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道周《春秋》学在明代《春秋》学中独树一帜，这与黄道周经学思想的整体格局有关。黄道周认为《春秋》亦经亦史，其治《春秋》，主要特点有二：其一，事多取《左氏》，接近于以事治《春秋》一路，而尤其精于“比事”之学；其二，受其象数《易》学影响，其《春秋》学表现出明显的“天人之学”的特点。
[关键词]黄道周；《春秋》学；明代经学；天人之学
黄道周并不以其《春秋》学名世，而主要是以《易》学家、理学家或者书法家的身份闻名。事实上黄道周的经学，不仅在为人熟知的《易》学与《孝经》学，而且在《礼》学、《尚书》学和《春秋》学，也有着极高的成就。本文将对黄道周《春秋》学的特点进行初步探讨。在进入其《春秋》学的论述之前，有必要了解明代《春秋》学的概况与黄道周经学整体格局这两大背景。
一、明代《春秋》学的主要脉络
《春秋》之学兴起于西汉，其时以《公羊》学为盛。东汉以降，至于六朝，《左氏》学渐兴。自唐代孔颖达修订《五经正义》，在《春秋》三传中选定为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作疏，《左氏》学作为《春秋》学的主流地位遂在唐代得以确立。其后《春秋》学即呈现颓势。唐代后期，有啖助、赵匡、陆淳，尽掘三传藩篱，不主一家专说，开《春秋》学之新风气。宋人沿其绪，治《春秋》主要有折衷三传与舍传求经两路。宋人在对《春秋》的定性上则有程朱之别，程伊川主张《春秋》是经非史，由圣人笔削，寄托圣人微言大义与经世大法[注]① 程颐《春秋传》云：“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25页。；朱子则认为《春秋》为史，并无特殊笔法，夫子直书其事而褒贬自见[注]② 朱子对《春秋》议论颇多，如：“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其事则齐威晋文有足称，其义则诛乱臣贼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於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如书即位者，是鲁君行即位之礼；继故不书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礼。若威公之书即位，则是威公自正其即位之礼耳。其他崩、薨、卒、葬，亦无意义。”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三，载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1页。。伊川的主张由其私淑胡安国所继承，朱子的主张则体现于其弟子张洽的《春秋》学。这两条线索构成了南宋以后的《春秋》学主流。明代《春秋》学虽沿宋人之遗绪，而又开出新气象。
自明末以下，至于20世纪80年代，明代《春秋》学饱受负面评价。顾炎武指出永乐年间奉敕修纂的《春秋大全》：“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修》，但改其中‘愚按’二字为‘汪氏曰’，及添庐陵李氏等一二条而已。”[1]650清代四库馆臣则描述唐以来的《春秋》学：
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于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榖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榖梁》月日例耳。[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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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前学界对明代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明代《春秋》学的真实面貌也逐渐清晰。固然，长期以来对明代《春秋》学的贬低并非没有根据。从总体而言，站在传统的汉唐经学的角度来看，明代《春秋》学确实有私臆妄断、空疏蹈虚之弊端。但这绝非明代《春秋》学的全貌。根据学界近年来新的研究[注]主要包括如下成果,林颖政：《明代春秋学研究》，台北：国立中央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周翔宇：《经典诠释的新发展——明代〈春秋〉学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李卫军：《明代〈春秋学〉述要》，《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5辑)，2015年第1期，第85-90页；张德建：《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306-309页，等等。