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研究的对象:九十年代的“新意识形态”（论文文献综述）
车志远[1]（2020）在《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工人”是一个复数概念,其本身包含着中国经济社会构建与转型的特定指向:一类是东南沿海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产生的“新工人”,一类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老工业基地转型下的“老工人”。20世纪90年代,几千万的国企“老工人”下岗和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城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他们始终都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多年来,文学研究者们往往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农民工文学”等词语来命名“新工人”题材的文学创作,但这种称谓却失去了与“老工人”对照中应有的历史意识,消解了为“新工人”争取劳工权益、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等方面的文化政治意味。如何通过文学实践来表现“新工人”的真实诉求、建构新型的社会文化、想象一个更加平等与公平的未来是本文的切入点和主题。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他们都始终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一种历史意识来追溯梳理“新工人”的“前生今世”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有“方法论”意义。一方面要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底层话语”三个视角来发现这一群体是如何纳入“政治规划”与“文学想象”的,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些复杂的形象是如何被呈现的。如果我们要从整体上观察新世纪文学,那么,曹征路《那儿》的发表及其讨论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整个社会关注对象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标志性事件。从《那儿》到《问苍茫》勾连出“底层话语”与“左翼话语”,并以反思“纯文学”,恢复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文学由“怎么写”转变为“写什么”与“为谁写”和“谁来写”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新世纪“新工人”书写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写作趋向。在《那儿》之后,讲述“新工人”已经由“应不应该讲述”向“如何讲述新工人”转向。在讲述方式上,以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现实主义重新介入转型期社会语境之中,现实主义成为讲述“新工人”的重要方式;在讲述主体上,一方面是从“代言者”以观看“他人”之痛方式聚焦“新工人”,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主体不断下移,“新工人”也开始表达自身;在讲述空间上,讲述“新工人”离不开城乡关系书写,城与乡不仅是作为有关“新工人”空间想象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另外本论文选取了“新工人”诗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以及“新工人”影像表达作为切入点,来进一步探求其艺术形式的意义、局限及可能性,以期为新世纪文学增添新的文化想象与表现形式,最后我们既要能看到其意义和价值,也要看到其限度和可能,以期“新工人”书写能够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的基点。“新工人”书写不只是特定群体的文学形态,而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回应现代危机的文学表达。对“新工人”的建构与想象既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有关“人的可能性问题”。在搜集整理分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本文结合社会历史现状探索使用了文化研究等方法,并在行文中有所归纳。
李涛[2]（2020）在《“单位”与作家创作的转变（1984-1992）》文中指出单位作为一个具有制度性、组织性等特征的文化空间,它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的组织化构想与计划经济体制的相互配合使单位成为影响文学发展的关键因素。作家不得不依附、受制于单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文学生态与文学形态。“十七年”、“文革”与80、90年代相比,作家与单位的关系发生了明显了变化,作家在变革的新社会环境中具有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文学生态与文学形态也具有了新的质素。解析作家与单位之间关系发展变化及其给文学创作的影响,即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绪论部分主要梳理了研究现状,介绍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文学制度研究,有关自由撰稿人的研究,以及“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研究价值、方法及写作思路。第一章主要探析作家单位的重建与新变。“新时期”以清算“文革”为肇始,于广大作家而言,首要的便是恢复在“文革”中遭受严重冲击的各级文联和作协的机构,新时期作家队伍的重建经历了严格的资格筛选。文艺界清算“文革”时包含了诸多的暧昧不清之处,“同一性”的破裂正是矛盾滋生的结果,关于《苦恋》的争论则代表主流批评的分裂。作家队伍的重建由最开始的集中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范畴,逐步具体、深化到专业作家体制改革,在官方和地方作协之间在改革的速度和重心上面能看到较为明显的差异。第四次作代会对“创作自由”的重申,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精神清污”的影响,开启了文学发展的新向度,为此后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二章主要讨论自1984年逐渐显露的新的文学风貌、作家创作的代际差异以及自由撰稿人的重新出现。80、90年代,文坛上聚集了老中青三代作家,从五四时期到新时期,整个时间跨度极大,而出生于不同时代的作家在知识背景、文学师承、审美趣味上各异。不同代际的作家除了在审美方式的选择上不同之外,还具有不同的写作伦理;通俗文学的井喷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文学样态;作品中单位生存书写展现了个人在单位中具体细致的生存图景;单位体制内的作家与自由作家的文学选择也不尽同。90年代初开始崛起的“新生代”作家群便多数是以辞去公职的自由撰稿人姿态出现。归因于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稿酬制度的恢复与调整、以及作家队伍的分化等要素,自由撰稿人又得以重新出现。第三章主要分析单位体制内外作家创作的自由与限度问题。韩东、王朔与王小波的创作情形,为我们理解80、90年代单位与作家创作关系的转变,提供了典型案例。韩东由主要创作诗歌向主要创作小说的转变;王朔自觉且热情地拥抱大众文化,拥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获成功;王小波的小说、杂文则代表了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保持自由写作和边缘批判的可能性。如何处理文学与市场、商业之间的关系,成为许多作家需要思考和选择的难题,单位体制外的作家带来了文学与美学自由与多元化的可能;国家层面也通过完善评奖体系、惩罚越轨行为,来引导和干预文学创作。结语部分总结了全文观点。概而言之,单位对作家创作的束缚,经历了由紧到松的过程,80年代前期因为冷暖交替的气候,中间有许多反复,但是随着市场化的逐步确立,作家不再依靠专业作家工资来养家糊口,生存的方式多样化,作家的自由程度空前的提高。单位与作家及其创作之间关系的变化过程,是中国社会逐步转型的投影和文化表征。
