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营与监管 选择何种方式（论文文献综述）
陈旭琳[1]（2021）在《个人信息协同保护的法经济学研究》文中指出作为数字经济的燃料,个人信息的不当处理因频频“爆雷”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个人信息的保护亟待强化。公众、数据企业和政府都洞察到个人信息对数字经济的基础性价值,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成为数据共享开放的前提和基础。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数字经济和个人信息保护极为重视,党的十九大明确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中国,十九届四中《决定》提出要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进一步明确指出要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国家已面向社会公开征求《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意见。本文谨从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如何保护”、“如何利用”与“保护和利用如何平衡及协调”的三个核心问题,遵循协调发展理念、结合协同理论,展开个人信息保护的法经济学研究,提出权利配置是制度的基础,规则适用是制度的运行,行为激励是制度的落实,并在权利、规则和行为协同的基础上,构建个人信息协同保护制度。依从“产权界定降低交易成本”的理论逻辑,聚焦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权——数据权——监管权”的“权利束”界定,探究其“权利束”内部冲突和协调,进而提出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协同框架;依从“规则适用促进交易效率”的理论逻辑,聚焦个人信息保护的“无为规则、财产规则、责任规则、禁易规则和管制规则”的运行效率,探究各种规则之间的冲突、补充和协调,进而提出规则协同框架;依从“行为博弈激励合作演化”的理论逻辑,聚焦个人信息保护的信息主体、信息处理者和信息规制者的行为模式和特征,探究三类主体的行为冲突、协调、博弈和演化,进而提出主体的行为协同框架。与此同时,本文基于权利、规则、行为协同的规范研究,通过典型案例结合法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予以检验,进而分析政府、信息主体、信息处理者和社群组织的协同机制和实现路径,为构建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提供有益参考。全文共8章,第3、4、5、6、7章为核心章节。具体研究框架如下:第1章,绪论。本部分主要包括选题背景、研究动态综述、研究设计和研究创新。本部分从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求出发,重点把握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脉络,紧扣数字经济的时代特征,提炼出个人信息保护的多元协同深化趋势,从而明确本文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第2章,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研究的理论框架。本部分首先从个人信息基本内涵、属性等问题出发,明确本文研究范围和方向。其次,重点介绍支撑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产权交易理论、效率理论、演化理论和协同理论。以传统法律规范分析法分析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在研究方法上比较单一,难以与经济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在研究视角上较为片面,主要从个人信息的局部进行静态研究,缺乏从个人信息整体角度开展动态、立体的研究。通过对“交易成本”、“产权”、“效率”和“演化”等理论的引入,抛开传统法律分析法本身注重的从概念内涵、逻辑推演、类比适用等角度,对构建我国个人信息协同保护制度理论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第3章,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协同。本部分借助产权经济学“权利束”工具,依托其耦合经济学和法学的特质,按照“产权界定降低交易成本”产权交易理论逻辑,从束体和束点两个维度,对个人信息的权利体系进行全面立体化解构,利用束体对客体特征进行分段解构、利用束点对主体诉求进行分层解构并进行类型归结,发现个人信息权利在主体利益冲突和客体种类深化中表现出丰富化、多元化的权利体系,进而提出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协同路径——目标、原则和体系协同。第4章,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协同。本部分借助于“卡-梅”框架工具,依托其运行效率分析特质,按照“规则适用促进交易效率”规则效率理论逻辑,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菜单进行全面解析,探究财产规则、责任规则、禁易规则、管制规则和无为规则之间适用范围、效率机制和协调关系,进而提出以管制规则统领全局,以事前自愿交易效率的财产规则为主,以事后损害赔偿的责任规则为辅,形成个人信息保护的常用性规则,再以无为规则推进未知领域探索和禁易规则坚守底线作为后援性规则。第5章,个人信息保护的行为协同。本部分借助演化博弈工具,依托其对主体行为的合作演化分析特征,以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双方静态博弈为基础,拓展为信息主体、信息处理者和政府三方间动态演化博弈,探究参与主体的合作行为稳定性、演化路径,从而提出三方行为协同的机会、动机和控制方法互动机制。第6章,个人信息协同保护的案例鉴析。本部分运用典型案例,通过梳理争议焦点和司法裁定要点,探索权利的配合、规则的协调和行为的互动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价值。个人信息保护有效推进必须坚持协同的思想,采用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综合运用“三重授权”原则、产权保护模式和提升行为主体注意水平来推进权、责、利的多维协同。第7章,个人信息协同保护的制度构建。此部分立足于个人信息权利、规则和行为协同保护理论研究成果和案例分析启示,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协调发展理念,以权利协同、规则协同和行为协同为指引,重点探索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的协同运行机制和具体实现路径。提出以优化知情同意质量的实质参与为权利价值导向,以从零和博弈走向合作的共享动机为行为导向,以提升个人信息保护的共同行动能力为效率导向,三者构成协同创新的价值要素;同时,提出建立由公私权统一的权利配合、激励相容的规则调节、利益平衡的行为协同构成三重协调机制;进而,提出政府、信息主体、信息处理者、社群组织“四维一体”、互补嵌入的协同创新路径。最后是结论。
王晨佳[2]（2021）在《食品安全领域责任约谈的法律控制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5年《食品安全法》修订后在监督管理部分增补责任约谈制度,首次在正式法律层面提出责任约谈的概念。根据该法规定,可以明确食品安全领域责任约谈制度的出现契合了食品安全从事后监管转向事前、事中监管的治理方向。为确保事前监管效果的实现,该法中的责任约谈绝非仅是简单的约见谈话,而是要给予警示和告诫,是对食品生产者经营自由的干预。因此,责任约谈制度在应然层面需要具备以下两个要点:一是需要具备法定的、明确的适用情形,即需要明确“存在安全隐患”的判断标准;二是需要在干预食品生产经营者经营自由和确保干预行为合法性之间取得平衡,即行政机关需要对事前采取的为保障约谈目的实现的手段作出合法性论证。通过对《食品安全法》及其下位法进行归纳,可将责任约谈的适用情形分为以下两大类:一是为警示违法行为而进行的责任约谈;二是为预防安全隐患而进行的责任约谈。同时,为了保障约谈目的实现,责任约谈后行政机关将采取六种措施约束约谈对象。这些措施将对约谈对象产生以下两种影响:一是直接减损约谈对象的实体权利;二是未直接减损约谈对象的实体权利。根据食品安全领域责任约谈制度的立法目的,结合具体的法律规范,责任约谈制度存在应然和实然之间的错位。具体而言:首先,在应然层面,责任约谈需要具备明确的适用情形。但是在实然层面,不同的法律规范中责任约谈的适用情形并不是在同一逻辑层次上进行划分的,存在含混交叉的关系。这便导致对部分行为难以进行归类,具体适用情形之下的启动标准难以判断。其次,行政机关进行责任约谈时,食品生产经营者尚未发生违法行为或者已经发生违法行为但是尚未达到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程度。因此,就应然层面而言责任约谈中不能对被约谈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直接采取带有惩戒性的措施。但是在实然层面,行政机关为保障约谈目的实现而采取的措施却将导致被约谈对象实体权利的减损。因此,为完善食品安全领域责任约谈制度需要做到如下内容:首先,需要重构责任约谈的适用情形,分为违法警示型责任约谈和预防控制型责任约谈。同时,还需要明确不同适用情形之下的启动标准,违法警示型责任约谈中需要明确违法行为的程度,在预防控制型责任约谈中需要明确安全隐患的裁量基准。其次,还需要通过明确责任约谈的处理方式和区分责任约谈的处理力度来保障责任约谈效果的实现。再次,责任约谈非常重视约谈过程的建构,但是两种不同的适用情形之下程序建构重点是不同的。在违法警示型责任约谈中,行政机关必须充分说明违法警示型责任约谈启动的必要性。相较于预防控制型责任约谈,在违法警示型责任约谈中行政机关的裁量权受到更大程度的限制。在预防控制型责任约谈中,行政机关即使是在不确定的情形之下也要采取行动,行政机关需要实质性地行使裁量权。最后,无论是违法警示型责任约谈还是预防控制型责任约谈,都需要加强不同法律程序之间的衔接,将行政调查作为启动责任约谈的前置性程序,明确规定责任约谈不得代替行政处罚、行政强制。
