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粹主义被理解为诉诸“人民”反对既定权力结构、支配性观念与价值观的现象，它不应该因为是政治理论家不感兴趣的病态政治形式而被忽视，因为它的民主伪装凸显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借鉴米歇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关于“信念政治”与“怀疑政治”划分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民主两个相互对立的面向，一是“救赎的”面向，二是“经验的”面向，并且认为，正是它们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导致了民粹主义的频发。
关 键 词｜民主 民粹主义 救赎民主 经验民主
在过去10年，民粹主义运动闯入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主流政治，它们通常被视为需要社会学解释的病症。我们并不将其视为挑战我们民主观的现象，那些致力于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民主理论家对民粹主义者动员草根阶层的意图关注较少，甚至没有关注。这种对民粹主义的轻视虽然情有可原，但是过于草率。民粹主义者将他们自己视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代言被政府、主流政党和媒体整体忽视的大众的苦难与意见。他们中的许多人赞同“直接民主”——政治决策通过公民投票和公民复决来产生。他们的公开目标就是要兑现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承诺。本文认为，我们无法承受将这些主张置若罔闻的代价，反思民主国家民粹主义令人困扰的频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主的复杂性。原因在于，民粹主义的根源不仅存在于任何特定运动都需要的苦难的社会环境，而且还存在于民主内核的紧张关系中。实际上，我们所认识的民主有两个面向——一个“救赎的”面向和一个“经验的”面向——它们的并存为民粹主义动员提供了持续的激励。本文的结论是，民粹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因畸形发展而出现的“退化”症，不如说是民主自身所投射的影子。
什么是民粹主义？
在考察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之前，我们需要确切弄清我们所谈论的是什么，因为“民粹主义”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模糊术语。虽然它在许多专家的论述中具有准确的含义，但试图将其形成一种普遍理论一直存在问题。这里所给的理想的解释涉及当今民主社会的民粹主义，这些民主社会对哪些政治现象应归入此类颇具共识，但对于是什么使他们成为民粹主义者却不甚明晰。但是，澄清民粹主义的概念是可能的，只要我们将关注点从民粹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内容转到它的结构性因素。现代民主社会的民粹主义最好被看作诉诸“人民”，既反对既定权力结构，又反对支配性观念与价值观的一种现象。这种结构性特征反过来支配了民粹主义独特的合法性结构、政治风格和情绪。在我们在进入论文主旨之前，这其中的每一点都需要做些阐述。
民粹主义与权力结构
广泛认同的观点是，民粹主义运动是“人民的而不是体制的”[像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所说的那样]。这些运动涉及了以人民名义反对既定权力结构的某种叛乱。在民主体制内，这种情况常常意味着对既定政党的一种攻击。可是反体制动员本身不足以确定民粹主义政治，因为这种表述也会包含“新社会运动”，而“新社会运动”普遍被认为是与之不同的类型。关键的区别在于，虽然两者都反体制，但民粹主义挑战的不仅是既定当权者，而且还有精英价值观。民粹主义者的怨恨不仅指向政治与经济的当权者，而且指向学术和媒体的公众人物。当国民阵线领袖让-马利·勒庞（Jean-Marie Le Pen）要求“喊出人民的心声”以反抗巴黎人与欧洲精英时，他的这种行为看上去具有正式民主体制内部民粹主义的鲜明特征。