雷杰妮[3]（2020）在《新写实小说的转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87年前后,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种名为新写实小说的文学创作潮流,它以全新的文学表达形式,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满含着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等内容指向的世俗生活空间,并以认同世俗的创作态度承认了日常生活的合法性地位。自此,新写实小说掀起了文学评论界的热议,也令其一跃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文坛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浪潮的裹挟下,人们所处的文化语境也随之产生突变,致使新写实小说难以避免地陷入到被其他新生文学样式即将取代的艰难境地中。因此,在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新写实小说作家尝试寻求用一种新的叙述方式来表现自我,他们以突破和因袭之势努力修正自身的创作局限,借更加多元的文学形态去破解原有的文学创作理念,令其作品呈现出对新的美学经验的认同。本论文以新写实小说为重点研究对象,选取“转型”作为本文研究切入点,将新写实小说转型前的文学作品作为对比的参照对象,旨在对新写实小说转型前所陷入的文学创作局限与历史发展拘囿予以深刻探讨,通过论述新写实小说作家在文学观念和具体创作上的转变,由此探寻新写实小说文学创作在时代浪潮中的顺应与坚守,并从中挖掘其转型的意义与价值。论文首先以新写实小说及其转型作为研究出发点,论析新写实小说的兴起过程和艺术特点,并与时代背景相结合探索新写实小说在全新文化语境下所陷入的创作拘囿,呈现新写实小说在创作观念上的转变。其次,从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池莉和刘震云的具体创作出发,通过整合二位作家在创作转型前的共通之处,即消解崇高,分析他们在物欲波澜下而陷入的身份认同危机和全新的文学创作尝试。接着,从人性书写的研究立场出发,探寻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刘恒和方方的文学创作转变,他们在尝试与社会语境保持协调的同时,也根据个人的创作特色进行着迥然不同的个性化尝试,折射出新写实小说作家在创作心境和叙事立场上的转变。最后,从新写实小说创作经历“由整体到多元的”变化过程入手,分别从坚守个人化日常叙事和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变两个方面来论述其在实现文学转型时的“恒”与“变”,并反思新写实小说在转型中仍未解决的问题,由此挖掘新写实小说转型的时代意义和自身独立价值。
张锐[4]（2019）在《“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文中提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对当代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模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引发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时至今日,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概括而言大体上可归结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结构的深度嵌入,深刻地重构了整个社会包括其各个单元既往的运行规则,同时也改变了互联网本身只是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功能角色;另一方面,互联网独特的技术架构与运行演变规律,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话模式,并使人们逐渐形成了对互联网新运行逻辑的认知成果或所谓“互联网思维”。意识形态作为社会观念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随着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正在变得更加复杂而多变,从而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互联网意识形态”这一问题本身的浮现,并逐渐演变为目前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理论焦点。近年来,围绕着互联网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探讨,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是认为互联网具有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另一种则认为互联网自身也展现出意识形态属性。这两种观点和主张都有自身提出的理论依据和时代背景,但随着互联网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深入,上述两类观点不仅各自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和指向,而且其相互之间也开始产生出日益深化的辩驳与争论。基于此,本文在研究互联网与意识形态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其目的在于明确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究竟是作为“载体”时所体现的服务于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功能,还是作为“本体”时技术自身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外显。笔者以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澄清无疑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本文的写作思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基于传统的“载体论”视角,论证互联网作为技术载体工具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或外在功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维度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描述;二是基于“本体论”视角,从互联网技术自身所引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更,论述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精神的内在意识形态功能或其本身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从互联网技术发展及其嵌入社会结构的全过程来看,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既是作为载体工具而体现的,也是互联网技术自身的一种内在属性,即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样态。