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摘要
街头官僚行动能够影响人们对社会秩序的体认,然而既有研究普遍倾向于预设街头官僚行动对社会秩序的消极影响,偏重于从组织管理的视角审视街头官僚行动,忽视具体互动对行动结果的影响。这就制约了我们对街头行政互动方式的认识,街头官僚行动更是被降到了从属地位,成为其他理论的注脚。与此不同,在互动中描述和理解街头官僚行动是本研究的经验前提。基于常人方法学的立场,只有从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互动方式入手才有可能理解行动和秩序之间的关系,街头官僚与当事人围绕各自目的“自然浮现”的互动谈话构成了研究的基本经验材料。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通过语料转写实现了细节捕捉和场景还原,为深描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并理解行动者在其中的行动意义、进而分析行动和秩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方法保障。
3.1 NEC的发病机制 研究表明,肠道发生炎症时,LPS激活大鼠核转录因子-B(nuclear factor-k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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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制度和行动通过相互作用生成某种秩序的过程为描述和理解街头官僚行动提供了框架,而治理现代化的社会秩序语境则对街头官僚行动提出规范性要求。秩序和社会秩序在直观上具有范围差异,秩序主要用来对社会生活局部状况进行描述和评价,社会秩序被用来概括社会的整体运行状态。秩序既关涉行动者互动的局部情境,又在情境堆叠的意义上构成社会秩序的微观基础,所以街头官僚行动所表现出来的秩序是分析街头官僚行动与社会秩序关系的锁钥。
在“结构-制度-行动”相互作用生成秩序的过程中,街头官僚行动可以通过社会结构所蕴含的身份建构、制度运行所要求的行动可解释性和社会行动所衍生的情感连带加以分析。通过会话分析本研究有以下发现:第一,街头官僚的身份建构有可能侵害当事人的受益权、参与权和了解权以及救济权;第二,街头官僚常用的四种行动解释方式存在侵犯正式制度的潜在风险;第三,情感连带意味着互动参与者围绕共同焦点感受对方身体微观节奏的过程,街头官僚追求情感能量最大化的行动有侵蚀社会团结的可能。
综合上述发现可以得出结论,街头官僚在主观上注重维护情境秩序,但这种情境秩序要求保证街头官僚的身份优势、解释资源优势和情感优势,最终保证街头官僚在情境中对当事人的控制和支配。虽然局部的紊乱可以被认为是社会秩序在局部的紊乱,但局部的和谐却并不一定是社会秩序在局部的和谐。在情境秩序堆叠积累的微弱意义上,街头官僚行动整体上维护着当前的社会秩序。但这只意味着对社会秩序情境基础的不断修补,将视线转移到宏观层面,街头官僚行动所维护的究竟是何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是否符合社会公众的整体期望、以及这种社会秩序能否长期良性运行,这些问题都不是街头官僚的首要关切,街头官僚行动对当前社会秩序的前景并不蕴涵任何规范性承诺。
街头官僚行动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为何如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解释:“日常生活功能化”的结构性困境,“控制路径”面临内在的制度性矛盾,“目的导向”造成的个体行动局限。上述解释暴露出试图通过结构化和制度化力量对抗日常生活优先性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填平这道鸿沟正是打通情境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必由之路。个人责任乃是填平这道鸿沟的基础,这意味着由街头官僚个体承担其行动的不利后果。负责任地(在某种关系中面向特定对象)行动优先于负责任的(依据某种标准进行评价)行动,即主观、发生意义上的责任优先于客观、评价意义上的责任。只有让街头官僚承担不利后果才能让街头官僚主动关切行动的社会影响。为了改善街头官僚行动:一方面要在历史和国别比较的基础上考虑街头官僚行动的时代和地域特性,从比较视角归纳改善街头官僚行动的启示;另一方面,以个人责任为基础,围绕落实当事人法定权利、树立正式制度在互动中的权威和增进官民团结等一系列目标优化街头官僚与当事人的互动方式。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依据情境中秩序的生成和扩展,系统揭示了经典街头官僚行动逻辑在实践中的具体行动策略,并为这些策略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同时,当事人的行动策略也在会话分析中得以呈现,尽管研究仍然侧重于街头官僚行动,但街头官僚行动的整体过程不再是独白式的,而是互动中的应对与调试,这既重置了街头官僚行动研究的实践论基础,又对偏重于组织管理的科层制互动视角进行了有益补充,使街头官僚行动的内在规律得以全面呈现,为构建街头官僚行动的整合理论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董伟玮(2017). 秩序视角下的街头官僚行动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12 No.2, 2019
*董伟玮,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研究人员;吉林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2017年6月毕业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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