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运用巴斯的族群与边界理论，选取广西贺州的客家人作为解剖对象，探析贺州的族群构成和历史，从客家人与其他汉族群体的亲密关系、客家文化的独特性以及与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群体历史上的冲突互动三方面，论证了客家人的族群身份和认同之源。
［关键词］客家人；族群；认同；互动
一、引 言
客家人（Hakka）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吸收了海洋文化，并不断向外迁徙，远达东南亚乃至全球各地，但又有着强烈的族群认同。客家人“客而为家”，是指在中华大陆上历经数次大迁徙，不断辗转流离，最终南下定居的一个个群体。从作为族群名称的“客家”一词就能看出，客家人是族群意象建构的结果。在落户另一片土地时，产生了自我与他者土著的差异对立，形成自身的身份认同。在许多客家人聚居的地区，由于没有族群冲突的历史和危机，客家认同并没有特别显现。在现今客家主要聚居区，他们起初往往并非以“客家人”自居，而是单纯以“地方名+ 人”如嘉应人、汀州人或大埔人自称。“客家人认同形成的关键不是特定地域或独特的文化，而是在于与他群互动过程中我群意识的觉醒。”［1］75学者罗香林考察了聚居于粤东闽西赣南地带以及后来迁居的移民，以“民系”一词，建构了客家人的历史以及族群意象：五次南迁、根在中原、衣冠士族。
关于族群的定义，笔者赞同人类学文献的一般定义：一是，在生物学上，基本上能够自我延续；二是，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在文化形式的外在统一性方面也是可以识别的，形成交流和互动的场域；三是，在与其他同类范畴相区别时，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同的成员身份［2］71。但对于客家人来说，在数次迁徙定居中与当地人通婚，实则并无血统上的真正纯粹性。因此，从文化互动角度论述客家人的特征，并运用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族群与边界的相关理论，从群体互动中解剖和研究广西贺州客家人，为探究客家人的族群认同提供一些思考。
二、贺州客家人概述
贺州市位于广西东部，为桂、湘、粤三省交界地带，交通发达，素有“三省通衢”之称。据统计，2018年贺州共有户籍人口245.91 万人，常住人口207.26万人。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贺州的民族繁多，族群复杂多样，主要有汉族、壮族、瑶族、苗族、侗族、回族等。其中汉族最多，人口约200 万，占总人口的80%；瑶族人口第二，为25 万，约占全市总人口的10%；壮族约8 万人，约占4%。汉族有本地人、客家人、九都人、铺门人、桂柳人等族群之分，其中以本地人数量居多，客家人次之。这些族群各自风俗不尽相同，都操着不同方言，每人又几乎都能说能听三四种方言。
依据徐杰舜等学者的研究，贺州族群均为移民性族群，但和客家人相较起来，瑶族和壮族算是最先来到这片土地上的世居族群［3］48。早在隋唐时期，原本主要分布在湖南湘江流域、洞庭湖一带的瑶族，便迁徙定居到桂东北和粤北地区。至元代，贺州已成为瑶族活动最频繁的主要地区，广西也成了瑶族最重要的聚居区之一。贺州的壮族，是明朝为防范和镇压广西各民族因反抗压迫的起义，采取“以夷制夷”策略，从其他地方调入耕守的壮族土兵。他们在此耕田屯守，定居于贺州。
客家人是汉族里的一个支系，大量迁入贺州是明末清初以后。其实从宋代开始，就有汉族群由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陆续迁来贺州，不过，此时的这些族群大都已经改变了原有的语言和习俗。甚至为了和后来的客家人相区别，他们自称和被称为“本地人”。一般认为，现在贺州本地人入迁贺州时间是明代以后，距今约500 至600年，而客家人大规模入迁时间距今大约只有150 至260年［4］42。现在的贺州客家人，主要指清代之后从广东梅县、揭西、揭阳、五华等县迁入的汉族族群的后裔［3］66。
明末清初，广西作为南明政权的抗清基地，遭受了惨烈的战乱，导致广西人口锐减。由于连年战乱，客家人或为谋生计，或为躲兵难，随着抗清军队迁移南方各地。另外，由于客家地区内部人口膨胀，且聚居地多处贫瘠的山区，生活困难，许多客家人开始从广东东部和西部迁入当时地广人稀的广西，广东客家人也在这时迁入贺州。清朝统一全国后，为恢复广西的农业生产，大量招抚流民并给予垦荒优惠政策，形成了从康熙到乾隆100 多年间客家人入桂的高潮。贺州因近广东且地广人稀，成为客家人移民的理想地区。咸丰六年（1856），广东台山、开平、四会一带的客家人因土地权问题与当地土著发生大规模械斗，历时12年，史称“广东西路土客斗案”，后经朝廷调解，以允许客家人进入广西各县开荒种地，建造新居为条件，平息这一事件［5］27。贺州因地理位置优势，吸引客家人大量迁入，成为广西东部客家人口最多的地方。
客家人族群作为多元汉民族的一个重要部分，显示出强烈的客家人自我身份认同和泛汉民族认同的双重性。实质上可以理解为在复杂的汉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的地方性表现。由于人们生活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差异，不同的汉族群在风俗习惯上也大不相同。在客家族群内，人们会以一些独有的方式庆祝泛汉族的节日。贺州境内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就是八步区黄田镇的“二月二”节。
