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四”纪念以毛泽东的“五四”观为指导，突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反帝反封”两方面内容。这一时期的“五四”纪念活动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旨在通过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建构新一代青年的“五四”记忆，并借助纪念的感召力调动青年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这一系列纪念活动，既增强了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又提高了党对青年群体的政治动员能力，使青年运动方向与国家建设相一致。
[关键词]“五四”纪念；青年；爱国主义；政治认同
纪念是一种仪式，其背后蕴含的是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现实的期望。五四运动“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1]自发生以来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不断阐释。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立场和现实需求对五四运动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以至于如今人们如何解释“五四”要比“五四”是什么更为重要。也正是因为理解的不同，不同的组织与个人对“五四”的纪念也不尽相同。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的阐释统一于毛泽东，而对于“五四”的纪念则开始于1920年并一直延续至今。1939年，陕甘宁边区将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这也是“中共自成立以来第一次以最高规格来纪念五四运动”。[2]此后，“五四”成为党的各类纪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人民日报》1950年至1956年期间的“五四”报道[3]为例，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五四”纪念活动的特征、目的和功能，以期展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五四”的多重诉求。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四”纪念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五四”纪念主要以毛泽东的“五四”观为指导。毛泽东不仅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和宣传者，也是五四运动的研究者和评论者。综合来看，毛泽东的“五四”观成型于延安时期，其影响随着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向前推进和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逐渐上升而不断扩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五四”观成为主导学术界研究“五四”的经典范式，同时也成为党开展“五四”纪念活动的指南和根本遵循。概括来说，毛泽东的“五四”观主要包含以下观点：(1)运动的背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运动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3)运动的历史意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4)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5)青年在运动中的作用：先锋队的作用，带头作用；(6)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7)运动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新旧民主主义文化的分水岭；(8)“五四”精神：爱国、科学、民主；(9)运动的不足：知识分子没有联合工农群众、用形式主义的方法看问题。”[4]
毛泽东是站在中国革命的高度来总结五四运动的，这与民主革命时期的相关理论完善和革命需要有着密切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严阵以待国民党百万军队以及其他敌对势力的顽抗，还肩负着快速恢复生产，获取人民信任的重任。这种现实需求反映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四”纪念上即重点强调“五四”的爱国精神和反帝反封性质。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五四”青年节宣传提纲》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的目的，就是彻底打倒压迫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号召青年要在“伟大的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5]1955年，青年团中央发出的纪念“五四”青年节通知开篇就提到要通过纪念“五四”引导青年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同时，此间的其他报道也多次将“爱国”与“五四”相联系。以1954年为例，通过对这一年的“五四”报道进行关键词搜索，“爱国”一词共出现14次，“反帝”、“反封”分别出现6次和11次，“反帝反封”一词出现4次，由此，我们发现，尽管“五四”是一个极为复杂且包含诸多内容的运动，但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四”纪念是以毛泽东的“五四”观为基础并深刻结合了现实政治需要，突出了爱国主义和反帝反封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四”纪念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指的是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这段时间。通过对这一时期《人民日报》“五四”报道数量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党的“五四”纪念出现三次高潮，分别为1950、1951年和1954年(见图1)。