最后,本文还尝试结合我国互联网治理的现实语境,提出整合“本体论”与“载体论”基础上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及治理思考。论文具体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问题的由来:关于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在概要性地阐释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及演变的基础上,介绍了关于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争论观点,并对这些观点的局限性进行分析,由此提出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再审视问题;第二章“‘载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维度,分析互联网作为技术社会的载体的意识形态属性表现;第三章“‘本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技术自身作为一种社会性本体的角度,分析互联网作为一种特定的“结构—功能”统一体的意识形态属性;第四章“‘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变奏: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是文章对之前两类观点的融合创新,分析了互联网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作用机制,论述了“互联网思维”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并对新的互联网意识形态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比较,以图为互联网境遇下治理意识形态的相关实践找寻相关的理论依据;第五章为“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及其治理分析”,是整篇文章的实践应用部分,该章针对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特殊矛盾状况,提出建构互联网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并通过“互联网+‘一带一路’”这样的案例,进行了如何掌握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权的实证分析。正是基于上述研究思路和分析架构及其具体阐释,本文从总体上指出: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载体工具已经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社会全过程,通过影响当前社会结构实现其意识形态属性;而另一方面,作为技术本身,互联网也通过其技术结构所形成的新的存在及选择方式在互联网社会中形成特定的技术意识形态,并具体地通过互联网思维呈现出来。因此,从互联网技术产生、发展到深度应用的整个过程来看,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一个“载体论”与“本体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和相互深化的过程。而由此形成的当代意识形态的互联网存在或互联网的意识形态面貌,无疑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提出了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的时代境遇。由此来看,“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既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技术作为技术“本体”的复杂性,也要处理好由于技术发展而带来的互联网“载体”工具在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中的策略性问题,既要增强意识形态工作上的技术创新“硬实力”,也要强化工具治理的“软实力”,从基本理念到具体方法上进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创新,提出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思路及治理方略。
周日平[5]（2019）在《论方方的知识分子书写》文中研究说明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巨大转型,中国社会、文化界遭遇了严峻的现代性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问题,因此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一直是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密切关注的焦点。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方方作为当代拥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悲悯情怀的作家,与生俱来的知识分子人格气质使她对知识分子怀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她总能通过苍凉的笔触对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困境进行深入书写,契合了当代学界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探讨与反思。方方书写的主要知识分子类型包括五四时期国族危难之际的殉道者,极左政治统治下的异化者,市场经济时代里的失落者。方方深入到具体的社会时代背景与历史情境中展现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的命运遭际,文本之内的知识分子形象呼应着文本之外的知识分子在当下现实生存镜像,呈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生存状态、文化人格以及精神现状。方方的知识分子书写经历了从稚嫩期、探索期到成熟期的历程,体现了本身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方方在不同阶段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与思考。方方的知识分子书写历程与其自身的精神历程有重要联系,其书写的知识分子形象具有作家自己强烈的个人化精神体验特征,她在不同时期对知识分子的书写折射出她在不同时期身份与精神的转变。方方在不同时期所书写的知识分子类型有着不同的成因,既有时代、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体制方面的影响因素,也有自身阅历、个人身份认同以及知识分子家庭影响等方面的原因。方方的知识分子书写艺术风格也经历了由稚嫩期的浅显单薄、探索期的冷峻犀利到成熟期多种风格的驾驭与自由转换的嬗变历程。方方的知识分子书写丰富着中国知识分子题材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她对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深度探求与书写蕴含着对五四知识分子精神的推崇,对极左政治及消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其中对消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又包含着对社会中出现的伦理失范与道德信仰缺失、贫富差距与阶层固化、大众文化泛滥等负面问题的关注和揭示。同时,方方的知识分子书写也是有缺憾的,如对部分知识分子批判的弱化、乌托邦精神的式微等。