刘琨[3]（2021）在《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物质工程设施及相关公共服务,对其投资可以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乘数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地位”。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短缺及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持续性的挑战。由于传统采购模式引起的公共部门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以及资产交付与服务质量的低效率问题,基础设施正由公共供给转向私营供给,这一趋势因思维方式转变和良好实践效果受到支持,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得以加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英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兼顾效益、效率、公平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公私合作,但各国PPP运行效率差异较大,在PPP模式风靡全球之际,加拿大发展为最具PPP市场热度和成熟度的国家之一。本篇论文针对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全貌:以PPP模式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法律制度与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探究,挖掘加拿大PPP模式跻身领先地位的深层驱动力。目前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正经历由高增长到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研究,吸取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西交流和鉴往知来,对我国PPP模式的行稳致远与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对PPP模式相关理论和制度优势进行了探讨。第一,阐述了PPP模式概念,众多参与主体、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服务绩效五个主要特征,以及价值驱动因素。第二,分析了PPP模式应用对象,即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特征,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失灵,以及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应用行业领域。第三,以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与实践、公共事业民营化等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探究了PPP模式的制度优势。最后,以不完全契约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PPP模式缔约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物有所值、投融资结构、风险与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绩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二,分别从基础设施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角度,阐释了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动因。总结了近30年加拿大PPP模式发展的两次浪潮及特征,宏观展现了项目在各基础设施领域、管辖层级及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在1991-2003年的第一波浪潮中,加拿大PPP模式经历了由理论转向实践的艰难过程,伴随着部分项目失败,在质疑声中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浪潮是2004年至今,加拿大省级政府作为PPP主要开拓者,打造了更具活力的基础设施PPP市场,公共部门拥有更专业的评估技术与监管能力,制定了更明晰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在项目实践中,转变对私营资本需求方式,优化交易结构与回报机制,采用有限的需求与市场风险转移,极大提升了PPP项目产出效率及复杂程度。第三,加拿大PPP模式展现了公私双方从咨询伙伴、运营伙伴、协作伙伴、到贡献伙伴权利逐渐下放过程,根据私营部门参与度和风险转移程度,形成连续的包含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运营等责任的组合体。在探讨加拿大PPP模式全流程运行机制和采购管理中发现,加拿大主要PPP应用省份虽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项目审批与采购管理上更为复杂且周密,但实际上加拿大PPP项目采购效率极高,表现为较短的招投标时间以及较低的招投标成本。这种高效性得益于,采购前期项目评审与决策管理、招投标评估与竞合谈判、合同体系建立三方面的运行监管与结构设计。首先,加拿大PPP项目采用了以物有所值为核心,细致且繁复的前期规划和评估工作;其次,加拿大省级PPP专业机构借助发达的咨询服务,实施评标以及竞争性对话,能够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权衡技术创新与财务方案;最后,分析了加拿大PPP合同协议在绩效产出规范以及回报机制两个关键边界条件的特征。第四,基础设施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能够获得足额、长期、稳定的资金,PPP模式核心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发挥民间资本优势,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加拿大PPP模式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其成熟且深厚的PPP项目投融资市场。论文回答了关于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阐述了包括PPP项目债券、绿色债券、社会效益债券在内的债券类融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加拿大PPP基金与联邦基础设施基金,以上四类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对加拿大PPP模式支持方式和投融资特征。第五,加拿大PPP模式风险管理较为完善。以加拿大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原则以及风险管理工具为依据,探讨了加拿大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七个要素,分别为风险全流程沟通,建立风险管理范围和标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及风险动态监管。并根据安大略省交通类PPP风险矩阵,探讨加拿大PPP项目风险识别中的风险触发机制与影响结果,以及风险评估方案。最后,归总加拿大主要省份交通项目的风险分配方式,探究加拿大PPP项目风险分配特征。第六,加拿大PPP模式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宏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探讨PPP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总结了加拿大联邦及主要省份PPP法律制度体系。其次,将治理能力、人力资源、协调能力归纳为加拿大PPP专业机构三大核心能力要素,体现了联邦PPP机构的战略引导作用,以及省级PPP机构的运营与执行能力。最后,从绩效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三个方面,探析加拿大PPP广泛的宏观治理体系。最后,对加拿大PPP模式进行了评价及启示。重点分析了加拿大PPP模式按预算与准时交付效率,社会公众与主要参与者认可度,以及项目经济系统性影响。探讨加拿大在PPP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市级PPP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对长期私营资本需求及有限需求风险转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和项目未实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原因。并且对本篇论文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进行了总结。篇末部分,阐述了我国PPP模式发展现状和问题,并通过对加拿大的研究得到对我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周欢[4]（2020）在《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评估及监管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0年7月1 6日,大连港一输油管道发生爆炸事故。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一危险货物仓库发生特大爆炸事故。2019年9月28日,韩国蔚山港一艘化学品船发生爆炸事故。2020年8月4日,黎巴嫩贝鲁特港发生大爆炸。此类事故引发的后果,不仅造成了环境破坏和经济损失,还引起较大的舆论影响,同时暴露出港口危化品物流中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和严重的监管问题,亟需开展有效的风险监督和管理。危险化学品,简称危化品,是一类特殊化学品,具有腐蚀、放射性和易爆、易燃、毒害等特点,并且容易在生产、经营、使用和废弃物处置过程中出现人员的伤害和经济环境的破坏。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化工行业的发展,危化品需求量增加,常应用于多个行业和领域,且通过港口进行中长距离的异地运输情况多,此外危化品安全管控形势严峻。据交通部统计,我国危化品运输量中七成左右的危化品通过水路进行运输。港口作为连接水路运输和陆路运输的关键节点,在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确保港口物流活动安全是促进港口繁荣和发展海洋经济的基础,更是我国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因此,开展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研究十分必要,通过对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的关键影响因素识别和影响机理分析,可以为港口危化品物流的风险评估提供基础,进而实现港口危化品物流的有效风险监管,这对港口危化品物流的安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本文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如下:首先,识别了影响港口危化品物流关键风险影响因素。通过对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特点的分析,发现风险影响因素众多。针对传统DEMATEL模型过多依赖专家打分的不足,结合聚类分析和BP神经网络方法的优点,构建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影响因素识别的CBP-DEMATEL模型,并进行模型仿真,分析了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大小和分类结果。选取宁波-舟山港（简称宁-舟港）等15个重要的危化品吞吐港口的历史数据进行研究,基于聚类分析对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影响因素按属性进行分类,得到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相同属性影响因素的分类结果,根据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影响因素相似属性分类结果可以为下一步风险评估中多维风险情景中风险因素耦合的刻画提供基础。利用BP神经网络非线性的特点求解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影响因素之间的直接关联矩阵,通过计算得到影响因素对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的影响程度,可以得到原因型和结果型影响因素,为下一步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的评估选取关键风险影响因素指标提供依据。