有趣的是，尽管贺州地区也有不少的壮族和瑶族（境内有一个瑶族自治县），但客家人的语言接触和影响多发生在不同的汉族群中，大部分客家人和其他汉族群都不会说壮话和瑶语。这一现象说明，贺州多语制的环境中汉族族群的接触和影响，正是客家人泛汉民族体的身份认同与亲近性的具体体现。语言是其主要凸显，婚姻和习俗是其深层次的交融。一般情况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互动会降低双方的差异性而趋于规则和价值观的融合［2］67，但只要人们在互动中保持本族群的认同，便会产生辨认其成员的标准和标志其族群边界的方式。换句话说，族群间有结构性的对立，那么互动的双方或多方就会保持各自的认同标准和文化差异。客家人在历次迁徙中所形成的最重要的一个维持标准，便是宗族。贺州客家也不例外，如八步区境内有一块区域排列了李姓、龙姓、刘姓、黄姓等十余个宗祠，彰显着客家人身份与历史。
三、客家人的族群认同
巴斯在1969年主编的《族群与边界》一书中，重点探讨了族群的边界、族群的认同、族群的互动和相互依赖等问题，为族群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对以往人类学研究中族群分类的前提——文化是相互独立、不连续的观点——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认为族群研究的重点是界定它的边界，而非探寻族群内部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由此将研究族群现象的视角从族群的核心内涵转向其边缘［6］。巴斯指出，族群是具有文化差异的社会组织，但族群并不是在地域、经济和社会隔绝状态下形成的一种文化承载和区分单位，而是一种人们在社会交往互动中生成的社会关系或组织［2］66-72。这里点出了族群边界理论的两个重要内涵：一是，尽管文化差异是族群的主要表现，但族群并不是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群体。换句话说，共享的文化内涵如血统、语言中是维持族群边界的手段，是边界确立后的结果，但不是群体原始的特征。二是，族群间的社会互动才是维持族群边界的重要因素。族群认同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互联的，它形成于各种吸纳和排斥当中［7］167-172。它在与其他群体的社会关系上获得定义，并在边界上得到突出。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持续性的自我归属，即通过“他群”的存在，认知了“我群”。并且，在多个群体中，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形成了文化的互补，最后发展出族群间的依赖和互补关系。
解剖贺州客家，笔者认为，客家人族群边界同样是在与不同汉族群和少数民族族群的互动中构建出来的。客家认同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够通过与其他汉族群的互动，突出其作为泛汉族的身份；二是在迁徙的历史过程中与少数民族群体产生的冲突，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划分，产生出持续性的族群归属与认同；第三，本族群文化中的独特成分和自我归属，可视为泛汉文化与本土适应的结果——这集中展现在节日和食品两方面。
江苏 陈哲：《故事版》10月上的《寻车》写得很真实，让我想起了以前做过的一件“缺德事”。那会儿我还在上大学，每个月只有五百块的生活费，有些不够用，于是去做兼职，回家后才发现老板给的三张百元钞票里有一张假钞。我当时气不过，就想着怎么把它花掉，最后给了一个卖红薯的老奶奶，她眼神不好，看都没看就收下了。拿着红薯走了没几步，我就后悔了，转身回去要回了那张假钞，我永远记得那个老奶奶笑着说：“孩子，我都知道！”
（一）多元汉族族群互动
贺州地区各汉族群间的互动频繁，相互认同程度很高，这一点在语言上尤为凸显。因地域和历史的差异，贺州的不同族群形成了多种汉语方言。如贺州市八步区，就有本地话、客家话、铺门话、西南官话、九都话、白话、鸬鹚话、怀集话等汉语方言。贺州客家人，分为河源、河婆及长乐客家人三支，其方言虽能互相交流，但也不尽相同。
客家的“二月二”节，是其在多族群互动中展现和维持自身归属的重要手段，也起到了巩固和发展与其他汉族群和少数民族的社会关系。不仅是客家人和附近的其他汉族群体，瑶族、壮族也会参与到这个节日中。彼此相互认识了解，融洽情感，同时也彰显在这一区域中客家人作为一重要群体的存在感。
汉族群间密切的往来，在语言上互相接触影响，使得贺州不同方言之间互相趋同，因此，即便不会说其他方言，却也能基本听懂。
从表5中可以看出，除了成长满意度、上司满意度较低外，其他满意度都比较高，说明知识型员工对工作感受基本满意，这与该企业发展环境良好有关。量表各个因素之间以及和总绩效之间相关系数皆通过了P<0.01的显著检验，说明满意度的因素方向一致，都对整体满意度起作用。笔者又对量表的实际测量信度进行分析(表6)。