李双伶[6]（2019）在《80-90年代王安忆创作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位勤于思考,且高产的当代作家,王安忆的作品不可谓不丰富。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当与王安忆同期的很多80年代作家纷纷遭遇了写作危机的时候,王安忆却又一次爆发出了惊人的创作力。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为期一年的沉寂后,王安忆创作出了《叔叔的故事》,一反之前的创作风格,以冷静的笔调审视了两代知识分子不同的精神状态和困境。王安忆在九十年代初的转型是清晰可见的,不仅在形式风格上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巨大改变,同时也在思想内容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着这些改变的是,王安忆把书写和阐释的难题推给了读者和文学评论者。我们如何正视王安忆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转型?她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她的创作转型对作家自己意味着什么?或者,在更大的层面上说,王安忆在这一时期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她要通过转变回应什么?这些问题不仅对于理解王安忆九十年代以至当下的创作十分重要,而且,对于王安忆这样一位关心现实关心社会的作家来说,理解她在九十年代初的转型,可以带出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社会转型的探索。反过来,在社会历史的层面上理解王安忆,可能更能确认王安忆创作转变的重要性。本文就以理解王安忆的创作转型为切入点,试图清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社会转型。
杨朔[7]（2019）在《圩镇的改造、解体与重建 ——以圩镇为例理解文化变迁的性质和意义》文中研究表明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的各要素相互影响。本文采用了该定义,强调文化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各要素的相互作用。随着各要素的复杂关系和相互影响,文化发生了变迁。通过圩镇案例的分析,本文发现,圩镇农业和工业的变动带来了物质变迁,与之相关的是思想观念的变动,两者联系紧密,这些要素构成了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圩镇的“改造”、“解体”和“重建”三个时期是紧密联系的,“改造”时期是“解体”时期的起点,“解体”时期破坏了原有社会关系的有序,“改造”时期的经验也为“重建”提供了可能。圩镇整体生活方式的变动,也是圩镇文化的变迁。在“改造”阶段,圩镇干部群众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为圩镇搭建了农工循环系统,圩镇也由此产生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整体生活方式。在“解体”阶段,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圩镇改革的目标,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圩镇人的“私有”观念日益凸显,原有的整体的生活方式被替换,圩镇产生了重要的文化变迁。也正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经济社会范式的转型和文化的变迁,圩镇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协调。如今已经迈入新世纪的圩镇要如何重建自己的整体的生活方式?本文认为以原有的集体主义文化为基础,以生态文明和集体经济为重要抓手,圩镇才能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形成新的积极的文化形态。在对圩镇具体案例的文化分析中,我们对于较为抽象的文化理论有了更为具体的理解。
杨希帅[8]（2017）在《半路人的生活创伤与悖论式的个人意识——论徐则臣“京漂”系列小说中的理想主义书写》文中指出"京漂"系列小说是徐则臣文学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在新世纪"底层文学"思潮中讨论徐则臣"京漂"系列小说,那么其深层内容和"底层"书写的核心则是对理想主义者生活创伤和精神困境的书写。所谓京漂人物的生活创伤和精神困境指的是,内在于他们身上的理想主义精神的衰退和个人主体性的丧失。这使得徐则臣在"京漂"系列小说中书写的理想主义最终走向庸俗化的境地,理想主义者陷入主体性丧失的困境之中。
陈守湖[9]（2017）在《“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文中指出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文学新变几乎是一种常态。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依然还属于政治规约中的“形势”之“新”,那么,“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则可以看作审美自律意识推动下的“形式”之“新”。从“85新潮”算起,先锋文学热潮持续了 5年左右,并在90年代整体转向,大多数先锋作家开始拥抱现实,形式实验的激情不复存在。尽管先锋文学已经成为往事,但先锋文学至今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昔日的先锋代表作家依然是目前中国文坛最有份量的作家。对于先锋文学的评价,一直伴随着分歧。比如有人认为,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被高估了,先锋文学是依靠批评家反复阐释加以经典化而进入文学史的,依托先锋文学确立起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负面的遗产等等。三十年这样一个时间长度,正好为重审先锋文学遗产提供了契机。因此,本论文选择了 80年代这个“历史空间”来聚焦先锋文学,将先锋文学加以“历史化”“陌生化”,通过文学史料、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的对参研析,试图还原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体验“形式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先锋激情和梦想,在“历史的同情”和现实的审视中重评80年代先锋文学形式实验之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独特价值。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绪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结合“重返八十年代”的人文动向简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缘由;二、从先锋文学话语政治、知识谱系、精神意象、历史阐释、叙事伦理、语言风格六个方面的塑形入手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三、从历史研究、思潮研究、文本研究三个维度对先锋文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四、介绍研究的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和难点;五、对论文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80年代先锋文学”和“形式意识形态”进行学理阐释。