其次,构建港口危化品物流多维风险评估的WRT模型。在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影响因素识别的基础上,开展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评估。借鉴物理-事理-人理WSR理论和风险识别、过滤和排序RFRM理论和情景构建TSS理论,构建港口危化品物流的多维风险评估WRT模型。基于WRS方法论的思想,将风险因素映射到物理、事理和人理三个方面。根据风险影响因素识别的结果,在RFRM风险过滤理论的基础上对风险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过滤。基于TSS情景构建理论,从物理、事理和人理三个方面对风险影响因素进行耦合,构建三维风险情景。选取15个港口进行实证分析,基于风险评估WRT模型分别计算15个港口的危化品物流的一维、二维和三维风险大小,通过点面结合刻画各个维度的风险和整体风险,能够从局部到整体把握各个港口的风险水平,并找到关键风险源,有效地防范重大风险,同时为政府部门和港口危化品物流企业安全发展提出建议。最后,构建考虑风险大小的政府和港口危化品物流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双方策略演化机理。基于风险评估中采用事故发生率和事故后果严重度对港口危险化学品物流风险水平的刻画,进一步构建考虑政府严格监管概率和事故发生率及后果严重度等参数的演化博弈模型。采用复制动态方程刻画不同监管的概率和事故发生率等因素对策略选择的影响过程及规律,并利用MATLAB进行模型仿真。研究表明:港口危化品监管中存在“监管悖论”现象,只加强政府严格监管力度,短期会使企业采取设施安全经营策略以应对严格监管,但从长期看,并不能使企业自觉选择设施安全策略。港口危化品物流企业的策略选择与其经营收入无关,而与事故发生率有关。面对低风险,无论政府监管严格与否,企业都选择忽略风险;面对高风险时,政府不采取严格监管,企业仍会自觉选择设施安全策略合法经营。最后通过模型研究的结论,为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监管机制的设计提供建议,促进港口危化品物流安全发展。
刘培[5]（2020）在《基于大数据的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息技术、互联网与计算机等技术建构的网络空间成为与现实社会空间并存的第二空间。但网络空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技术发展中不断演进的。随着大数据技术在互联网领域应用的广泛推进,借助于大数据可以量化一切的强大计算能力,网络空间确已进入到一个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的阶段,形成了新型的“大数据-网络空间”。“大数据-网络空间”是在大数据技术深度介入下形成、以数据生态为核心、以算法为主导的、虚实深度交融的网络空间。它不仅是世界的数据化再现,而且是大数据算法与人的意向性协同敞开的网络空间。作为大数据技术形塑的空间,“大数据-网络空间”不是固态的、稳定的、不可更改的,而是可以被技术发展与各类媒体、政党、国家等主体意愿建造、编制和构筑,即“大数据-网络空间”具有可塑造性。“大数据-网络空间”作为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传播载体和场域,同样也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大数据-网络空间”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带来了受众、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的可量化与可计算,实现了精准化和个性化传播。另一方面,“大数据-网络空间”亦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挑战,主要包括:大数据技术理性张扬下传播者经验的下降与自身的隐匿、数据化传播受众画像的失真、假新闻深度转向与传播生态的后真相化、资本逻辑与算法逻辑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逻辑的干扰。面对这些挑战,已有相关研究往往集中在大数据技术薄弱、西方的数据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方式的多样化等方面进行探讨,而忽视了“大数据-网络空间”自身的可塑造性。“大数据-网络空间”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关系不仅仅是大数据以工具性载体助推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大数据-网络空间”是被技术和各种意识形态共同塑造与建构的。由此,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必然要求塑造“大数据-网络空间”,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能力。如何塑造“大数据-网络空间”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能力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首先,要规避算法主导的传播方式,建构基于传播者与受众能动性的个性化传播,从而积极地影响、修正甚至改变算法推荐主导的传播内容,以塑造主流意识形态在“大数据-网络空间”的核心地位。其次,以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从而建构“主流价值算法”。主流价值算法通过纠正流量至上的价值导向以消解各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空间的挤压,从根本上塑造一个正能量的“大数据-网络空间”。再次,展开数据素养和政治素养的双维教育。通过数据素养教育提升传播者和传播受众的数据素养,同时强化大数据技术人员的意识形态教育。最后,推动大数据检测技术与平台监管齐头并进。积极研发大数据检测技术,以检测、识别和过滤虚假信息。且按照精细化、区别化的原则进行分类分级地监管各类传播媒体与平台,健全法律与行业规范的双重规制,从而有力推进“大数据-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杨旺时[6]（2020）在《台湾金控型寿险公司经营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台湾寿险业历经了60年的发展,在政策陆续开放下,投保率从1986年（开放前）的15.8%,快速提高至2018年的249%;寿险公司的资产规模从1986年的新台币2.5万亿元扩大至2018年的26.3万亿元,平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5.6%,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寿险市场之一;营销渠道从单一的专属代理人向专属代理人与银行保险并重的模式转变,寿险市场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但随着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市场利率大幅下降,台湾寿险公司的利差损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应对利差损带来的经营绩效下降甚至亏损压力成为寿险公司亟待解决的问题。2001年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法》出台,一些金控型寿险公司相继诞生,实施银行和寿险“双引擎”战略成为台湾寿险公司一种经营战略选择。自金控型寿险公司出现以来,这些金控型寿险公司的经营绩效到底如何?是否真正实现了“双引擎”战略目标,比非金控型寿险公司获得了更多的经营利润?这些问题是台湾寿险业界所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特别是对那些想通过并购或者跨行业设立金控型寿险公司的金控公司而言,更显得其重要性,也是学界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本文以多角化经营理论、营销渠道理论和企业经营绩效理论为基础,探索金控公司多角化经营、银行和寿险公司开展银行保险业务等多渠道合作、金控型寿险公司实施“双引擎”战略等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本文从台湾寿险业发展的脉络入手,通过分析台湾寿险业在全球经济金融环境以及本土金融保险监管环境变化下所面临的挑战,诠释了台湾金控型寿险公司出台的背景。通过对金控型寿险公司与非金控型寿险公司发展现状的比较,分析了影响金控型寿险公司经营绩效的因素。本文专题研究了台湾金控型寿险公司实施“银行+保险”双引擎战略的运用实例,透过金控公司下银行与寿险子公司的非正常往来,发现可以通过银行保险业务来达到调节银行及寿险子公司绩效表现的运作方式,通过全面梳理金控公司与寿险公司相关法规,发现金控公司在资本筹措空间方面明显比单纯的寿险公司宽松,形成了金控架构下寿险子公司交易增资且资本运用空间佳的现象,有利于改善RBC及提升投资绩效表现,因此,金控公司实施双引擎战略具有先天的运作优势。本文运用2011～2018年台湾16家金控公司和21家寿险公司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分别对金控公司单纯拥有银行及寿险子公司（不具备双引擎框架）、金控公司拥有银行及寿险子公司且具备双引擎框架、非金控型寿险公司进行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本文最后根据实证结果的分析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由七章内容组成。第一章,导论,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根据论文的研究思路勾勒了论文的框架和主要内容,总结了论文的创新点;全面梳理了论文的相关文献。第二章,相关理论研究,分别阐述了多角化经营理论、营销渠道理论和企业经营绩效理论,为金控公司的多角化经营、银行与寿险公司的银保合作渠道以及实施“双引擎战略”提供理论依据。第三章,台湾寿险业发展和金控型寿险公司出台,通过对台湾寿险业发展内外部环境的综合分析以及金控型寿险公司和非金控型寿险公司的发展比较,提出寿险公司所面临的经营挑战,也为金控型寿险公司的出台提供了背景分析。第四章,台湾金控型寿险公司“双引擎战略”运用,阐述台湾金控双引擎战略的内容,并具体说明银行保险业务如何对金控型银行及寿险子公司的经营绩效产生影响,再从金融法规层面说明金控型寿险公司资本结构形成的优势,来实现经营绩效的提升。第五章,台湾金控型寿险公司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在实证研究的环节,说明面板数据使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思维及假设,以研究样本及变数的选择,并建构实证模型,最后运用2011～2018年台湾16家金控公司和21家寿险公司的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结果发现:（1）金控公司单纯拥有银行及寿险子公司（不具有银行保险双引擎框架）,无显着的较佳的经营绩效产出;（2）金控公司拥有银行及寿险子公司（具有银行保险双引擎架构）,能显着提升金控公司总体经营绩效;（3）具有银行保险双引擎架构的金控型寿险公司,未能产生显着较佳的经营绩效表现。第六章,实证结果与分析,包括叙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多重共线性检测,以及针对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产出结果进行解释。第七章,结论与建议,对本研究实证结果的发现进行总结,并提出对业者及后续研究者的建议。本文研究的最大特色有二:一是笔者积累了台湾寿险实务工作20余年的经验,历经寿险公司、银行保险代理人及银行财富管理等不同部门的职务角色,不仅可以从不同视角平衡地看待银行保险渠道业务的推动与发展,更能从实际工作体验及观察,看到一般作者所看不到的业务操作层面的问题,可提供具有实务可操作的方法,为台湾金控或寿险公司营运战略提供参考。二是在探讨金控型寿险公司经营绩效时,不单纯只是从寿险公司的层级来进行,而是从金控层级的经营绩效开始进行分析,通过金控公司及寿险公司二个层级的面板数据来创建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通过二个不同层级的实证,可以更加科学地区分不同金控及寿险公司的经营绩效差异,更精准的探究影响金控公司及寿险公司绩效的因素,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建议。同时,不同层级实证结果的一致性也可增加研究的可信度。