，明代《春秋》学的多样性在以下几个方面都有表现。其一，明代《春秋》学沿宋代余绪，在尊《胡传》与据朱子驳《胡传》上继续发展。其二，明初科举将《春秋》经义定为《胡传》为主，而刘基、宋濂、张以宁等国初经师的《春秋》经义对科举经义长期发挥着实际的影响。其三，对于《春秋》与《左传》的关系探讨的发展，导致《春秋》学出现了“以史证经”的转向。其四，阳明心学的兴起对《春秋》学造成的冲击，也影响着《春秋》学的发展方向。其五，明代经学的考据学的转向，这对于《春秋》学的发展又有着进一步的推动。黄道周的《春秋》学正是在这个经学发展方向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
二、黄道周的经学思想概况
相比于汉唐儒生重视五经，宋明理学的核心经典应属《四书》与《周易》。黄道周作为明末思想家，加之对程朱陆王之学多有独见，往往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宋明理学脉络中的一位理学家。黄道周在理学上的成就自然不容忽视，然而从其学术著作的主要内容来看，其经学著作占了更大的分量。据其弟子洪思《黄子传》称：
先生壬午出狱往戍，将之楚，门人请藏书于大涤，先生拟以《易象正》《诗序正》《春秋表正》《孝经大传》《洪范明义》《月令明义》《禹贡明义》《吕刑明义》《儒行集传》《缁衣集传》《典谟集传》《政官集传》为《石斋十二书》藏于大涤，已而不果。今其书多散亡而逸其半。[4]65
黄道周拟定《石斋十二书》，时年58岁，这份目录足以代表其在学术上的自我定位。翟奎凤先生指出：“黄道周心中的‘石斋十二书’皆为解释六经之作，诗文集甚至体现其个人思想的著作如《三易洞玑》等皆不在其列。”[4]66显然，我们有理由将“石斋十二书”视作黄道周本人期望流传后世的著作，而这12种著作皆是阐释六经的经传义理的经学著作，故而我们可以认定，黄道周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经学家。对于这一点，当代学者亦多有意识。如陈来先生指出：“值得注意的是，黄道周提出以六经来矫正王门后学和当时的文章之学，突显出明末经学转向的现实指向，故黄道周的弟子把他作为明清之际‘以六经为文章’运动的第一人。”[4]31也有学者从宋明理学发展的角度指出：“对阳明后学的流弊，黄道周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主张以周孔《六经》之学救正当时思想界的空疏、荡越之风，希冀以经典文献为根本重建理学的学理根基。”[4]113
黄道周的经学，从内容上看，可谓遍包群经。而且在其经学著作中，诸经之间义理相互贯通，其中，甚至常有径用一经注解他经的现象。那么，在黄道周思想体系中，诸经各自的性质与地位，各经之间的关系，都是值得探究的。然而此问题并非本论文探究之重点，此处姑且参考黄道周关于各经关系的表述，及其相关的传记、《年谱》以及其弟子洪思的相关记述，作简要说明。
从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来看，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都与知识分子有必然关系。从政党意识形态宣导的过程来看，最初的“受众”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其开发和传播也依赖于知识分子;从政党意识形态国家化的过程看，最重要的环节亦是对知识阶层的吸引。1929年，胡适在《新月》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即指出:“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瑓瑦把思想界的同情和国民党的存亡联系在一起，颇具象征意义。
答云：圣人立言，岂于此处弄其巧拙？正月自为正，何与正始？上事颁朔自在王，何与季氏家事？此处裁夺，岂成《春秋》？即于此处裁夺，不书“春王”犹为冷隽，譬如“夏五”阙文，自是后人阙漏。如夫子当日阙之，有何义味？正不如不书之愈也。此处恐是圣人有去处，未属笔者。圣门诸子一辞莫赞，直复存之，使后人绎思，亦是一番意致耳。[6]1009c
《书经》之《洪范》篇，则为“王者性命建极之书”，其明五帝三皇之道同于《易》，黄道周《洪范明义序》云：“私意以为古今典籍，自《易》象、《春秋》而外，所可敦崇紬绎，未有过于斯书者也。”[4]854