第一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从逃离革命政治的总体化元叙事、重新续接“五四”启蒙传统、80年代美学热的文化政治本质、改革时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中的先锋激情五个角度,展现了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和人文生态。第二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先锋文学并不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一下子冒出来的,本章以反叛、独立、创新这样的先锋精神为参照,循着地下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样一条脉络,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话语、先锋精神、先锋形式的文学沿革和历史源流。第三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主要聚焦于这样四个特征:一、对于所指的疏离,使文本成为能指浮动的世界;二、对于间离陌生的偏爱,赋予了语词意义奇幻的效果;三、对于听觉（声音）、视觉（色彩）的借重,生成了异端的修辞;四、对于官能体验的依赖,带来了文本的陌生化。第四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先锋文学挑战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成规,通过形式自律自我“立法”,它只服从于它自己设定的虚构世界的存在逻辑和价值判断。本章从文学真实的解构、叙事时空的重置、叙事威权的拆解、隐秘历史的阐释、文本互文的制造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五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先锋文学除了在文本形式上标新立异,在精神意象上同样别具一格。倾注了形式实验激情的先锋文本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的“意味”就来自于精神意象的独特性。本章对先锋作家经常触及的荒诞、疾病、死亡、欲望、暴力五个精神意象进行了探析。第六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本章提出了如下观点: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先锋并未终结,而是转型;伴随日常生活审美化,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将更为频繁,先锋的面目也将更为模糊,同时先锋文化也将在大众文化中弥散;在消费主义时代,先锋文化在商品化、趣味化、传媒化三个维度上发生了变异;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而启蒙价值、叙事价值、美学价值弥足珍贵。在结语中,研究者结合自己对先锋文学文本的感性阅读体验和理性研究分析,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何谓“先锋”、“先锋”何为。同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尽管可以在80年代先锋文学作品中挑出无数的硬伤,甚至某些作品还有着邯郸学步般的拙劣,但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激情和梦想,先锋作家对于文学规则的勇敢颠覆,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致敬。先锋就是独立,先锋就是自由,先锋就是革命,中国文学的先锋,应当永远在路上。
吕狂飚[10]（2017）在《从崇高到底线—近四十年我国师德观的脉络与问题》文中认为在当下,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构建一种崇高加底线的师德体系来同时解决诸如师德失范、师德高标、师德平庸等问题。然而,在盲目地构建这样一种师德体系之前,我们所需做的恰恰是以历史的视角来厘清师德问题的源流、还原真实的崇高和底线师德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我国近四十年的社会境况、师德文献的梳理、总结、分析;同时,借以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的相关思想理论进行深化;本研究考察了我国近四十年的师德观的流变。大体而言,其经历一个从“崇高”（1976——1984年）到“高标”（1985——1992年）再到“底线”（1992年之后）的转变。因此,除却绪论和余论,本研究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考察我国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师德观。通过梳理这一时期的师德文献和相关师德规范;本研究发现,当时的人们对师德的崇高性的认定来自教师作为“模范”的身份,但崇高师德的内容却是来自人民伦理,后者依据的是教师作为人民教师的身份。同时,通过对“献身”和“爱生”这两个师德要求的溯源,本研究发现这两个师德要求其实都来自人民伦理。第二部分主要考察我国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师德观。通过概述、分析这一时期的教师伦理学和相关师德规范;本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师德观念出现了高标化的倾向。在教师伦理学中,研究者混淆了师德的理想层次和师德的底线要求;这一 “混淆”在“理想一元”的境况下,并没问题;但从当时社会文化热的背景下来看,这—“混淆”无疑使得曾经的崇高师德变成了高标师德。同时,通过对《规范》的性质和内容的分析,本研究发现其普遍理想的导向亦对教师构成了道德压迫。第三部分主要考察我国在九十年代后的师德观。通过聚焦我国在九十年代初出现的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本研究发现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一个明显的转向——“躲避崇高”。这一观念上的根本性的变化不仅意味着人们对某种普遍的理想的拒斥,更意味着对理想本身的冷漠以及对崇高和庸俗之间的价值秩序的颠覆。相应的,在师德领域也开始出现了一种底线师德观的转向,即认为教师（职业意义上）不需要、也不应该崇高。进一步深究这种底线师德观,本研究发现其依据来自自由主义的公域与私域、职业与个人等两分。这些“两分”虽化解了师德高标、压迫等问题,但它们亦给师德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在最后,通过将底线师德与自由主义的相关思想进行类比,本研究发现底线师德要想实现其作为底线的功能,即实现其在逻辑上之于崇高师德的优先性,就必须以悬置崇高师德为前提;可是这种悬置本身却消解了崇高。如果底线增设了崇高的内容,那么它本身也就会变成一种基于某种至善的师德体系,进而失去其在逻辑上的优先性。所以,底线师德与崇高师德其实并不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可以轻易地结合;底线师德要想实现其逻辑上的优先性,必然要悬置、拒斥任何的崇高师德;尽管这一悬置可能会达到兼容多元的崇高师德的效果,但其暗含了对崇高师德的消解。
二、文化研究的对象:九十年代的“新意识形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化研究的对象:九十年代的“新意识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新工人”:概念界定、建构与想象 |