从这种结构意义上来理解的民粹主义，依据其政治动员所反对的机构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容。例如，在涉及经济政策的地方，在一个强力推行高税收以维持高福利的国家，民粹主义者会拥护经济自由主义的方案，而其他地方的民粹主义者则会要求通过保护主义和更多的政府干预来反制自由市场的霸权。这本身并不表明，民粹主义者要么是毫无原则，要么是逻辑混乱。这只是表明，决定他们是民粹主义者的正是对权力结构的反对。民粹主义者的价值观也根据所处环境而发生变化，这取决于精英与支配性政治话语的性质。在那些精英政治文化深受个人主义、国际主义、多元文化、放任主义、进步信念等自由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国家（像现代西方民主制国家），民粹主义注定或多或少抵制这些价值，有时会形成另外一套泾渭分明的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存在着像民粹主义意识形态这样的东西。不过，试图以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来定义民粹主义却行不通，因为在另一种背景下，有关反精英主义的动员可能会反对不同的意识形态场景。米歇尔·卡津（Michael Kazin）对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修辞”做出了富有启示的解释，他提出，所谓的“民粹主义语言”的东西在一个多世纪里持续鼓舞了那些明显激进且经常偏左的社会运动。只是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民粹主义话语“开始从左向右转”，这使得“人民”转而反对新的自由主义精英。在这两个例子中，涉及到的都是对利益与意见的动员，这些利益与意见被他们的支持者领悟，尽管主流社会也给予了关注但当权者却对其视而不见。
诉诸“人民”
民粹主义不仅反对权力结构，而且还诉诸公认的权威。民粹主义者声称他们的合法性建立在为人民代言基础上，也就是说，他们宣称代表了民主的最高权威，而不是代表像经济阶级这样的局部利益。虽然经济上的苦难对民粹主义运动总是重要的，但这些问题往往被解读为民主国家的政治问题。宣称为“人民”说话绝非看上去那么简单，因为这一术语是模棱两可的，民粹主义者往往擅长运用它各种可能的修辞。为了清楚起见，我们可以在民粹主义者的话语中找出三种不同的意义，尽管这三种意义在现实中往往是混在一起的。
对于这种问题通常所给的答案是，我们所认识的民主是自由主义民主，民粹主义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是非自由主义的。从这种视角看，使自由主义民主变得脆弱的东西是这两个面向之间的关系，它们“既是相互依赖的一体，又是紧张或对立的根源”。大卫·比瑟姆（David Beetham）强调，自由主义遗产的许多方面事实上是民主自身维系的根本，其中包括言论自由与法治。不过他承认，自由主义原则也对民主施加了限制。对于两者相互关系的准确说法，其他理论家主张，“民粹主义民主”是一种不受这些自由主义条件所限制的民主版本，它（尤其）倾向于一种忽视或践踏少数人权利的多数人暴力。
民粹主义者的政治风格
民粹主义者诉诸人民鲜明地表现出一种“民主的”风格，因为他们着眼于平民。借助民众对含糊其辞的政客和官腔十足的官僚机构的不信任，他们对自己（言行）的简单与直率津津乐道。当政治体制中的人被认为使用“民粹主义”策略时，重要证据之一就是他们在沟通中喜欢并且擅长运用这种直截了当的风格。然而，简单、直率的语言不足以将一个政治家界定为民粹主义者，除非他或她也准备提供同样简单和直接的政治分析及其解决方案。民粹主义者喜欢透明化，不相信神秘：他们痛斥暗箱操作、幕后交易、复杂程序、秘密协议以及只有专家才能理解的专门术语。政治结盟显然也因为这些情况易于受到民粹主义者的攻击，而欧盟则首当其冲。民粹主义者声称，所有这样的复杂机构是由职业政客所经营的一种肮脏骗局，而对平民所关心的问题，解决方案实际上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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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者的情绪
民粹主义根本的结构性特征是动员民众反对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精英，这一特征不仅蕴含了一种直接、简单的风格，而且还蕴含了一种独特的情绪。民粹主义政治不是普通的、常规的政治。它带有宗教复兴运动的意味，并靠激情提供动力，这种激情吸引平常不大关心政治的人民进入政治舞台。这种格外情绪化的因素可以把政治变成一场拯救国家的运动抑或导致一场巨大变革。这种情绪的连带反应是，高度激昂的情感易于集中到一位魅力型领袖身上。反对常规政治的自然结果是人格化领袖的出现。拒斥僵化的制度结构，包括官僚科层组织，民粹主义者既赞美草根的自发行动，又赞美领袖与其追随者之间一种亲密的个人纽带关系。
一些观察家反思了希特勒和其他法西斯领袖（以及历史上更早的大众政治、煽动家和“凯撒主义”之间的传统联系）的崛起过程，他们常常将民粹主义与危险的领袖操纵以及这种领导所产生的可怕的非理性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些分析肯定有其重要性，我们仍然应该抵制这样一种诱惑，即将一般民粹主义简单地归结为一种病症。本文中我们所关注的是那些在成熟、完善民主体制内部所发生的民粹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并不主张废除自由选举并建立专制，他们对瑞士全民创制与全民公决的仰慕更使得人们难以将其理解为向专制倾向发展的危险征兆。换言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民粹主义者所谓的民主合法性。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错失从民主自身本质中吸取重要教训的良机。