而《礼》则与《春秋》相颉颃。在黄道周看来，《春秋》为正礼之书。其《原法论》云：“故《春秋》者，圣人之礼意。”[4]524其弟子洪思《收文序》称：“有曰《春秋表正》者，有曰《春秋揆》者、《春秋轨》者，盖以昭《春秋》礼之义，遂畅《春秋》历之说。”[4]30其于崇祯十一年(1620)献上五篇为《礼记》作的注解，《月令明义》《表记集传》《坊记集传》《缁衣集传》与《儒行集传》，其中《表记集传》与《坊记集传》的“传”，完全是通过阐发《春秋》经传的义理而逐章注解《表记》与《坊记》之正文。黄道周在《表记集传》序中称：“《春秋》之义不尽于《表记》，而《表记》之义尽于《春秋》。”[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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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以总结，黄道周之经学，以《易》为本，以《诗》与《春秋》辅翼之，《书》佐《易》以阐天道，《礼》佐《春秋》以明大义，而其立行则归于《孝经》。固然，黄道周经学思想在其自身看来未必有如此严整的体系性，但从宋以来的儒家学统来看，五经皆能阐天道、明天理，诸经之间皆能相互阐发，乃有五经相通之说。而黄道周之经学，正是以五经阐明天道的天人之学。对黄道周经学思想的总体格局作如上描述，应当是中肯的。
三、黄道周的《春秋》学特点
据黄道周弟子洪思的说明，黄道周的《春秋》学著作，主要有《春秋表正》《春秋轨》《春秋揆》。前两种今已佚，独《春秋揆》传世，但此文恐难以视作黄道周《春秋》学之代表。[注]笔者认为，最能代表黄道周《春秋》学的著作当属《春秋表正》，惜其不传。在“石斋十二书”目录中，有《春秋表正》而无《春秋揆》，有《易象正》而无《三易洞玑》。对于《三易洞玑》，《黄道周集》整理者翟奎凤先生认为，《三易洞玑》主要体现其个人思想，此说应属合理。黄道周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洞玑》是仆十年前之业，切不须观。”(《黄道周集》，第755页。)恐怕也是这个原因。故而对于《春秋揆》，不妨作同样的猜测。此外，《春秋揆》从其内容上看，通篇以象数言《春秋》，笔者更倾向于视之为《易》学著作。当然，《春秋揆》也必定能体现出黄道周对《春秋》的一些基本看法，而这些看法也具有黄道周学问的典型独特性。此外，收录于中华书局“理学丛书”中的《黄道周集》里，也有不少黄道周关于《春秋》的论述，这些论述可以让我们对其《春秋》学的特点有初步的印象。然而，黄道周《春秋》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表记集传》与《坊记集传》中。这两部著作是黄道周为《礼记》的《表记》与《坊记》两篇做的注解，而其注解方式则是将《礼记》正文分为若干章，每章独立一义，又以《春秋》经传中与此义相关者敷衍其后，并加以案语而成篇。尤为重要的是，两书末尾各附有《坊记春秋问业》与《春秋表记问业》，收录黄道周与其弟子关于《春秋》的问答，则完全是《春秋》学著作。
对于这两部著作，《四库提要》谓：“其说《春秋》，互证旁通，颇有发明，犹之胡安国《春秋传》，虽未必尽得经意，特以议论正大，因事纳规，甚有关于世教，遂亦不可废云。”[2]210而在《坊记春秋问业》篇末，黄道周弟子商应椿称此书“与历代诸儒言论夐别”[6]1011，这都意味着这两部著作在《春秋》学上能立一家之说。本文从黄道周的《春秋》观、黄道周治《春秋》之路径等方面着手，分析其《春秋》学的特点。
(一)黄道周对《春秋》的定性
关于《春秋》的性质，自汉以来即聚讼不断。这个问题涉及《春秋》是史还是经，“孔子作《春秋》”的“作”究竟何意、《春秋》到底有没有笔法、三《传》之间关系如何等问题。黄道周并未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论述。但从其零散提及之处，不难看出其态度。黄道周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既有体现周公制作之义，又寄托了孔子褒贬之法。故而黄道周论《春秋》之事，则多取《左氏》之说。黄道周《寄家书》告诫家人谓：“并读《左传》《国语》，可通于《春秋》，不至于腐俗也。”[4]711至于《春秋》之义，黄道周并不专主一家之说，而是择其可从者而从之。其在具体问题上，采取对《公》《榖》《左》《胡》各有去取的主张。而对于《春秋》笔法条例，黄道周承认《春秋》有笔法，但不执着于笔法。
例如，商应椿问“夏时冠周月”的说法，黄道周答曰：“《春秋》鲁史也，受朔于王。”可见其以《春秋》为鲁史。又，陈有度问“郑伯克段于鄢”之事，黄道周答曰：“郑伯克之于其岩邑，圣人直书如克敌然。”[6]1003d则《春秋》又为孔子所书。
陈有度云：齐卫胥命，四《传》皆以为近正。今直以为奸命，何也？
答云：《春秋》重锡命，霸主会盟，亦申王命耳。齐、郑、宋、卫当年未合，及宋之乱，卫将与齐合。后此数年，战于郎，盟于恶，曹、齐与郑、卫相从，皆从蒲始也。故蒲之胥命非从王明矣。非从王而胥命，则犹之奸命也。
然则四《传》皆以为近正，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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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庄公二十一年，郑、虢胥命于弭。弭，从王也；蒲，非从王也。以弭之传训蒲之经，是四《传》所以同误也。[6]1006b
