意义,如缓解医疗和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上高度不均衡,纠正价格管制造成的扭曲,突破行政等级化体系促进社会办医和民办教育发展等(第3章)。互联网平台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对现体制构成了挑战,也激起了体制内的应对与竞争。对现行学校/医院体制构成挑战。从供方利益调整角度看,互联网+将使得医疗/教育服务的收益向明星医生和教师群体倾斜,并可能导致医生、教师群体内部角色的重新分工。从需方利用能力看,"互联网+医疗/教育"打破时空限制并不必然促进医疗公平和教育公平,也将增大隐私泄露的风险。体制内一直在努力应对信息化、互联网的挑战,我们将其应对策略概括为以远程医疗、远程教育为主要特征的"医疗/教育+互联网"。"互联网+"VS"+互联网",两种模式竞争之下国内互联网医疗/教育呈现出一些发展特点:2016年增长迅速,细分领域全面发展,但总体规模、网民使用率仍较小;最主流业务仍是围绕传统体制的痛点,是适应性而非颠覆性创新;在线诊疗与MOOC(大规模开放在线教育)业务发展中,体制内外融合趋势明显。比较两种模式可以发现,医疗/教育+互联网"也能够很好实现第一个层面的效率提升,即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分离,促进供需匹配。这样的效率提升更多是技术本身带来的,与谁主导资源配置无关。但是,要实现第二、叁个层面的效率提升,即大规模互动、个人声誉机制,政府主导的"+互联网"模式却很难做到(第4章)。商业模式的背后,涉及一系列制度安排。现有制度安排与政府直接供给服务模式相适应,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互联网服务的发展;"互联网+"模式内在需要新型制度安排。从"互联网+医疗/教育"商业模式的叁个特征出发,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包括叁项,涉及市场准入、价格机制和外部性相关的权利安排(第5-7章)。1.市场准入管制。与传统模式相比,"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中多出了一个互联网平台。这在一般行业,如制造业、电子商务等,不会产生什么特殊问题;但在医疗、教育这样对准入高度管制的行业,尤其国内存在行业主管部门管制准入的时候,麻烦自然就出现了。中外皆同,只是程度有别。为规避管制,国外在线诊疗平台Teladoc在商业模式上采取了双层结构。国内医疗/教育服务准入管制则分为叁个层面:机构准入管制、医师/教师资格准入和互联网服务准入管制,可谓管制的"叁重门。"互联网+"商业模式直接受到这些管制的阻碍。当前主要问题在于,许多准入管制措施以部门规章形式存在,并无上位法支持,管制措施本身违法了《行政许可法》。最近两年,国务院一系列简政放权改革正在逐步解决这个问题。2.价格机制。"互联网+"商业模式下,虽然平台收益是对普通交易买方和卖方收费的总和,价格结构却很重要,存在最优价格结构。最优价格结构不仅依赖于平台各方的不同需求弹性,而且要考虑各方之间的交叉互补性,以保证各方都愿意通过平台交易。这些都要求平台在制定价格的时候具有高度灵活性。医疗/教育领域两个特殊因素使得平台定价问题复杂化了。一是特殊的需方融资制度安排。当前比较迫切的问题是互联网医疗如何与医保体系结合,在线教育短期内对需方融资制度的依赖并不迫切,然而长期来看终究是个问题。二是医疗/教育领域传统上存在严格的价格管制,这在我国医疗和教育领域已经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以药补医、过度医疗等。如果将价格管制延续到互联网医疗平台和教育平台,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垄断平台会寻求最优价格结构,导致平台对某一侧的收费可能低于竞争性市场水平,而对另一侧的收费高于竞争性市场水平,政府甚至不知道垄断价格是过高了还是过低了。对于互联网医疗和教育平台,反垄断和价格管制措施要更加慎重。3.外部性相关的权利安排:隐私权、知识产权和兼容标准等。(1)隐私权。平台能够通过价格结构设计大幅度降低医疗/教育服务本身的价格,源于利用医疗/教育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正外部性,而正外部性又是以信息形式存在的;电子信息技术带来的数据收集、处理能力也增大了隐私泄露的风险。问题难在如何权衡经济效率与隐私。就隐私权保护而言,当前需要建立健全的两项重要制度安排是个人信息分类管理制度和信息时效制度。(2)知识产权。教育视频放到网上,立即就涉及一系列知识产权问题;移动医疗APP作为软件享有着作权,而产品为可穿戴设备结合互联网服务的数字医疗公司则更依赖于专利权保护。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更加重要,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交互性特点、网络信息跨国界、海量信息也增加了知识产权保护难度。知识产权制度框架的核心是保护与合理使用之间的权衡。传统逻辑着眼于激励问题,认为创新需要付出大量努力且风险高,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虽然暂时造成了垄断,使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但也使创新者能够充分获得创新收益,事前看有助于促进研发投资。互联网时代,这样的逻辑正受到挑战。由于网络效应,某些长期的知识产权催生出的市场势力要比传统工业时代大得多,增大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副作用。另一方面,"互联网+"新型商业模式可能以更好的方式解决创新外部性问题,借助最优价格结构同时实现开放与激励。国内知识产权法律框架正在完善之中。