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妈祖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对推进中日合作经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的意义。妈祖文化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使者，从明清时期起，通过册封使往来、海上走私贸易、中国移民、进香交流等路径传播至日本，并与日本佛教、神道教等本土宗教文化融合，成为日本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今受各种因素影响其在日本影响力逐渐下降,今后可以通过挖掘妈祖文化在日本传播交流历史和现今遗存，提升其在日本的影响力；通过推进妈祖文化产业合作开发、重塑其的桥梁纽带作用等措施，推动妈祖文化为中日源远流长的友好往来继续担当民间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从而推动两国的“民心相通”进程，实现共同发展。
关键词：妈祖文化；传播；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日本
妈祖文化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谱系，历经千年风雨淘洗而逐渐形成了集宫庙—祭祀—传说(神话)等不同层次文化要素于一体的特色文化。妈祖文化脱胎于宋元以来的妈祖崇拜，嗣后兴盛于明清，繁荣于当代，在与时俱进之中不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日本与中国仅一水之隔，历史上深受中华文化影响，长期以来两国往来频繁，文化交流密切。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妈祖文化在两国交流交往中自然而然也传入日本，妈祖文化和谐、包容和护佑航海安全的特征，使之很快与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落地生根成为日本民间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过程中，妈祖文化已成为中日交流的文化桥梁之一，因此，研究妈祖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日本妈祖文化的现状
妈祖宫庙是妈祖文化传播发展的重要载体，研究日本妈祖宫庙可以探究日本的妈祖文化传播发展情况。从古至今，日本在多处地方建造了妈祖宫庙或供奉妈祖神像的神社，根据各种文献记载以及日本学者藤田明良、黑田安雄、国分直一、李献璋、樱井龙彦、下野敏见等相关研究论文，对日本的妈祖宫庙现状做了汇总，具体如下：
表1 日本各地主要妈祖宫庙分布现状(1)根据[日]李献璋著、郑彭年译：《妈祖信仰研究》，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1995年版，第219-272页；[日]樱井龙彦：“日本的妈祖信仰其分布及现状”，《中华妈祖文化学术论坛论文集》，2004年版，第28-33页；[日]藤田明良：“日本近世における古妈祖像と船玉神の信仰”，黄自进主编：《近现代日本社会的蜕变》，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6年版，第136-145页；[日]高桥诚一：“日本における天妃信仰の展开とその歴史地理学的侧面”，《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009年第2期，第121-144页；[日]潘宏立：“日本妈祖信仰的分类和现状”，《第三届国际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年版，第129-133页；奎德忠：日本妈祖信仰的概况，中华林氏总会网，2014年4月28日，http://www.cnlin.org/Item/Show.asp?m=1&d=4035等著作与论文整理。
县市或町庙名坐落地点创建时间创建人/单位现在是否存在资料来源冲绳县那霸市上天妃宫那霸市久米村明洪武年间闽人36姓移民二战已毁,仅留存石壁和木门李献璋、藤田明良、樱井龙彦、高桥诚一那霸市下天妃宫那霸市天使馆东面明永乐22年(1424年)琉球国王尚巴志二战已毁,现在那霸市若狭町孔庙内重建李献璋、藤田明良、樱井龙彦、高桥诚一久米岛町天后宫仲里村的真谢港清乾隆21年(1756年)清朝册封使全魁、周煌和琉球国王尚穆王现存,但荒废严重李献璋、藤田明良、樱井龙彦、高桥诚一鹿儿岛县南九州市木野市野间岳权现社西宫川边郡笠沙町野间岳山顶日本永禄年间(1558—1570年)当时萨摩的统治者岛津忠良存在李献璋、藤田明良、樱井龙彦、高桥诚一林家妈祖庙萨摩片浦明末清初中国福建移民存在李献璋、藤田明良、樱井龙彦、高桥诚一照岛神社不明不明不明存在藤田明良、高桥诚一长崎县长崎市兴福寺妈祖堂寺町日本元和6年(1620年)中国江苏南京籍商人存在李献璋、藤田明良、樱井龙彦、高桥诚一长崎市崇福寺妈祖堂峻冶屋町日本宽永6年(1629年)中国福建福州籍商人存在李献璋、藤田明良、樱井龙彦、高桥诚一长崎市福济寺筑后町日本宽永5年(1628年)中国福建漳州籍商人存在李献璋、藤田明良、樱井龙彦、高桥诚一长崎市圣福寺玉澜町日本延宝5年(1677年)中国广东省广州籍移民存在李献璋、藤田明良、樱井龙彦、高桥诚一长崎市福建会馆天后堂馆内町(即中华街)1868年兴建,1897年改建中国福建移民存在李献璋、藤田明良、樱井龙彦、高桥诚一平户市郑成功纪念堂妈祖堂川内町2013年重建平户市政府存在日本平户郑成功纪念馆官网兵库县神户市关帝庙南京町1892年不明1945年毁于战火,两年后重修。樱井龙彦
续表
