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面临着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时代课题，并对此进行了深刻思考。从思想建设、领导方式、纪律性和理论学习等方面构建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框架，为其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顺利转变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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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是指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移驻西柏坡，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移到北平的这段时间。西柏坡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如何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进行了认真思考和实践，构建了新中国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框架，使中国共产党顺利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思想上要始终保持“赶考”的忧患意识
在从西柏坡出发去北平之前，毛泽东把进京执政比喻为“赶考”，要求全党保持谦虚、警惕，以期在长期执政全国的过程中向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始终保持“赶考”的忧患意识，就要警惕党内的骄傲情绪。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只相当于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还不值得骄傲，“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程更伟大，更艰苦。”“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始终保持这种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更好的考试成绩。始终保持“赶考”的忧患意识，还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虽然被打倒了，但其残余影响还在，资产阶级也会用捧场、拉拢、引诱等手段向中共进攻并俘获其中一部分意志薄弱者。随着武装斗争形势的基本结束和和平时代的到来，党内将有一部分党员可能不适应这种变化而对不拿枪的敌人丧失警惕，从而被资产阶级所俘虏。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准确地预料了这种情况，及时向全党敲响了警钟，要求全党认清未来形势，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经得起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进攻，提高共产党自身拒腐防变的能力。
领导方式上不断健全党委制及其工作方法
党委制是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实现民主决策的重要保证。由于受战争环境和过去工作习惯的影响，一些地区和军队的领导在处理问题时仍旧习惯于个人包办一切，重大问题也不经党委讨论。这种个人独断的工作作风，严重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也极不适应。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军队中各级党委制度的指示》，规定团以上党委应普遍恢复建立。1948年9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今后从中央局到地委，从前委到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毛泽东还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比喻为“弹钢琴”：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学会“弹钢琴”，也就是说，党委会既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同时开展其他工作，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忽视其他方面的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讲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明确提出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书记应当好“班长”。这些工作制度、领导制度，为全党坚持党的集体领导方式提供了制度保障。
选拔和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执政干部队伍
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们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而究竟需要多少干部呢？我们党从战争的发展趋势预测，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大概需要5.3万人。为了完成干部准备工作，中央要求各区各级党委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训练和提拔干部。中国共产党还创造性地提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策略，认为军队就是一个大学校，干部问题应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从各地经验来看，对于接管大城市和大工商业来说，产业工人相比农村工作干部及缺少工商业知识的干部更有利于恢复城市的生产和建设工作。为此，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必须督促各城市党委及工会党组大大加强和改善各产业中的工会工作与党的工作，从产业工人和职员中细心挑选大批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忠实可靠、懂得技术”的有组织和能力的优秀分子参加到党的干部队伍中来。同时，各级党委纷纷开办职工学校或速成的培训班，使他们能够迅速提高自身政治素质和组织纪律，尽快提高自身政治觉悟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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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报告制度加强全党纪律性
西柏坡时期，由于作战范围的扩大，人民解放军需要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进行全国范围的战争，需要一定的独立性和权宜性。但另一种不好的倾向是，各解放区、各局、各党委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把一些不应强调独立、权宜的事情自行其是，没有请示报告的习惯和政治意识。1948年6月，毛泽东指示全党干部研究列宁《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该书集中论述了加强革命纪律对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他指示全党干部必须认真学习这章内容，只有学习了这本书，才会真正懂得必须消灭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放任的重要性。为此，中共中央曾多次通过并发出关于健全报告制度的指示，明确中央和地方决策事项的权力划分。任弼时还提出了加强党的纪律性需要两个必备条件，“第一，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干部掌握了马列，即能保障政策统一的执行。”“第二个条件就是建立制度，制定法令，如逃兵处理条例，人民法庭条例等等。”报告制度的建立，是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的一个大发展，使全党全军在方针上、政策上、行动上达到了完全一致，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更好地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作出了突出贡献。
强化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执政能力
西柏坡时期，执掌全国政权的重任，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干部尽快从熟悉的农村工作转移到陌生的城市工作中来，从主要领导军事战争转移到领导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复杂的工作中来。尽快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完全转变，广大党员干部面临着短期内提高执政能力的严峻挑战。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及长期执掌全国政权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马列学院，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提高理论水平。除了建立中央马列学院外，中央还决定由东北局负责，在东北办一所同样的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东北分院。马列学院招收学生极为严格，要求学员“须要参加过实际工作(参加学生运动及其他政治运动在内)五年以上，在政治上思想上有相当的思考能力，政治正派，文化程度要能写文章或相当于高中毕业以上的水平。党龄不拘，候补党员亦可”。同时，还对学习期限和学习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要求学员在校学习期限最短的暂定为一年半，分三个学期，学习内容为中外史地的普通常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党史等。1948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大学，其目的就是要充分争取全国几十万大、中学生，并经过政治训练，再让其回到工作中去锻炼，以充实急需扩大的干部队伍。中央还要求各分局各级党委开办各种学校，以满足对广大干部的培训要求。中央局、各分局、各区党委学校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广大普通党员干部的理论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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