| (一)概念的界定:谁是“新工人”? |
| (二)“新工人”文学的建构与想象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 (一)国内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选题依据、写作路线与方法 |
| (一)选题依据 |
| (二)写作路线与方法 |
| 注释 |
| 第一章 历史与现实:“新工人”的“前生今世” |
| 一、有关“新工人”的“发现”与诸种“话语”构建 |
| (一)启蒙话语:“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 |
| (二)革命话语:“左翼文学”与“人民文学” |
| (三)底层话语:“新左翼”文学与“新人民性”文学 |
| 二、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乡下人”进城 |
| (一)现代性危机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 (二)“生产性城市”与“招工进城” |
| (三)“现代化想象”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 三、当代文学史中“工人”的书写 |
| (一)英雄的创业者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 |
| (二)“改革者”遭遇“现实冲击”的工人书写 |
| (三)“无名的底层”与“看不见的主体” |
| 注释 |
| 第二章 发现与转向:《那儿》的讨论与新世纪文学书写新变 |
| 一、现实背景:《那儿》与转型期中国社会 |
| 二、作为“事件”的文学——有关《那儿》讨论以及知识界转变 |
| 三、作为方法的《那儿》:社会转型期文学的位置 |
| 四、从《那儿》到《问苍茫》:阶级想象、新左翼话语实践与反思 |
| 注释 |
| 第三章 表述与再现: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一、“新工人”书写与作为方法的现实主义 |
| (一)从“落地”到“生根”——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正反合” |
| (二)“主义”之后“新工人”现实书写的“返场” |
| (三)困境与可能:“新工人”书写如何现实主义? |
| 二、从代言到立言: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一)观看“他者”之痛——代言者如何讲述“新工人” |
| (二)反观自身之维——“新工人”如何表达自身? |
| 三、城乡书写与“新工人”空间想象 |
| (一)城市“他者”的生存苦难 |
| (二)身份认同危机与精神漂泊 |
| (三)另类想象与返乡叙事的可能 |
| 注释 |
| 第四章 形式与类型:“新工人”诗歌、非虚构与影像表达 |
| 一、“新工人诗歌”与新世纪诗学的新趋向 |
| (一)诗歌风景——作为问题与方法的“新工人诗歌” |
| (二)美学原则——“新工人”何以“诗歌”? |
| (三)文化反思——以“我的诗篇”为例 |
| 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与局限 |
| (一)何以“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 |
| (二)何是“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出场与生成 |
| (三)如何“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叙事策略 |
| (四)反思“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局限及新的可能 |
| 三、影像如何表达转型期的“新工人”与“老工人”形象? |
| (一)“静物”与“流动”——厂区“空间”叙事 |
| (二)“间离”与“互文”——工厂经验的“时间”书写 |
| (三)“断裂”与“融合”——如何看待“老工人”与“新工人”? |
| 注释 |
| 结语:反思与重构:“新工人”书写的意义、困境与可能 |
| 一、“新工人”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
| (一)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与文学意义 |
| 二、“新工人”书写的困境与可能 |
| (一)题材热与“类型化”写作困境 |
| (二)苦难叙事与“现实感”缺乏 |
| (三)理论建设不足与批评话语窘困 |
| (四)重构一种新的文学——“新工人”文学建构的可能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单位”与作家创作的转变（1984-199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单位的重建与新变 |
| 一、乍暖还寒的早春:文艺机构与作家队伍的重塑 |
| 二、同一性的暧昧与矛盾的滋生 |
| 三、专业作家体制改革与新向度的开启 |
| 第二章 新的文学风貌的出现 |
| 一、写作伦理的更迭与文学形态的多元 |
| (一)“写作伦理”与“审美范式”的确认 |
| (二)通俗文学的井喷 |
| 二、自由撰稿人的复活与勃兴 |
| (一)稿酬制度的重启 |
| (二)自由撰稿人的出现 |
| 第三章 自由与限度 |
| 一、“单位”内外与韩东的文学创作 |
| 二、王朔:商业“先知”与自觉迎合的姿态 |
| 三、王小波:自由写作与边缘批判的可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研期间发表的文章 |
（3）新写实小说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新写实小说的发展 |
| 第一节 新写实小说的兴起与特点 |
| 第二节 新写实小说的发展与局限 |
| 第三节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观念转变 |
| 第二章 消解崇高的日常生活重构 |
| 第一节 池莉——从日常生活到都市生存 |
| 第二节 刘震云——从“一地鸡毛”到回望故乡 |
| 第三章 消泯发展的人性书写 |
| 第一节 刘恒——由悲悯苍凉到幽默调侃 |
| 第二节 方方——从消解主观到爱憎分明 |
| 第四章 坚守与顺应并存的转型 |
| 第一节 坚守日常生活叙事 |
| 第二节 顺应时代潮流创作 |
| 第三节 反思新写实小说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由来 |
| (三)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可能的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问题的由来: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 |
| 一、“意识形态”概念界定 |
| (一)意识形态涵义 |
| (二)“意识形态属性”判定条件 |
| 二、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观点与局限性分析 |
| (一)作为技术载体的互联网意识形态论 |
| (二)作为技术自身的互联网意识形态论 |
| (三)局限性分析 |
| 三、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再审视 |
| (一)“载体论”还是“本体论” |
| (二)基于载体与本体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分析 |
| 第二章 “载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属性 |
| 一、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政治维度 |
| (一)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的传播 |
