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国学者伯麦 （Gernot Böhme）2016年出版了《审美资本主义》（ÄsthetischerKapitalismus）一书。[1]这本有趣的小册子，旨在追踪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的最新发展。伯麦认为，批判理论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思想资源，内部实则有两路传统。学界耳熟能详的是马克斯·韦伯这一路，标举劳动、禁欲及工具理性等思想范畴。从卢卡奇到霍克海默、阿多诺，乃至哈贝马斯，皆可视为韦伯的思想后裔，端看如何围绕理性来组织正/反命题。不过，伯麦虽师从阿多诺，但在他眼里，经典批判理论尚有另一路传统。这路传统可沿着马尔库塞，追溯至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 （Werne Sombart）。桑巴特其人，汉语学界并不陌生，其著作早在民国时期即有译介。他作为资本主义研究巨擘，与韦伯实为一时瑜亮。相比韦伯，桑巴特更强调消费、纵欲等范畴对于人类解放的核心意义。
在伯麦的启迪下，马尔库塞与桑巴特之间的亲缘关系，似乎一望便知。马尔库塞的代表作《爱欲与文明》，以其爱欲解放的宏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曾对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运动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论及马尔库塞这一时期的社会哲学，通常强调的是其熔铸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为一炉的创见，是其据爱欲分析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内在批判的激进锋芒。但这些学说之间的内在关联，目前论者仍寥寥。[2]伯麦的提示表明，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核心范畴和大方向上，桑巴特的确可谓马尔库塞的先驱。但他也未明言，在马尔库塞与桑巴特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可相互通约的分析视角。那么，桑巴特到底有何独特之处，能诱使像伯麦这样的法兰克福学派后学，时隔数十年又来重审其理念？为此，不妨先考察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视角。
尾涡对附面层流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法向诱导速度ω, 因此可利用2个指标考核涡流发生器的效果, 分别是旋心(x=3.8 m)处位移附面层厚度δ和距侧壁50 mm中心线处尾涡法向诱导速度ω, 后续结果中均以这两个指标衡量涡流发生器对附面层流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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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桑巴特既反对唯物论，又抗衡“禁欲”论，独树一帜地阐发了“纵欲”精神的现代性意义。所著《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充分体现了这一独特旨趣。[3]桑巴特认为，情爱世俗化解放了感官享乐，催生了服务于非法情爱的特定女人阶层。“非法情爱”一词，显示了无所忌讳的色情主义动机，蔑视婚姻与法律，歌颂肉欲与性享乐。爱情与金钱的媾和，刮起了迥异于家庭生活的奢侈之风，刺激大批量商品生产及贸易，成为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社会因素。桑巴特直陈感官享乐本质上是性快乐；任何奢侈类型的发展，皆可归因于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性冲动。这曾颇令研究者感叹，认为桑巴特已接近精神分析的视野。
