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支撑，也是基层改革探索实践的深层推动力。江阴在推进集成改革试点的过程中，适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五大思维能力，走出了一条以党建引领和保障改革的新路，为解决地方改革合力问题提供了有效借鉴。一是观全局、观长远、观多维，坚持顶层设计把方向，以战略思维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二是有方向地解放思想、有目标地创新方法，以创新思维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三是注重改革的横纵协同发力，善于扭住“牛鼻子”，做到蹄疾步稳、精准有效，以辩证思维强化党的群众组织力。四是以法治和底线思维凝聚党的社会号召力，以新时代党的领导方式转变实现基层治理创新。
关键词：党的建设；思维能力；执政能力；集成改革；改革方法论
新中国成立70载，改革开放40载，中国的历史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针对“中国为什么能成功”，国内外学界展开了深入而多维度的探究。布成良认为，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形成了一条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林毅夫指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是中国崛起的两个最重要制度前提。周其仁认为，“中国奇迹”的奥秘在于大幅降低体制成本。周文则认为，有效的国家建构是保障中国繁荣与崛起的重要因素。在诸多解释路径当中，备受重视并反复提及的一股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例如，胡乐明强调，“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并不在于‘威权政府’，而是在于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带领中国实现腾飞，在于其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紧紧抓住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入推进新的伟大工程，已然成为引领地方发展的生命线。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这是进一步明晰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行动图，其把加强党的建设放在更为关键的位置。当前，各地掀起全面深化改革的破题探索热潮，如何将党建与改革有效结合、汇聚发展合力成为地方党委和政府面对的突出课题。推进党的建设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切实地贯穿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之中。尤其对于县域地区而言，党建既要务虚，更要务实。新时代党的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便是突出表现在谋改革、促改革的定力和能力之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之中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提升党的执政和治理能力，将党的全面领导转换为地方改革实践的深层推动力。县域是连接中央政府和普通群众上下两头的关键一环，是社会矛盾爆发最为集中且彻底的区域。而党建恰恰更要发挥在地方攻坚克难中穿针引线、贯穿始终的纽带作用。江阴作为全国县域发展的领头羊，借助江苏省集成改革试点的有利契机，通过以“五大思维”贯穿于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着力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将党的建设寓于改革探索实践之中，走出了一条党建与改革同频共振的新路。
各国政府作为国际和国内安全的主要维护者，需要承担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国际合作的主要责任。对于主权国家而言，政府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如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措施对本国网络恐怖主义进行综合治理，努力将网络空间中恐怖主义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为网络反恐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在综合治理措施中，法治手段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在统一的国际性法律文件缺失的情况下，国家合作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各国国内立法的冲突。此外，相关国际规则适用最终要转化为国内立法，网络恐怖主义的治理最终也会落实到各国反恐国内法中，因此，网络反恐合作的有效实现，有赖于国内立法的协调。
一、顶层设计把方向：以战略思维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
战略思维始终是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一大法宝。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论述、对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战略思维能力的论述颇丰，形成了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接续战略思维经验的新成果。“战略思维是关于实践活动的全局性思维，是通过正确处理实践活动中的各方面、各阶段的关系，达到实践整体和长远的最佳效果。”[1]战略思维本质上是一种着眼于全局性、长远性和立体性进行自主谋划与选择的方式。江阴在推进集成改革的过程中，首先突出党员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做到观全局、观长远、观多维，以顶层设计实现改革的破题，进一步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