图2为实验配方1#和2#经注塑样板后的对比照片。从图2中可以看出实验配方1#对应样板表面出现明显的雾痕，而当不添加相关抗氧剂和光稳定剂的配方2#，注塑样板的表面并没有雾痕，光泽度也较高。两样品的表面光泽度测试结果为：不添加抗氧剂和光稳定剂时，光泽度为74.4；而添加了相关抗氧剂和光稳定剂后，材料光泽度下降到了34.6，光泽度差值达到了-39.8。由此可见，雾痕是抗氧剂或光稳定剂引起的。因此在配方中分别单独加入抗氧剂1010、抗氧剂168和光稳定剂来确定雾痕具体是由哪种物质产生的(如配方3#至5#)。从表2中光泽度差值的结果可以看出，雾痕的产生主要与抗氧剂1010相关。
抽取148例我院收治的颈部浅表淋巴结肿大患者，所选患者病情均经手术病理学或者超声引导下粗针活检病理学检查确诊。排除精神性疾病患者、全身感染性疾病患者、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有化学治疗史或者放射治疗史患者[1]。纳入男性83例，女性65例，18至87周岁，平均（46.9±6.8）岁，49例淋巴结反应性增生患者、16例淋巴结结核患者、48例淋巴瘤患者、35例淋巴结转移癌患者。
图1《人民日报》“五四”报道(1950-1956)
节日的纪念需要借助一定的形式展开，以实现纪念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五四”纪念形式多样，根据载体的不同，主要包含以下几种：
(一)纪念形式的多样性
1950年是新中国建立后纪念“五四”的第一年，因此，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这一年的“五四”纪念活动。5月4日，9万青年在北京举行了青年节大游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出席检阅游行队伍。1951年党对“五四”的隆重纪念既是对1950年纪念高潮的延续，也是基于动员广大青年参与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现实考虑。1954年是“五四”运动35周年纪念日，中央和地方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5月3日晚，中央在怀仁堂举行了“五四”35周年纪念大会，刘少奇、朱德等出席了会议，朱德代表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讲话。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党的“五四”纪念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从纪念内容和主题看，每年的内容虽各有侧重，但始终与国家建设需要和党的执政方向相一致。1950年5月3日的头版文章为《青年要精通业务 掌握科学技术——迎五四青年节》；1951年中国青年报的“五四”社论为《抗美援朝爱国运动要和经常运动结合》；1952年的纪念内容主要包含“抗美援朝”、“增产节约”、“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1953年的纪念增添了“五年计划”、“基层普选”内容；1954年把“过渡时期总任务”写进了“五四”报道；1955年的“五四”纪念通知主要强调“增产节约”、“国防教育”、“解放台湾”；1956年的“五四”报道强调“向科学进军”。综合来看，每年的“五四”纪念都与国家在这期间进行的建设任务和开展的政治运动相呼应，这也是党持续举行 “五四”纪念的一个出发点。
2.设施纪念。这种纪念方式具有永久性特征。纪念设施往往与节日的发源地、参与人物等相关。1950年5月4日，毛泽东和李大钊同志“五四”时代在红楼的工作室在北京大学揭幕，旨在通过怀念“五四”人物纪念“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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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不仅在于党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更在于党能够通过有效的形式将政策落实(传递)到千家万户，使政策为群众所了解，进而为群众所贯彻。宣传政策的方式有很多，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通过“纪念”活动宣传路线方针政策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为建设一个新世界，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同时，为使广大青年了解党的政策、拥护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党也多次借助 “五四”纪念这一重要时机，向青年进行政策宣传。这一时期，通过“五四”纪念，中国共产党向青年宣传了党的文艺方针、社会主义改造路线、第一个五年计划、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解放台湾的主张、向科技进军的号召等，使青年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了青年的政治意识。
4.表彰纪念。纪念是回顾历史，更是激励未来。各机关、学校、工厂通过举行新团员宣誓仪式和表彰模范团员，激励青年努力奋斗。1952年青年节，“国际学生联合会和平奖旗”授予北京大学的授旗典礼在北京举行。隆重的授旗仪式激发更多青年参与到为世界和平的奋斗之中。
当然，除了上述方式外，党纪念“五四”的形式还有很多。推荐“五四”读物；邀请相关教授学者通过广播、报纸讲述五四历史；介绍各地青年学习工作情况；组织“五四”观影；青年签名大会；座谈会；举行体育竞赛等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纪念“五四”的方式。
(二)纪念内容的政治性和时代性
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大都不是“五四”时代的参与者，他们对五四历史的认知与理解往往依靠他人的回忆或社会的宣传。对于“五四”运动，历来都是众说不一，有人认为是政治运动、有人认为是文化运动，也有人认为是社会运动，不同的认知反映的是对历史的不同理解，反过来也会对现实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在青年群体中建构符合政党需要的“五四”记忆，就变得尤为重要。应该说，自1939年陕甘宁边区将“五四”定为青年节起，党对“五四”的态度就已经明确，这种态度一直延续至今。中国共产党借助不同形式的“五四”纪念，将“五四”历史融入青年记忆之中，并通过年复一年的重复，强化这种记忆，最终“五四”集体记忆得以建构。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青年节宣传提纲》，开篇介绍了五四运动的相关历史，强调“五四”是一场爱国运动，是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的领导人是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9]1954年，《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指出，“五四文学革命提出了文艺上的现实主义的原则，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和社会的利益服务的原则。”[10]同年《人民日报》又发表《“五四”运动前后胡适的政治面目》一文，在青年面前树立了“胡适”的反动面目。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些发表于“五四”期间的文章，向青年重新阐释“五四”历史，统一青年群体的“五四”认知，建构与党的“五四”观相符合的“五四”记忆。
