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近现代，神国思想始终与日本的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然而，究其本源，日本的神国思想实质上是基于《记纪》神话、以神祇与国家认识为核心的一种宗教思想。其中，佛教与神道在日本神国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尤其是13世纪末元军两次入侵日本失败后，随着伊势神道等中世神道思想的发展，神国思想的民族主义倾向逐步抬头。其结果是，自我优越的神祇意识、自大的国家认识不仅催生了盲目的对外意识，甚至还成为了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合理依据。
关键词：日本中世；神国思想；佛教；神道
日本的“神国”思想自古有之，其核心思想内容在于对日本为神国的诠释，简单来说即视日本为众多神祇守护、由天照大神神裔天皇统治的神圣国土。二战期间，神国思想所催生的强烈民族优越意识甚至被解读为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合理依据。因此，神国思想在战后日本一度成为备受诟病且讳莫如深的话题。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在日本新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神国思想作为皇国史观的主要内容被再次搬上历史舞台。2000年，时任日本首相的森喜朗公开发表言论，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注]森喜朗在2000年5月15日举行的“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30周年纪念会的演说中发表了该言论，相关报道详见《新闻分析：森喜朗“神的国家”的言论缘何受到抨击》，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2/18/20000518/69278.html。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神国思想正是近现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原点。不过，日本神国思想的民族主义倾向却并非始于近现代，其最初的勃兴可以追溯至中世时期。[注]在日本史的时代划分中，中世时期概指12-16世纪。
我国学界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对神国思想进行过研究，基于当时的战争背景，同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神国思想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注]如姚宝猷：《日本“神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专刊》1935年第2期，收入刘岳兵主编：《南开日本研究 201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9页。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探究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源头的线索，神国思想仍然是学界关注的对象，只是相关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其与日本近代天皇制、皇国史观之间的关系。[注]如刘岳兵：《“皇国史观”与宋代儒学的思想纠葛——以〈神皇正统记〉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6期，第165页；罗时光：《从日本神国思想看天皇制的军国主义之本质》，《南昌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93页；等等。然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国学界都鲜少探讨神国思想本身发展的历程。与之相比，日本学界关于中世神国思想的研究则侧重于探究神国思想兴起的历史背景，如院政时期的寺社纠纷、镰仓初期的内乱、新佛教运动以及两次蒙古入侵，认为日本中世时期的宗教、政治、外交等多种契机造就了神国思想的勃兴。[注]继黑田俊雄之后，大隅和雄、佐佐木馨、南基鹤、海津一朗等日本学者分别从政治、宗教、外交等角度对神国思想兴起的契机进行了研究。