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非行伍出身，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也几乎没有摸过枪，却是共和国的开国中将。他出身基督教徒，矢志不渝追随革命，但直到44岁才被接纳入党。他就是我军和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傅连暲
从教会院长到红色院长
傅连暲1894年9月生于福建长汀县河田镇伯公岭村。因父母流落到汀州城谋生，他从小随父母加入了基督教会，并入读教会学校，后在教会创办的“亚盛顿医馆”学医。1925年，31岁的傅连暲被推选为汀州福音医院院长。
1927年8月，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军转战至汀州。傅连暲收留了起义军的陈赓、徐特立在内的300多名伤病员在福音医院治疗。起义军将士们乐观坚定的革命精神，也深深感染了傅连暲，他不由感慨：“我治好了他们的病，他们治好了我的心。”
在这次救治起义军伤员过程中，傅连暲还结识了周恩来，并留下深刻印象。在一次交流中，傅连暲说：“人道主义精神是我行医治病的原则。”周恩来沉吟片刻，语气温和而坚定地说：“人道主义也要为革命!给同胞治病，是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给强盗和刽子手治病，就是对同胞的残忍。”傅连暲第一次被这种深刻的见解所震撼，也是由此他开始走出了狭小的自我天地，逐渐融入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1929年，红四军入闽后，傅连暲领导福音医院积极收治红军伤病员。也是在这年，傅连暲结识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等人的影响下，傅连暲对红军的认识进了一步，也坚定了他为红色事业作贡献的决心。
法国记者非常感兴趣地连连问他为什么?傅连暲回答说：“我留在红军中这么多年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第一，我感觉我是属于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和受压迫的阶级；第二，我受了共产党教育家瞿秋白的感动；第三，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因为红军在最初时虽然有许多伤病员，然而没有医生，我就感觉到我应当去做这个工作。红军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真正人民军队——这个事实我从多年经验中认识清楚了，它是一个保护祖国和人民群众的最有纪律的军队……还有我之所以留于红军中，是因为我深信它指示了我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
1932年1月傅连暲创办“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培训60多名红军医务人员。
1932年春，傅连暲在这所红色医院里亲自为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接生。这年10月，毛泽东来福音医院休养。在朝夕相处的三个月里，二人多次促膝谈心，毛泽东在思想、言行等方面给傅以深刻影响。也正是在这几个月里，傅连暲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3年初，国民党军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毛泽东要转移到瑞金去了。临出发前，他询问傅连暲去留的意向。傅连暲毫不犹豫地说：“跟主席到瑞金去!”毛泽东问他医院怎么办，傅连暲说：“搬到瑞金去!”
1937年，有一个法国记者在延安获悉傅连暲曾是一个基督教徒时，感到十分惊讶，特地请他发表谈话。傅连暲以亲身经历，介绍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基督教徒走上革命道路，即使是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也从未动摇过。
跟随红军长征的“红色华佗”
他到了西安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帮助下，采购到一批延安紧缺的药品，也请到一位牙医。之后，他与吴玉章乘车一同回到了延安，圆满完成了任务。
开始长征后，傅连暲与家里完全失去了联系。中央红军进军遵义时，傅连暲曾通过城里的一家药铺给妻子刘赐福写了一封信，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她的回信。长征途中，他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通缉他的消息，还听说刘赐福已被敌人杀害，孩子们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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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11月，红军总部来到宁夏同心城。这时，傅连暲与女红军战士陈真仁在共同战斗生活中逐渐产生了感情，并结了婚。
1938年以后，傅连暲一直担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等领导职务，并继续负责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他除了给中央领导看病外，还抽空给学校、保育院和附近老百姓看病，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和尊敬。
同年底，傅连暲来到党中央所在地保安县。他一到保安，就去看望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高兴得连声道：“哎呀，傅医生，你还活着，活着！”是的，他不仅活着，还奇迹般三过雪山草地，这一切都源于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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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毛泽东挽留傅连暲夫妻吃饭。周恩来、朱德、邓颖超也来了，大家谈笑风生。天晚了，毛泽东又留傅连暲夫妻住在他那里，毛泽东和博连暲一直谈到深夜。
党中央从保安迁到延安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医院，傅连暲任院长，并负责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工作。那时，毛泽东常常熬夜，眼睛患病，后来在傅连暲的精心治疗下，眼疾终于痊愈了。毛泽东高兴地称赞他是当代的“红色华佗”。