肖华杰[7]（2020）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文中指出2013年7月31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经营性项目建设与运营。”这被看作是启动PPP模式的一个信号。此后的六年里,PPP作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项目建设的一种新型合作模式,在减少政府债务、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着,国家财政、发改等部门也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文件以支持和规范PPP项目的发展。截止2019年上半年,列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的项目累计9,036个、投资额13.6万亿元;落地项目累计5,811个、投资额8.8万亿元。然而在高速发展的背后,PPP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还没有很好地接轨,实操层面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同时在理论层面,学界尚未对PPP模式进行法律上的体系研究。因此,本文将运用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PPP项目涉及的重点法律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寻找其形成的机制和原因,并尝试得出结论,提出建议,以期对PPP的规范发展和争议解决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正文部分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六个章节,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PPP的基本原理”。本章是全文的基础章节,首先从PPP的概念入手,将PPP广义定位为包括特许经营协议和政府购买服务在内的各类公私合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协议的集合,并探讨其分类、特点及法律性质。此外,PPP模式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内有着其不同于传统项目建设模式的制度价值:一是有助于降低地方债务压力;二是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三是有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章的最后阐述了基础法律原则在PPP项目中的体现。第二章“PPP准入的法律规制”。近年来,在项目识别和准备阶段,我国PPP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违规风险,这些风险的产生或是因操作不规范、或是利用了现有政策法规的漏洞。究其原因,准入规则的不健全和监管层面的缺失是导致项目乱象丛生的本质。本章意在通过对现有规则体系的梳理和分析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识别PPP项目;二是项目公司合规的条件;三是什么样的政府方主体是适格的。本章主张PPP项目识别应遵循坚持公益导向和防范债务风险的原则;在项目公司的项目资本金已有限制的情况下,注册资本的缴纳偏向于灵活,但应对债务性融资有所限制;政府方主体应区别实施机构和政府出资代表,政府出资代表不应具有实际控制和管理权。第三章“PPP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在PPP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中,参与主体众多,各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发挥着其特殊的作用。而不同的角色又对应着不同的权利与义务,这是研究PPP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要素,也是研究PPP监管规则和归责体系的基础。因此,本章选取政府、项目公司和中介机构三个主要的参与主体,从权利的来源及形式、义务的设计及范畴等方面深入剖析主体行为的边界。对于有着双重甚至多重角色的政府而言,其权利义务的界定随着角色转换而变化,实操层面上极易出现混同,该节尝试对政府主体进行角色划分,并在项目的各阶段中规范其权利义务。此外,本章认为项目公司不应受到政府不正当的干预,其基于我国法律关于公司的规定享有自治权利,又基于PPP协议享有合同赋予的特许经营、收益和救济权利。上述两个主体在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时,均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中介机构作为政府与项目公司的中间人,有着信息传递和局部监管的作用,其法律责任的设计可以参考《合同法》对居间责任的规定。第四章“PPP监管的理念与规则”。PPP项目主要分为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项目实施、项目移交五个大阶段,在每个阶段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都存在着复杂的法律关系和办事流程,各种制度相互交杂、缠绕,很多矛盾、冲突伴随其中。因此,对PPP监管规则的研究极其必要。本章站在经济法研究的视角上,讨论公共政策及法律法规对PPP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控制与监督,主要解决如何在现有的制度体系内嵌入监管机制,同时又能避免与其他制度产生冲突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的梳理,以及对监管理念、原则、框架和工具的分析说明,试图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寻找、构建能够使PPP项目顺利推进的监管实施路径,即在“一总多分”的监管框架下利用多种辅助性的监管方法,介入公司行使监管权能。第五章“PPP归责体系的构建”。由于PPP项目涉及利益方众多,环境较为复杂,在出现争议时往往无法清晰判断法律责任的归属,我们有必要在现有已成熟的归责体系下寻找PPP归责体系的理论支撑点。本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在前述的研究基础上探讨PPP归责体系的建立,从政府、中介组织和项目公司三个主体的角度分别研究其归责原则和责任承担的具体形式。建议先明确归责原则,厘清各参与方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后根据其责任借鉴《证券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范进行归责。第六章“PPP融资的困境与出路”。有数据表明,融资难已成为PPP项目失败的罪魁祸首,而融资问题贯穿于PPP项目的全生命周,在PPP项目的成立期、建设期、运营期和退出期都存在着多种融资方式可供选择,每种融资方式都有着其各自的优劣和必要的条件。现阶段,债权融资仍然是占比最大的一种融资模式,但其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担保标的权属的不确定、项目收益权出质价值的不确定和担保物权实现方式的难题使得债权担保的实现缺少法律上的支持。同样,在PPP项目与资产证券化的结合中,其主要的基础资产即项目收益权在法律属性、可转让性、独立性和转让的生效时点上都存在争议,加之SPV不具有法律主体地位、基础资产难以彻底做到真实出售使得破产隔离的实现存在阻碍。本章认同收益权的“未来债权”地位,支持“合同签订生效说”,肯定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和再担保制度的意义,主张尽可能将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在合同中有所约定,以减少风险的发生。
仇春静[8]（2020）在《基于演化博弈的网络水军行为研究》文中认为目前,电子商务网站中的网络水军行为更加多变且隐蔽,给网络水军监管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当前国内外对水军行为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基于水军行为特征的分析和基于博弈的交互行为分析。前者本质上仍属于黑名单方法,使用技术手段的检测始终滞后于水军行为的发现,很难掌握监管的主动权;后者主要基于博弈参与方完全理性,忽视了现实中各参与方作为信息不完全、计算能力不足的有限理性个体,难以捕捉真实的动态博弈互动过程。因此本文重点面向多角色参与方的信息不完全特性,以电子商务网站中的网络水军监管为背景,量化分析影响水军监管效果的各因素,开展基于演化博弈的网络水军行为研究。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和贡献如下:（1）针对目前基于博弈的网络水军行为研究中,未全面分析博弈参与者决策演化完整过程的问题,本文基于演化博弈构建了“线上平台——商家”间的网络水军监管博弈模型。本文剖析了线上平台和商家在水军监管中的利益诉求和博弈关系,依托现实情况进行参数假设,构建了网络水军监管演化博弈模型;并采用复制动态机制分析了平台和商家决策的动态演化过程,得到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及达到理想稳定状态的参数约束条件,分析得出了最影响网络水军监管效果的关键因素;最后本文又设计仿真实验验证了分析结果的正确性与推出结论的有效性,从而为现实中网络水军监管提供理论依据。（2）针对长期监管水军导致的平台难以兼顾监管成本与监管效果的问题,本文基于“重复囚徒困境”中博弈策略,设计了宽松程度由小到大的八种监管策略:决不饶恕（NF）、一报还一报（TFT）、悔悟的一报还一报（CTFT）、两报还一报（TF2T）、三报还一报（TF3T）、赢存输移（WSLS）、Hard Majority（HM）和Soft Majority（SM）,通过仿真实验得到在网络水军泛滥的不同程度以及平台不同检测准确度下,平台既能减少监管成本又能保证监管效果的监管策略动态调整机制。通过计算得出,平台采取该监管策略动态调整机制时的收益与采取固定监管策略时的收益相比,最低提高5.9%,最高提高303%,平均提高130.2%,证明了提出的监管策略动态调整机制的有效性。