当然，无可否认，马尔库塞的论证最具彻底性：他把女性原则视为男性原则的衍生物，而非辩证对立的条件。女性的社会功能及文化意义是“补偿”。换言之，男女性别差异具有功能合理性。这一论点可透过《爱欲与文明》中的解放允诺得以验证。马尔库塞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引入压抑理论，为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压抑被区分为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前者是文明的普遍特征，后者则服务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统治利益。文明的意义是人类为了生存而斗争。基本压抑在文明初期具有必然性，但随着生存条件改善，转变为了出于阶级统治施行额外压抑的必然性。其次，现实原则压抑了本能，并在特定历史条件 （资本主义）下实现为“效率原则”（Das Leistungsprinzip）（中译本据其英文表达“Performance principle”译为“操作原则”）。效率原则对应的是“效率社会”（Leistungsgesellschaft），即工具理性所操纵的异化社会。效率意味着时间上的严格管控，正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突出景观。只要成熟的工业文明能够消除导致匮乏的社会条件，实现需求满足到自由消遣的历史转换，效率原则就走到了逻辑终点。这是“爱欲解放”的历史前提。但马尔库塞强调，爱欲解放并非是性解放的狂热、放纵与泛滥，而是对力比多的释放与改造：“即把它从限于生殖器至上的性欲改造成对整个人格的爱欲化。”[5]183肉体从劳动工具恢复为快乐工具，也就取消了补偿意义上的性欲满足。但同时，改造力比多关系必然会引发激进的社会后果：“将导致那些组织私人人际关系的机构，特别是一夫一妻制的、父权制家庭的瓦解。”[5]
二
无论如何，家庭要约束个体，而文明却敦促人们凝聚为更大集体。个体的取向纯然是持续的快乐满足，仅当个体为了自我生存不得不服从于现实原则时，才联合构成了社会（家庭）；社会的取向则是团结。文明迫使男人压抑并升华本能，建立社会层面上的联合，从而威胁到了基于爱欲的家庭关系。工作世界凌驾于私人世界之上，迫使女性退居次要位置，她们不满并对文明产生了怨恨。只要性—爱仍被视为压抑文明中的最高快乐，爱就不可避免地在两方面威胁文明：其一，爱的关系并不稳定，会造成人的软弱，不利于集体生活；其二，爱具有最强烈的排他性，情至顶峰时，难容第三者 （包括儿女）插足。父子冲突便基于爱 （性）之权利的分配。弗洛伊德曾尖刻地说，文明之所以还能容忍性爱，不过是未能找到对生息繁衍的替代手段而已。[4]159
依据精神分析的文明史论，女人是对文明“不满”的始作俑者。据弗洛伊德解释，[4]152页及以下人采取直立行走，周期性的嗅觉刺激遂被视觉刺激所代替，性刺激也趋于持续与稳定。男人因此要留住女性 （性对象），女人则顾虑孩子，被迫留在男人身边。原始家庭 （部落）一出现，统治也相伴而行：父亲独占生儿育女的女人，创造了乱伦禁忌，建立起对儿子们的残酷统治。儿子们被剥夺了性权利，只能将性能量转移到劳动上。同时，由于目标受抑，性爱只能改头换面，从家庭 （亲情）扩散到陌生人之间 （友谊）。一言以蔽之，文明建立在“爱—亲情—友谊”这一压制爱欲的本能结构之上。弑父因而成为文明发展的转折点。家长专制结束了，继之而起的是订立社会契约的兄弟宗族制，人类迈入了严格意义上的文明阶段，社会组织、道德及法律方始产生。但是，原始父亲幽灵仍在，始终表征了人类自我保存所不可颠覆的生物正当性。弑父带来了负罪感，迫使统治者自我压抑，以维持文明发展。
式中:每个粒子都能够计算目标函数值f1和f2,个体的历史最优位置称为“个体极值”,即第k个粒子节点部署节点最优位置,记作:
桑巴特的资本主义叙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照亮了此前未系统关注过的问题。实际上，在弗洛伊德关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论述中，“女性”的文明论意义已经得到了部分揭示。而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承袭了这种观点，分析了“女性”功能在文明社会中的演化，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机制：压抑—补偿。