县市或町庙名坐落地点创建时间创建人/单位现在是否存在资料来源大阪府藤井寺市八幡宫大成殿道明寺1981年由从事航运业的西尾家向大成殿捐献妈祖像并奉祀存在藤田明良、高桥诚一天王寺区清寿院关帝庙胜山大道1964年由黄劈山万福寺的住持大成禅师主持修建存在樱井龙彦东京市新宿区朝天宫大久保百人町2013年旅日华侨詹德薰捐资兴建存在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神奈川县足柄下郡观音福寿院箱根町1978年台湾北港朝天宫分灵过来存在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横滨市天后宫中华街2006年横滨华侨存在樱井龙彦千叶县佐原市荒川天妃宫大问町日本宝历年间(1751—1764年)不明存在奎德忠茨城县北茨城市矶原天妃社(弟橘媛神社)矶原町“天妃山”日本元禄3年(1690年)当时藩主德川光圀存在李献璋、藤田明良、樱井龙彦、高桥诚一东茨城郡矶滨“天妃山妈祖权现”(弟橘比卖神社)大洗町矶滨町祝町的“天妃山”日本元禄3年(1690年)当时藩主德川光圀存在李献璋、藤田明良、樱井龙彦、高桥诚一、潘宏立鹿嶋市下津天妃神社不明不明不明存在潘宏立水户市寿昌山祗园寺八幡町日本元禄5年(1692年)当时藩主德川光圀火灾,日本昭和43年(1968年)重建李献璋、藤田明良、樱井龙彦、高桥诚一小美玉市天圣寺墓地天妃尊小川町小川不明不明曹洞宗,寺已废,天妃尊存在藤田明良、高桥诚一、潘宏立宫城县岩沼市稻荷神社七滨町不明仙台的藩士存在藤田明良、高桥诚一青森县下北郡大间稻荷神社大间町大间村日本元禄9年(1696年)下北郡郡主伊藤五左卫门存在李献璋、藤田明良、樱井龙彦、高桥诚一
从表1可知，日本的妈祖宫庙集中分布于日本的三大区域，一是冲绳列岛那霸市上天妃宫和下天妃宫及姑米岛天后宫。二是西日本的九州岛鹿儿岛县的南九州市野间岳权现社西宫、林家妈祖庙和木野市照岛神社，长崎县长崎市兴福寺妈祖堂、崇福寺妈祖堂、福济寺、圣福寺、福建会馆妈祖堂和平户市郑成功纪念馆妈祖堂。该区域在历史上是日本和中国进行贸易和海上往来的地方，这些妈祖宫庙的主要功能就是保佑当时的海上航行顺利平安。三是东部日本本岛关东地区东京市新宿区朝天宫、神奈川县足柄下郡观音福寿院、横滨市天后宫、千叶县佐原市天妃宫和茨城县北茨城市矶原天妃社(弟橘媛神社)、东茨城郡矶滨“天妃山妈祖权现”(弟橘比卖神社)、鹿嶋市下津天妃神社、水户市寿昌山祗园寺、小美玉市天圣寺墓地天妃尊，东北地区的宫城县岩沼市稻荷神社和青森县下北郡大间稻荷神社。该区域妈祖信仰多与日本当地海神信仰融合，主要功能是保佑当地人海上航行平安顺利。
日本是岛国，妈祖是海神，妈祖宫庙主要是为保佑海上航行平安而修建的，因此日本妈祖文化分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大部分妈祖宫庙是沿海、沿港口而建。分布在日本冲绳列岛、西部九州岛的妈祖宫庙主要是沿东海边港口修建，主要应是保佑与中国、朝鲜半岛海上往来平安。而分布在东部日本本岛关东地区、东北地区的妈祖宫庙则是沿着太平洋港口修建，主要也应是保佑海上航行平安。
二、妈祖文化在日本传播发展的路径与机制分析
由表1可知，从最早的明代洪武年间即14世纪起至现在，妈祖文化陆续在日本不同地区传播发展，其路径与机制各有特点。
2.1 明清时代，朝贡贸易与册封使往来等把妈祖文化传播至冲绳地区
佛教信仰虽然不是日本固有的宗教信仰，但是自从佛教在6世纪中期自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后，佛教信仰就在日本扎下根来，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后来出现了神佛习合、本地垂迹等融合了佛教信仰与日本固有神道教信仰的信仰形式。据统计，2013年日本约有佛教徒8 470万人，寺院7.5万所(18)增勤：“发挥中日韩佛教‘黄金纽带’的示范引领作用”，中国佛教协会，2018年10月30日，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689&id=40184，访问时间：2019年3月29日。，佛教信仰规模之大可见一斑。妈祖信仰与日本佛教信仰的融合分为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其一，在佛教寺院中合祀妈祖，是妈祖信仰与日本佛教信仰融合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有些只是形式上的，却对民众的信仰取向产生了影响，这是造成妈祖信仰日趋式微的一个原因。长崎唐三寺可作为妈祖信仰与佛教信仰融合的一个典型代表。尽管长崎唐三寺建寺目的是给长崎华商的妈祖信仰披上佛教的外衣，以抵消德川幕府禁教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自从寺院建成后，佛教信仰相对于妈祖信仰的优势也日趋明显，随着唐三寺相继开法并成为日本黄檗宗体系的寺院后，妈祖信仰的地位就开始下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妈祖信仰也藉由佛教信仰的兴盛或多或少得到延续。其二，妈祖信仰与观音信仰的融合是日本妈祖信仰传承的重要特点。如前所述，观音菩萨也有作为航海保护神的一面，这在中国、琉球、日本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在中国有关妈祖的传说中，观音菩萨为妈祖引导者，东京朝天宫内之所以要合祀观音菩萨，就是出于这一传说。然而，更多的情况是，在日本的妈祖信仰传承中，妈祖与观音的形象经常重合，“菩萨”是对两者的共同称呼。有的学者从语音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因为“妈祖”的日语发音为“MOSO”或“BOSO”，而菩萨的日语发音为“BOSATU”，存在相似性。在妈祖信仰的传播过程中，妈祖就被讹传为“菩萨”。但是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观音菩萨是本地神明，妈祖、船玉神等其他海洋保护神明都是观音菩萨的垂迹(化身)”(19)[日]李献璋著，郑彭年译：《妈祖信仰研究》，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1995年版，第157页。。如在箱根观音福寿院的妈祖信仰中，妈祖被直接称为“妈祖观音菩萨”，这是妈祖信仰与观音信仰融合的直接例证。
(3)社会环境：随着大学生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社会对于大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在大学期间就参加兼职活动，以此锻炼自己的各方面能力，以便毕业后能更快适应和融入社会。