民粹主义是民主的吗？
采用自制股骨远端髓外定位截骨的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护理配合………………周宇艳，孙朝军，李 红，孙 哲，马云芳（90）
一方面是诉诸团结的人民、民族或国家，以反对分裂它的政党和派别。一个典型例子是罗斯·佩罗（Ross Perot）在美国总统选举中使用的口号“团结则存”（United We Stand）。将“人民”想象为一个团结的共同体意味着对政党恶斗表示厌恶，在那些魅力型个人易于将国家利益人格化的地方，它会增进对强势领袖的支持。这种对团结的强调（尽管某些方面与其并不一致）导致了诉诸“我们的人民”，这里的人民常常是我们同族亲友意义上的。在过去诉诸团结（至少在形式上）的地方，这种诉求却是分裂性的，它将我们的人民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比如外来移民。民粹主义的这个方面激起了自由主义评论家的警觉，尤其是当国民阵线在就业、住房和社会福利方面要求“法国人优先”的时候。然而，不要认为民粹主义者只是右翼的，还有三分之一的诉诸人民的行动包含了平等主义的冲动：动员那些过去被称为“平民”（the common people）现在最好被称为“普通民众”（the ordinary people）的人反对享有特权、受过高等教育、见多识广的精英。民主制国家的民粹主义者宣称，他们为“普通、正派的人民”中的“沉默的大多数”代言，他们声称这一群体的利益与意见定期被那些骄横的精英、腐败的政客和喧嚣的少数派操控。民粹主义者代表人民大众的说辞在实践中遇到质疑，因为他们在选举中极少获得大多数哪怕是接近大多数的选票。但是，他们运用所有这些诉诸人民的不同形式，强调了他们依赖一种合法性框架的程度，支撑这种合法性框架的是大众权力观念，换句话说，是一种民主思想。
钱海燕平缓了半天的情绪后，才开口说：“爸，你放心吧。启明的手术很顺利，没事的。”外婆的事已经够难过，她不想父母再为她操心。
编者按：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是水利工作的重中之重。水利部印发《关于开展加快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工作通知》，举全部和全系统之力，积极推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工作，旨在先行先试、以点带面。各试点省、市、流域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按照“四个率先”的总体要求，积极践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切实推行各项试点任务，在建设中进行探索与实践，成效与亮点逐步显现，有力促进了水资源节约保护与管理工作。本期特别策划“加快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专题”，总结分析各试点地区好的做法和经验，探讨试点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和核心问题，为全国进一步推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的落实提供有益借鉴。
将民粹主义与民主联系起来的第二种方式是强调民主在理想与现实、承诺与履行之间难以避免的落差。对于这个观点，乔瓦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已经做了相当精辟的论证。然而，这些对民粹主义的回应都不太令人满意。第一种分析强调“自由主义民主”内部的紧张关系，似乎在暗示，即便民粹主义者像自由主义者那样糟糕，他们的确在民主方面是无可挑剔的。第二种分析似乎也在暗示，理想的民主与民粹主义者的理想是一致的，尽管民主实践无法完全实现这些理想。在论文的其余部分，我将对民主复杂性提出一种不同的分析，这种分析虽然也以这些真知灼见为基础，但是将更好地阐明民粹主义与民主之间令人疑惑的关系，或者更宽泛地说，更好地阐明现代民主现象。我的核心主张是，我们所认识的民主有两个面向，我称之为“救赎的”与“经验的”面向，民粹主义寄生在这两个面向的紧张关系上。我们需要暂时放下民主话题，以便为这种分析奠定一些基础。
救赎的政治与经验的政治
为了将民主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关于政治对立风格的思维框架中，我将借鉴米歇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成果。他因批判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和主张政治限制的风格而闻名，这种风格被他描述为“公民联盟”。然而，虽然他自己更喜欢有节制的贵族政治，他最杰出的政治思想著作仍然超越了党派偏见，承认现代政治中的两种张力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作为“事业联盟”的国家不可能完全被“公民联盟”替代，同样，怀疑政治也不可能完全被“信念政治”取代。