(3)兼容性则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不同平台、机构、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交换,二是平台服务结果与传统服务机构之间的互认,如医疗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教育学分学历互认等。本报告分别在市场准入、价格机制、外部性相关的权利安排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汇总这些建议,最核心的部分其实还是政府自身的体制、机制、理念改革,顺应互联网时代潮流实现监管现代化,即从严控准入事前审批代替事中事后监管转变为放宽准入、促进竞争和更好实现事中事后监管。放开市场准入,大的原则首先是落实《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只能依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设定,部门规章不得新增行政许可;其次打破部门管制,通过立法机关立法放开医疗与教育的合理进入。改革中应注意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在政府直接提供医疗/教育服务的传统模式下,严控准入事前审批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事中事后监管,例如市场主体一些相关的权利安排没有充分发展出来,对隐私权、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往往通过行政控制实现;严控准入也导致了供方垄断,与之配套的是严格的价格管制。这些制度安排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增强。放宽市场准入之后,事中事后监管方式也要随之改变,但单纯提"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并不准确,更准确地提法似乎是"优化"。价格管制部分的改革方向应该是逐步放开,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合理价格;即使需要政府介入,更好的方式也是利用需方融资制度安排如医保控费来实现。需要"加强"的部分,不仅仅是监管技术如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实现在线实时监管,更重要的是清晰界定市场主体权利尤其是外部性相关的隐私权、知识产权等;同时促进信息披露,形成政府与社会多方监管的机制。以上是总报告的主要内容。本项目研究还包括四个分报告。分报告一使用春雨医生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互联网平台的声誉机制,有下列主要发现。第一,医师所属医院级别或者地域分布等外部因素很难影响移动医疗平台医师声誉水平,而医师自身网络行为如缩短问诊反应时间或者提升问诊经验都能够显着的提升病患和同行的声誉评价。第二,更高的信誉可导致更高的业绩表现。第叁,消费者所给出的医师声誉与同行给出的声誉水平结果高度重合,受相关外部和内部条件影响和对业绩的影响较为相似。这些经验结果提示线上与线下诊疗服务可能有不同的商业模式。移动问诊平台上一般病患都为非急性病患者或(本文来源于《建立在医疗和教育领域推进移动互联网服务的制度环境》期刊2017-07-01）
外部制度环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以2004—200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就外部制度环境和关联方交易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较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而关联方交易会因其方向不同对公司治理效率产生不同影响,但净关联交易与公司治理效率表现为负相关。同时,研究表明,外部制度环境将对关联方交易产生影响。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外部制度环境,以减少大股东利用关联方交易侵害中小股东利益。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外部制度环境论文参考文献
[1].汪青松.公司控制权强化机制下的外部投资者利益保护——以美国制度环境与中概股样本为例[J].环球法律评论.2019
[2].郭亭亮.外部制度环境、关联方交易与公司治理效率[J].中国商论.2019
[3].周雪,王庆金.创业激情与失败学习——外部关系嵌入和外部制度环境的调节[J].软科学.2019
[4].廖敏.制度环境、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D].山东大学.2019
[5].吕迪伟,蓝海林,曾萍,陈伟宏.异源绩效压力对企业外部研发倾向的异质性影响——区域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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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贾凡胜.外部监督、制度环境与高管运气薪酬[J].南开经济研究.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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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恒鹏,杜创,付明卫,王泽宇,高秋明.建立在医疗和教育领域推进移动互联网服务的制度环境总报告7“互联网+医疗/教育”的制度建设——外部性相关权利[C].建立在医疗和教育领域推进移动互联网服务的制度环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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