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延安时期，为壮大人民武装，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针对国内对敌斗争形势和我军官兵军政素质实际，坚持通过组织文化建设，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先进军事文化教育提升部队战斗力、战斗文化锤炼激发官兵百折不挠的必胜信念、纪律文化熏陶永葆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从而实现了人民军队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同步飞跃。
[关键词]毛泽东；人民军队；强军文化；延安时期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重要时期，也是人民军队迅猛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发展根据地文化建设为牵引，积极探索富有人民军队特色的先进军事文化建设，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为今天打造强军文化、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有益借鉴。
一、注重通过军队组织文化建设，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延安时期，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与国民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鉴于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在国共谈判的初期，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并通过加强军队的组织制度建设，来抵制各种妄想借国共合作之名改变人民军队性质的阴谋，确保了八路军、新四军始终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赢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强的组织基础。
（一）成立军委分会和军政委员会，坚持党对军队的集体领导。为了使改编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始终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和倡导下，1937年8月29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前方设军委分会及军政委员会的决定》，提出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主力开赴抗战前线的情况下，中央决定前方设立党的军委分会，受中央军委统辖；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受军委分会统辖。同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在原有红军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独立绝对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1]针对各部队党的集体领导作用不够，有的同志在首长制名义下独断专行，弄出许多错误的情况，1941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团以上组织军政委员会，并颁布了《军政委员会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军政委员会的职权。各级军政委员会的建立和完善，使党对军队的集体领导制度得到了明显加强。
（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强化党对军队的独立领导。延安时期，毛泽东非常关注我军政治工作制度建设：一是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红军改编初期，为挫败蒋介石妄想借改编之机插手红军的图谋，八路军、新四军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将政治部（处）改为政训处。1937年10月19日，针对政治工作人员公开地位和职权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损失的情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领导致电党中央，建议部队仍应保持党代表和政治部（处）。10月22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复电指出：“关于恢复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速令执行。”[2]同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宣布：“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因受国民党干涉而改为政训处的政治部的名称，现在已经恢复了。”[3]二是要求所有部队必须建立共产党组织，所有政治机关干部必须是党员。1939年2月，毛泽东在发给前总、三个师、各军区各级政治委员、政治主任的电报中强调：“以后无论何项性质之部队，一经编入八路军建制，必须从中建立党组织，其指导员、教导员及各级政治机关的主要工作者必须是党员，以接受党的领导，否则，宁缺毋滥。”[4]三是临时派出执行独立任务的营，离开领导机关三日行程时，必须指定临时政治委员，以保持部队中党的经常领导与工作。四是建立部队政治工作的巡视检查制度，从总政、前总到各级政治机关都挑选得力的政治工作干部组成巡视团，深入部队检查工作，交流政治工作经验。五是颁布政治工作条例，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化。1942年10月，中央军委批准颁布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明确提出，第十八集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共产党的代表——政治委员、政治部；政治工作领导的基本原则是以集中指挥为最高原则，以共产党的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为一切政治工作的基础。正是由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坚决捍卫我军特有的政治工作制度，才使八路军、新四军始终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之下，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三）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确保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延安时期，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面临着军内外多种错误思想的考验，不仅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想借国共合作之机使红军脱离共产党的领导，而且红军内部也存在着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仅视为名称的改变，也视为“相当地改变红军性质”，主张“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在王明右倾错误影响下，新四军领导人不仅在部队发展、创立根据地等问题上无原则地迁就服从国民党，而且在军队政治工作中也放弃了应有的立场，不敢公开申明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就是共产党的工作，特别是1939年2月通过的《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领草案》，只字不提共产党的领导，不以共产党的理论、纲领、策略和口号教育部队，反而把国民党首领的言论宣言编成讲话材料教育部队。毛泽东和总政领导多次对新四军政治工作发出指示，要求“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我们必须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切减弱党的领导作用的企图办法，都应该坚决拒绝之”[5]等。中央军委颁布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也强调，一切轻视、削弱、限制十八集团军中共产党组织及工作作用的企图，不管来自该军的内部或外部，都是极端有害于该军的战斗力，有害于抗战的全体利益的，所以必须给予坚决的反对。
1.4.2 问卷调查 针对个人能力提升方面，采取双盲法对传统培训及SOP培训两种方式进行满意度问卷调查。每个问题包括“是”“否”两个选项。
二、注重通过先进军事文化教育，促进部队官兵军政素质提升
延安时期，毛泽东一直把培养军队“铁的纪律”，发展我军特有的纪律文化，作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一项重要内容。重用严格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克服游击主义思想和行为，不断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八路军、新四军始终坚守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不变色。
如图1所示，为输电线路内部绝缘子电流泄露问题在线式监测系统安装信息。因该绝缘子的型号，通常是最大的泄露电流及污闪电压关系的核心影响因素。故需借助该绝缘子的形状系数及泄露实际距离这两项参数，精准地修正泄露的电流其与污闪的电压关系列式。同时，需统计分析泄露的电流所在在线式监测系统具体安装位置绝缘子各项信息。如图2所示，为该输电线路内部绝缘子四个在线式监测系统所对应绝缘子的信息。