正是这最后的对比使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在他去世后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欧克肖特主张，在过去的500年里，欧洲政治一直存在着两种政治风格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不仅影响了政府理论，也影响了政府实践，留给了我们高度模糊的政治语汇。他将这两种风格命名为“信念政治”与“怀疑政治”。在前者中，政治被看作是成就完美或在世间实现救赎的一件事。救赎可以从宗教或现世的意义上来理解，不过不论哪种情况，它的预设都是：政府行为导致了救赎的发生。因此，信念政治势必动员民众抱以热情投身于这项事业，势必追求扩充权力以完成它，势必相信这种权力可以可靠地委托给人类（而非上帝）。这种政治风格的狂热者较少容忍法律约束，因为这种法律约束可能会阻止救赎的冲动。
（1）从经验的视角看，民主是在大众动员与大众传播条件下和平处理冲突性利益与意见的一种必要方式。它的伟大价值在于，它是内战或暴力镇压的一种替代方案。诺伯特·博比奥（Norberto Bobbio）较好地阐述了这一点，他这样描述民主国家：“一个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国家：不同政治团体之间达成互不侵犯条约，他们共同约定依靠一套规则和平解决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冲突。”它包括由于制度与惯例尽可能多的积累而出现的一些局部变化（这些变化从代议制政府的某些传统发展而来，而代议制政府传统形成于某些西欧国家以及它们的海外分支），制度与惯例的这些局部变化已经找到了一种办法，使权力的行使更负责任，使参与政治的群体利益更为广泛，使更多的人口融入政治体制。从这一点看，民主意味着多党制、自由选举、压力集团、游说以及其他精心设计的系列制度与惯例，通过这些，我们将民主与其他现代政体区别开来。
本文读者没有人会对欧克肖特的情感偏向存有丝毫疑问。不过他着重强调，他提出的两种风格是对具体实践的抽象，而具体实践事实上又是高度混杂的。而且，他承认两种风格都是不可或缺的。由于缺乏怀疑主义的限制，信念政治通过它的极权主义抱负毁了自身，然而“如果没有来自信念所迸发出的推动力，秉持怀疑风格的政府易于遭受政治沉默的报应”。毫无疑问，他更擅长在信念的眼睛里看到瑕疵，而不是在怀疑主义的眼睛里发现亮点；另外，他主张，既然现代政治的情绪偏向于信念，那么任何担心国家这艘巨轮失衡的人，都必然会站到怀疑主义一边。不过，他论文的核心论点是，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张力，但这两种政治风格在现代政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很多同学看来，想要用英语来讲了旅游过程中涉及的文化向外国友人进行清楚地表达和传递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因此，对于老师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积极鼓励学生去相信自己能够学好旅游英语，而且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将其应用到实际的交流活动中，促进学生能够在心理上树立正面积极的学习意识。要坚决杜绝遇到困难就退缩的现象出现，而是应该不惧艰险，对自己的语言学习进行正面积极的评价，在心理上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我能行”[3]。
我相信，这种分析阐明了政治实践中大量的模糊区域。尤其是，我认为我们能够对民主现象有一个更好的理解，特别是它易于遭受民粹主义的挑战——如果我们将其看作两种相互对立政治风格的交汇点的话。既然我提出要以欧克肖特的划分为基础，而不是原封不动地接受它，我会重新命名这些相对立的政治风格，称它们为“救赎的”与“经验的”，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考虑，以这些方式实现的民主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然而，在我们离开欧克肖特之前，我们应当注意他用于绘制政治光谱的这种方式所具有的奇特而又重要的意义。我们一直在文中所探讨的“怀疑政治”不仅接近《论人类行为》中所描述的“公民联盟”（civil association）政治，而且也接近《政治中的理性主义》所描述的在行为传统内部的“参与安排”（attending to arrangements）。这样的话，它们的对立面也可能会有大量的共通之处，尽管表面上“理性主义”与“信念”作为引导政治的基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我稍后会提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见解，“救赎的”民主适宜于一种浪漫主义，它一方面在民粹主义者的修辞中投下了阴影，另一方面又支撑着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然而，我们迫切的任务是将民主放在我们一直探讨的理论框架之中，以弄清这样做的意义。