施金晶[9]（2020）在《大额持股监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在我国对应的法律文本是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新《证券法》）1第四章上市公司的收购中第六十三条、六十四条。当然,规范大额持股行为的相关制度还包括一般信息披露规定、法律责任章节的相关规定等。根据新《证券法》的规定,“大额持股”指的是“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五”及其后“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一”;与此同时,《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规定了通过其他方式持股达到或超过5%及其后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大额持股行为应当履行的义务。简言之,大额持股描述的是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持股达到5%及通过其他方式持股达到或超过5%,以及5%以后股权的持续变动达到法定比例。2014年底这一轮敌意收购及险资“举牌”2上市公司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其中一大重点内容就是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因短视主义之故,投资者购入大宗股份常被视为敌意收购且受到上市公司乃至学者与监管者的厌恶与指责,收紧大额持股披露规则的呼声随即成为学界与舆论热点,且在《证券法》的修订中得以体现。但是,关于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功能利弊及其监管立场并未达成理论及实务共识,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主体、披露时限、披露内容等具体制度设计,慢走规则在我国的适用及与相关信息披露制度的关系等,仍需系统研究,深入分析。本文正是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作者证券监管工作实践积累的经验和思考,试图对大额持股监管相关制度的法律逻辑、规范主体、披露时限、披露内容、慢走规则和法律责任进行系统研究,以期为理论研究和执法实践提供一定的支持。大额持股权益披露制度起源于美国1968年的《威廉姆斯法案》1,后全世界主要国家的资本市场予以借鉴、发展,形成了自身的大额持股监管制度。我国的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在权益披露制度外,还发展了与权益披露紧密相关的交易限制规则,也就是俗称的“慢走规则”。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证券法》规定的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包括大额持股权益披露制度,以及“慢走规则”,本文将两者统称为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关于上市公司收购以及要约收购制度,作为相关制度在文章中有所涉及,但不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制度。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发布,并于2020年3月1日生效。新《证券法》对大额持股监管制度进行了修改,主要包括披露时点及法律责任。然而,为何进行这样的制度修改,是否合理?法律修改前,关于大额持股监管的争议,是否因本次修改尘埃落定?未解决的争议问题,在今后的执法及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在新的规则刚刚发布的情况下,如何解释和执行规则,以达到立法目的和监管目标?为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对大额持股监管制度进行一次全面的分析梳理。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分析大额持股监管的法理逻辑。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大额持股监管的基本架构,论述大额持股的内涵及外延,大额持股监管在上市公司收购监管中的位置。第二,分析大额持股监管的思想源流,证券市场的内在本质决定了其发挥功能的方式与证券交易有关,尤其是大额证券交易;证券市场的内在缺陷决定了证券监管的必然性,大额持股监管属于证券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且有其独特的权益披露价值。第三,大额持股监管的制度价值,也就是大额持股监管的必要性,主要包括投资者权益保护、公司治理、市场秩序三个方面。第四,分析大额持股监管的冲突平衡。大额持股监管应坚持科学、适度原则;监管方法和措施应遵循体系化要求,同时要避免陷入过度披露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之中。第二章分析大额持股的监管对象。从信息披露监管的角度来看,监管对象一般为掌握内部信息的人士。然而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监管制度设置的监管对象并未设置为上市公司或其董事会等内部人士,而是将大额持股人（本文将其界定为“权益拥有人”）设置为义务和责任的主体。本章对投资者、持股人、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等大额持股监管制度历史上出现的名词进行了分析,指出权益拥有人概念的出处、产生原因、概念及构成要件,从而清晰界定大额持股制度的监管对象;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了特殊权益拥有人及其拥有权益的认定标准。第三章将大额持股视为一种状态,对其进行信息披露的监管研究。也就是说,只要持股达到法定的比例,即使不做任何其他行为,也应当进行信息披露。根据证券监管的理论,信息披露监管的关键问题在于:披露什么,何时披露。这是信息披露中最为关键的两大问题。关于内容,境内权益变动披露并非像部分观点所认为的仅以持股比例来区分简式与详式,而是设计了一套以持股比例为主,以控制权为辅的区分逻辑。这套逻辑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基本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跟成熟市场的规则相比,权益变动报告内容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未规定豁免披露情形及简化披露情形。本文建议参考境外市场作法,结合我国机构投资者的监管现状,未来考虑制定相关的豁免或简化披露规则。关于时限,首先,大额持股的初始信息披露比例设定为5%,是因为5%的股东为公司的重要股东,5%存在于《公司法》及《证券法》上的诸多制度。其次,本次《证券法》修改将持续变动信息披露比例由5%调整为1%。这项修改存在较大争议,理论界及实务界并未达成共识。之所以最终作此修改,还是对此前诸多敌意收购的回应,在上市公司反收购措施受限的情况下,为了阻止敌意收购,进行的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均衡。再次,1%、5%的变动比例宜采取“刻度说”,也就是1%、5%的倍数。一方面5%的倍数10%、30%、50%、75%等具有《公司法》上的重要意义,在此时披露更符合投资者利益;另一方面,1%的倍数可以减轻权益拥有人理解规则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减少违法行为,同时降低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最后,境内的大额持股信息时限设计并不像美国等那样,与持股主体、持股目的等相关。关于持股目的,鉴于主观意图难以界定,信息披露的时限不区分持股意图是符合当前情况;关于持股主体,建议未来能够根据《证券法》的授权及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情况,适当放宽部分主体的披露时限要求。第四章将大额持股定位为一种行为,对其进行交易行为的监管。我国的大额持股监管,不仅包括对持股状态的信息披露监管,还包括对大额持股后持股人的交易行为限制。也就是说,我国境内的大额持股监管制度不只是信息披露制度,还套着一定时间内不得交易的限制制度。这是我国大额持股监管制度与主要成熟资本市场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最大差异。对大额持股交易的限制规则,其实有三类:第一是5%以上股东的短线交易问题;第二是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后制定的5%以上股东、董监高等主体适用的减持新股问题。这两类问题虽然也属于大额持股的交易限制,关于短线交易、转售规则等,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关于大额持股交易监管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第三类,即:《证券法》第63条规定的慢走规则。在制定之初,慢走规则担负着保护信息公平,预防市场操纵等使命。但随着信息传播的快捷化,慢走规则利弊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目前为维护市场秩序,防止敌意收购,仍然保留这该制度。但需要考虑新增的5%以上股东每1%次日披露制度与慢走规则的叠加效应。这两项制度选择一项即可实现相应的立法目标,制度的叠加将会导致慢走规则的负面效应更加突出,妨碍上市公司控制权收购市场的形成,长期来看,并不利于公司治理。第五章主要分析违反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实现。法律作用的机理决定了,有责任才真正有权利。违反权益披露规则及违反慢走规则的证券交易行为（以下简称违规交易行为）的行为性质及法律责任。第一,关于行为性质,权益披露违规行为属于虚假陈述,但紧随其后的违规交易行为不适用内幕交易的相关规则。虽然大额持股信息属于内幕信息,但违规交易行为属于《证券法》第53条第2款中所讲的“另有规定,适用其规定”的情形,不应当适用内幕交易的法律责任;对于违规交易行为的法律责任,应当按照虚假陈述处理。第二,行政责任是当前能够规范违规交易行为的主要责任形式。能够追究民事责任的虚假陈述通常为“诱多型虚假陈述”,而违规交易行为一般属于“诱空型虚假陈述”,很难追究民事责任;而违规交易行为,是否存在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仍存在争议;因此,行政责任是威慑违规行为的主要方式。本章主要分析论述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行政责任,对于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不属于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对于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的简要论述,主要目的在于将行政责任置于责任体系中进行分析,从而体系化地认知大额持股监管的行政责任及其适当性。当前境内相关的行政责任形式包括责令改正、警告、罚款、限制表决权等。该处的责令改正,指的是完成信息披露义务,并不包括限制表决权,也不能扩展出责令限期卖出、没收违法所得等责任形式。