延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如“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等观点，也有人看到抗战初期局部战场的胜利，便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妄想用三个月就可以解决战争。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发表了《论持久战》，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并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著名论断，极大地鼓舞和鞭策了根据地军民积极投身抗日战场，抱定抗战到底的信念。八路军、新四军在毛泽东坚持持久作战思想的指引下，始终高举抗日大旗，彰显出不畏强敌、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和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从而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三）突出官兵训练文化的培植。延安时期，为保证提高官兵的军事、技术和业务水平，毛泽东还十分重视通过举办各类学校来促进官兵军政素质的提升。为培养更多更好的抗日军政干部，1939年5月在抗大成立三周年之际，毛泽东把抗大教育方针概括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指出“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9]抗日战争后期，为适应我军发展、准备战略反攻和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的需要，1944年8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联名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等，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项，而以练兵为中心”[10]，并指示华中部队“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方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华中各地应令在职的团级及团以上干部，有十天左右时间讨论这种练兵新法，使他们学会练兵，保证获得优异的练兵成绩”[11]。经过整训，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和内外团结进一步加强。1948年3月，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中，对我军从1947年冬季以来开展的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进行了高度评价：“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12]
水稻是我省的主要粮食作物，病虫危害种类很多。因此，有效地控制水稻病虫的危害，对确保我省水稻高产稳产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重视官兵科学文化的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拥有相对稳定的抗日根据地，但是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许多农民目不识丁，一些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中下级干部，多数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比较低，难以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为此，毛泽东强调：“一切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7]为提高官兵文化水平，总政要求对干部主要采取规定任务的办法，凡不识字或识字少的干部，要以识字为主，已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干部，则应该学习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对于战士主要用分组上课的方法，一般分为甲乙丙三组，不识字编为丙组，识一百字以下编为乙组，能够写墙报、大概识一百字以上的编为甲组。各级政治机关则给予经常的检查督促和帮助，总部机关则设法编印关于地理、历史、自然科学常识等各种问题的通俗读物。连队设有文化教员，通过采取干部战士比读书、比识字、比写稿等寓教于乐的方法，提高官兵的学习兴趣。
三、注重通过军队战斗文化锤炼，激发官兵敢打必胜的信念
（二）强化官兵革命文化的熏陶。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毛泽东从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和党的建设实际问题出发，明确了加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意义。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讲到，“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的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于才能解决的大问题”。[8]抗日战争期间，对于军队来讲，理论教育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用以提高干部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和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深入进行党的策略路线和时事政策教育，用以提高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完成实际工作能力，而其中用力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收获最大的是在部队特别是干部中间进行的毛泽东《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的宣传教育。同时，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总部在《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规定干部理论学习的初级课程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知识；中级课程为联共党史与马列主义常识；高级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史。教育方法上，采取分别举办连排、营团干部轮训班，每期一至二个月，平时各级干部必须认真执行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为了加强干部教育，各部队按编制充实各级政治机关教育科、股，配齐工作人员，在营（及团直）设立干部教育干事，在连队增补文化干事。
（一）帮助官兵树立血战到底的战斗意志。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劫难。面对这种劫难，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表示：“现在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的一部分虽已丧失，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号召全军配合一切友军为保卫山西恢复失地而血战到底。”[13]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作为其资源及兵源供给地，在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加紧对中国进行掳掠、压榨和控制，尤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扫荡”、长期“清剿”和残酷封锁，使得抗日根据地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异常艰难。面对根据地缺衣少食、缺枪少炮、缺医少药的艰苦条件，毛泽东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14]在党中央号召下，陕甘宁边区广泛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上至党的领袖，下至普通百姓，人人开荒种地、织布做衣，最终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使解放区不断扩大。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没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投敌变节，相反却涌现出赵一曼、狼牙山五壮士等无数誓死抗击日寇、以身报国的英雄人物。
（三）帮助官兵树立学习英雄、争当英雄的战斗豪情。延安时期，为提高部队的战斗热情和英勇牺牲精神，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和总政主任王稼祥等联名发出《关于注意收集各部民族英雄事迹的通知》，指出：“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16]在毛泽东和总政治部倡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广泛掀起宣传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战斗胜利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各部队在教育官兵分清新旧英雄主义区别、评选英雄模范的基础上，逐级召开群英大会，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组织英模作典型报告，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有的部队还采取发训令、通报，组织指战员学习的方式，大力宣传英雄模范事迹。总政治部先后对全军有功人员颁发“八一奖章”，将十多位英雄模范的事迹编辑成《八路军的英雄们》一书，下发部队供干部战士学习。同时，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精神的指引下，面向部队、面向前线，创作了许多鼓舞士气、激励民心、讴歌英雄的文艺作品，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曲》、吕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以及丁玲的报告文学《十八个》、魏巍的《晋察冀，英雄多》等，有效激发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战热情。