后来，谢瑞天告诉我，当天他把他老婆骂得狗血淋头，说她赶走了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他搂着我的身子乐呵呵地说：“小妖精，你知道吗？看着她一声不吭自知理亏的样子，我不知道有多兴奋。幸亏你机智啊！”
创新思维对于破解地方当前及长远的矛盾尤为关键，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有方向地解放思想、有目标地创新方法。思想不解放，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很难找到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解放思想一定是基于思想和方向的解放。集成改革作为全新的命题，江阴从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上充分理解和把握集成改革的意义，阐释集成改革的政策、举措和机制等三层集成内涵。这是对既有改革理念惰性的突破，突出集成的理念贯穿于整项改革的始终，引导每位党员干部和群众以集成理念促改革。改革成效取决于改革方法，江阴集成改革能够从理想蓝图变为现实风景，是坚持改革方法创新的结果。改革方法创新紧扣县域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着眼于认识先行、上下联动、方案为要、“一把手”抓落实、精准保障等方面探索出具体的行动路径。江阴的集成改革一直得到省、市委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组建了集成改革领导小组和七个改革领域专项小组，编制形成试点总体方案。同时，落实改革整体方案，除了关注抽象的原则、准则，更要关注真实的故事、真实的场景，鼓励基层关注真实的故事、真实的场景进行创新探索。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村三务公开“户户通”模式。在璜土村试点成功的基础上，财政、纪委、组织部、农业农村局、民政局等多部门协同推进，在全市各村陆续搭建户户通平台，以“一栏一网三屏”（村务公开栏、互联网、手机屏、触摸屏、电视屏）实现村民随时看、得实惠。通过制度化、全方位的公开，有效管好了全市252个村294亿资产、35亿收入、20亿支出。
深水区的改革不同于以往单项改革的单枪匹马、集中炮火，也不同于综合改革集聚一域、横向连接，是多个领域彼此联动、多腿走路。同时，各个环节并不是平均用力，而是要抓关键点、关键环节，找准发力点。江阴并未局限于单一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是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率先突破，撬动经济体制、生态文明、社会事业、开发开放、城乡一体化、党的建设等其他6个领域的改革，做到齐头并进。同时，每一个领域的改革都是宏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找准主要矛盾，靶向发力。江阴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时，考虑到老百姓关心的住房和医疗保障问题，重点实施农房翻建和村级医疗互助项目。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展现农村新风新貌，有序推进长泾、月城农房翻建试点，努力打造一批布局合理、规模适度、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既富现代气息又有江南水乡神韵、地方特色的美丽乡村。目前，已完成建设面积规划1000余亩，签订合同151户，并已全部动工。为进一步破解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难题，大力推行“福村宝”大病医疗村级互助模式。在城乡医保、大病救助、医疗救助、商业保险不断健全完善基础上，设立3000万元深度救助、7000万元大病专项救助基金，并在全省率先开启新型“互联网+”村级医疗互助模式。2018年年底，“福村宝”已覆盖全市212个村，基本实现全覆盖，补助人次超11万，单笔最高补助达到5万元。
“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3]创新归根结底是要以新组合获得有益效果的行为，既要符合时代，又要引领时代。对于党员领导干部、各级基层党组织而言，树立和强化创新思维至关重要。创新一直是江阴人的精神基因。从开启“苏南模式”，到首创跨江园区，再到“江阴板块”的形成，无疑都是江阴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敢攀登、创一流的结果。此次江阴的集成改革仍然烙上创新底色，将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探索创新作为实现改革突破的有力支撑，以创新思维进一步增强党在改革过程中的思想引领力。
二、解放思想探新路：以创新思维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
三是观多维，把握主体结构。战略思维要求领导干部的关注重心从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转向到思考协调多元主体的资源与力量。江阴在改革过程中强化部门、层级、区域的集成，通过十八项推进机制实现主体的联动，最终形成了集党建引领、政务服务、基层治理、社会救助、生活服务、公共安全于一体的“1+5”县域治理总架构。
一是观全局，服务战略目的。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新一轮改革不再是简单的摸着石头过河，很多石头已从水底浮出水面，因此需要接着石头过河，或者是遇水架桥，强化以全局观念与系统思维抓改革。作为江苏乃至全国首个县级集成改革试点，江阴在享受所有省级试点政策的基础之上，先后组织召开28次协调会、对接会和论证会，最终出台由七大领域专项改革方案与改革推进机制、改革宣传方案组成的集成改革“7+2”方案。这一系统谋划是为瞄准于一个战略目标，即提升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让学生建立一个专用的“错题收集本”是十分必要的，每道错题都切中了学生知识掌握的弱点，指出了学习上的不足之处。教师要鼓励学生将做错的题目写下来，分析错误的原因，再按照正确的方法重做一遍，从而避开做错题的思维失误。学生可以将错题进行分类整理。学生要经常翻看错题本，时常做一做里面的错题，确保同一道题不能错两次，同一类题不能错两次。同时，学生还可以与同学互换错题本，每个学生错题本里的内容都各不相同，这样有利于他们取长补短，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得到启发，提高做题的准确性。通过错题积累，有利于学生明确解题思路，把握知识重点和难点，改变粗心大意的毛病。
三、靶向协同提质效：以辩证思维强化党的群众组织力