参见黑田俊雄:『日本中世の国家と宗教』，东京：岩波书店，1975年；大隅和雄：「中世神道論の思想史的位置」，『日本思想史大系』第19卷，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第339页；佐々木馨：「神国思想の中世的展開」，『大系仏教と日本人』第2卷，东京：春秋社，1987年，第182页；南基鶴：「蒙古襲来と鎌倉幕府」，『史林』第73号，1990年，第5页；海津一朗：「正安の伊勢神宮神領興行法と公武関係」，『史学雑誌』第101号，1992年，第9页。尤其是“蒙古袭来”一直被视为日本神国思想兴起的起点。具体来说，即认为在元军入侵的国家危机面前，日本人的民族意识觉醒，神国思想借此契机成为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注]高橋美由紀：「神国思想」，『日本大百科全書』第12卷，东京：小学馆，1995年，第539页。这些论调突出了外部因素与神国思想的关系，但却忽视了神国思想内在的宗教属性以及中世宗教思想对神国思想的影响。事实上，佛教与神道都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神国思想内涵的历史演变。因此，本文拟以神国思想的宗教属性为切入点，在对中世神国思想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考察的基础之上，着重分析佛教、神道在神国思想民族主义倾向的兴起过程中发挥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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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国思想的历史渊源
“神国”的表述最早出现在《日本书纪》(成书于720年)关于神功皇后东征新罗的记述中，其文曰：“新罗王遥望以为，非常之兵，将灭己国，堕焉失志，乃今醒之日。吾闻东有神国，谓日本。亦有圣皇，谓天皇。必其国之神兵也，岂可举兵以拒乎。”[注]黒板勝美：『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1卷『日本書紀』前篇，东京：吉川弘文馆，1951年，第247页。结合前后文的记述可知，仲哀天皇九年(200？)十月，神功皇后亲自率兵出征新罗，新罗不战而降。以上引文即是日本战船迫近，新罗王意欲投降前的发言。此后，在百余年的时间内，日本的史料中再无神国的表述出现，直至平安时代贞观十一年(869)，新罗船袭击筑前国那珂郡，日本朝廷向石清水、伊势神宫派遣奉币使并奉上告文时，再次出现了日本以神国自称的用例。在陈述新罗入寇的事实后，该告文曰：“我日本朝所谓神明之国，神明之助护赐，何兵寇可近来。况挂畏皇大神，我朝大祖御座，食国天下照赐护赐。”[注]黒板勝美：『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4卷『日本三代実録』，东京：吉川弘文馆，1952年，第255页。由此可知，在古代日本人的观念中，日本之所以为神国，在于其受到神明尤其是皇祖神即天照大神的庇护。进入11世纪以后，神国的表述便常见于史料文献中，平安时期公卿藤原行成的《权记》长保二年(1000)正月二十八日条、藤原实资的《小右记》长元四年(1031)八月二十三日条等记录中都曾出现神国的用法。[注]『史料大成 権記』第1卷，东京：内外书籍株式会社，1939年，第108页；『史料大成 小右記』第3卷，东京：内外书籍株式会社，1940年，第278页。不过，与《日本书纪》及9世纪中期日本朝廷的奉币告文相比，公卿日记中的神国多出现在与神祇祭祀相关的记述中。如《权记》中“我朝为神国”即是藤原行成主张“以神事为先”、[注]『史料大成 権記』第1卷，第108页。建议朝廷重视神祇祭祀的依据。由此，根据神国出现的场合可知，神国思想与日本古代的国家及神祇意识密切相关。当日本面临外部危机时，神国思想即表现为国家意识，以日本为具有优越性的国家；而当祭祀体系出现问题时，则表现为神祇意识，以日本为众神庇护的国家。在这样的神国思想中，日本一方面自认较新罗更为优越，另一方面则以皇祖神天照大神为至高神祇。
由上可知，神国的表述最早出现在《日本书纪》中，但神国内涵的明确以及相关思想在平安贵族社会中的渗透却是在9世纪中期以后。毋庸置疑，神国的思想内涵几乎完全依托于《记纪》神话，而相关思想之所以在9世纪后半段显性化，与当时日本特定的内、外政治环境密切相关。9世纪是古代日本由律令国家向王朝国家过渡的历史时期。9世纪后期，在藤原良房出任摄政，拉开摄关政治序幕的同时，天皇的政治权力迅速衰退，再加上公家社会家格[注]平安时期，随着特定氏姓贵族对特定官职的垄断、世袭，中央贵族社会中出现了象征各家等级地位的家格。秩序基本形成，非藤原氏北家出身以及其他氏姓的公卿贵族均受到排挤，愈加远离政治中枢。在这样的环境下，恢复天皇权威、重建律令政治便成为贵族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理想。