为了抵消女性的“不满”乃至“怨恨”，压抑与补偿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最重要的一对核心机制。这也构成了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之间的基本关系。马尔库塞认为，压抑理论早期强调力比多与自我之间的对抗，其较晚的修正版本则引入了生本能 （爱欲）与死本能 （死欲）之间的冲突。本能天然会保守地向无机物状态复归。死欲成为与爱欲难分难解的对立本能，并衍生出了攻击性倾向。唯有在特殊性爱 （施虐）中，死本能才通过凶残的情感显露本不易觉察的存在。在西方思想史上，性反常虽为社会秩序所不容，但其美学价值却随着审美现代性问题获得了一席之地：萨德赞美性受虐狂，克尔凯郭尔也描述过昆虫交尾即死的涅槃美学。这种美学旨在弥补生命亏损所带来的痛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酝酿美学革命。但在压抑文明中，这种美学批判失去了激进色彩，反而以审美价值来消解人对文明的“不满”，将上述“爱—亲情—友谊”的本能结构，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合理运行的产物。
⑥关于2010年西南大旱。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是有气象资料以来西南地区遭遇的最严重干旱。其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干旱面积大，影响程度重。直接原因是自2009年9月起，200多天降水少，整个西南地区降水比常年同期少了五成以上，尤其是云南和贵州两省；此外，云南温度异常偏高，200多天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2℃，水分蒸发大，导致干旱严重。从气候的角度，降水的形成要有冷暖气团交汇，西南地区的暖湿水汽是绕西藏高原南侧从印度洋输送过来的，而在过去的200多天里，这条输送带比常年异常偏弱，水汽输送非常少；另外，从秋季到入冬以来整体冷空气活动偏北偏东，无法与西南暖湿气流交汇，这是西南地区降水偏少主要原因。
上述文化机制最成熟的历史表现形式就是资产阶级婚姻。在资本主义的清规戒律中，家庭是资产阶级最后的避风港。合理婚姻 （一夫一妻制）也意味着爱欲与道德 （社会秩序）破天荒的联合。在马尔库塞看来，成熟文明赋予婚姻的是统治色彩：“人们的生存主要受其产品和操作的交换价值决定；但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床笫生活却洋溢着神圣的精神和道德律。”[5]此时，社会劳动分工起了决定性作用：父亲不再作为母亲的占有者，而是作为家庭劳动力的代表来施行压制。一旦经济领域的权力结构成型，美学的革命意义也蜕变为乌托邦。当个体越发成为社会机构中劳动的主—客体，爱欲也完全降格为一夫一妻制生殖器性欲。这样，非法情爱也必然作为婚姻的补充现身，但被解读为制度压抑范围内的性欲爆发：类似的性道德松弛反而有助于制度本身。大众文化 （商业、广告等）中的性泛滥，不过是压抑原则的进一步延伸。至此，“女性”作为“补偿”的文化意义也达到了顶峰：“女人的丽质及其提供的幸福在文明的工作世界中极其重要。”[5]144
三
资本主义文化机制的意义是，将与工作世界 （理性、父权）相对立的领域 （非理性、女性），视为支撑前者顺畅运行的合理要素，视为对前者压抑的消极或积极的补偿。若止步于此，桑巴特对爱欲社会功能的解释，充其量是步弗洛伊德后尘。他承认，近乎无限的爱本能与社会秩序不相容，仅能在合理婚姻中统一。但非法情爱不仅没有威胁婚姻制度，反在形式上构成了法外补充。同时，非法情爱召唤出来的奢侈潮流，仍是凡勃仑意义上的炫耀性消费，体现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趣味。性的商品化抹杀的不仅是个体差异，也是性别差异。这么一来，桑巴特看似将女性确立为历史主体，但根子上仍与父权制同谋。因此，必须进一步分析，为何直到马尔库塞，对女性主体在爱欲解放中的批判潜能都视而不见。这种理论上的盲视，削弱了其现实意义。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安慰、总是去帮助”，泰心医院创造性地设计和开展了具有泰心特色的新型医学人文服务体系。医护人员全方位地关注患者的需求和疾病的发展，在治愈躯体疾病的同时，加强心理因素的排查和有效干预。