曰：哀、鱄无官，里荀有守，是焉可同也？
又，朱垣因经文“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而问《春秋》之笔法，黄道周答曰：“《春秋》于此等皆书其实，间有褒贬。去爵书人，不尽为例。”[6]1006d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笔法体系最为森严，有“名例”有“时月日例”，如“州、国、氏、人、名、字、子”[8]167七等进退等等，而黄道周并不否认《春秋》有笔法，但对于笔法条例，并不强行贯彻，仍然以事件本有之义理衡量。又如：
胡梦錥问：定公元年只书“春王”不书“正月”，或以定公不得正其始，或以为不与季氏之颁朔，两义何居？
其次，《诗》与《春秋》互为阴阳，共同辅翼《易》经。黄道周《春秋揆》云：“《春秋》者，《诗》之景也。景者，阴也。《春秋》者，《诗》之阴也。《易》之道，其阳为《诗》，其阴为《春秋》。”[4]1387其《放门陈事疏》云：“臣自少学《易》，以天道为准，以《诗》《春秋》推其运候，上下载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乱，百不失一。”[4]175其《历年十二图序》云：“故《春秋》者，天地之自修也；《诗》者，鬼神之吟咏歌啸其事也。《诗》与《春秋》递为爻象，以图天地。”[4]808其《三易发明》称：“《易》者，礼乐之筦籥，《诗》、《春秋》之祖祢也。”[4]1361以上所举，皆可表明黄道周之学，其核心在《易》，而《诗》与《春秋》夹辅《易》经。有学者分析黄道周《易》学诠释体系，称其为融合《易》《春秋》《诗》的“三经合一”的体系。[5]
《春秋》对于鲁国新君即位，则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此属常例，若有变动，则为变例，其中必有深意可求。例如隐公不书“公即位”，《公羊》以为“成公意也”[7]22，《左氏》以为“摄也”[9]55。庄、闵、僖不书“公即位”，《公羊》以为“继弑君”[8]264，杜预注《左氏》以为不行即位之礼之故[9]55。而此处定公元年，经文只书了“春王”，故而其义不明。胡梦錥便向黄道周请教两种说法，而黄道周则否认此处有何笔法，并且顺便提到“夏五”之阙文。所谓“夏五”阙文，即桓十四年，《经》书“夏，五，郑伯使其弟语来盟”，《公羊》曰：“夏五者何？无闻焉耳。”《左氏》杜预注：“不书月，缺文。”则此处经文有缺无疑，不可强以笔法考求其深意。黄道周因此认为《春秋》中并非处处有笔法贯彻，不可强行以笔法探求经义。
依据辅导员的职业定位和工作职责，结合话语权的获取途径、传播方式、发展方式，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成才规律，我们不难发现辅导员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话语权具有以下特征:强制性与非强制性、渗透性与非渗透性、历史性与动态性。
以上几处举例，可大致反映黄道周对《春秋》经、传、义、例的基本立场。自古以来，治《春秋》者，路径大致有四：有专言其大义者，有精研其礼制与礼义者，有专以笔法条例求其义者，有考求其事而推其义者。而黄道周治《春秋》则更接近以事求义。
(二)黄道周《春秋》学之“比事”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注]郑玄注云：“属，犹合也。《春秋》多记诸侯朝聘、会同，有相接之辞。罪辩之事。”孔颖达疏云：“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见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7页。，黄道周《春秋》学主要采取以事治经，而其“比事”之功极深。所谓“比事”，即通过比较《春秋》中相同或相近的事件，分析经文所用笔法的差异，探求《春秋》对不同事件的不同态度，体会其中的大义。
在言语表达过程中，人们都会发现自己的言语是表达个性、反映性格的有效途径。在意识到自己的语言具有一套独特的语言特征时，这就是“个人语型”的使用。同样，作为语言次类的每种英语方言也都由大量的“个人语型”组成，没有一种方言是清一色的。
黄道周的《坊记集传》与《表记集传》，是将《礼记》两篇分为不同章节，用《春秋》中相关联的内容阐释每章主旨，这本身已经体现了“比事”的运用。如《大坊章第一》之“集传”，就罗列了隐、桓、宣公之即位，天王使者归賵，夫人子氏薨、君氏薨、夫人风氏薨，等等凡20余条，涉及即位之礼、丧礼、葬礼、归賵之礼、祫、禘、郊、望之祭礼等等，通过指明《春秋》对这些失礼情况的讥贬，来说明《春秋》有“礼以坊德”之义。而《去乱章第二》则举郑伯克段于鄢、卫周吁弑其君完、秦伯之弟鍼出奔晋等事件，来解释《坊记》正文“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