民主的两个面向
借助现代政治两种风格的思想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概念的一贯模糊性，我相信我们可以将现代民主（思想与现象）理解为救赎与经验两种政治风格的交汇点。在这一部分，我认为民主呈现出两个面向，一个是救赎的，另一个是经验的；虽然它们是对立的，它们也相互依赖；它们之间存在的缝隙使得民粹主义易于滋生。
易象的建立，不仅需要“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更要“精义入神”，“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易象”的建立需要极高的智慧，需要深入而准确地领会天地人三才之道。圣人能够深入而准确地领会形而上的道，所以从来都把易象的建立归功于圣人(包牺氏)。而圣人对于“道”的领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其中就包括文学艺术的方式。
通过速写，一个人可以用这些口号绘出民主经验面向的画像：“要选票不要子弹”或者（更学术的）“一种不通过相互杀戮而处理冲突的制度”。它的救赎面向的画像应该是“民之声，神之声”（vox populi vox dei）或者“民有、民治、民享”。要注意，这两个面向之间的区别与张力并不对应于（前面讨论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张力，因为自由主义本身也有救赎和经验两个面向。它也不等同于民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萨托利所注意到的）。至关重要的是，民主的经验面向本身包含了政治理想（尤其是和平、稳定、现代化），这些政治理想又不同于救赎民主的指导思想。为了弄清这种区分关系着什么，我将指出三个方面的对比。
（3）民主中救赎与经验之间张力的第三个方面涉及民主制度及其不可避免带来的疏远。准确地说，民主承诺的人民权力要想实现，只有通过使这种权力有效且长期维持的制度。但是与救赎民主缠在一起的是一种对制度的深深厌恶，这种制度使人民难以采取行动，难以直接、非中介地表达人民意志。这里有一个浪漫主义的张力，它用活生生的声音召唤人民并激发他们的自发行动。
（2）人民权力观念处于救赎想象的核心，人民是合法权威的唯一来源，当他们掌管自己命运时才会承诺救赎。然而从一种经验的视角看，民主仅仅是一种政府形式，是在复杂世界中决定一种政体不同于其他政体的方式。
（3）经验地看，民主意味着制度不仅是限制权力的制度，而且还是建立权力并使之有效的制度。然而救赎民主（像更广泛的救赎政治一样）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制度冲动：对直接、自发以及克服距离感的浪漫冲动。
在民主存在模糊性的地方，人们易于发现为什么民粹主义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民主的赝品，这种赝品可能给整个体制带来危险。可是由于总是与民主连在一起，情况总是含混不清，并且“现实主义”本身也可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因为救赎民主的权力承诺并不完全虚幻：的确存在这种情形，即当人民相信可以通过集体行动而团结起来时，他们能行使更多的权力，除非他们放弃并只专注于个人事务。大众运动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真理，而这种现象在一些国家相对较强、在另一些国家相对较弱，决定因素之一是看这种集体政治意志存在与否。在许多政治体中，权力的潜能因为缺少对救赎民主信念的分享而消失。不切实际的幻想可能是成就现实的一种条件，也可能是治疗政治绝望的一副药方。民主，它似乎不得不在同一时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
相比之下，怀疑政治既不相信权力也不相信激情，对于政府能做什么也不抱太大期望。对它的支持者而言，政治没有压倒性的目标，只有不断坚持和改进过去权利与制度的宝贵遗产以维持秩序和减少冲突机会。对于这种政治风格来说，法治是根本性的。
对于那些在世界各地不得不忍受内战或暴力镇压的许多政体而言，经验民主可能极其令人艳羡。然而对于那些将它的益处视为当然的人，如果没有提供比这更多的东西，民主将可能不会有合法性。因为民主也是一个集散地，它汇集着现代政治所特有的各种激情。对现世救赎的信念是现代民主所固有的，存在于它与民主经验面向的张力之中：承诺通过至高无上的人民行动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民主的这个面向笼罩着一种光环。相对于现代政治救赎的其他手段，民主相对不善于表现自己。它比诸多形式的社会主义更少借助形象的乌托邦想象；它也不像民族主义那样常常依靠历史神话的食粮，而就理性主义意识形态而言，它又不可与自由主义相提并论。然而，民主环绕着一个神圣的权力光环，没有这个光环就难以看到它如何有效运作。没有救赎冲动的经验主义是治疗腐败的一副药方。例如，考虑一下选举的关键性制度。在纯经验的层面上，普选是政治权力分配的一种非暴力方式。然而与此同时，这也是民主再生的一种仪式，除非这种仪式被相当比例的选民与政治家重视，否则民主制度将被弱化。如果参与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民主只是政治交易，那么将民主作为政治交易的政客们以及这个体制本身最终将失去合法性。当笼罩光环的民主与肮脏的政治交易之间的反差过大时，民粹主义者往往填补真空地带，承诺将重建充满光明的理想民主以代替由政党操纵的肮脏世界。即使从经验政治的观点看，如果没有民主激情、动员与救赎方面所提供的能量，政治论辩与责任机制这些至关重要的惯例也会被弱化。