据记载，琉球王室还敕建了第二座妈祖庙——姑米岛天后宫，又名菩萨堂，位于姑米岛上，由清代册封使全魁、周煌提议兴建，于1759年建成。《琉球国志略·卷七·祠庙》记载：天妃宫有三……一在姑米山，系新建。兹役触礁，神灯示见；且姑米为全琉门户，封、贡海道往来标准：臣煌谨同臣魁公启国王代建新宫，崇报灵迹。中山王尚穆，现在遴员卜地鸠工。臣煌使旋有日，恭制匾、联各一：匾曰“玉山仙姥”，联曰“凤舸灿神光，一片婆心扶泰运；龙津标圣迹，万年福曜镇安嘉”。米、姑各地更为立碑，以纪其事。(4)(清)周煌辑：《琉球国志略》，《台湾文献丛刊》第二九三种，第166页。可见，姑米岛天后宫主要是吸取触礁的教训，作为航标而兴建的。之所以称为天后宫，是因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即施琅平定台湾次年，朝廷提升了妈祖神格，由“天妃”升格为“天后”。(5)吕青华：《琉球久米村人的民族学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73页。因姑米岛天后宫主要作为航标来用，各类史料中未见祭祀活动的记载。
2.2 16世纪至17世纪，中日海上走私贸易和中国移民把妈祖文化带到西日本地区
在16世纪中期，中日之间走私贸易活动兴盛之时，妈祖信仰传播到了九州南部的萨摩以及九州西部的平户岛、五岛等地区，其中尤以萨摩地区的妈祖信仰为代表。据史料记载，在野间岳的野间权现社、爱染院、本地堂等地都曾供奉过妈祖。
妈祖信仰在东日本传播的起点是天和元年(1681年)，华僧东皋心越应聘来到东日本的水户藩的天德寺(位于今茨城县)，其在参禅之余对随身带来的妈祖像崇祀不辍,这成为东日本妈祖信仰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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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家庭、宗族、社区、政府等均为农村养老提供了资源供给，而家庭是主要的供给者，政府一直都充当着有限养老供给的角色。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供给者，不能只满足农村地区最低限度要求，而是要成为主要供给者，为农村养老提高充分的制度支持与资源支撑。
历史上，琉球王国还建有下天妃宫，其是由琉球中山王尚巴志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命人修建的。据《中山世谱·卷四·尚巴志纪》记载：“明，永乐二十年壬寅即位。二十二年甲辰春遣使，以父思绍讣闻于朝。成祖命礼部遣行人周彝赍敕至国，赐祭赙以布帛。本年，命辅臣创建下天妃庙”。(3)[日]李献璋著，郑彭年译：《妈祖信仰研究》，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1995年版，第227页。尚巴志敕建的下天妃宫成为琉球王国专门管理朝贡、中琉贸易活动以及官方祭祀妈祖的场所。据李献璋分析，明成祖时期因郑和下西洋活动的进行，崇祀妈祖已经成为明朝官方航海活动的必需之举。因此，明、琉海上往来也必崇祀妈祖，原来崇祀妈祖都是在由侨居琉球的闽人所建的上天妃宫进行，为了显示官方诚意，特地建了下天妃宫。
因野间权现社在野间岳山顶，信徒们往来不便，萨摩的统治者岛津忠良在重修西宫时，还在距离山顶五里处的爱染院院内兴建了妈祖祠堂，以便于祭祀，也方便“行来唐人的参诣和入港唐船卸下船菩萨”(8)[日]李献璋著，郑彭年译《妈祖信仰研究》，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1995年版，第248页。。
据研究数据显示，急性卒中后吞咽障碍的发生率达37%～78%，卒中后营养不良发生率为6.1%～62%。卒中患者入院时约5%患者存在营养不良，14%的患者存在营养不良风险。
药剂防治可在玉米吐丝盛期进行，重点喷洒果穗。每亩用2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100克兑水50-75公斤喷雾，一般连喷2次，间隔7－10天。
本地堂在野间岳的第二华表处，据说这也是由岛津忠良创建的。该堂原来是阿弥陀堂，后来祭祀妈祖，悬挂“娘妈堂”匾额。据《三国名胜图绘》卷二十七记载：“本地堂，在野间岳八分处，即接野间神社下。安置本地阿弥陀如来。又堂内安置娘妈神女石像一座及千里眼、顺风耳石像二座。此堂又称娘妈堂。旧记曰：明人林氏避乱，来住加世田片浦，奉来天妃像，建此堂以安置神像。”(9)[日] 五代秀尭、桥口兼柄共编：《三国名胜图会·卷之二十七》，东京：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05年版，第24页。
野间岳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挺拔的山形，自古就是萨摩地区海民的航标和奉祀神灵之处。在妈祖信仰传入野间岳后，先后出现了野间岳权现社西宫、爱染院妈祖祠堂与本地堂等三处祭祀妈祖的祠堂，而野间岳也因妈祖信仰而从原来笠沙岳更名为野间岳，有的人还直接称其为娘妈山。在中日走私贸易活动繁荣的16世纪中期前后，野间岳的妈祖祠堂不仅吸引了中国海商前来崇祀，也成为当地人崇祀的对象。
明清鼎革之际，随中日走私贸易发展而形成的海商船主，与为避战乱波及的文人士大夫辐聚日本长崎，逐渐形成了在日华侨群体。当时，德川幕府严厉禁止外国人在日传播天主教。为了获得长崎当局对于华侨群体的宗教认同，图谋改善自身的发展环境，特别是祈祷跨国海上贸易平安顺遂的需要，定居长崎的三江帮、泉漳帮、福州帮等华侨商帮发起了兴建佛寺倡议，对被日本地方史志合称为“唐三寺”的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的建设，捐资出力甚多。因而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将妈祖尊奉为这些寺庙的主要神祇。关于这些寺庙的主流信仰，内田直作指出，“当初是以妈祖堂、关帝庙为主体的”，佛教神祗反而居次要地位了。究其原因，对于华侨商帮而言，中日跨国贸易中变化无常的风浪、高深叵测的人心、祸福难料的人生才是海上生活的真正样貌，因而他们对于海神妈祖感念至深，同时尊崇妈祖也体现了华侨群体渴望得到神明庇佑，进而扩大实利的价值取向。