而与以天皇为顶点的律令秩序相对应的，正是天照大神主导的神祇秩序。因此，强化天照大神在神祇秩序中的至高地位便成为公卿贵族们在意识形态方面践行政治理想的手段。与此同时，9世纪还是日本逐步切断与周边国家往来、逐步走向封闭的时期。在律令体制下，日本与“邻国”唐及“藩国”新罗都曾建立国交，但在大唐衰落、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日本与唐、新罗的交往便在承和五年(838)先后断绝。[注]通常认为，894年是停止派遣遣唐使的时间，但由于此次出使虽然任命了使节团，最终却没有成行，因此日本与唐之间的交往在前一次派遣遣唐使，即838年以后即已中断。然而，消极、保守的外交政策并不能保障国防的绝对安全，面对贞观十一年新罗船只的侵扰，日本朝廷既没有解决的外交途径，也没有足够应对的军事力量。尽管在诸社告文中，日本朝廷表现出了新罗岂敢来犯的自信，但客观现实却是“我朝久无军旅，专忘警备，兵乱之事尤可慎”；于是祈愿“未发向之前，阻拒排却。若贼谋已熟，兵船必来，入于境内，逐还漂没”。[注]黒板勝美：『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4卷『日本三代実録』，第255页。7世纪后半段，为应对东亚地区紧张的国际局势，大和朝廷曾效仿中国唐朝的府兵制实施以军团为核心的地方军制。8世纪末，随着日本与新罗的断交，军团丧失了戍边卫国的军事意义，而维持军团的运作又构成了律令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律令朝廷在延历十一年(792)六月十四日颁布太政官符，宣布“除边要之地外，皆从停废”，废止了军团制度。可见此际以神祇庇佑的神国自居，祈求诸神阻挠、驱逐新罗军队，成了日本朝廷抵抗外敌入侵的一种“利刃”。
与此同时，随着天照大神要素的淡出，具有浓郁佛教色彩的神国思想逐步形成。中世神国思想的佛教特色首先表现为以本地垂迹说为基础。中世初期，所谓日本为神国的依据仍在于其受众神守护，但在本地垂迹说的影响下，众神的本质却发生了变化，成为了佛、菩萨的垂迹。贞应三年(1224)延历寺向朝廷提交文书，其中有言：“日本为神国，以敬神道为国之勤，然伊势、八幡、贺茂、松尾、日吉、春日等神，无一例外皆为释迦、药师、弥陀、观音之垂迹、示现。”[注]竹内理三編：『鎌倉遺文』古文書編第5卷，东京：东京堂出版，1973年，第271页。由此视之，日本为神国，而本质上则为佛国。正是由于佛、菩萨以神的形态垂迹日本，故此日本方为神国。其次，中世初期的神国思想以佛教的世界观对日本进行定位。依据《仁王经》的记述，在佛教的世界中，佛、菩萨居住的南赡部洲以五大圣地为中心，由十六大国、五百中国、一千小国以及周围无数像粟米一样四处散落、微不足道的粟散国组成。[注]伊藤聡：『神道とは何か』，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2年，第190页。与天竺(印度)、震旦(中国)相比，日本只是微不足道的粟散小国之一。加之，佛法传至日本的时间已近末法时代，[注]所谓末法时代，是正、像、末三时之一，在佛法经历了正法时代千年、像法时代千年后，进入末法时代。与教(释迦之教)、行(修行者)、证(证悟者)皆具的正法时代和唯存教、行的像法时代相比，末法时代空有教法，行、证皆无，经过一万年后，佛法即灭尽。于是，“末法边土”便成为了日本在佛教世界中的代名词。《平家物语》中“此国者粟散边土”，《源平盛衰记》卷5中“国为粟散边土，时为浊世末代”、卷8中“我朝是边土粟散国也”，《太平记》中“我国粟散边地之境”[注]以上引文参见高木市之助等校注：『古典文学大系』第33卷『平家物語』下，第435页；早稲田大学編輯部編：『通俗日本全史』第3卷『源平盛衰記』上，东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12年，第75、133页；長谷川端注訳：『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第57卷『太平記』第4册，东京：小学馆，1998年，第100页。的表述都沿用了佛教的世界观。
根据距公园的距离及受影响的程度，社区被分为三类进行补偿，涉及两个乡3个行政村23个村小组821户3794人。村民对公园反哺政策（分享景区收益等）基本满意，补偿协议每5年签一次，每次签协议前，村小组会自己组织村民收集意见。如果有问题，村委会邀请政府、管理局、村小组一起开会讨论。
二、佛教思想与中世神国思想的勃兴