| (二)自由平等意识形态的传播 |
| (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 |
| 二、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经济维度 |
| (一)消费主义的流行 |
| (二)共享意识的兴起 |
| (三)服务价值的强化 |
| 三、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维度 |
| (一)创新理念的普及 |
| (二)知识权力的凸显 |
| (三)网络文化的繁荣 |
| 四、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生活维度 |
| (一)娱乐主义的盛行 |
| (二)虚拟生存的异化 |
| (三)绿色理念的深化 |
| 第三章 “本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属性 |
| 一、“互联网思维”的概念界定 |
| (一)“互联网思维”研究方法 |
| (二)“互联网思维”概念界定 |
| 二、互联网技术体系特点:互联网思维方式形成的技术前提 |
| (一)“互联互通”:时空观念重组与互联思维的普及 |
| (二)“去中心化”:对权力结构和权威意识的消解 |
| (三)“拟态空间”:虚拟身份兴起与实体世界的解构 |
| 三、互联网思维特征:互联网运行逻辑的思维认知 |
| (一)大数据思维 |
| (二)众筹思维 |
| (三)关系思维 |
| (四)自组织思维 |
| (五)不确定性思维 |
| (六)分布式思维 |
| 第四章 “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变奏: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 |
| 一、以互联网媒介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正在形成 |
| 二、互联网媒介意识形态功能的作用机制 |
| (一)作为“载体”:互联网媒介环境对社会心理的干预 |
| (二)作为“本体”:基于技术存在决定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偏向 |
| 三、媒介技术的社会化中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分析 |
| (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化过程 |
| (二)历时性与共时性:互联网技术社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特征 |
| (三)载体性与自主性:互联网技术社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表现 |
| 四、交往关系中的互联网媒介意识形态分析 |
| (一)互联网媒介技术形成的交往关系 |
| (二)互联网意识形态:交往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
| 五、互联网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比较分析 |
|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互联网”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 |
| (二)“互联网作为特殊意识形态”与“科技即意识形态”辨析 |
| 第五章 “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及其治理分析 |
| 一、“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内涵 |
| (二)“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新特征 |
| 二、“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新意识形态的新挑战 |
| (一)互联网载体意识形态功能治理难度的改变 |
| (二)互联网自身意识形态功能的认知具有复杂性 |
| 三、“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创新构建的逻辑进路 |
| (一)宏观上创新互联网意识形态构建理念:从监管到治理 |
| (二)中观上调整互联网意识形态治理策略:从观念意识形态到技术意识形态 |
| (三)微观上改进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方式:从官方话语形式到共识效用思维 |
| 四、“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实践应用:重构互联网意识形态中国话语权 |
| (一)构建全新合作场域:推动“一带一路”信息的互联互通 |
| (二)孵化民心连通方式:以数字化体验想象唤醒文化认同 |
| (三)创新主题内容建构:打造“一带一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论方方的知识分子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0.2 .研究现状 |
| 0.3 论文结构安排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方方书写的主要知识分子类型 |
| 1.1 国族危难之际的殉道者 |
| 1.2 极左政治下的异化者 |
| 1.3 市场经济时代的失落者 |
| 第2章 方方知识分子书写的历程及其成因 |
| 2.1 知识分子书写的历程 |
| 2.1.1 知识分子书写的稚嫩期 |
| 2.1.2 知识分子书写的探索期 |
| 2.1.3 知识分子书写的成熟期 |
| 2.2 知识分子书写历程的成因 |
| 2.2.1 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体制的限制 |
| 2.2.2 社会阅历与文化思潮的影响 |
| 2.2.3 身份认同与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 |
| 第3章 方方知识分子书写的价值意义与缺憾 |
| 3.1 对五四知识分子精神的推崇 |
| 3.2 对极左政治的反思与批判 |
| 3.3 对消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
| 3.3.1 伦理失范与道德信仰缺失 |
| 3.3.2 贫富差距与阶层固化 |
| 3.3.3 大众文化的泛滥 |
| 3.4 方方知识分子书写的缺憾 |
| 3.4.1 对部分知识分子人性批判的弱化 |
| 3.4.2 乌托邦精神的式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80-90年代王安忆创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王安忆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 转折的时代 |
| 2.1 转折的历史 |
| 2.2 转折的知识界 |
| 2.3 突破叙事危机的可能性 |
| 3 危机的时刻 |
| 3.1 英雄心与现代性 |
| 3.2 虚妄的“内面” |
| 3.3 反省与总结 |
| 4 作为启示的革命理想 |
| 4.1 反抗的种子 |
| 4.2 向“革命”求援 |
| 4.3 重临现代性 |
| 5 从市民社会出发 |
| 5.1 从反抗理论开始 |
| 5.2 作为资源的都市日常 |
| 5.3 市民社会的理想与危机 |
| 5.4 想象性的解决: 作为乌托邦的市民社会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圩镇的改造、解体与重建 ——以圩镇为例理解文化变迁的性质和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变化中的圩镇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第一章 改造:整体生活方式的形成 |