在祭祀的具体安排上，日本妈祖信仰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首先，每年祭祀妈祖的固定日期多有不同。除了每年三、七、九月二十三日的妈祖祭祀时间与中国相同外，野间岳本地堂于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九月初九举行祭祀，长崎圣福寺三月二十五日举行祭祀，箱根观音福寿院则于公历五月五日举行祭祀。近期新建的横滨天后宫与东京朝天宫，由于是华人华侨主持兴建的，妈祖祭祀的时间安排与中国现行的时间基本相同。而作为氏神崇祀妈祖的林氏和寺园氏的妈祖祭祀时间分别是公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和十二月十四日(寺园家在农历十二月十四日另举行一次)，祭祀时间的选择可能与本家族历史上遭遇的一些重大事件有关。其次，在具体的祭祀内容上，也多与中国有所差别，特别是古代出现于东日本地区的妈祖信仰，由于与当地传统文化的融合而呈现出很强的日本特色。如矶原天妃神社除了在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举办天妃祭以外，在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还会供奉时令花卉；矶原天妃神社转变为弟橘比卖神社后，改在每年四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举行天妃祭，但是除了名称以外基本与妈祖没有关系，整个祭祀过程日本特色浓厚；而大间在每年海之日(每年七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举行的大渔祈愿祭和妈祖游行活动既有日本文化特色，又有中国文化基因，不失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融合的极好实例。再次，在供品和仪式上，日本妈祖信仰的传承也有独到之处。如林氏家族会在祭祀时供奉红米饭和猪肉，寺园氏家族则会进行擦拭妈祖像的仪式，并供奉红、白米饭和米酒。最后，在向妈祖祈愿的内容上，日本似较中国更多。如在东京朝天宫祈愿可以保佑家庭安全、祛病消灾、买卖兴隆、心想事成、身体健康、社(企业)运隆盛、消厄除难、息灾延命、成就良缘、生育顺利、除灾招福等(20)“灯明”，东京妈祖庙官方网站，2016年5月28日，http://www.maso.jp/?page_id=439，访问时间：2019年4月8日。，箱根观音福寿院的妈祖菩萨还可保佑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当然有的项目可能是陪祀于妈祖庙内其他神祇的福佑功能，但是为了广为招揽信众，因地制宜地增加妈祖信仰的功能或者增加妈祖的陪神，这也是当前日本妈祖信仰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2.3 17世纪后期，地方大名和日本海商把妈祖文化引入东日本地区
野间权现社因位于野间岳而得名，野间岳是萨南三名山之一，海拔591米，位于萨摩半岛西南的野间半岛(鹿儿岛县南萨摩市)，著名的片浦港就在该山的东麓之下。野间权现社奉祀妈祖的缘起，据《大日本国镇西萨摩州娘妈山碑记并铭》记载：“我大日本国萨摩州川边郡加世田娘妈山宫庙，其来尚矣。古老之言曰：有中华神女，机上毕睫游神……手持梭，足踏机轴而眠，其状若有所挟。母怪急呼之，醒而梭坠。神女泣曰：‘阿父无恙，兄没矣。’顷而报至，果然……神女哭哀……誓愿曰：‘当来世海中遇难者，念我乞救护……我毕应之，令得度脱。’遂投身入海。其肉身临此，皮肤丽如桃花，身体软如活人。观者如堵，远近大惊之；知其非凡人也。举而以礼葬焉……国君特立庙山巅，号曰西宫。春秋二祀，虔依典礼。”(6)[日] 五代秀尭、桥口兼柄共编：《三国名胜图会·卷之二十七》，东京：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05年版，第24页。野间权现社的信众，可以说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其一，重修西宫并合祀妈祖的是萨摩的统治者岛津忠良，他如果不信奉妈祖，不会专门修建西宫奉祭妈祖。其二，过往的中国海商是野间权现社的忠实信徒。据《长崎夜话草》(1720年)记载：“唐船在洋中初见此山时，烧纸钱，鸣金鼓而拜祭。”(7)[日]西川忠亮编：《西川如见遗书·第六编·长崎夜话草·一之巻》，东京：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898年版，第5页。因野间岳也是海上的航标，所以中国商船在见到野间岳后就知道已到达日本，必然会在船上祭拜野间岳山顶奉祀的妈祖致谢。
受到东皋心越奉祀妈祖的影响，德川光圀于元禄三年(1690年)在矶原(位于今茨城县北茨城市)海滨凸入海中的小山上创建了“天妃神社”奉祀妈祖，小山也被命名为“天妃山”。其后，又在水户外港那珂凑(位于今茨城县常陆那珂市，“凑”指港口)对岸矶滨(位于今茨城县东茨城郡大洗町)的山丘上创建了“天妃山妈祖权现社”，在其内奉祀妈祖。此后，一艘来自下北半岛大间(今青森县下北郡大间町)的船在那珂凑近海遇险，因向妈祖祈祷而化险为夷，在船主伊藤五左卫门的努力下，妈祖信仰被传播到下北半岛的大间港，并创建“天妃妈祖权现”奉祀妈祖。日本明治维新时，大间町的“天妃妈祖权现”与稻荷神社合并。七滨御殿崎(位于今宫城县宫城郡七滨町)也有妈祖信仰，据说是由仙台的藩士从矶滨传播而来的。当时他们在听说了妈祖的灵验之后，将妈祖画像奉迎至七滨御殿崎的神社中加以奉祀。除了上述地区以外，据说妈祖信仰还从水户传播到了江户(今东京都)。据高田舆情的《松屋笔记》卷六十(1818—1845年)记载：“在西国称为水天宫，所祀天妃为汉土之神……常陆水户海边处处有天妃之宫，西山黄门(指德川光圀)祭祀供养。今筑后(今福冈县的一部分)水天宫天妃灵验，久留米候(筑后久留米藩藩主)亦在赤羽(东京都北区)宅邸内供奉，并以每月五日为缘日(特定的祭祀日，多有庙会)，前来参诣之男女老少不计其数，其盛况可与赞岐金毗罗权现每月十日之缘日相抗衡。”(12)[日]小山田与清：《松屋笔记·卷之六十》，东京：图书刊行会，1908年版，第338页。此外，在现今千叶县也有保存至今的妈祖庙，据说建于日本宝历年间(1751—1764年)，其创建者不详，推测也是由水户等地传播而来的。
2.4 近现代，新建妈祖宫庙与湄洲进香交流传播发展妈祖文化