在本地垂迹说的影响下，不仅日本的神佛关系发生了一定调整，而且律令体制下的神祇秩序也产生显著变化。日本古代的神祇制度基本形成于7世纪末天武朝时期，在律令朝廷将中央及地方神社都纳入国家祭祀制度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神社以及各个神社的祭神之间形成了以天照大神为顶点的纵向等级秩序。进入10世纪以后，由于班田制度与户籍制度的衰退，律令支配秩序走向解体，律令国家从政治、经济方面对神祇秩序进行保障的神祇制度亦走到尽头。中央“二十二社”与地方“一宫”制[注]“二十二社”指京都周边备受朝廷崇信的二十二个神社，具体包括伊势、石清水、贺茂、松尾、平野、稻荷、春日、大原野、大神、石上、大和、广濑、龙田、住吉、日吉、梅宫、吉田、广田、祇园、北野、丹生、贵船诸社；“一宫”即地方诸国中等级最高的神社。取而代之，成为了院政时期朝廷重构的神祇秩序。在“二十二社”与“一宫”制下，伊势神宫及其祭神天照大神仍然占据着神祇秩序的顶端，但本地垂迹说却在理论上为其他神社进行自主的自我定位提供了可能，进而对传统的神祇秩序构成了极大挑战。以祭祀比叡山守护神的日吉社为例，在山王神道的主要教典《耀天记》中，日吉社山王神被定位为释迦的化身、垂迹，依据释迦在佛教世界中的至高地位，山王神因此又被视为日本八百万神祇中的“真实”神、根本神，所谓“山王乃日本无双灵社，天下第一明神，诸社中根本，万社间起因”。[注]神道大系編纂会：『神道大系 神社編』第29卷『日吉』，东京：精兴社，1986年，第83页。此外，春日社、熊野权现也有以自身祭神为至高神的论说。[注]佐藤弘夫：『神国日本』，东京：筑摩书房，2014年，第45页。可见，在各个神社依据本地垂迹说提升自身宗教权威的同时，还分别构建起了以自身祭神为顶点的新的神祇秩序。这种被比作“神的下克上”[注]日本神道史家高桥美由纪就将中世神道的动向称之为“神的下克上”“诸神的战国时代”。参见高橋美由紀:『伊勢神道の成立と展開』，东京：ぺりかん社，2010年，第129页。的秩序重建，对于以天照大神为顶点的传统神祇秩序而言，无异于一种颠覆。
9—10世纪，随着天台宗、真言宗的传入与兴起，佛教在日本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地垂迹说”成为主流的佛教教义之一。与奈良时期将神祇视为众生之一，主张神祇服从佛、菩萨权威的“神身脱离说”和“护法善神说”不同，本地垂迹说依据佛教释迦现身、普济众生的思想，将佛与神的关系理解为本地与垂迹的关系，即佛、菩萨是本地，而日本诸神则是佛、菩萨的垂迹、化身。[注]佐藤真人：《中世神道思想的形成——基于从古代到中世的思想展开》，王玉玲译，刘岳兵主编：《日本的宗教与历史思想——以神道为中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38页。本地垂迹说使日本的神祇获得了与佛、菩萨对等的地位，较奈良时期的神佛关系而言，可以说神祇相对于佛、菩萨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但从孰为本地、孰为垂迹的角度来看，佛、菩萨仍凌驾于神祇之上，神佛关系整体上仍处于佛本神迹、佛主神从的状态。
经过对挡肩出现裂纹的轨枕进行认真观察，发现挡肩出现裂纹的轨枕只有一端挡肩处出现裂纹，且出现裂纹侧挡肩均有不同程度的黑色印迹(如图2所示)。
总而言之，尽管讲述诸神如何创造日本国土、天照大神神裔如何统御日本的《记纪》神代卷中没有出现神国的表述，但《记纪》神话已经为神国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素材。而在9世纪后半段日本古代政治转型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强调日本为天照大神等诸神庇佑的神国思想不仅满足了公卿贵族的政治心理需求，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外部危机造成的恐慌。恰如有研究者所言，“神国思想本质上即是政治思想”，[注]田村円澄：「神国思想の系譜」，『史淵』第76輯，1958年，第55页。虽然神国思想具有原始的宗教属性，但当其与政治结合时，即可以演变为具有特殊功能的政治思想乃至于国家思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世前期的神国内涵发生改变，广义上的神祇代替天照大神成为了庇佑日本的主体。除了上皇的神社告文以及公卿贵族的日记，同时期的武家记录、军记物语以及诸多佛教说话集中都出现了类似的表述。例如武家史书《吾妻镜》中“我国神国也，神不可禀非礼”、《平家物语》中“日本者神国也，神不享非礼”、说话集《古今著闻集》中“凡我朝为神国，大小神祇、部类眷族、权化之道，皆有感应遍通者”、佛教说话集《私聚百因缘集》中“日本国为神国，神之利生者灼”等，[注]以上引文参见黒板勝美：『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32卷『吾妻鏡』前篇，东京：吉川弘文馆，1932年，第157页；高木市之助等校注：『古典文学大系』第33卷『平家物語』下，东京：岩波书店，1960年，第172页；永積安明等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84卷『古今著聞集』，东京：岩波书店，1966年，第49页；愚勧住信：『私聚百因縁集』中，东京：古典文库，1970年，第187页。都是以日本为神国的用例。这些用例无一例外地都是以众多神祇守护之国为神国，而日本正是受到无数神祇的庇佑才称神国。