刘雯丽[10]（2020）在《论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文中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退出竞争不可避免,再完善的金融监管也无法消除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的可能。缺乏有效的金融机构退出制度往往是加剧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我国应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制定和完善与金融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为金融机构退出市场提供全面的法治保障。我国已经展开对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探索。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以破产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化解金融风险。2018年5月,全国政协召开“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专题协商会,提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课题。2018年9月,银保监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获金融委批准。2019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十三部门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以坚持市场化改革、法治化方向、约束与激励并举、保护各方合法权益为基本原则,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对问题金融机构退出过程中接管、重组、撤销、破产处置程序和机制,探索建立金融机构主体依法自主退出机制和多层次退出路径。及时有效发挥存款保险制度和相关行业保障基金的作用。”回顾我国商业银行被关闭清算、被接管的相关案例,现有措施不足以应对所有危机状况,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商业银行破产制度迫在眉睫。我国商业银行清算始于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由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被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关闭清算,停止其一切业务活动,依法成立清算组,并委托工商银行管理债权债务,至今仍未完成清算工作。后续我国还发生了汕头市商业银行整顿重组、包商银行被接管、锦州银行接管重组等危机银行处置事件。从我国的几次危机处置中不难发现,政府和银行业监管机构在商业危机中作用凸显,推进银行危机挽救程序进程。然而未必所有银行危机都能够成功挽救,也不是所有银行都具备拯救价值,商业银行破产制度以及配套措施的立法空白,为我国危机银行处置留下隐患。就立法与政策而言,建立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是大势所趋。研究商业银行破产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兼具营利性与公益性,存款人众多,探究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具有典型意义。因此梳理商业银行破产理论和实践研究,总结法律问题,得出明确结论为制度建立提供参考。为规范银行业秩序,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不良影响,我国陆续公布实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存款保险条例》在内的多部法律法规,保护存款人权益,减轻系统性金融风险带来的波动。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业金融稳定关系着国家金融安全,当前背景下研究商业银行破产法律问题,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首次将加强金融建设,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作为维护国家安全任务之一。2017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陆续出台相应政策一方面体现了稳定银行业发展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商业银行破产法律体系仍然不够完善,已有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商业银行法律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分别对商业银行破产从不同角度作出规定,但规定之间存在法律冲突,阻碍制度构建。破产原因是破产程序得以启动的事实依据,我国现行制度对于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的规定模糊,阻碍商业银行危机挽救。现阶段研究我国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十分必要。商业银行破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是降低银行道德风险、化解金融风险的必由之路,可以大大提高全社会的金融风险意识,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对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的研究,是我国推进商业银行破产制度完善的第一步,对于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研究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基础理论研究,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分析,研究结论。其中第一、二章为基础理论研究,第三、四章为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分析,第五章及最后一部分为研究结论。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为基础理论研究。第一章为“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基础理论”,主要研究内容为明确商业银行破产基本概念,概括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的立法现状,梳理我国几次银行危机处置的基本情况。从商业银行的概念入手,解析题目中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等关键词,以理论、立法、司法等逻辑展开,分析研究现状,确定具体研究的问题,为后文研究作铺垫。第二章为“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立法价值与基本原则”,从立法价值基础理论入手,探讨建立和完善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应当保护哪些法律价值、价值之间如何排序,对于问题研究起到基础性作用,夯实研究基础,为制度基本原则确立提供导向。对于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立足基础理论,承接立法基本价值取向,考察国内外研究,得出明确结论,为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具体规则的制定提供依据。第二部分为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分析,在第一部分明确基础理论,梳理立法和案例现状、确定研究方向基础上展开,提出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丰富和规范破产原因内容、探讨影响破产原因制度建立的相关问题,为研究结论的提出梳理思路。第三部分为研究结论,在夯实研究的理论基础,深入研究探索相关问题基础上,对于研究的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中的不足及相关问题总结性作出回应,希望通过深化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研究,为商业银行破产制度完善提供参考。
二、经营与监管 选择何种方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营与监管 选择何种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1）个人信息协同保护的法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个人信息保护起源:隐私时代的侵权保护模式 |
| 1.2.2 个人信息保护兴起:网络时代的信息主体自主控制 |
| 1.2.3 个人信息保护深化:数字经济时代的多元协同保护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内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及不足 |
| 1.4.1 本文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理论框架 |
| 2.1 基本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划定 |
| 2.1.1 个人信息、隐私和数据 |
| 2.1.2 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 |
| 2.2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
| 2.2.1 产权交易理论 |
| 2.2.2 效率理论 |
| 2.2.3 演化理论 |
| 2.2.4 协同理论 |
| 2.3 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3.1 现有个人信息保护理论分析框架的局限性 |
| 2.3.2 个人信息保护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 |
| 第3章 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协同 |
| 3.1 “权利束”——法和经济学的内在耦合 |
| 3.1.1 “权利束”:个人信息保护的产权理论 |
| 3.1.2 “权利束”的核心构造 |
| 3.1.3 交易成本视角下的个人信息“权利束”解读 |
| 3.2 个人信息“权利束”的产权界定 |
| 3.2.1 束体维度:个人信息权利的分段解构 |
| 3.2.2 束点维度:个人信息权利的分层解构 |
| 3.2.3 逻辑归结:个人信息权利类型化 |
| 3.3 个人信息“权利束”的协同 |
| 3.3.1 目标协同 |
| 3.3.2 原则协同 |
| 3.3.3 体系协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协同 |
| 4.1 “卡-梅框架”经典模型及其拓展 |
| 4.1.1 “卡-梅框架”经典模型 |
| 4.1.2 “卡-梅框架”的内外拓展 |
| 4.2 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效率分析 |
| 4.2.1 财产规则 |
| 4.2.2 责任规则 |
| 4.2.3 禁易规则 |
| 4.2.4 无为规则 |
| 4.2.5 管制规则 |
| 4.3 规则类型的协同框架 |
| 4.3.1 主体规则:管制规则统领全局 |
| 4.3.2 平行规则:一般适用财产规则 |
| 4.3.3 平行规则:辅助适用责任规则 |
| 4.3.4 例外适用:禁易坚守底线和无为探索未知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个人信息保护的行为协同 |
| 5.1 个人信息的主体行为博弈及保护困境 |
| 5.1.1 个人信息的主体行为博弈 |
| 5.1.2 个人信息保护困境分析 |
| 5.2 主体行为的演化模型 |
| 5.2.1 政府协同规制的合理性 |
| 5.2.2 基本假设及模型构建 |
| 5.2.3 复制动态方程 |
| 5.3 主体行为的均衡稳定性 |
| 5.3.1 演化策略的稳定条件 |
| 5.3.2 演化系统均衡点 |
| 5.3.3 决策过程及稳定性分析 |
| 5.4 主体行为的演化路径仿真 |
| 5.4.1 基准演化的路径仿真 |
| 5.4.2 关键因素的演化模拟 |
| 5.5 主体演化行为的协同 |
| 5.5.1 基于动机的行为协同 |
| 5.5.2 基于机会的行为协同 |
| 5.5.3 基于控制方法的行为协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个人信息协同保护的案例鉴析 |