归根结底，爱欲所有的冒险表现，注定是效率原则统治王国中的骑士游戏。马尔库塞声称，西方文明中的文学巨著只赞颂不幸的爱情。就连非法情爱，也不过是“补偿”的一面旗帜。在“主体哲学”的传统视野下，女人是“理性的他者”（哈贝马斯语），她的美学意义相似于资产阶级“艺术自律”。所谓“爱欲解放”，是马尔库塞基于同性爱的社会交往构想，仍继承了自柏拉图以来压制女性的基本遗产。这充分说明，马尔库塞未能彻底审查现代社会转型的主体潜能，尚未走出主体哲学框架，无法真正看到“女性”独特的启蒙功能及意义。在当前思想语境下，有一个问题已迫在眉睫：没有女性主体性参与的启蒙，究竟能否称得上真正的启蒙？
不过，这套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叙事，最独特之处却在于女性被提升为了历史的主体。桑巴特毫不讳言，世俗情爱的胜利，本质是女人的胜利。正是上流社会在性关系上的逾矩与冒险，为文明带来了一个特殊的女人阶层。这个阶层扩散奢侈消费的效应可视为一个同心圆。处于圆心，始作俑者的是宫廷情妇：她们常伴君侧，攫取了权力和地位，制定了时尚标准，影响远及宫廷之外。继而，民间大都市有了高级妓女。再接下来，城镇女郎 （普通妓女）大量涌现。宫廷情妇的吃穿用度，引起争先恐后的模仿，波及了所有社会阶层，甚至品行端正的女士为了自身利益，也不得不参与进来。桑巴特改变了男性作为历史叙事的主体视角，奢侈社会学第一次成为女性社会学，爱欲动力论也第一次明确具有了女性主体。《奢侈与资本主义》明目张胆地把女人送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在我看来，这个此前几乎不受关注的女性议题及其引发的性属争议，正是衡量《爱欲与文明》之得失的新视野。
在这个意义上，桑巴特才成为马尔库塞的真正先驱和重要补充。奢侈社会学表明，性快感及其商品化有效地解释了现代资本主义如何能从基于劳动、纪律及自我否定的禁欲秩序转向基于享乐、游戏及自我放纵的需求秩序。这一点值得批判，但也应该看到：在巨大的、多样化的社会符号体系中，分析社会的范式也从生产—分配转变为了消费—交往。关键在于，桑巴特揭示了女性建立符号体系的独特能力，看到了符号交往可形成巨大的社会效应，深刻地影响了“移风易俗”的社会进程。同时，对交往关系中性属关系的重视和反思，也应归功于桑巴特的启发。如果不重新发现和奠定男女 （主体）关系之基础，资本主义的符号体系始终是社会压抑与社会分层的工具。总之，桑巴特所提示的女性视角展示出了真正的批判潜能，迫使我们重新反思启蒙问题。
同时，这类文化批判因而有自身无法轻易消解的悖谬之处。马尔库塞彻底革命男性原则的构想，暗中仍依赖着女性原则所代表的审美乌托邦。只不过，女性原则无法进入交往主体的建构，而是进一步缩减为纯粹的美学价值。在马尔库塞看来，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最终会使文明类型发生改变，原本由于本能压抑而于社会有用的劳动，将会转变为由于本能解放而于社会有用的工作。成熟文明只要消除额外压抑，工作就不再是苦役 （劳动），而是创造 （游戏）。这种颠覆具有深刻的席勒美学背景。但是，这条解放的道路，仍服从青年马克思包含了浪漫主义美化的“生产美学”。[7]换言之，为了创造新的现实，就必须摆脱“劳动”，诉诸非压抑性的人类活动。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语境中，非压抑性活动恰恰只能是艺术创造。在审美之光的照耀下，“劳动”的本质被把握为“异化劳动”，劳动本身就受现实原则支配。但是，爱欲解放并不是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的和解，而是快乐原则对现实原则的全盘颠覆。因此，消遣和游戏不可能仅仅作为局限于趣味领域的审美功能而存在，还必须取代“异化劳动”，成为创造崭新现实的人类活动。可是，真的能够设想这么一种纯粹感性的，非压抑性的“劳动”概念吗？显然，从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语境中没法推论出这一概念。那么，马尔库塞就必须着眼于人类历史来回答如下问题：异化劳动创造出解放爱欲的历史条件之后，如何能有效地转化为人的创造性活动，譬如“游戏”？劳动 （=异化 =压抑）若在本质规定上与游戏 （=非异化=非压抑）背道而驰，又如何能在两者之间建立过渡？马尔库塞并未明确回答，但却暗示在解放了的社会中，异化劳动并不能完全消除：“消遣和表演 （应为 ‘游戏’）作为文明的原则，并不表示劳动的转变，而表示劳动完全服从于人和自然的自由发展的潜能。”[5]177这种对更高阶的新感性的设想，就是暗中依据女性原则组织起来的抽象的审美乌托邦。不妨说，只要马尔库塞不从交往的角度来理解男女 （主体）联合的基本原则，就无从摆脱这些难题。稍加注意便可看到，尤其《爱欲与文明》最后几章中，悲观氛围出人意料地越来越浓。