留意蒙古袭来前后的史料可以发现，同时期的文献中集中出现了大量以日本为神国的表述。例如菅原长成在其拟定的《赠蒙古国中书省牒》中写道：“凡自天照皇大神耀天统，至日本今皇帝受日嗣，圣明所覃，莫不属左庙右稷之灵。得一无二之盟，百王之镇护孔昭，四夷之修靖无紊。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智竞，非可以力争。”[注]黒板勝美：『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30卷『本朝文集』，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年，第400页。临济宗禅僧东严慧安在祈愿元军降服的祷文中称：“至末世之末，我国乃万国优越之国，……蒙古边州之贪人，妄以敌对神国。”[注]竹内理三編：『鎌倉遺文』古文書編第14卷，东京：东京堂出版，2005年，第146页。《八幡愚童训》以秋津岛(即日本)为三千余座神祇守护的神国为依据，主张神国无人可以倾覆。[注]筑紫頼定編：『八幡大菩薩愚童訓』下卷，东京：泰东书道院，1942年，第2页。可见，同9世纪后半段新罗入寇时一样，日本再次表现出了对神国日本不可侵犯的“自信”，并反复强调了神国日本“非可智竞”“非可力争”“万国优越”的特殊性与优越性。在元军入侵的外部危机面前，自我优越的神国思想又一次成为了日本应对外敌的精神支柱。
三、神道思想与中世神国思想的演变
通常认为，正是在蒙古袭来的国家危机刺激下，日本国民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在爱国主义情感的驱动下团结一致对抗外敌入侵，神国思想正是以此为契机兴起。[注]高橋美由紀：「神国思想」，『日本大百科全書』第12卷，第539页。然而，这种通说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日本国民对元军入侵的抵抗是否出于自觉的爱国情感？13世纪后期时值镰仓时期，武家社会步入相对安定的发展时期，在没有大规模战乱的和平年代，以武为业的武士失去了凭借战功获得土地封赏的途径，不仅如此，商品、货币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导致武士领有土地大量流失、武士陷入贫困的问题。尽管防御元军入侵的军备措施加剧了九州、四国等国地方御家人的经济负担，但这一军事危机也为地方武士带来了建立功勋并藉此获得土地封赏的希望，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武士抵御蒙古入侵的热情。毕竟，在以主从制为根本支配原理的武家社会中，并不存在无“御恩”的单方面“奉公”，[注]中世武家社会中，主人与家人间的主从关系建立在主人向家人封赏土地等“御恩”及家人向主人履行军事、经济义务即“奉公”的基础之上。与爱国主义情感相比，利益才是武士奋起抵抗的核心驱动力。第二，神国思想的兴起是否以蒙古袭来为契机？这种观点强调了外部危机对神国思想发展的影响，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神道与神国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进入中世时期以后，随着传统佛教衰颓以及神道思想理论化程度不断增强，神道逐步脱离对佛教的依附，发展成为具有独立理论体系的宗教，并形成了山王神道、两部神道、伊势神道、吉田神道等诸多教派。[注]末木文美士：『中世の神と仏』，东京：山川出版社，2014年，第90页。尽管本地垂迹说仍然是神道诸教派构建各自理论体系的基础，但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神道思想中已经出现了以否定佛本神迹为基调对神国进行重新思考的神道论。
总而言之，与古代相比，日本中世初期的神国思想更倾向于一种佛教思想。在佛教主导中世宗教世界的背景下，本地垂迹说等佛教思想深刻影响了日本神祇意识乃至国家意识。结果，不仅神国思想开始呈现浓郁的佛教色彩，而且日本的国家属性也由神国向佛国倾斜。在以印度为核心的佛教世界观的影响下，自我否定的“粟散国”意识成为了日本主流的国家意识。
13世纪以后，东亚地区格局发生重大改变，蒙古国在欧亚版图上迅速崛起。忽必烈称汗后，改国号为元，在1276年消灭南宋后，正式代替宋成为东亚秩序中的新核心。在忽必烈不断向外进行军事扩张的过程中，元与同样地处东亚的日本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外交上的接触。在元军第一次攻打日本之前，忽必烈6次遣使诏谕日本，但均没有得到回应。为此，恼羞成怒的忽必烈先后在文永十一年(1274)、弘安四年(1281)两次发兵出征日本，但由于种种原因，两次东征皆以失败告终。对于日本而言，元军的失利即等同于日方的胜利，不过日方的胜利显然并非完全凭借军事实力获得，台风等自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左右战局的作用。正是因此，台风在文永、弘安之役后被赞誉为人力不可企及的“神风”，而日方的胜利则被视为神祇庇佑，即日本为神国的必然结果。