| 6.1 “头腾大战”:腾讯抖音头像昵称之争 |
| 6.1.1 案涉当事人的经营与合作 |
| 6.1.2 用户的登录和使用 |
| 6.1.3 个人信息处理的合约 |
| 6.1.4 双方争议的焦点 |
| 6.1.5 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 |
| 6.2 数据产品主体利益的冲突 |
| 6.2.1 数据产品的开放性 |
| 6.2.2 主体利益的确认 |
| 6.2.3 可携带权的冲突 |
| 6.3 “三重授权”原则 |
| 6.3.1 “三重授权”原则源起 |
| 6.3.2 “三重授权”原则的适用范围 |
| 6.3.3 “三重授权”原则在本案中的运用 |
| 6.4 保护路径的优化 |
| 6.4.1 现有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应对 |
| 6.4.2 个人信息保护路径的困境分析 |
| 6.4.3 数据产品的产权保护 |
| 6.4.4 最优保护的注意水平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个人信息协同保护的制度构建 |
| 7.1 个人信息协同保护的价值要素 |
| 7.1.1 实质参与:优化知情同意质量的权利导向 |
| 7.1.2 共享动机:从零和走向合作的行为导向 |
| 7.1.3 共同行动能力:提升个人信息保护的效率导向 |
| 7.2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协同机制 |
| 7.2.1 公私权统一的权利配合机制 |
| 7.2.2 激励相容的规则调节机制 |
| 7.2.3 利益平衡的行为协调机制 |
| 7.3 个人信息协同保护制度的实现路径 |
| 7.3.1 政府:管理和引导 |
| 7.3.2 信息主体:参与和控制 |
| 7.3.3 信息处理者:风险控制和技术设计 |
| 7.3.4 社群组织:行业协会自律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2）食品安全领域责任约谈的法律控制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食品安全法》中责任约谈的制度考察 |
| 第一节 责任约谈的制度形成 |
| 一、食品安全领域监管需求的转变 |
| 二、食品安全领域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
| 第二节 责任约谈的法律定位 |
| 一、责任约谈的法律性质 |
| 二、责任约谈的运行模式 |
| 第二章 食品安全领域责任约谈的规范分析 |
| 第一节 责任约谈的适用情形 |
| 一、警示违法行为 |
| 二、预防安全隐患 |
| 第二节 责任约谈的效果保障措施 |
| 一、效果保障措施的具体规定 |
| 二、效果保障措施的不同影响 |
| 第三章 责任约谈制度中应然与实然之间的错位 |
| 第一节 适用情形中存在错位 |
| 一、违法行为程度存在分歧 |
| 二、安全隐患裁量基准模糊 |
| 第二节 效果保障措施中存在错位 |
| 一、效果保障措施违反法律定位 |
| 二、效果保障措施存在规范矛盾 |
| 第四章 食品安全领域责任约谈法律控制的具体构想 |
| 第一节 重构责任约谈的适用情形 |
| 一、明确违法行为的程度 |
| 二、明确安全隐患的裁量基准 |
| 第二节 保障责任约谈的监管目的 |
| 一、明确责任约谈的处理方式 |
| 二、区分责任约谈的处理力度 |
| 第三节 健全责任约谈程序控制制度 |
| 一、拓宽约谈的参与主体 |
| 二、转变约谈的主体地位 |
| 第四节 加强不同法律程序之间的衔接 |
| 一、行政调查作为前置程序 |
| 二、调和与处罚强制之间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2.2 国外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基础设施PPP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
| 2.1 PPP模式一般性分析 |
| 2.1.1 PPP模式概念 |
| 2.1.2 PPP模式特征 |
| 2.1.3 PPP模式价值驱动因素 |
| 2.2 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
| 2.2.2 基础设施性质与市场失灵 |
| 2.2.3 基础设施分类与PPP项目选择 |
| 2.3 PPP模式与公共管理相关理论 |
| 2.3.1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 |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PPP实践 |
| 2.3.3 公共事业民营化组织形式 |
| 2.4 PPP模式缔约机制相关理论 |
| 2.4.1 交易费用理论与PPP模式 |
| 2.4.2 产权理论与PPP模式 |
| 2.4.3 委托代理理论与PPP模式 |
| 第3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动因及现状分析 |
| 3.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需求角度动因 |
| 3.1.1 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 |
| 3.1.2 基础设施老化与投资缺口 |
| 3.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角度动因 |
| 3.2.1 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 |
| 3.2.2 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管理能力不足 |
| 3.2.3 基础设施战略与PPP政策导向 |
| 3.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现状与运作机制 |
| 3.3.1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3.2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现状与国际地位 |
| 3.3.3 基础设施PPP模式主要运作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分析 |
| 4.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框架与管理原则 |
| 4.1.1 PPP模式全流程采购框架 |
| 4.1.2 PPP模式采购管理原则 |
| 4.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估与采购决策体系 |
| 4.2.1 PPP全项目筛选及物有所值动态评估 |
| 4.2.2 PPP物有所值定性评估计分法 |
| 4.2.3 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估方案 |
| 4.2.4 PPP物有所值创新因子与量化 |
| 4.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管理的竞争性与效率性 |
| 4.3.1 PPP项目竞合对话的充分竞争性 |
| 4.3.2 PPP项目非招标提案的竞争性优化 |
| 4.3.3 PPP项目技术与财务评标的权衡 |
| 4.3.4 PPP项目采购时间与成本的效率性 |
| 4.4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主合同边界条件 |
| 4.4.1 PPP项目合同标准化 |
| 4.4.2 PPP项目合同绩效产出边界 |
| 4.4.3 PPP项目合同回报机制边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管理分析 |
| 5.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结构 |
| 5.1.1 PPP项目投融资一般性分析 |
| 5.1.2 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 |
| 5.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债券类融资构成及创新 |
| 5.2.1 PPP项目债券融资现状 |
| 5.2.2 PPP项目债券构成要素 |
| 5.2.3 绿色债券与PPP绿色项目协同创新 |
| 5.2.4 社会效益债券与公共服务融资创新 |
| 5.3 加拿大PPP项目政策性及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变革 |
| 5.3.1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对PPP政策性金融支持 |
| 5.3.2 省属金融管理局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
| 5.3.3 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PPP投融资变化与变革 |
| 5.4 加拿大养老金对基础设施及PPP项目投资与绩效 |
| 5.4.1 养老金资产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 5.4.2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风险偏好 |
| 5.4.3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投资业绩 |
| 5.5 加拿大PPP产业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基金作用与机制 |
| 5.5.1 PPP产业投资基金类型及主要作用 |
| 5.5.2 PPP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 |
| 5.5.3 联邦基础设施基金运作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分析 |
| 6.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制度 |
| 6.1.1 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及特征 |
| 6.1.2 PPP模式风险管理原则与工具 |
| 6.1.3 PPP模式风险管理要素 |
| 6.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与管理实践 |
| 6.2.1 PPP项目风险识别 |
| 6.2.2 PPP项目风险分配 |
| 6.2.3 PPP项目风险评估 |
| 6.2.4 PPP项目风险救济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保障分析 |
| 7.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与制度框架 |
| 7.1.1 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 |
| 7.1.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 |
| 7.1.3 联邦与省级PPP法律制度框架 |
| 7.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专业机构与治理能力 |
| 7.2.1 PPP专业机构核心能力要素 |
| 7.2.2 联邦级PPP机构战略引导作用 |
| 7.2.3 省级PPP机构运营与执行能力 |
| 7.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机制 |
| 7.3.1 PPP模式绩效监管 |
| 7.3.2 PPP模式财政监管 |