最后，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校内的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师目前在知识结构、学术水平、实践经历等多方面存在诸多不足，阻碍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另外，没有积极引进其他高校、科研院所及公司企业的优秀人才作为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兼职教师，从而缺乏对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现实可行的专业指导。
四
由于没能成功地处理女性议题所蕴含的批判潜能，马尔库塞的资本主义批判显示出了未完成的一面：它虽揭示了“补偿”功能必然消亡的历史条件，但女性并不会随之消亡，因妇女解放进入了工作世界的女性贡献也不会消亡。女性成长代表了启蒙的积极成果，也提供了看待启蒙的另一种视角。启蒙的面相实则有二，不仅是理性启蒙，也是爱欲启蒙。若脱离了主体哲学理解爱欲，即不把爱欲简单地视为理性的对峙，而是互补，爱欲便展现出可形构交往关系的潜力。爱欲启蒙在历史进程中的合理性，才是爱欲解放的真正前提。
一旦要革普罗米修斯 （男性原则）的命，“补偿”功能也就失效了。有趣的是，马尔库塞的文化英雄并不是象征灾祸的“女性”潘多拉，而是俄尔浦斯及那喀索斯这样的同性爱者。从《理想国》始，哲学教育就激进到要通过斩断生育秩序来瓦解原初的社会纽带。看来，柏拉图的哲学—政治理想仍在马尔库塞脑海中挥之不去，其关于哲学爱欲的构想直接影响了马尔库塞关于社会解放的设想。至少在现实语境中，马尔库塞否认颠覆男权就能实现女性解放。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中曾严厉地批评马尔库塞忽视了性别特征，把现代性困境简化为男性困境。[6]但公正地说，马尔库塞已揭示了现代社会之立足点（效率原则以及社会理性组织）的男权特征；同时，他也敏锐地看到，追求“所有人”的爱欲解放，并不是性属权力的简单颠倒。这种天才的深刻也是一柄双刃剑。反过来，马尔库塞在构思非压抑性文明图景时，并未摆脱柏拉图爱欲政治的构想。他不是从社会发展视野下女性的现代性潜能出发，而是从资本主义压抑机制赋予女性的固有值出发：女性是压抑性文明为了消除压抑而创造出来的补偿物，两者都不过是理性同一性的产物。在这类文化批判中，“女性”不过是随洗澡水一同倒掉的婴儿，远不是一个所谓的“主体”。
那么，《爱欲与文明》是否提供了与《奢侈与资本主义》相容的基础呢？这种“反观”是一次重构。马尔库塞的大众文化理论需要改写，因为它基本上承袭了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悲观看法：“如果消遣领域在另一个与此不同的压抑性世界上等于是注重装饰、奢侈和欢愉的领域，那么……是不负责任的 ‘唯美主义’。”[5]171显然，这种论断忽视了审美的交流功能。马尔库塞之所以对符号的交往功能视而不见，除了轻蔑大众文化之外，根本上也受精神分析人类学假说的影响。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对“邻近感觉”（嗅觉和味觉）压抑的解释。这种学说认为，比起声音，视觉也好，嗅觉和味觉也罢，都是极为肉欲的、身体的：
注释
压抑造成了视觉刺激对嗅觉及味觉的统治，是男女联合成为原始家庭的文明第一步。弗洛伊德认为这也是人类统治形式的文化原型。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正确地批判了弗洛伊德，后者始终认为匮乏及统治是永恒的，因而本能压抑也是永恒的。这种假定旨在为现存文明秩序的永久合理性辩护。
不过，符号媒介 （包括声音和视觉）要摆脱压抑理论，凸显社会意义，则须仰仗于理解范式从主体哲学转向交往论。哈贝马斯曾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重构了这类交往媒介的人类学进程，为人类交往潜能的现实化寻找依据。[8]符号媒介不仅是社会交往最重要的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飞跃。但对马尔库塞来说，符号 （话语）似乎从一开始就渗透了权力压制。符号创造了对感性直接性的禁忌，因而根本上显示了理性的强制：一切释义已然是对原始意义的褫夺。但是，一种 （尤其体现在审美经验中）未经中介 （符号）的感性直接性，稍有不慎便容易成为对日常规范的颠覆与消解。在批判理论的美学传统中，这正是从德国古典美学一直延续到先锋艺术的一个关键论题，名曰“审美主义”。而在马尔库塞对符号的不信任中，也有其老师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的回响。[9]