（2）似乎在理论上可以论证的是，救赎民主的救赎承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经验民主机器运行的必要润滑剂，如果它不出现在主流政治体制内部，它也会以民粹主义挑战的形式表明自身。然而，这种不可或缺的承诺本身接下来产生了民粹主义所赖以生存的矛盾。因为民主救赎承诺的内容是将权力给予人民——“我们，即人民将要掌管我们自己的命运，决定我们自己的未来。”不幸的是，这种承诺与经验主义所冷静观察的民主陷入了深深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两者的间隙为民粹主义抗争提供了丰富的滋生地。
可这湿漉漉的雨下个没完没了。叶晓晓也渐渐觉得冷了，她的头发和裙子刚才汗湿了，现在凉凉地贴在背上，极不舒服。她想了想，反正夏天也看不见，不如去冲个澡吧。想着，她随便抓了件睡衣，就去卫生间冲了个澡。
第二个模糊之处涉及权力与民主无能的矛盾。一方面，民主是一种人民主权的理想。可是“民主是一种政府形式，不是一种大众情感的狂欢”。换言之，它也只是复杂世界中将某种政体与其他政体区分开来的一种方式。这个承诺就是，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那些对我们有影响的重要议题。然而即便假定“我们，人民”可以将我们不同的利益与意见整合成统一的共同意志，政治与经济相互依存的残酷现实也会使之成为空头承诺。这种模棱两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民主国家，不管是社区面对面的参与式民主，还是在当今一些区域所推出的全球民主都难以幸免。在民族国家层面，越发显著的是这样一种不断扩大的鸿沟：一方面声称民主政府代表人民，另一方面又没有足够的能力确保人民的经济福利。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是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制度变迁的重要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背景下研究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及其实施机制，有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有助于从哲学角度提出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核心需求。
在一个民主国家，选民自然会认定，如果他们选择了一个政府来代表他们，那么这个政府就应该照顾他们的利益。同样，政治家也会自然地向选民许诺，他们会这么做。最终，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如果没有民主重建的意识，很难阻止选举退化为纯粹的腐败。可是，政府事实上并不能控制经济状况，在经济糟糕时期，民主体制易于遭受民粹主义的反制。19世纪90年代美国早期的民粹主义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当时美国西南部的农场主处在严峻的经济环境中，尽管事实上他们已经有一个选举产生的政府。毫不奇怪的是，他们对这种情况做出反应，认为政府没有照顾他们的利益，因为它们有自己的打算。对民粹主义者而言，答案明摆着。除掉“富豪、权贵及所有硕鼠”，将权力交给人民，所有一切都会好起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民粹主义者力图动员选民反对既定的当权者和公众人物。从表面上看，通过这种方式诉诸草根看起来像是在做一件民主的事；毕竟，民粹主义者所赞同的全民公决与全民创制在政治学文献中被称为“直接民主”。民主的定义具有高度的争议性，现代理论家倾向于对人民主权轻描淡写。然而几乎不能否认的是，人民主权与人民决策的观念构成了民主的核心。那么，为什么民粹主义者不被认为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尽管他们这样自我标榜）？为什么他们常常被视为民主的危险？的确，当他们获得人民支持时这种危险更大。