从纪念口号看，按关键词和内容将这一时期《人民日报》“五四”报道中出现的口号进行分类，主要包含4种：(1)纪念和庆祝类口号，如庆祝中国青年节、纪念“五四”运动三十一周年；(2)拥护和致敬类口号，如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3)解放和斗争类口号，如解放台湾、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斗争；(4)学习和服务类口号，如学习技术、为祖国服务。上述口号深刻地反映出以“反帝反封”、“建设新中国”、“拥护党和政府”为特征的时代背景和政治需求。
1.集会联欢纪念。这种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四”纪念中最为常见，主要包括集会、庆祝会、游行、晚会、游园等。通常情况下，相关领导人会在集会、庆祝会上发表致辞。如，在1950年“五四”青年节当天，北京举行了有9万人参加、多位领导人出席的盛大集会，时间长达4个半小时。集会结束后，又在中山公园举行了包括92种节目的游园会。[6]与此同时，其他各地的青年也分别以示威游行、提灯游行、火炬游行、群众大会等方式来纪念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青年节。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四”纪念的目的和功能
“大凡政治仪式都具有一定的教育性、规范性、承载性、象征性、意识形态性等特性，并非简单和无特定意识的一种现象。”[8]作为一种政治仪式，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五四”纪念活动包含着多重国家意愿和政党诉求。通过持续不断的纪念活动，党也基本实现了以政治诉求为主的纪念目的。“五四”纪念活动在这一时期发挥重要的功能。
(一)“五四”纪念的目的
1.为青年群体建构“五四”记忆
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党领导的纪念活动的政治性和时代性往往密不可分。所谓政治性，主要是指纪念服务于国家和政党的需求；而所谓时代性，则是指纪念活动体现时代特征，满足当前社会发展需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在政治上面临着如何塑造执政党形象和国家形象，巩固执政地位和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任务。与此同时，国家百废待兴，如何进行经济建设，推动民生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又一个新的时代课题。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指出的：“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7]基于政治任务和时代任务的要求，这一时期的“五四”纪念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也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这一特征在每年的纪念口号和主题内容上都得以体现。
目前，文检课的考核方式主要有3种：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和撰写综述。闭卷考试和开卷考试侧重考查学生对文献检索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理解和掌握，不能全面地检验学生对文献信息的综合应用能力。撰写综述先由教师指定题目，再由学生检索、阅读、分析和整合相关文献，写出综述性的论文。这种考核方式可以较为系统地考查学生对文献的检索与利用能力，但却难以考查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且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许多学生敷衍了事，简单抄袭，弄虚作假，其真实的学习效果难以得到准确评估[5]。
2.向青年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半谐音的使用也是该诗的一大特点，即利用相同元音或双元音的重复来创造韵律效果。如在诗歌的前两节中，诗人为了表达童年时代的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选用了大量的元音和双元音，使节奏明朗轻快、声音悦耳。如“now”、“bough”、“about”、“trees”、“leaves”、“time”、“climb”、“night”、“light”、“hail”、“trail”等，这些单词诵读起来就有欢快明朗的感觉，强化了欢快和幸福的基调。
在新的生态植物计划中，作物多样化并不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但农业部已经向INRA咨询如何鼓励这种做法。在一项相关计划中，法国希望到2022年有机农业（不允许使用合成农药的农业）面积将翻一番，达到15%。2018年5月，法国农业部宣布将花费11亿欧元支持扩大有机农业范围。
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环境不一样，校内托管模式也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如南京市实行弹性离校，广州实行延迟放学，青岛实行家委会主导、学校参与配合的托管模式等。其中，武汉模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014年6月发布的《武汉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小学生托管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全市有托管条件的小学，按照“学生自愿，家长委托，规范管理，安全第一，成本收费”的原则，在中午和下午放学后提供托管服务。参加托管服务的学生收费标准为每月80元（每天托管4小时）、每月60元（每天托管3小时）。