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妈祖信众经常会来中国湄洲妈祖祖庙谒祖进香或考察调研，如1991年7月10日，日本妈祖会会长入江修正率进香团一行5人抵湄洲朝圣；1993年8月20日，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教授、综合科学研究所所长村川行弘等3人到湄洲考察妈祖文化，并与莆田学者进行学术交流；1996年10月18日，日本大正大学教授访问团一行6人抵湄洲祖庙参观访问；1997年11月24日，日本琉中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福建访问团一行12人由团长小川阳一教授率团抵湄洲参观考察并进行学术交流；11月25日，日本妈祖会会长曾定修率进香团抵湄洲谒祖进香；1998年9月上旬，日本东京都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横山俊夫教授抵祖庙参观调研；1999年8月5日，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清水盛彦抵祖庙采访；10月17日，日本“唐馆310周年纪念”福建友好访问团一行57人，在林真古刀和陈东华率领下抵湄洲祖庙进香，参加纪念妈祖升天1 012年祭典，并请回一尊妈祖神像；12月下旬，以上里贤一为团长的日本琉球大学教授访问团抵湄洲参访调研。时隔多年，2014年5月10日，日本长崎妈祖庙鬼永武一行17人赴湄洲妈祖祖庙谒祖进香。(13)潘真进：《妈祖之光：一个新闻人眼中的妈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2017年5月13日，日本长崎妈祖庙一行12人，在鬼永武会长的带领下，恭奉两尊分灵妈祖，时隔三年后，再次回妈祖故里——福建湄洲妈祖祖庙谒祖进香。(14)李向娟、林群华：“日本长崎妈祖信众 赴湄洲岛进香朝拜”，新华网，2017年5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17-05/24/c_129617014.htm，访问时间：2019年11月8日。2017年10月12日，日本黄檗文化交流团一行参访中华妈祖文化研究院，参加了祭拜妈祖三献礼仪式。(15)吴伟锋：日本黄檗文化交流团来莆参访，共商妈祖游日本，闽南网，2017年10月13日，http://www.mnw.cn/news/pt/1858955.html，访问时间：2019年3月29日。2018年8月8日，已成立45周年，每年都参与在日本横滨市中华街举办“妈祖节”、“妈祖祭”活动的日本国际妈祖会一行11人赴妈祖故里湄洲岛谒祖进香。(16)徐国荣：妈祖故里湄洲岛迎来日本国际妈祖会进香团，中国新闻网，2018年8月9日，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8/08-09/8595028.shtml，访问时间：2019年3月29日。这些年日本妈祖信众多次的湄洲祖庙进香交流，有力地推动了妈祖文化在日本的继续传播与发展。
刘雁衡精神为之一振，弄箫人没有不知道富阳紫竹园的。富阳江边的谢家溪，独特的水土滋养出一种得天地之雅韵的竹子——紫竹。紫竹园里的紫竹，生长期内是墨绿竹的，竹节格外匀称，制作的笙、箫、管、笛，典雅高贵，音韵高妙，让国内外艺术家倍加珍爱。
19世纪后期起，随着西风东渐，日本逐渐开始学习西方，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对外贸易不再局限于长崎一地，大阪、神户、横滨等地陆续得到开放，华商在日本经营活动自然也得到了扩展，妈祖文化随之也传播到了大阪、神户、横滨等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阶段，大量华人、华侨离开了日本，妈祖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也基本中断了。二战后，随着中日关系的恢复，在日华人、华侨尤其台湾地区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妈祖文化在日本又逐渐恢复传播和发展。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不论是西日本还是东日本，日本新的妈祖宫庙基本都是由日本华人、华侨推动兴建的，如分别于2006年和2013年建成的横滨天后宫和东京朝天宫等。这些新建的妈祖宫庙都位于华人聚居区，起到既能保持华人社区传统历史，又能凝结华人社区居民力量的功能。
三、妈祖文化在日本传播发展的主要特征
妈祖文化在日本传播交流与妈祖文化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有所不同，不仅与日本当地文化发生了融合，还产生变异，有鲜明的特征。妈祖信仰与日本文化的融合不仅表现在其对妈祖信仰的吸收融合上，还对其进行改造，从而促使日本的妈祖信仰出现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变异。
3.1 与日本本土的神道信仰文化发生了融合
从现存鹿儿岛县南九州市野间岳权现社西宫、木野市照岛神社、茨城县北茨城市矶原天妃社(弟橘媛神社)、东茨城郡矶滨“天妃山妈祖权现”(弟橘比卖神社)、鹿嶋市下津天妃神社，宫城县岩沼市稻荷神社和青森县下北郡大间稻荷神社等妈祖宫庙的特征，可以发现妈祖文化传入日本后，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信仰文化产生了融合，这种融合不是表面上一些形式名称的简单替换，而是从内容上进行深入吸收与改造，是中日文化藉由妈祖信仰发生的交流与碰撞产生的结果。日本妈祖文化与日本神道教信仰文化的融合发展主要体现在妈祖信仰文化与日本神道的海神代表弟橘比卖信仰以及日本神道主管生产的稻荷神信仰的融合。17世纪后期，在东日本的矶原、矶滨、大间等地相继出现了妈祖信仰，妈祖信仰在这些地区的传承是以超越当地固有神明为基础的。矶原和矶滨当地的海洋保护神——大洗明神在妈祖信仰到来后，由于妈祖的灵验，同时又得到时任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的支持，妈祖逐渐取代了大洗明神的地位，成为当地以海为生的民众之保护神。大间的情况亦是如此，妈祖信仰的到来取代了原来的海洋保护神——辩才天。妈祖信仰之所以能够取代大洗明神和辩才天，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矶原、矶滨和大间都位于河海航运的要冲，对航行安全保护神的信仰需求甚殷，妈祖的到来适时地满足了当地民众的这一精神需求；二是妈祖作为外来女神，充满了神秘感和魅力，人们对其神力的憧憬自然要胜于早已熟视无睹的本地神。但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国粹主义高扬，妈祖信仰又逐渐被日本本地女性神祇弟橘比卖和稻荷神取代并融合，这取代仍然符合渔民出海寻求保佑的需求。(17)张丽娟、高致华：“中国天妃信仰和日本弟橘媛信仰的关联与连结”，《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270页。妈祖信仰通过融合而保留了自己的信仰影响力，而融合也丰富了日本原有的弟橘比卖和稻荷神信仰。在矶滨弟橘比卖神社举行的天妃祭中有一项彩车巡游的活动，头戴狐狸面具的信徒在彩车上随音乐舞动，这不仅体现了妈祖信仰文化在当地发生的变化，也体现当地的传统信仰文化藉由妈祖信仰文化得到了充实和强化。