（二）帮助官兵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作风。1939年12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强调：“英勇的中国人民必然还要奋战下去。不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个奋战是决不会停止的。”[15]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在各个战场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信念。如1940年的百团大战，共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缴获大量战争物资，从而有效遏制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鼓舞了全民族抗战的信心和决心。1942年4月1日至5月15日，侵华日军和伪军进行春季大“扫荡”，通过他们控制的城市和乡镇，企图完成征税、征粮、抢夺物资、拉夫、修建军用设施等任务，并对深入敌后的抗日武装实施合围。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引下，敌占区军民广泛开展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巧妙而又坚决地与敌人进行斗争，使敌人的合围计划遭到破产。正是人民军队这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顽强意志和必胜信念，使中华民族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
四、注重通过纪律文化熏陶，永葆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
延安时期，毛泽东始终高度关注我军官兵的文化知识学习、军事技能培训和革命理论熏陶。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强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6]为了提高官兵的文化、理论和军事素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使我军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仅从数量上得到一个飞跃，而且从质量上也得到一次大的飞跃。
（一）反对自由主义，严格军队党的纪律。为了防止部队在游击战争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倾向，1937年9月7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列举了自由主义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十一种表现，指出自由主义对党的作风建设的危害性，“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17]。为了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组织生活，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一方面用党中央的作战方针统一官兵思想，先后制定了《八路军抗日誓词》《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八路军抗日八项注意》等制度措施，有些部队还将执行纪律的具体举措公之于众，要求互相监督；另一方面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王明右倾错误给党的建设带来的严重危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时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要求共产党员成为克己奉公、努力工作的模范，成为党内民主的模范，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成为学习的模范。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指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18]从而保证了人民军队在解放战争中能时刻遵守党的指示，坚决彻底干净地歼灭一切敌人。
（二）反对贪污腐败，保持军队党的纯洁。延安时期，党和军队面临的环境与红军时期有了较大的不同。一方面敌后根据地处在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自然环境恶劣，物质极度缺乏，生活极度艰苦；另一方面国共合作，来自国民党方面的高官厚禄和腐败作风影响不可低估，对于手中掌握权力的共产党员来说，由于权力腐蚀引起的腐败危险性同样存在。如1940年8月23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发出的《关于开展反贪污腐化，反投降主义的倾向的训令》中提到，自抗战以来，我军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因贪污腐化而堕落以致叛党逃跑者不断发生。[19]为此，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一部分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赌博等恶劣现象。
对照组：男、女占比各为27：18；年龄段在50～83岁之间，经计算后中位年龄为（66.98±1.57）岁。
小孙啊，我说过你不要紧张嘛！你是知道我这个人的，对于群众反映的正确情况我是会好好处理的，所以，我今天特意让你来的目的，就是想告诉你，我们对你还是挺有想法的。周书记说完把眼睛盯住了我。
（三）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军队党的作风。从1942年开始，为了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以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在延安开展了历时三年多的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整风的任务就是解决党内存在的三风不正的问题，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央总学委会，领导全党的整风运动。1943年，毛泽东在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时指出：“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把话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从实地向群众检讨一番，上下级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21]军队经过整风，普遍提高了干部党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克服了军队内部存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和军阀主义等不良作风，进一步增强了党性，纯洁了队伍，加强了军内外团结，树立了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良好风尚。
参考文献
[1]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抗日战争：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资料室，1980：50.
[2][16][21]姜思毅.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二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16.382.319.
[3][8][13[1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93.533.379.360.
[4]总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四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450.
[5]总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五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203.
[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11.
[7][14][15]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7.460.633.
[9]姜思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M].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4：210.
[10][11]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3.
[12][1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94.1239.
[19]刘晶芳.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建设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135.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12-0032-06
作者分别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赵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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