3.调动青年参与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建设包含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参与。这意味着党要尽可能调动各个群体的积极性，让他们投身各行各业，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服务。青年群体朝气蓬勃，富有强大力量，历来为中国共产党所关注和重视。正如埃米尔·迪尔凯姆所认为的那样，“仪式是一种手段，社会集团可以凭借这一手段表达和加强集团的情感和团结，从而使其成员达到一种情感上的一致性。”[11]中国共产党通过每年的“五四”青年纪念活动，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青年，调动青年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将爱国情感和积极性转化到祖国的建设中去。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青年要精通业务 掌握科学技术——迎五四青年节》、《立志作社会主义的积极建设者和保卫者——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五四”三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青年同学们，为建设祖国而学习》、《青年团中央发出告工矿企业青年团员和青年团干部书号召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而斗争》、《我愿意把一切贡献给祖国》、《这是青年们发出更大的光和热的时候》等文章，号召青年要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荣任务，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把祖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五四”纪念的功能
1.增强青年对党和新中国的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现存政治体系的情感倾向和心理归属”[12]，即是否认为自己是这个政治体系的一部分，是否愿意忠诚于它，是否对它抱有热忱和希望，是否希望它继续延续等。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3]也就是说，政治认同是政治体系得以长久存在的基础，是获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条件，这种认同和合法性对一个新生政权来说，尤为重要。新中国成立后，为进一步获取青年的政治认同，党将“五四”爱国主义精神与彻底的反帝反封性质相结合并融入“一切为着社会主义”、“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代需求，教育青年要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拥护新民主主义教育，建设新中国。同时，“五四”期间，《人民日报》还会发表以青年自我反思为主要内容的文章，借助青年的诉苦、自我批评等教育青年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积极主动改造自己，通过日常工作表达对祖国的热爱。1951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我愿意把一切贡献给祖国》，清华大学学生在文末写道：“我爱祖国，爱毛主席，爱共产党。今天我得到了新生，我要学习“五四”先烈们的奋斗精神，愿意把我的一切贡献给祖国！”[14]北京大学学生在《争取做一个全面发展的青年干部》中也写道：“祖国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许多光荣的任务和工作，让我们在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旗帜下为争取做一个全面发展的新中国建设干部而努力吧！”[15]可以说，“五四”纪念活动在增强青年对党的政治认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史料展览纪念。1950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出征集“五四”以来青年运动史料的通知，向全国征集青年运动史料，以展现青年的光荣斗争史。5月4日，该展览在中山公园举行。与此同时，天津第八人民文化馆也举行了纪念“五四”照片展览。
2.提高党对青年运动的政治动员能力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也是党实现政治目标和国家任务的有效手段。“在国家层面，作为仪式的政治动员则是权力的实践或者实验，其目标是要灌输一套思想体系，推行一套行为方式，教会一套革命话语，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16]这种动员目标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显得尤为突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纪念仪式就是一种对青年的政治动员。通过纪念仪式，党实现了对青年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向他们灌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会了他们“打倒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等革命话语；造就了一代爱党、爱国、爱政府、爱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新人。在“五四”青年节纪念中，党加强了对青年的整合和规范，提高了青年的政治参与意识，从而也提高了党对青年的政治动员能力，实现了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四”纪念的经验
(一)“五四”纪念要以深化“五四”历史研究为源泉
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五四”运动蕴含丰富的历史价值，这种历史价值的不断挖掘是“五四”纪念的动力来源。纪念“五四”必须与“五四”历史相结合，否则，纪念活动将失去底蕴，变得抽象与空泛，最终走向形式主义。因此，只有在研究 “五四”历史、总结“五四”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彰显纪念“五四”的意义。
第一，霜冻前没有施萌芽肥的，要尽快追施1次高氮中磷低钾速效性肥料，最好增施适量腐殖酸或海藻提取物类有机肥，量不要大，但宜早不宜晚。
(二)“五四”纪念要以传承“五四”精神为核心