在客家话基础上延伸的，是客家歌谣的传唱。竹板歌（叫花歌）的故事诗《张四姐下凡》成为客家人迁徙生涯的见证［11］65。与广西壮族定期的歌圩对应，贺州客家人每年也会举办歌节，如浮山庙会、水岩坝大庙山正月十九庙会等。
（二）客家人与少数民族互动
客家人在与多族群交往中还有一重要因素，就是和少数民族的互动。在整个贺州族群迁徙历史上，形成了瑶族最先入贺，壮族为征剿瑶民而入贺，汉族人来贺又挤占了壮族所占的土地的恶性互动［3］。这样的互动既反映了明清时期统治者“以夷制夷”的手段，也反映了汉族中心主义下汉族主流群体对少数民族群体的欺压。而从族群与边界的角度来看，族群认同有互联性，客家人的自我认同，也正是在与外族的冲突中建立的。通过强调自身的文化特质，限定自我的族群边界，以排斥他人。本质上来说，客家人与瑶、壮的冲突，是对生态型资源的争夺。历史上客家与少数民族的矛盾，主要可体现在械斗与侮辱性称呼上。
以贺州客家人和瑶族的互动为例。在明清高压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之下，贺州瑶民于1462年、1521年发起斗争，此外一些爆发于两广和湖南的瑶民起事也波及贺州。而封建统治者则采取更高压的措施打击镇压，导致汉族形成对瑶族的歧视和欺压之态。明清由广东迁入贺州的客家人，因土地资源稀缺，与瑶族引发土地分配、争夺问题。由欺压争夺到反抗，矛盾激化，造成双方结党械斗，蔓延千里。在旷日持久的争斗中，贺州内的土瑶族群便逐渐从原本居住的沙田镇芳林村、马峰村、道石村等平地，被迫迁徙到沙田镇和鹅塘镇交界处等更为偏远的封闭山区内。双方彼此存在着隔膜，山外的客家人是歧视与欺压；山内的瑶民是畏惧和躲避［8］31-32。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双方在称呼上也互相侮辱中伤。如客家人把瑶族称作“山瑶佬”，这一类称谓至今还出现在客家老人对周围山区的居民表示歧视不满的话语中。而瑶族则称客家人为“客家佬”等。其实，客家人与较早迁入贺州的本地人、九都人之间也发生过“来土之争”［3］214-215。正是在冲突对抗的过程之中，内与外、自我与他者、我群与他群被构建出来，形成族群边界。族群是归属与排他的集合体，而一旦这个边界认知标准被建立，在日后的族群互动中，不管是相互排斥还是相互依存，族群的基本文化差异特征都不会发生重大的改变。
此外，客家的饮食作为标志其族群特殊性的指标之一，也反映出客家族群对汉文化的亲近性与变异性。饮食文化构成了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里，它构成了客家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客家菜的基本特色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与演变过程而逐渐形成的［10］。它表现在日常食品和逢年过节、婚庆丧葬等特殊日子里。其中，客家菜最主要的一个代表，就是“酿菜”，即把馅料酿入各种菜中，如豆腐酿、青椒酿、苦瓜酿、蛋酿等，只要想得到的蔬菜食物，都能酿。其中又以豆腐酿最为出名。有不少学者认为，酿豆腐的创制，是对北方饺子的演变。北方逢年过节吃饺子已是不可或缺的习俗。而迁入闽赣粤桂的客家先民，由于当地不适合小麦生长，难有面食，却又思乡深切，为了加强与故乡情感联系的纽带，甚至是找回强势文化携带者的优越感，便对饺子从原料到制作方法上进行创新，发明了豆腐酿。如此，通过一种饮食习惯，建构出客家文化与泛汉族文化的同源性、亲近性，也构建出客家族群在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与地理环境适应之上的独特文化属性。以至于，尽管在贺州这样一个多族群混杂的地区，客家人并没有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消解自身的身份，反而在对立中有着一个持续不断的认同标准和边界。
（三）客家文化认同
客家人刚迁入贺州时，一般都没有自己的土地。后来通过购买、垦荒和租佃、武力抢占三种主要形式拥有土地。随着客家人数量的增加，逐渐排挤本地人，从山区迁移至平原和盆地地区。客家人会做些小生意，便形成圩场和周边村落都是客家人的格局。本地人则在离这片区域比较远的地方，诸如桂岭、黄田、沙田等乡镇。黄田镇浩洞村和昭平县樟木林等地，客家人与本地人杂居。由于客家实力的不断壮大，本地人或迁移至别处，或被客家人同化，以至该地完全成了客家人的居住地。如今贺州客家人遍布贺州各地，相对集中居住在八步区、平桂管理区与昭平县、钟山县，形成有客家人较集中的乡镇，相对单纯的客家人村落和本地人村落，表现出客家人和本地人错杂居住的格局［4］36。
“二月二”节起源于上古时期人们对土地的社日崇拜。至唐代，日期和相关习俗确定。宋元以后，“二月二”习俗大体形成了两个分支：北方演变为祭祀龙神的“龙抬头”节；南方则沿用春日祭社的习俗［9］72-73。随着市场经济与节日放假的冲击，现在很多地方的“二月二”习俗已明显地衰亡，大部分人都只是听闻，却没有相应的活动。但在黄田镇，“二月二”成为客家人最为隆重的节日。这天，小镇人山人海，进出各路口被堵得水泄不通，人们只能在镇外下车徒步前来。又被当地人称为“吃节”的“二月二”，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客家人家家户户大宴宾客：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由熟人带来的客人，都一律热情款待。于是附近的乡镇，甚至别的城市都有不少人慕名前来。家家户户互相攀比的不是谁家收的礼物多，收的礼重，而是比谁家来客最多。来的客人越多越能说明谁的家族更大，朋友更多，显示该家在社会中的声望地位越高。