3.2 与日本本土的佛教信仰文化产生融合
历史上，妈祖文化主要是在14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琉球王国时代传入冲绳地区，此时是中国的明、清时。当时琉球王国是中国的藩属国，与中国保持着十分密切的交往。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朝统治者为了保证琉球朝贡的顺利进行，在赐给海舟的同时，还赐给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2)龙文彬：《明会要》卷77，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503页。闽人三十六姓从泉州出发，乘风破浪，到达琉球首府那霸，后在久米村定居下来。其时，妈祖信仰经过宋元两代的传播，已经成为航海者，尤其是闽人海上活动的精神支柱。这些闽人在久米村定居后，建立了上天妃宫，他们在出海之前必去天妃宫朝拜妈祖，上天妃宫成为琉球闽人信仰的中心。在柴山、郭汝霖等册封琉球使臣的勉力推动下，精心修缮的上天妃宫不仅成为琉球国官方祭祀妈祖场所，且被指定为朝(接)贡使团出发前的航海祈福之地，如遇册封舟前来还充当其所祀妈祖圣像的临时供奉处，上天妃宫的这些重要职能说明其实为中琉宗藩关系的文化象征。出使琉球的中国册封舟停靠港口后，船上的妈祖像就会被恭敬地请入上天妃宫敬奉。
3.3 妈祖信俗活动呈现多样化特征
以上三座寺庙与17世纪后期长崎新建的圣福寺，合称为“唐四寺”。不仅作为华侨商帮在异乡奋斗的精神支柱，而且广泛参与华侨群体的婚丧、集宴、救济等社会事务，兼有明清同乡会馆之功能，实为18世纪末“八闽会馆”和19世纪末“福建会馆”的滥觞。除了托身于佛寺，长崎的妈祖信仰也通过单独立祀加以维持，如1736年长崎华侨商帮在日本当局指定的华人聚居区——“唐人坊”内，斥资建造了一间小型的天后宫，满足华商就近祭祀妈祖之迫切需求。(10)童家洲：“日本、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妈祖信仰”，《莆仙文化研究院——首届莆仙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第 369页。截至二战前，长崎共有上述六处供祀天后妈祖的寺庙和会馆。(11)童家洲：“日本华侨的妈祖信仰及其与新、马的比较研究”，《华人华侨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第34页。唐人坊和唐三寺时常举行“菩萨扬”、“菩萨乘”等盛大的妈祖祭祀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妈祖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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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妈祖信众群体既有华人，也有日本人
从整体上看，日本妈祖信仰的信众群体还是以华人、华侨为主，也有一些日本信众。日本最早传承妈祖信仰的萨摩野间岳妈祖权现社是日本人岛津忠良创建的，当时他兴建妈祖权现社的主要目的是笼络来萨摩的中国商人，以求从走私贸易中获利。但信仰传播中还是吸引了一部分日本信众，如野间岳山下的渔村中就有妈祖信众，明末清初流亡到萨摩片浦的林氏家族世世代代崇祀妈祖，也有像寺园氏那样将妈祖看作一族的氏神而崇祀的日本人。长崎妈祖信仰的信众主体是往来中日之间进行贸易活动的中国商人，但也有日本信众，只是人数较少。但在东日本的妈祖信仰中，其信众都是日本人，如矶原、矶滨、大间等地的天妃神社信仰群体主要是由东日本沿海、沿河航线的渔民和航运业者构成。(21)任娜、陈衍德：“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形成新论”，《中华妈祖文化学术论坛》，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日本妈祖信仰除了华人信众外，还有日本妈祖会、长崎妈祖会等日本人组成的妈祖信仰团体。
3.5 日本妈祖文化现今多开发为旅游资源
自2000年以来，长崎旅游管理当局为吸引游客，促进长崎旅游产业的发展，每年在农历春节之际会举办长崎春节灯会，组织盛大的妈祖游行活动，这是对明清时代前来长崎进行贸易的中国商船举行的“菩萨扬”活动的复制。届时数百长崎市民穿着中国古式服装，结队护送妈祖神轿行进。长崎孔庙是巡游活动的起点，兴福寺则是巡游活动的终点，两点之间由市内名胜连缀，年复一年吸引沿途市民和游人争相观礼，并与巡游队伍拍照留念。(22)郑松波：“长崎举行‘妈祖行列’巡游”，日本新华侨报网，2018年2月19日，http://www.jnocnews.jp/news/show.aspx?id=94835，访问时间：2019年4月8日。当妈祖巡游队伍抵达兴福寺时，兴福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妈祖神像的到来，现场锣鼓喧天，聚集众多信众和游客围观，欢呼声不绝于耳。活动模仿再现了明清时期中国船只护送妈祖神像进入长崎港，前往“唐人寺院”的景象。青森的大间稻荷神社从1996年起，在“海之日”(每年七月的第三个星期一)这个节庆日将“天妃祭”与大渔祈愿祭同时举行，既有日本文化特色，又有中国文化基因，目的也是作为观光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促进当地旅游产业发展。横滨天后宫的建设，其中一个目的也是扩大中华街作为观光地、商业地的影响力，推动中华街进一步发展。
3.6 现今妈祖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逐渐下降