然高哀之远托宗国，子鱄之去于木门，二子可以分行欤？
根据该工程施工现场的特点，结合各种钢板桩的特点以及施工工艺，本工程采用拉伸U型钢板桩进行施工。钢板桩施打前必须进行选材，对有变形的钢板桩须进行矫正，或替换成合格的钢板桩，以免影响钢板桩作业的顺利开展，切实确保航道防冲工程的质量和效果。
(商应椿)又问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里克，从申生者也，申生死于谗，里克欲立重耳，正也。荀息，从奚齐者也，奚齐死于难，荀息又立卓子，非正也。正者被以贼，不正者表其官，虽里克有加功之恶，荀息有不食言之美，而后世之去《传》视《经》者皆贼里克而君齐、卓。且己贼之又书其官，则里克之与荀息皆死其官者也。死官不如死道，里克之与荀息皆近于官而远于道欤？
曰：固也，二子者皆未知道也。
在两篇附录《坊记春秋问业》与《春秋表记问业》中，黄道周与其弟子们关于《春秋》问答更体现其“比事”之学。以《春秋表记问业》中论“里克、荀息”为例：
对于此次齐、卫胥命，按《公羊传》的说法：“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结言而退。”[7]79“胥命”即达成口头承诺，而没有歃血、盟誓，因而比盟誓更加接近信义，《公羊》因此认为“近正”，而《谷梁》《左氏》与《胡传》皆同为此义。而黄道周认为四传皆误。盖黄道周于“胥命”一事，发“从王”之义，而胥命于蒲并非王命，故而以为奸命。而其所举“郑、虢胥命”之事，并不见于《春秋》经，独见于《左氏传》。《公》《榖》可能并不认为有“郑虢胥命于弭”之事，而黄道周认为四《传》同误。如此亦可见其对《春秋》的独特理解，即事取《左氏》，义以己断。
清末皮锡瑞《经学历史》称“宋、元、明三朝之经学，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经学至明为极衰时代”。[3]283-289民国以来，论及明代经学的著作亦有不少，较为人熟知者，包括马宗霍著《中国经学史》、李源澄著《经学通论》、周予同著《中国经学史讲义》等。这些著作对于明代经学的评价，大抵皆因袭清人旧说，认为明代学问遵循宋学，醉心义理之学，而疏于治经，不免乎空疏之弊。
然则何以为道？
曰：道之为言也，豫而正，濳而达。留侯豫而正，曲逆濳而逹。[6]921b
据《左氏》，晋献公因宠幸骊姬，听其谗言而害死世子申生，又驱逐公子重耳与公子夷吾，而立骊姬之子奚齐为世子，托孤于大夫荀息。里克本为申生之党，申生死后主张拥立重耳。其后里克杀奚齐，荀息又立骊姬之妹之子卓子，里克又杀之于朝，荀息死之。而《春秋》书“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据《公羊》，大夫不当“及”于君[注]按《公羊》学说，只有前后二者地位相近才能用“及”，而“君之与臣，尊卑异等”，不当用“及”，凡以臣及君，皆是褒扬。事在僖公十年。《春秋》另外两处以臣及君，是仇牧与孔父，二人皆死国君之难。见黄铭、曾亦译注：《春秋公羊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1页。，此处“及”字表明对荀息的褒扬。然而，里克欲立重耳，是正道，而荀息立奚齐、卓子，违背正道，《春秋》如此书法，容易给人造成相反的理解，似乎奚齐、卓子应当为君，而里克为弑君之贼。黄道周则赞同商应椿的分析，指出里克、荀息二人皆未明于道。又举《春秋》之外的历史人物留侯(张良)与曲逆(陈平)以明何为“豫而正，濳而达”的臣子之道。
此外，书中还有并论“卫侯衎、郑伯突、卫侯朔”，三人皆先出奔而后归国，而《春秋》褒贬不一，通过对比分析而其中君臣之义更加明晰；并论“荀息、公子地、乐大心”，三人皆守先君之遗命，而造成结果各不相同，通过对比，黄道周指出：“事君慎始敬终，可生可杀，而不可为乱。”以上数事，皆可见黄道周治《春秋》之精于“比事”。
(三)《春秋》之为“天人之学”
黄道周《春秋》学最独特之处，在于其中的天道思想。《坊记集传》之《大坊章第一》篇首有记云：
礼者，天之教也；刑者，天之制也；命者，天之令也。王者本天，百姓本王，圣人因天与王以立其坊，损益百世以为《春秋》。《春秋》五始皆以明礼、纠刑、申天之令也。命始于元年，行于春，中于王，发于正月，着于位。顺者为之礼，逆者为之刑，因人之性，无有不足。其有不足者，情欲泄败而末流自匮也。圣人以性坊情，以命坊性，察其原始而救其末流。故为三坊，以着于《春秋》。[6]930b
《礼记·坊记》开篇以“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为纲，黄道周则以礼、刑、命皆属于天之教令，而王者施之于民。圣人因以立坊，故而作《春秋》。虽落脚点在于防人欲，然其来源则自《公羊》“五始”之说[注]《公羊》有“五始”之说，即元年为天之始，春是岁之始，王是人道之始，正月是政教之始，公即位是一国之始。何休云：“《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见何休注、徐秀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2页。，而以天命贯彻五始。