贺州多族群混居于同一个乡镇内，由于生产生活和平日往来的需要，一个人会四五种方言是司空见惯的事。在贺州，但凡30 岁以上的客家人，大都能通晓周围的方言，能听能说。在贺州，经常出现一种很奇特也很稀松平常的现象：在同一场合或同一家庭内部，人们会根据不同对象交换使用几种不同的方言进行交流。如他（她）可能与母亲说客家话，与妻子说本地话，与父系亲戚说白话；与人初次见面时，对方用什么方言，自己也就切换同一方言进行交流。小镇上的小孩大多是语言的“神童”，小小年纪便学会说五六种方言，面对不同的人能够说不同的方言。随着推广普通话的深入，新一代的贺州客家人掌握多种方言的能力正在逐渐弱化。
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客家人与瑶、壮族的关系得到长足发展。如民国时期共同抗匪，在生活上相互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市场改革，逐渐发展为经济上的合作互补，贺州多族群间的关系越来越团结，不可分离。尽管多族群被群体政治和经济依存整合在一块，甚至节日风俗等也逐渐磨合，但是族群边界并没有消亡。不同群体的个体能够跨越边界和其他群体的成员产生多种社会关系，但他的族群标签依然存在。并且，正因为多族群间文化的差异性，才产生丰富多样的互惠互补关系。
人们在多族群的互动中必须寻求划分族群的公开性标志，如服装、语言、住房形式或一般生活方式等，彰显族群认同的外在特征。贺州客家人与多族群混居，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彼此间的服装与住房等生活形式差异不大，唯有语言——客家话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显著地呈现出客家人的身份。在家乡时必须讲客家话，这条惯例反映族群的归属认同，包括自我认同与群体内部的认同。由于经济原因，贺州人常会走出家乡前往外地乡镇或是广东、湖南等省谋求发展。但无论在外使用普通话、本地话还是白话，回归到家乡时一定会说客家话。日常生活中有客家人在场时也会选择用客家话进行交流。这实则表现的是自我对客家人身份的认同，以及客家族群内部对“你”的认同。若一位本地人媳妇嫁入客家，不能说客家话，在群体内会对她产生一些异己感，称她为“本地妹”等。直到她逐渐掌握客家话，能用客家话与大家交流，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此外，身为客家人若不能说好客家话，也会被大家取笑。笔者认为，客家话作为客家人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一方面通过在生活中来彰显自我身份，另一方面也反过来加强了自身的族群认同。
加入左联后的鲁迅以其丰硕的创作实绩和其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进行着工作。他阅读并翻译了多种苏联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用犀利的文笔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进行斗争，“左联”五位青年进步作家，被国民党逮捕杀害，鲁迅随即写下《黑暗中国的文艺现状》等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罪行。鲁迅积极地进行被害同志的营救工作，在瞿秋白、陈赓、廖承志、丁玲等人的营救工作中，奔走呼号，做了极大的努力。1935年冬，中共北方局跟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他又为党接通了这条中断的线，使革命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通常所说的史料，是指那些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发展过程的痕迹。人类研究历史离不开史料。史料通常被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书报，包括历史记录、历史著作、文献汇编等；第二类是文件，包括政府文件、团体文件和私人文件；第三类就是实物，包括各种历史事件的遗迹和遗留下来的历史工具等；第四类存在于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包括回忆录、群众传说等。
贺州客家文化表征显示出，客家人作为汉族一个的民系，在迁入贺州后，一方面与当地人融合而产生了独特的文化，另一方面这种建立在族群界限上的交往和互动，也保持着对本族群的身份认同标准和族群间的文化差异。
四、结 语
依据巴斯族群与边界的理论，以广西贺州的客家族群为例，认为正是在多族群的互动中“客家人”的族群身份得以存在。而又以文化的差异性为标志，产生持续性的身份归属与自我认同。笔者认为，客家人的族群边界与身份认同主要表现为：一是多元汉族族群间的亲密关系，显示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二是客家文化的独特性，展示汉文化与本土适应的结果；三是与其他少数民族群体在历史上的互动，建立族群归属并凸显身份边界。