与明清时期妈祖文化的影响力相比，在当代日本社会中，妈祖文化影响力是下降的。单从数量上看，为数甚少的妈祖庙无法与日本神道教的约10万座神社和日本佛教的约7.5万座寺院相提并论。造成妈祖信仰式微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的国粹主义政策下，妈祖作为外来神祇被日本固有神明取代，妈祖信仰遭到了严重削弱。二是妈祖信仰文化无论是与日本神道教信仰文化融合，还是与日本佛教信仰文化融合，对妈祖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融合既是对妈祖信仰文化的延续，同时也会使妈祖信仰文化发生变异，从而失去妈祖信仰文化的本来面目，有可能会造成妈祖信仰文化在日本一些地区最终消失。三是科技的进步，尤其是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妈祖的海洋保护神功能弱化，地位不断下降。
四、加强妈祖文化在日本传播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长久以来，妈祖文化在远播海外的过程中，能让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达到互相沟通和理解，实现文化的交流互鉴，完成中华文化“走出国门与走进民众心里”(23)黄婕、黄瑞国：“弘扬妈祖文化正能量 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枢纽”，《妈祖文化研究论丛》(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的目标。在目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全面建设时期，妈祖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为中日源远流长的友好往来继续充当民间文化交流的先行者，发挥其文化纽带和精神桥梁的作用。
4.1 提升当前妈祖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当前妈祖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不如明清时期，但日本妈祖文化毕竟是中国妈祖文化的移植和发展，“世界妈祖同一人 天下信众共一家”(24)詹托荣：通讯：世界妈祖同一人 天下信众共一家，中国民俗学网，2009年11月1日，https://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6130，访问时间：2019年11月8日。，从20世纪80年代后妈祖文化的交流情况看，日本妈祖信众依然对湄洲妈祖祖庙具有较浓厚的感情，因此，可以通过挖掘妈祖文化在日本传播交流的历史和现今遗存，开展双方妈祖文化合作研究和民间交流活动等，不断提升妈祖文化当前在日本的影响力。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措施：一是推动两国妈祖文化民间社团和宫庙组织通力协作，建立以促进“中日妈祖文化传播交流”为目的的妈祖文化研究基金，邀请两国相关学者梳理和挖掘两国妈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历史及现状，为两国加强妈祖文化传播交流提供理论支撑。二是加强两国高校、研究机构间的经常性联系，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如“日本妈祖文化传播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中日妈祖文化交流研讨会”等，相互了解对方的妈祖文化研究动向，提升双方研讨的深度与广度，逐步提炼妈祖文化的核心意涵，促成“和而不同”的学术繁荣局面。三是与鼓励妈祖文化相关的各类民间团体和宫庙组织积极开展两国妈祖文化交流项目，如湄洲妈祖巡安日本活动；日本各地妈祖宫庙回湄洲妈祖祖庙进香活动；中日各地妈祖宫庙或妈祖民间团体相互结成姊妹庙、友好宫庙或友好团体等，通过加强互动往来交流让两国更多的基层民众提高对彼此的了解，从而消除偏见和误解。
4.2 重塑妈祖文化的桥梁纽带作用
针对现今日本妈祖文化多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发展，可以通过推进两国间以妈祖文化旅游联合开发为核心的产业合作，有效弘扬妈祖的大爱、和谐、包容等理念，重新恢复和塑造妈祖文化传播与交流在促进两国间交往的桥梁纽带作用，增强两国民间友好往来，最终达到“以民促官”的功效。因此，首先，两国旅游企业和妈祖宫庙等单位应联合起来开发妈祖文化资源，积极将妈祖文化与旅游产业进行有效融合，开辟“中日妈祖文化”旅游线路，打造妈祖文化旅游精品，吸引全世界的妈祖信众、喜欢妈祖文化的游客开展中日妈祖文化观光旅游。其次，两国文化企业可以合作对日本妈祖文化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如长崎、横滨、东京等妈祖文化遗存进行系统整理，建设妈祖文化景区、妈祖文化公园、妈祖文化创意园等，通过文化资源的科学重组与创意开发，为全球3亿多妈祖信众提供日本特色的妈祖文化旅游产品。最后，两国妈祖文化社团可以共建妈祖文化场馆，开展妈祖文化联展，共同致力于增进民众对于妈祖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唤起两国人民对传统友好的妈祖文化交流的记忆，提高妈祖文化的旅游吸引力，推动妈祖文化旅游合作发展，从而推进两国民众加强相互认知和理解，提升两国间民心相通和文化交融的水平。
耶鲁大学教授茵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认为，“丝绸之路之所以改变了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丝绸之路上穿行的人沿途播下了文化的种子。”(25)[美]芮乐伟·韩森著：《丝绸之路新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297页。人类文明交流的要素不少，但温和的文化交流才是丝绸之路连绵不绝的内在动力。因而，要推动中日合作经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充分利用妈祖文化的作用，以妈祖文化为纽带，透过中日两国民众关于妈祖文化的历史记忆，秉持“与邻为善”的包容性发展精神，理性思考双边交流模式的改进策略，持续推动两国合作的力度、深度、广度，促成中日睦邻友好的外交局面，完成“民心相通”的当代课题，实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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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andDevelopmentofMazuCultureinJapan