又，陈允元问“王猛、王子朝”之事，经文为何有时称“王”，有时称“天王”，有时称“子”。黄道周回答称：
首先，黄道周经学以《易》为主，其经学最高成就在《易》学，而《孝经》学次之。《明史》载其上疏云：“臣自幼学《易》，以天道为准。”[4]13又，清《道光五年二月十六日礼部奏》谓其《易》学特点：“虽其讲《易》兼明象数，亦犹邵子先天之学，可与程子《易传》专言义理者并行。”[4]10又，其弟子洪思《收文序》云：“作五教之图以为经，作三极之图以为史，盖始于《孝经》而终于《易》。”无论是从其著作的数量规模，还是从当时与后世影响来看，黄道周之学问以象数《易》学为核心，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其《孝经》学成就亦是其经学成就之另一高峰，其所著《孝经集传》《孝经大传》《孝经外传》《孝经定本》甚至《孝经颂》，可谓竭尽《孝经》之义。而在其弟子洪思眼中，黄道周本人的一生也可以用“学在《易》经，行在《孝经》”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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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乱而后不乱也。治乱之生，皆天也。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四邑之师以纳猛于王城，《春秋》不称荀、籍而独称刘、单。刘、单之立王猛，再败再克，不得称天王，而独归之敬王丐，是皆天也。[6]924a
陈允元又问：“然则《春秋》以成败论王欤？”黄道周答曰：
曰：王而成之，天也；成而王之，人也。天人相成。《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6]924a
第二，科技发展扩展了法律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如转基因技术一方面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缓解了粮食短缺问题，也增强了农作物的抗药性，另一方面，该技术还存在潜在的危险。目前来看，社会各级对于转基因是否有害仍然存在争议。因此，关于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便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比如我国于2012年公布了《粮食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擅自在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
以治乱成败归之于天，则是前代《春秋》学家所未有之论。非但如此，在《春秋表记问业》的篇末《春秋前后》章，朱垣与陈允元论《春秋》所采之历法，而问于黄道周，黄道周答曰：
特色小镇作为新型城镇化模式，其产业类型也在逐渐延伸、拓展，从产业型、文旅型再到体育型、林业型和农业型小镇的出现[2]，特色小镇的种类在不断被丰富，内涵也在不断被丰厚。从刚出现时浙江小镇建设的踽踽独行到如今全国30多个省出台了特色小镇建设政策的灿若星河局面，特色小镇的茁壮成长一是因为它结合了特色的地缘环境，有明确的产业定位，具有操作的可行性以及带来良好经济效益的可行性；二是因为它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有效处方，在缓解社会矛盾这一方面可以很好地发挥其功能。特色小镇肩负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双重使命，所以对于各个类型特色小镇的打造也是被给予了厚望。
天人互用。仲尼未作《春秋》以前，全是用天，平王之有辛未，桓王之有壬戌，隐公之有己未，纯定于天。圣人采择以己未立元，使《诗》《春秋》各有纲领，其上下进退于三元之际，裁酌于两乙酉之间，以得《诗》《春秋》之用，是则人也。天人相从。决择取舍，是在诸贤耳。[6]926a
此外，在黄道周其他著作中也体现了其天人之学的《春秋》观。在《春秋揆》中，通篇以象数论《春秋》，有“仲尼者为治《春秋》而出也”、“《春秋》者，天之所以治其天下也”之语。在《易象正》中，同样以《春秋》之事证《易》之象。而《太玄元经原本》载其弟子季安问孟子之“《诗》亡而后《春秋》作”之语，因《诗》中一些篇目与《春秋》内容属于同一时代，因而不解孟子之语。黄道周答云：“《诗》法既亡，而《春秋》不得不作。”季安追问：“然则是不关理数欤？”黄道周云：