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对民主权力模棱两可的这类反应在困难时期一再出现。如果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什么它不照顾人民？因为它掌握在腐败的政客、百万富翁、犹太人的手中，因为它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坚持政治正确的移民劳工保护者的工具。解决方法是选举一个人民的政府，这个政府将开除那些中饱私囊者，不管地方政府在某个时间提供了什么救济，都要遣返外来移民。只要民粹主义利用民主中承诺与履行之间的落差，它就会没完没了。因为如果民粹主义运动在诉诸人民上是如此成功，以至于民粹主义者超越了建制化的政治力量，掌握了事实上的权力，那么，他们在兑现承诺时也会暴露自己的无能，从而为新的民粹义主义者诉诸人民提供可能。
后面我会提出，民主的两个面向是一对爱吵架的连体婴儿，它们不可避免地连在一起，因此，我们要想舍此取彼只是一种幻想。然而它们之间的张力非常之大，正是这些张力激励了与民主如影相随的民粹主义动员。让我们现在更细致地审视这三个具体的张力，审视它们中的每一个是如何助推民粹主义产生的。我会在救赎与经验的视角之间来回切换，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论述方便，也更是为了避免留下这种印象：一种视角是主要的，而另一种视角则是次要的。
（1）民主是一种救赎的想象，它与那些承诺从政治中救赎的现代意识形态谱系有着姻亲关系。然而从经验上看，它是和平处理现代社会冲突的一种方式，尽可能依靠经验的积累与规则的完善。
第四阶段 考核与评估、检验、持续改进。学院内部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年度评估,基于考核结果、学生对话、利益相关者反馈、外审员反馈等各方结果反馈信息与培养目标和预期学习结果的分析比较,制定改进措施。
对民主的合法性而言，重要的是政体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人民的表达：不管我们怎么看待现任政府，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与我们完全隔离的东西。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民主在非暴力解决政治分歧上的实际能力就会遭到破坏。多数改善民主的计划旨在通过使政体更加亲民、更多表达人民意见而减少隔离感。这种方案的麻烦在于，民主政府意味着制度。我们很难发现，是什么使英国的税务局、社会保障部，甚至议会本身看起来像是民众意志的表达。诸如此类的制度让人想起马克思将资本作为工人异化劳动的分析，他感受到的不是他的自由创造权力得到了表达，而是一个异己的对象支配着他。民主可以是一种强有力的政府形式，只要它被认为是我们的政府而确实具有合法性。可是对于政府的运行而言，它不得不采用早已被自发的大众表达所剔除的制度形式。正如比瑟姆所说的那样，“民主作为一种治理方法不是人民可以在某个时刻决定做什么，而是确保他们持续控制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一套安排。”这就难怪，从人民的制度到人民的意志或者到他们的自发行动，总有诉求的空间。
比如，设想一下让许多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者所不安的话题：刑事审判在一个民主国家所处的地位。通俗地讲，民主的审判意味着通过种种安排确保每个公民都能受到法律同等的保护。换句话说，大众的正义感必须通过杂乱无章的正当法律程序加以调和。但是，正当法律程序的结果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常常与自发的大众正义感相冲突。这为民粹主义动员现实中的大众意志反对形同虚设的法律留下了大量空间。害怕民粹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被噩梦惊醒，他们看到煽动家煽动那些动用私刑的人直接行动，或者看到大众专制将法律程序弃之不顾。
在那些关心救赎民主方面的地方，可能会有类似于韦伯对宗教机构的著名分析。用韦伯的话说，一个教会就是将宗教魅力仪式化的一种机构，它的等级与仪式被神的权威合法化，但是神的意志（Vox Dei）是通过他们转达的。结果，它总易于受到要求直接诉求神的权威的挑战。领导草根复兴运动的魅力型传教士宣称，他绕开了教会的等级和仪式直接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当传教士启示相应也成为教规时，循环又再次开始。
收集福建省立医院2017年1月—2018年5月收治的22例MM患者的病理资料。其中男性13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2岁（年龄范围：50～75岁）；其中12例为初治患者，10例为含BTZ方案治疗后复发的患者。MM诊断和临床分期参照2017年中国专家共识标准[1]，入组患者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显示为正常核型，排除难治性骨髓瘤患者及合并其他肿瘤患者。骨髓穿刺术抽取MM患者骨髓，采用FCM法分选骨髓瘤细胞（CD38＋/CD138＋浆细胞），同时留存其详细临床资料。所有临床检验样本的采集均经受检者知情同意，并获得医院伦理学委员会批准。