历史事件之所以会被重复纪念，主要在于其蕴含激励后人、鼓舞后人的精神。“五四”运动距今已100年之久，但后人对它的研究热情并未消减，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起着分水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就在于“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对于“五四”精神的内涵阐释有所侧重，但“五四”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始终是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的灵魂所在。今天，我们纪念“五四”，应该以传承“五四”精神为核心，借助一定的传播载体，让“五四”精神在青少年群体中入脑入心，用“五四”精神激励广大青年不断奋斗。
(三)“五四”纪念要以时代进步发展为主题
时代性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五四”纪念活动所体现出的特征之一。也正是因为有了时代主题的融入，每年的“五四”纪念才能焕发时代魅力，不断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但为纪念活动注入时代内容，将纪念活动与时代进步发展结合起来，是“五四”纪念永不退色的前提。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新时代，我们要将“五四”纪念与“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时代主题结合起来，赋予“五四”纪念以鲜明的时代性，使“五四”纪念的纪念价值得以不断提高丰富。
(四)“五四”纪念要以教育青年发展青年为目的
“纪念活动是进行教育的一个载体，充分挖掘纪念活动的教育资源，将教育渗透到纪念活动之中，是纪念活动的一个重要任务。”[17]纵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四”纪念，教育青年、动员青年始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目的所在。纪念活动拉近了党与青年的距离，同时也成为党教育青年、发展青年的一个重要契机。因此，党和共青团要充分发挥“五四”纪念活动的教育功能，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青年身心得到良好发展，进而增强青年对党和国家的情感认同。
结 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四”纪念活动与形势发展和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呈现出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当时环境下刚刚取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亟需动员青年、领导青年的愿望。事实证明，通过自上而下的“五四”纪念活动，将国家建设之需与政党政治所求融入其中，中国共产党基本实现了教育青年、整合青年、动员青年的目的。正如著名学者胡绳所说：“我们今天要继承“五四”的事业，但我们如果不能超越“五四”，也继承不了“五四”。[18]只有不断从“五四”历史中 挖掘“五四”纪念资源，总结“五四”纪念经验，才能使“五四”纪念既体现历史魅力，又焕发时代价值。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D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4/30/c_1124440193.htm,2019-04-30.
[2] 胡国胜.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纪念活动[J].中共党史研究,2009，(5):22-28.
[3] 本文所引用和参考的“五四”报道来自人民日报图文库(1950—1956)，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检索(1)以“五四”为文章标题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剔除与五四运动不相关的报道后，共有52篇符合要求的报道。(2)以5月3日—5月5日为区间，检索在此期间发表的与五四运动和青年相关的文章，剔除标题中包含“五四”的报道，共有21篇报道。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8-560、561-569、662-709.
[5] “五四”青年节宣传提纲[N].人民日报,1951-04-19(01).
[6] 首都青年纪念五四九万余人盛大游行刘副主席等出席检阅[N].人民日报,1950-05-06(01).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
[8] 王淑琴.政治仪式推动政治认同的内在机理——兼论政治仪式的特性[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8，(9):73-78.
[9] “五四”青年节宣传提纲[N].人民日报,1951-04-19(01).
[10] 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N].人民日报,1954-05-04(03).
[11] 吴晓群: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2-3.
[12] 季丽新.建党以来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历程与启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5):4-9.
[1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81: 88.
[14] 我愿意把一切贡献给祖国[N].人民日报,1951-05-04(05).
[15] 争取做一个全面发展的青年干部[N].人民日报,1951-05-04(05).
[16]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343.
[17] 胡国胜.建国60年来中共领导开展纪念活动的基本经验[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5):521-526.
[18] 胡绳.胡绳文集[M].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299.
[收稿日期]2019-04-22
[作者简介]谢小同(1994-)，女，东北师范大学2018级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徐立恒(1983-)，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硕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55(2019)02-0008-05
(责任编辑：王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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