傅连暲说到做到，他雇了150个挑夫，挑了半个月，把整个福音医院从汀州一直挑到瑞金叶坪杨岗，正式创立了中央红色医院，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医院。1934年4月，中华苏维埃国家医院成立，傅连暲被任命为院长。
其后数年，国共两党在汀州展开争夺战，汀州政权几度易手。傅连暲借助医生的特殊身份，利用给驻扎汀州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治病的机会，取得其信任，多次获取情报并及时通风报信，使中共汀州地下党组织免遭国民党的破坏。傅连暲还以福音医院的名义，为毛泽东订阅了多份报纸，使毛泽东在行军打仗中得以及时了解外部信息。
凡在地下爬动的，都是当憎恶的，绝对不要去吃。无论用肚皮还是以四足或多足爬行，只消贴着地面蠕动，便是秽物，不许食用。
这次谈话，被法国记者整理成文，于1937年5月发表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时报》上，还印成了小册子发行。引起国际轰动，引发不少国际友人和进步之士慕名前往延安，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44岁终于入党
傅连暲参加革命后，曾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起初，有的同志认为他暂不入党对革命更为有利，更便于为党工作。后来又因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的吉他声，他侧耳凝听，又捕捉不到了。高潮快步走向地铁站，依然没有吉他的声音。高潮想，刚才或许是幻听，那位用吉他和歌声拨动他心弦的流
1938年，毛泽东因牙齿不好，派傅连暲到西安去买药，并请一位牙科医师来医治。那时，西安是国民党西北地区的统治中心，情况很复杂。傅连暲离开延安时，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并表示要很好完成这次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长征。考虑到傅连暲体质弱，无法承受长途跋涉之苦，中央打算让他留在苏区。但傅连暲坚决要求与大部队一起转移，他的请求得到组织批准。
后来，傅连暲由毛泽东和陈云介绍参加了中央党训班学习，并由党训班班主任王德和胡嘉宾做介绍人，1938年9月7日，44岁的傅连暲被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11年的组织考验和战争洗礼，傅连暲胸怀一颗对共产党无限赤诚之心，终于了却了夙愿，也完成了从基督教徒到共产主义者的巨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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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中秋节，中央破例为他祝贺五十大寿，在延安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许多同志参加了祝寿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致辞，并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傅连暲参加革命队伍，加入共产党，这是党的胜利。我们之所以给他祝寿，是因为他是有功之人。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永远记着他，感谢他。”
虽然毛泽东那天因为工作忙未能参加祝寿，但第二天看到傅连暲时，他紧紧握住傅连暲的手说：“祝贺你五十大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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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中国医学事业鞠躬尽瘁
1949年3月，傅连暲跟随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半年后，他受命组建中央保健办公室，负责中央领导保健和中央直属机关的卫生工作。1950年1月，出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其后又当选为中华医学理事会理事长。1952年，他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
尽管头顶上多了不少耀眼的光环，但让傅连暲最为牵挂的还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体状况，他把做好首长保健工作视为本分。
他亲自制定了一套中央保健工作制度，并亲力亲为，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疏忽。医生开的处方他要亲自过问，给首长服用的新药他要亲自尝试，就连注射的针剂也要先拿自己做试验。
社会思潮、文化、价值观等的多元化，弱化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导致一些大学生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失落，人生价值观及道德观的异化，使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面临严峻挑战。为增强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多元开放条件下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应坚持以下原则。
从2010年开始，因为农村改造工程自身的持续发展，试点范围也开始不断扩大到西部地区。我国的资金补助也在持续地提高，农户危房改造所得到的补贴金额也在不断提升。当前，我国各省市地区使用在农村危房改造的资金基本上都是与中央资金进行配套而形成的。省、市、县三级政府共同提供的补助资金也远远超出了中央所给予的补助资金，在当前农村危房进行改造过程中，地方政府投入了非常多的财政资金，并且将这些资金使用在农村危房的改造上，使当前我国农村危房改造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2]。
针对解放初期全国普遍落后的卫生面貌，傅连暲按照“预防为主”的总方针，大抓全国性卫生防疫工作，先后遏制和消灭了一些地方的鼠疫、流行病、传染病等疫病灾害。
（摘自《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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