其次，在完成小组划分工作之后，必须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水平以及理论基础帮助其制订出与之相匹配的学习目标，保证学生在阶段性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完成阶段性学习目标。
主张神本佛迹的神道论初见于13世纪末。《溪岚拾叶集》是该时期比叡山僧人光宗编纂的山王神道著作之一，但与主流山王神道倡导的佛本神迹不同，《溪岚拾叶集》在讨论神佛关系时，主张“明神者大日也，释迦应迹佛也”，[注]神道大系編纂会：『神道大系 論説編』第4卷『天台神道』下，东京：精兴社，1993年，第410页。认为日本的明神(山王神)即密教最为崇信的大日如来是本地，而释迦牟尼才是大日如来即日本明神的垂迹。再如伊势神道五部书之首的《造伊势二所太神宫宝基本记》在论述神佛关系时，称“神道则出混沌之堺，归混沌之始，三宝则破有无之见，拂实相之地，神则罚秽恶，导正源，佛又立教令，破有思”，[注]神道大系編纂会：『神道大系 論説編』第5卷『伊勢神道』上，东京：精兴社，1993年，第62页。直接将神、佛视为对立的存在，强调神为体、佛为用。显然，尽管这些反佛本神迹的神道论仍然套用了本地垂迹说的理论，但从神佛关系的角度来看，神佛的主从秩序却出现了逆转。
与神佛关系同步逆转的是对神道以及神国的认识，具体来说，即强调神道及神国的优越性。如《溪岚拾叶集》即主张“我国大日之本国，西天释迦应迹之国”，[注]神道大系編纂会：『神道大系 論説編』第4卷『天台神道』下，第410页。从本地与垂迹的关系判断，将大日如来所在之国日本视为凌驾于释迦牟尼垂迹之国西天(印度)之上的国家。比叡山僧人慈遍在其神道著作《旧事本纪玄义》中提出“根叶果实说”，用于比较“神国之道”与“他国之道”，所谓“和国者三界之根，寻余州者此国之末。谓日本则如种子芽，故依正和，人心幼，似春草木未得成就。论其功用，本在神国，唐掌枝叶，梵得果实，花落归根，莫谓受流”，[注]神道大系編纂会：『神道大系 論説編』第3卷『天台神道』上，东京：精兴社，1990年，第69页。将神国日本比作根种、中国比作枝叶、印度比作果实，尽管日本“人心幼，似春草木未得成就”，但从根本而言，实乃“三国之根”，而佛教、儒教的传入恰如“花落归根”，称不上“受流”。吉田神道的创始人吉田兼俱继承慈遍的观点，在《唯一神道名法要集》中借圣德太子之口称：“吾日本生种子，震旦现枝叶，天竺开花实。故佛教为万法之花实，儒教为万法之枝叶，神道为万法之根本。彼二教皆是神道之分化也。”[注]大隅和雄校：『日本思想史大系』第19卷『中世神道論』，第234页。直接颠覆了过去以天竺(印度)为核心的佛教三国观，转而以日本及日本的神道为根本。
换言之，随着突显神祇地位、主张神主佛从的神道论的出现，以日本为神国的观念意识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具体来说，不仅日本的神祇获得了凌驾于佛、菩萨之上的地位，神道也被视为优于佛教、儒教的宗教，日本更是被定位为优于印度与中国的国家。这样的神祇意识及国家意识不仅进一步助推了神道的发展，而且为日本的自我认知由自卑、消极向优越、激进演进奠定了基础。
CMA检测结果分析本病例胎儿羊水CMA检测发现10号染色体10q22.3-q23.2位置发生缺失arr 10q22.3q23.2(81,603,169-89,227,475)×1，片段大小约7.6Mb，该区域包含17个OMIM基因，包含BMPR1A(601299)、NGR3(605533)、GRID1(610659)等致病基因，具体见图1。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这种质变理解为古代神国思想中的神祇意识以及自我优越的国家意识的回归。日本学者古川哲史将中世日本国土观的这种变化归纳为神国思想兴隆、“神道优越感克服佛教劣等感”的结果。[注]古川哲史：「神国思想の形成と展開」，『日本思想史講座』第3卷，东京：雄山阁，1976年，第70页。不过，无法忽视的是，即便是在强调日本优越的神国论中，佛教的理论以及佛教的世界观仍然是构建神国论的基础。禅僧虎关师炼在《元亨释书》中明确提出了日本优越的论调，认为日本作为“开基之神，传器之灵”以及“未婴蛮夷之攘夺”的神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但虎关师炼所谓的日本优越仍是相对中国与印度而言，即与被誉为“文物之国”的“大邦”中国以及“阎浮本邦”的印度相比，“如我国之浑厚者未有之”，“未有如吾国之纯全”。[注]黒板勝美：『新訂増補国史大系』第31卷『元亨釈書』，东京：吉川弘文馆，1965年，第252、253页。北畠亲房所作的《神皇正统记》被视为神国思想的经典著作，其序文开篇即称“大日本者，神国也。天祖肇其基，日神传其统。唯我国有此事，异朝无此类。