LIN Mingtai1 LIAN Chenxi1
(1.PutianUniversity,Putian351100,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zu culture in Japa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motion of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As a cultural messenger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Mazu culture has been communicated to Japan through approaches such as canonization, smuggling trade, Chinese immigrants, and fragrant exchanges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Mazu culture integrates with Japanese Buddhism, Shintoism, and other local religious cultures, and becomes an essential part of Japanese folk culture.Nowadays, due to various factors, its influence in Japan has gradually declined.The paper proposes to promote the influence of Mazu culture in Japan by exploring the communication history and relics of Mazu culture and to rebuild the pivot role of Mazu culture by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zu culture industry.It’s supposed to adhere to the role of Mazu culture as a forerunner of folk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long-standing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us strengthening the people-to-people bond achieving common development.
Keywords: Mazu culture;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the Maritime Silk Road; Japan
中图分类号：G125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9)11-0089-11
DOI:10.14015/j.cnki.1004-8049.2019.11.008
林明太、连晨曦：“妈祖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研究”，《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1期，第89-99页。
LIN Mingtai, LIAN Chenxi,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zu Culture in Japan”, PacificJournal, Vol.27, No.11, 2019, pp.89-99.
收稿日期：2019-06-10；修订日期:2019-08-0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妈祖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播交流的机制与路径研究”(17BH155)的阶段性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林明太(1971—)，男，福建仙游人，莆田学院教授，妈祖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妈祖学研究、妈祖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连晨曦(1988—)，男，福建仙游人，莆田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妈祖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编辑 贡 杨
标签：妈祖论文; 日本论文; 文化论文; 长崎论文; 琉球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神话与原始宗教论文; 原始宗教论文; 《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1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妈祖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播交流的机制与路径研究”(17BH155)的阶段性研究项目论文; 莆田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