改革开放40年，回看中国食品产业的发展进程，孙宝国颇为感慨，在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当初，没人想象到中国食品产业会发展到如今的规模。孙宝国指出，目前，中国食品产业市场规模已高达10多万亿元人民币，2007年至2008年期间就已超过美国。“种类太多了，就说咱们平时喝的粥，都超过1000种。不仅如此，更多的食品已走向机械化、智能化、工业化与现代化。”孙宝国说。
客家人的族群边界与认同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与贺州境内的其他汉族族群，如本地人、铺门人等互动，特别是对多种方言的掌握、磨合，反映出彼此的亲密性，突出客家人作为多元汉族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在客家人迁入贺州的历史中，反映了客家族群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体所产生的冲突与融合。三是展现独特的客家文化，这其中既有汉族文化的共性，又有与当地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特性。客家文化的独特性也作为一个符号，标志着族群身份。如已经日渐衰微的汉族传统节日“二月二”，作为维系和促进族群关系的重要环节在贺州黄田镇办得日益隆重。总之，族群的边界是在多族群互动中形成的，而客家人身份认同的形成与维持范例，也为研究丰富多元的汉族族群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意义。
治疗结束后，对所有患者进行2年的电话随访，随访频率为2个月，随访期间应积极督促患者定期复查，观察患者的1年生存率、2年生存率、局部复发率及远处转移率。
冠心病患者临床中发病率高,比较多见,在老年群体中,冠状动脉出现狭窄和阻塞症状,导致了患者的心肌细胞缺血,引起了心绞痛症状。无症状性心肌缺血是患者的心肌缺血但是没有相关的症状出现。这类患者的临床症状缺乏典型性和特异性,因此患者的病情无法察觉,继续进行剧烈的活动,容易导致心悸,严重的还会猝死,这属于隐匿性的冠心病。临床中对无症状心肌缺血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找到可靠的早期确诊方式,让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据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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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hnic Identification of Hakka in Hezhou，Guangxi
HUANG Jian1，ZENG Cheng2
（1.WenShi ChunQiu，Nanning Guangxi 530201；2.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Shangdong 250100）
Abstract：Based on Barth’s theory of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taking the Hakkas in Hezhou，Guangxi，as the objec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thnic composition and history of Hezhou.Then，focusing o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kka and other Han ethnic groups，the uniqueness of Hakka culture and the conflict and interaction with Yao and Zhuang ethnic groups in history，Hakka’s ethnic identity and identification are analyzed.
Key words：Hakka；ethnic group；identification；interaction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861（2019）03—0053—05
［收稿日期］2019-06-06
［作者简介］黄坚（1975-），女，广西贺州人，文史春秋杂志社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传播学，民族学。
［责任编辑］袁春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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