故此谓神国”，在强调日本为神国的同时，将日本的特异性、优越性归结为皇统的一贯性。同样地，北畠亲房的神国优越论也并未否定佛教的世界观。他在同序文中对日本的定位，也是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佛教世界为前提，认为在须弥山南部的赡部大陆上，有天竺和仅为“一边小国”的震旦(中国)，而日本则位于远离大陆的大海之中。[注]岩左正等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87卷『神皇正統記』，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第41、44页。可见，日本13世纪末以后出现的国土观、神国观并没有超出佛教的理论框架。与古代以日本与新罗间“宗藩关系”为基础形成的自我优越的国家意识相比，13世纪以后出现的相对中国乃至于东亚的优越意识却只是宗教思想的延伸，而非建立在实际的国际交往基础之上，与现实的国际秩序并不相符。
综上所述，日本的神国思想本质上是基于神话传说的一种宗教思想，其核心内涵在于对神与国的解读。因此，随着神祇观与国家观的变化，神国思想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尽管不同语境下、不同主体主张日本为神国的目的未必相同，但影响神国思想内涵变化最主要的因素无疑是佛教与神道思想，正是中世佛、神融合的信仰形态影响了神国思想神、佛兼俱的宗教性格。不过，在元军两度征日失败后，在以反佛本神迹为基调的神道思想快速发展的环境下，神国思想的神道性格逐步增强，自我优越的国家意识也随之迅速强化。这种与现实脱轨的优越意识一方面催生了日本对外的盲目自信，成为了16世纪末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合理”依据，另一方面也对近世乃至近代神道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近世复古神道发展的背景下，日本神国的优越性被进一步绝对化，神国思想不仅彻底成为了日本、日本人盲目优越的依据，而且为主张“日本为本、万国为末”的近代国家神道奠定了理论基础。
TheHistoricalEvolutionoftheShinkokuThoughtinMedievalJapan
Wang Yuling
Abstract:In modern times, Shinkoku thought has alway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tionalism of Japan. But Shinkoku thought is actually a kind of religious thought based on the myths of “Kiki” and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country. Buddhism and Shinto played decisive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hinkoku thought. Especially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invasions from Yuan dynasty in late 13th century, the nationalism trend of Shinkoku thought began to emerge. As a result, self-superiority in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country not only gave birth to a blind external consciousness, but also led Japan to many aggressive wars.
Keywords: Shinkoku Thought, Medieval Japan, Buddhism, Shinto
中图分类号：K31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9)04-0192-07
作者简介：王玉玲，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讲师(天津 300071)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日本中世重层社会构造研究”(63172073)
(责任编辑:史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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