自成王至桓王三百二十四年，除成康初入于《诗》历，《诗》尽而迹息。至迹息而《春秋》兴，“春王正月”，仲尼之所为作也。[4]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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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以象数历法与人事对应来解读《春秋》的路径，可以说是黄道周之《春秋》学最独特之处。
将模孔长度L代入式（18）可以得到在制粒成型过程中要将物料从模孔中顺利挤出形成制品颗粒，模孔入口处至少需要达到式（20）所示压强。
四、小 结
黄道周的经学大有研究价值，其《易》与《孝经》学研究已经有丰富成果了，但目前其《春秋》学似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尝试着对黄道周《春秋》学概况作简要梳理，在明代《春秋》学的氛围与黄道周经学整体格局的背景下，对其《春秋》学进行分析。黄道周《春秋》学取舍四《传》，以事治经，精于“比事”，而其《春秋》学另一鲜明特点则是以《易》象数治春秋，探求天道与人事的联系，这又是以《春秋》为“天人之学”。
[参考文献]
[1]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4.
[2]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黄道周.黄道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5]杨肇中.黄道周易学理路论略[J].殷都学刊，2014(3):97-104.
[6]纪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一二二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黄铭,曾亦,译注.春秋公羊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
[8]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9]杜预，注.孔颖达，疏.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APreliminaryExplorationonHuangDaozhou’s“Chunqiu”Study
SU Xiao-qiu
(Humanism School of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2, China)
Abstract:Huang Daozhou’s Chunqiu study had a unique place in the Chunqiu study of Ming dynasty, it related to Huang Daozhou’s study on whole pattern of Confucian classics. Huang Daozhou thought Chunqiu is not only a history annals but also a classic of Confucian, therefore, his Chunqiu study had two main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he believed the events what Zuozhuan wrote were true, so he preferred to compare the events to research the meaning of them. Secondly, influenced by the image-number of Zhouyi study, his Chunqiu study showed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of “Heaven and man”.
Keywords:Huang Daozhou; Chunqiu study;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in Ming dynasty; study of “Heaven and man”
[中图分类号]B 248.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889X(2019)01- 0027- 07
[收稿日期]2018-09-04
[作者简介]苏小秋(1990—)，男，湖北荆门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春秋》学和礼学研究。
(责任编辑 杨中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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