民粹主义在民主中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与之类似。民粹主义者跳过僵化的制度诉诸现实中的人民，宣称代表了不经中转的人民的声音。正如我们先前看到的，这种运动总是或多或少有一些魅力型领袖，这些生动的个体能使政治变得亲民而又直接，而不是使其变得疏远和官僚化。在这种情境下，外行与缺乏政治经验事实上被认为是可取的。当然这里也有一种讽刺：对事必躬亲型代表而不是精心设计的中介机构的偏爱，赋予了民粹主义运动领袖某种程度的个人权力，这种权力难以与民主激情相调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浪漫的民粹主义诉求是短视的，因为民主事实上不能离开使人隔离的机构和专业领域的专家而独立运作。然而，同样可以论证的是，像韦伯所分析的惯例化的宗教机构那样，民主机构偶尔需要一次信念的高潮并以此作为变革的工具。在一些情况下，反对政党政治的激进民粹主义动员导致了新政党的成立或制度结构的改革，民主可能确实被认为是一个自我纠错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两个方面都各司其职。
民粹主义者与民主激进主义
我在本文中提出，激进民粹主义动员甚至萦绕在最稳固的民主国家，对它的反思可以提醒我们，民主救赎方面与经验方面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模糊性，民主两个面向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这些都在客观上助长了民粹主义。然而，应该注意的是，民粹主义不是这个间隙中蓬勃发展的唯一的激进主义，因为民粹主义的许多问题对于当今任何政治理论家而言都是怪异的。我们何曾在哪里见过对现实政党政治和政党妥协的极度厌恶？何曾在哪里看到将民主回归草根阶层以及将权力赋予人民的方案？还有哪里要求民众意志与民主行为之间关系的透明化与直接化，并要求克服疏离？参与民主理论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运动，从那以后就一直支配着这一主题的哲学讨论，除此之外还有哪里？
这种观点可能会遭到反对，即激进民主理论和民粹主义者的修辞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是莫名其妙的。民粹主义者不仅善于行动，极少做深刻的思考，而且他们的独特风格是将朴素常识与感情诉求结合起来，然而激进民主理论家把理性思考放在了他们理论的核心位置。要记住，（在欧克肖特框架内）“理性主义”像“信仰政治”一样远不是经验政治，它貌似可以解读为后者的一个版本。确有较多的救赎信仰混合了“审议”或“商谈”民主理论的理性主义：相信审议可转变权力，相信如果草根人民置身其中，他们的观点就会向正确的（反民粹主义的）方向转变。与此同时，多数这类理论家会犹豫将权力给予现下的人民（人民的观点在民意测验中得到反映，民粹主义者也以这些观点进行动员），他们的目标是使人民的愿望成真，尤其是当人民通过面对面商议而变得慎思明辨时，他们更会这样。
这里不适合探讨萨托利所谓“政治完人”（perfectionists）与“职业政客”（politicos）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两者都神往民主的救赎面向。更直接相关的或许是试图提升民主经验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因为最近有关民主的大量文献不再对民主抱幻想。不管是后马克思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一些民主理论家明确要求剥离民主的所有救赎特征并且突出它非救赎的一面。这种民主是没有基础的民主，是没有固定政治实践的民主，是我们不应该抱有奢望的民主。然而上述分析的意义在于，任何摒弃民主救赎面向的想法可能都会弄巧成拙。作为一种解读民主的方式，摒弃民主救赎面向的做法更像是努力维持一个没有信仰的教会。政治尤如宗教，信仰的缺失易于诱发腐败并带来复兴运动。
结 论
我已经论证，对民粹主义的反思有助于认清民主不可避免的模糊性，民主两个面向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民粹主义者开展动员的持久动力。然而试图避开这一方面而进入一种纯经验的民主解释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作为一种经验制度的民主，其权力与合法性至少部分地持续依赖它的救赎成分。这就始终为与民主如影相随的民粹主义留下了生长空间。
作者简介｜玛格丽特·卡农范（Margaret Canovan），英国基尔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阿伦特政治思想、民粹主义
译者简介｜郭中军（1977—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20）
* 原文来自Margaret Canovan,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47, 1999。
（责编：李天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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