唯物辩证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决定了坚持辩证思维的关键意义。“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4]辩证思维是战略思维的基础和源泉，是指灵活运用辨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识问题，以联系、发展、矛盾的视角思考和解决复杂的现实难点。江阴的集成改革注重横纵协同发力，善于扭住“牛鼻子”，做到改革蹄疾步稳、精准有效，进一步强化党的群众组织力。
二是观长远，洞察隐性变化。“我们做一切工作，都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强调求实效、谋长远，求的不仅是一时之效，更有意义的是求得长远之效。”[2]坚持战略思维需要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这就意味着要更多地关注隐性变化，把握发展趋势，做出超前预测。为凝聚改革共识，江阴提出“三个超越”，超越一时之需看改革，把集成改革放到整个国家的改革历史洪流之中，对未来的产业和社会发展态势做好研判；超越一事之作谋改革，不拘泥于一件事情，而要着眼于整体；超越一己之念促改革，不能只盯着自身与部门利益，要立足江阴，放眼全省乃至全国，放眼全国县域单元的改革。
四、包容开放明权利：以法治和底线思维凝聚党的社会号召力
面对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型，党中央愈发注重治理方式的变革，尤其是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关键，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同时，筑牢底线、防范风险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到建设实践的始终，也是共产党人能够永葆先进性和执政高水平的推进器。江阴注重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既遵守法无授权不可为，又提倡法无禁止皆可为，并严守最低标准，确保不在根本性问题发生颠覆性错误，以新时代党的领导方式转变实现基层治理创新。
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现行体制机制不适用、不合理部分的改变，本身就是要触碰“天花板”的事情。改革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需要奉行的是“法无禁止皆可为”，而非单一的“法无授权不可为”。传统的思维模式是倾向于唯有确定合法才能为，对于尚未明文规定或是与现有规定相悖的不敢做，也怯于做。事实上，很多矛盾的破解无须纠结于具体的法律条文，或是过时的条条框框，法律和规范往往具有相对滞后性。如果仅仅是按着现有法律去做，很多东西就根本改不了。只要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理应可以大胆去尝试。“要给创新一个权衡期，在这个试验期当中，奉行‘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准则，以鼓励创新、试验。对试验期可能发生的损伤，重要的是这个权衡期要被看做是法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5]同时，江阴为广大领导干部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将其细化到具体的项目和指标，营造敢挑担子、敢闯敢试的创新氛围，做到为有担当者担当，重用改革派。2018年，全市先后有38名领导干部因改革业绩突出而被提拔和重用。当然，法无禁止皆可为并不意味着无序发展，而是明确红线不能触碰，时刻保有忧患和风险意识。例如，江阴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严格环保准入管理，开展以“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环境准入负面清单、行业准入清单和豁免清单”为内容的“三线三单”试点工作，以“区域环评+环境质量”取代项目环评，为打赢环保攻坚战、提升城市竞争力打牢基础。
江阴集成改革实践始终将党建引领置于突出位置，通过不断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以思维转换提升组织力，汇聚了改革的集成效应。两年间，江阴在谋改革、促改革上形成了强大共识，领导干部真正做到至少用1/3的时间抓改革，少了“等一等、歇歇脚”的倦怠与犹豫，多了些“顶一顶、红红脸”的勇气与坚定。正是基于党的领导思维变换和方式转型，江阴已完成356个集成改革事项中的337项，在徐霞客镇、周庄镇、新桥镇、长泾镇、璜土镇等乡镇改革“小盆景”的基础上，形成了全市域的改革“大风景”，并在七大改革领域均涌现出诸多改革亮点。此外，江苏省内的南京江宁区、苏州吴江区、常州新北区也吸收和借鉴江阴的改革方法论开展集成改革试点，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当前，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拐点，不少地区面临着改革思路理不清且道不明、部门“拍脑袋”决策、内部协同效应弱、不敢改且选着改等矛盾，归根结底是要解决好改革合力的问题。江阴以党建引领和保障改革的创新探索将为其他地区化解上述改革合力的相关难点提供有效路径和启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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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杨春贵.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3]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周其仁.突围集：寻找改革的新动力[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DOI：10.16653/j.cnki.32-1034/f.2019.019.00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加强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增加农民幸福指数研究”（项目编号：18BDJ024）的中间研究成果之一；2019年度环太湖发展研究中心课题“集成改革的路径选择与未来走向研究——基于江阴、宁波两市的比较分析”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中共江阴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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