总之，从桑巴特、弗洛伊德到马尔库塞，这条思想路径或许称得上批判理论的一个别样传统。该传统不仅上承凡勃仑、西美尔，下接巴塔耶、波德里亚乃至日常生活美学，而且与当代思潮如女性主义等形成了互动。这是当代批判理论的重要延伸，有助于在当代语境中理解启蒙那远未达成的另一面相。弗洛伊德曾指出，对人而言，服从合理论证与听凭本能愿望的支配之间难分伯仲，也许具有同等的普遍有效性。这意味着现代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涉及人的爱欲、情感以及由此建立的社会纽带、社会团结以及社会交往。不妨说，启蒙的另一面相便是爱欲启蒙。但与理性启蒙相比，它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曾在非法情爱中偶露狰容，也许须仰仗亲密关系的变革才能找到栖身之地。它追求男、女成长的关系平等，强调情感关系对社会合理化的重要意义。一言以蔽之，爱欲启蒙既是自我发展的阵地，也是交往关系的王国，它能够照亮现代性进程中尚未完成的道路。
嗅觉和味觉产生的仿佛是某种本身未升华的快乐 （和未受压抑的厌恶）。它们不必借助于一般的、约定的意识、道德和审美形式，便可以直接地把个体联系起来 （和分离开来）。这种直接性是同有效地有组织统治、同某种社会格格不入的，这社会“使人孤立、分离，并阻碍自发联系的形成以及对这种联系的‘自然的’类似动物的表现”。[5]29
[1]参见 Gernot Böhme，?sthetischer Kapitalismus，Suhrkamp Verlag Berlin，2016.
[2]参见曹卫东，汪尧翀.审美资本主义批判 [J].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3]参见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 [M].王燕平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4]参见弗洛伊德.一种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 [M].严志军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5]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82.
运动式治理的第三种动员技术是以“打包”和“抓包”为主要特征的项目化运作。所谓“项目”，在此是特指中央对地方或地方对基层的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运作和管理方式[11]。所谓“打包”，就是指按照某种发展规划和意图，把各种项目融合或捆绑成一个大的综合工程，使之不仅可以利用财政项目政策来动员使用方的资源，而且可以加入地方意图，借项目之势，实现目标更加宏大的地方发展战略和规划。而“抓包”既是地方政府打包过程的延续，又是村镇主动争取项目的过程。
[6]参见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M].陈永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19.
根据资料显示，从1984年起，西方国家的摄影测量研究人员就已经开始重视空中三角测量中GPS的应用，该应用能减少甚至彻底摆脱地面控制点的束缚，而且，国内、国外有很多的试验业已证明了空中三角测量中应用GPS测量精度是可控的。
[7]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75—78.
[8]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9]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M].孙周兴编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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