| 第一节 物质基础的改造 |
| 第二节 思想与情感的形成 |
| 第三节 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形成 |
| 第二章 解体:社会关系的破坏 |
| 第一节 范式转型 |
| 第二节 思想的转变 |
| 第三节 原有社会关系的破坏 |
| 第三章 重建:生态文明重建圩镇? |
| 第一节 生态文明 |
| 第二节 生态经济:生态文明重心的转变 |
| 第三节 集体经济:生态文明建设的抓手 |
| 第四节 新的可能 |
| 第四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档案选编(节选) |
| 附录二:受访人信息 |
| 附录三:访谈记录(节选) |
| 致谢 |
（8）半路人的生活创伤与悖论式的个人意识——论徐则臣“京漂”系列小说中的理想主义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发现底层与“京漂”书写 |
| 二、半路人的生活创伤 |
| 三、悖论式的个人意识 |
（9）“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描述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评析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难点 |
| 第五节 核心概念阐释 |
| 第一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 |
| 第一节 一种对抗——逃离元叙事 |
| 第二节 一种诉求——启蒙又重来 |
| 第三节 一种思潮——审美政治化 |
| 第四节 一种梦想——现代性追求 |
| 第五节 一种标举——先锋的姿态 |
| 第二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 |
| 第一节 “地下文学”的先锋萌动 |
| 第二节 “朦胧诗”的先锋意蕴 |
| 第三节 “意识流小说”的先锋探索 |
| 第四节 “寻根文学”的先锋突围 |
| 第五节 “形式实验”的先锋决绝 |
| 第三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 |
| 第一节 能指游戏:所指的遮蔽 |
| 第二节 间离陌生:奇幻的快感 |
| 第三节 声色涂抹:异端的修辞 |
| 第四节 私性拼贴:官能的狂欢 |
| 第四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 |
| 第一节 文学真实的解构 |
| 第二节 叙事时空的重置 |
| 第三节 叙事威权的拆解 |
| 第四节 隐秘历史的阐释 |
| 第五节 文本互文的制造 |
| 第五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 |
| 第一节 荒诞:现实的异化 |
| 第二节 疾病:晦暗的隐喻 |
| 第三节 死亡:在世的呓语 |
| 第四节 欲望:人性的沉沦 |
| 第五节 暴力:畸变的生存 |
| 第六章 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 |
| 第一节 是终结,还是转型 |
| 第二节 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 |
| 第三节 先锋文化与消费主义 |
| 第四节 形式实验的价值重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从崇高到底线—近四十年我国师德观的脉络与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尚待重新理解的底线和崇高师德 |
| 一、选题缘起 |
| (一) 被遗忘了的底线师德 |
| (二) 被模糊了的崇高(传统)师德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者对底线师德与崇高师德的理解 |
| (二) 国内关于师德观的历史研究 |
| (三) 国外相关研究 |
| 三、本研究的思路 |
| (一) 以师德观的历史还原真实的底线师德和崇高师德 |
| (二) 历史阶段的选取及划分 |
| (三) 师德的概念、观念以及理念 |
| (四) “谁”的师德观以及如何呈现师德观 |
| 四、近四十年我国师德观的简明脉络 |
| (一) 从“崇高”到“高标”再到“底线” |
| (二) 观念以及内容的转变 |
| 第一章 1976-1984:人民教师的崇高师德 |
| 一、崇高师德的复位 |
| (一) 教育的恢复 |
| (二) 教师合法身份的恢复 |
| (三) 师德崇高性的认定 |
| (四) 崇高师德内容的来源 |
| 二、人民教师的“献身” |
| (一) “人民”的转义与人民教师的界定 |
| (二) “献身”的脉络 |
| (三) 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问题 |
| 三、人道主义的浪潮与“爱生” |
| (一) 人道主义的浪潮与知识分子的复归 |
| (二) 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
| (三) “爱生”的依据及其局限 |
| 第二章 1984-1992:崇高师德的高标化 |
| 一、教师伦理学中的师德高标化 |
| (一) 教师伦理学的成型及其对崇高师德的继承 |
| (二) 教师伦理学对师德的层次划分及其混淆 |
| (三) 师德的亏空与师德枷锁的巩固 |
| 二、《规范》对教师的强制:基于对《规范》的性质的分析 |
| (一) 关注名称与关注内容 |
| (二) “规范”与“要求”的比较 |
| (三) 《规范》的“普遍理想”导向及其问题 |
| 三、《规范》的高标化:基于对《规范》的内容的分析 |
| (一) 意识形态的巩固 |
| (二) “奉献”的显现及其问题 |
| 第三章 1992之后:崇高的落寞与底线的显现 |
| 一、躲避崇高与底线伦理 |
| (一) “人文精神”的争论 |
| (二) 庸俗对崇高的颠覆 |
| (三) 底线伦理的分析 |
| 二、师德底线的显现与崇高师德的转化 |
| (一) 师德规范的分层与师德底线的显现 |
| (二) 崇高师德的“转化” |
| (三) 专业师德的问题 |
| 三、底线师德的显现及其问题 |
| (一) 崇高师德的问题化 |
| (二) 底线师德的显现与崇高师德的私化 |
| (三) 底线师德的问题 |
| 余论: 底线如何沦为枷锁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文化研究的对象:九十年代的“新意识形态”（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D]. 车志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2]“单位”与作家创作的转变（1984-1992）[D]. 李涛. 西南大学, 2020(07)
- [3]新写实小说的转型研究[D]. 雷杰妮. 兰州大学, 2020(11)
- [4]“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D]. 张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论方方的知识分子书写[D]. 周日平. 湘潭大学, 2019(02)
- [6]80-90年代王安忆创作转型研究[D]. 李双伶. 海南大学, 2019(04)
- [7]圩镇的改造、解体与重建 ——以圩镇为例理解文化变迁的性质和意义[D]. 杨朔. 上海大学, 2019(03)
- [8]半路人的生活创伤与悖论式的个人意识——论徐则臣“京漂”系列小说中的理想主义书写[J]. 杨希帅.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5)
- [9]“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D]. 陈守湖. 武汉大学, 2017(06)
- [10]从崇高到底线—近四十年我国师德观的脉络与问题[D]. 吕狂飚.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