| 7.3.3 PPP模式审计监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评价 |
| 8.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效率评价 |
| 8.1.1 加拿大PPP项目交付效率分析 |
| 8.1.2 社会认可度与市场参与度分析 |
| 8.1.3 PPP模式经济系统性效益分析 |
| 8.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面临挑战 |
| 8.2.1 加拿大市级PPP模式发展受到制约 |
| 8.2.2 弱化对长期私营资本的需求及其影响 |
| 8.2.3 部分地区或项目未能真正实现物有所值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现状 |
| 9.1.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 |
| 9.1.2 我国基础设施PPP项目发展现状 |
| 9.2 我国基础实施PPP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9.2.1 政府与社会资本PPP模式理念认识不清,双方合作地位不平等 |
| 9.2.2 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监管、财政隐性风险、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
| 9.2.3 PPP项目融资属性欠缺,项目回报渠狭窄,存在短期投资倾向 |
| 9.3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3.1 协调财政与发改部门轴心作用,建立省和市级PPP专业团队 |
| 9.3.2 提升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财政及审计综合治理能力 |
| 9.3.3 加强PPP项目规划与筛选,完善物有所值定性与定量分析 |
| 9.3.4 优化PPP项目风险分担、回报方式与激励机制 |
| 9.3.5 拓展PPP多元化投融资市场,逐步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评估及监管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创新点摘要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目标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2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研究述评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风险相关概念 |
| 2.1.2 危化品相关概念 |
| 2.1.3 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风险评估理论 |
| 2.2.2 演化博弈理论 |
| 2.3 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
| 2.3.2 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评估相关研究 |
| 2.3.3 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监管相关研究 |
| 2.4 现有研究的不足 |
| 3 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现状及特点分析 |
| 3.1 港口危化品物流现状分析 |
| 3.1.1 全国港口危化品吞吐量及泊位情况 |
| 3.1.2 分地区港口的危化品吞吐量 |
| 3.1.3 主要港口的危化品吞吐量 |
| 3.2 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现状分析 |
| 3.2.1 我国水运事故统计分析 |
| 3.2.2 我国危化品道路运输事故统计分析 |
| 3.2.3 世界危化品水运事故统计分析 |
| 3.3 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特点分析 |
| 3.3.1 港口危化品物流特点 |
| 3.3.2 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特点 |
| 3.4 本章小结 |
| 4 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影响因素识别 |
| 4.1 模型概述 |
| 4.1.1 基本方法 |
| 4.1.2 CBP-DEMATEL模型与优点 |
| 4.2 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影响因素 |
| 4.2.2 影响因素指标数据来源 |
| 4.2.3 影响因素识别步骤 |
| 4.3 影响因素识别结果 |
| 4.3.1 风险影响因素分类与影响程度 |
| 4.3.2 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评估 |
| 5.1 模型概述 |
| 5.1.1 基本方法 |
| 5.1.2 WRT风险评估模型与优点 |
| 5.2 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评估WRT模型构建 |
| 5.2.1 基于WSR的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因素映射 |
| 5.2.2 基于RFRM的关键风险影响因素过滤 |
| 5.2.3 基于TSS的多维风险情景的构建 |
| 5.3 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评估实证分析 |
| 5.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2 多维风险情景下风险因素发生概率 |
| 5.3.3 多维风险情景下的后果严重度 |
| 5.4 风险评估结果与启示 |
| 5.4.1 港口风险评估结果 |
| 5.4.2 风险管理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6 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监管策略研究 |
| 6.1 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监管问题分析 |
| 6.2 港口危化品物流中的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
| 6.2.1 政府与企业双方演化博弈模型 |
| 6.2.2 均衡策略分析 |
| 6.3 演化稳定策略分析 |
| 6.3.1 港口危化品物流企业演化稳定策略分析 |
| 6.3.2 政府部门演化稳定策略分析 |
| 6.3.3 考虑风险大小的演化稳定策略分析 |
| 6.3.4 演化博弈模型下的监管悖论 |
| 6.4 演化模型仿真分析 |
| 6.4.1 演化模型参数设置 |
| 6.4.2 演化稳定下的策略仿真分析 |
| 6.4.3 考虑不同监管力度和事故发生率的模型仿真 |
| 6.4.4 仿真结果 |
| 6.5 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监管建议 |
| 6.5.1 风险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
| 6.5.2 监管机制设计的建议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基于大数据的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缘由与研究价值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文献评析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2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网络空间的内在关联 |
| 2.1 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 |
| 2.2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变迁 |
| 2.3 网络空间及其可塑性 |
| 2.4 网络空间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关联维度 |
| 3 大数据技术对网络空间的形塑 |
| 3.1 大数据技术:网络空间变革的技术基础 |
| 3.2 大数据技术的生产力属性与功能 |
| 3.3 “大数据-网络空间”的界定 |
| 3.4 “大数据-网络空间”的本质 |
| 3.5 “大数据-网络空间”的主要特征 |
| 4 “大数据-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
| 4.1 “大数据-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机遇 |
| 4.2 技术理性的张扬与传播者的遮蔽 |
| 4.3 数据化受众画像的失真 |
| 4.4 假新闻扰乱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环境 |
| 4.5 政治逻辑、算法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博弈 |
| 5 掌握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动权:提升塑造“大数据-网络空间”的能力 |
| 5.1 建构基于传播者与受众能动性的个性化传播 |
| 5.2 设计主流价值算法 |
| 5.3 展开数据素养与政治素养双维度教育 |
| 5.4 大数据检测技术与监管齐头并进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台湾金控型寿险公司经营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 一、研究框架 |
| 二、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特色、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一、研究特色 |
| 二、研究创新点 |
| 三、研究不足之处 |
| 第四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台湾相关文献 |
| 二、大陆相关文献 |
| 三、国外相关文献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多角化经营理论 |
| 一、多角化经营的背景、定义与动机 |
| 二、多角化的方向与进入方式 |
| 三、多角化程度的衡量指标 |
| 第二节 营销渠道理论 |
| 一、营销渠道的定义与功能 |
| 二、营销渠道的重要性与结构 |
| 三、营销渠道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三节 企业经营绩效理论 |
| 一、企业经营绩效定义 |
| 二、企业经营绩效的主要理论观点 |
| 三、企业经营绩效的财务绩效与非财务绩效的选择 |
| 第三章 台湾寿险业的发展与金控型寿险公司的出台 |
| 第一节 台湾寿险业的发展 |
| 一、台湾寿险业的发展沿革 |
| 二、台湾寿险公司面临的经营挑战 |
| 第二节 台湾金控型寿险公司的出台和发展 |
| 一、台湾金控型寿险公司的出台 |
| 二、台湾金控型寿险公司的发展 |
| 第四章 台湾金控型寿险公司的“双引擎战略”运用 |
| 第一节 金控“双引擎战略”的内容 |
| 第二节 银保业务对金控银行及寿险子公司的绩效影响 |
| 一、金控角度看银行保险业务效益 |
| 二、银行与寿险-金控公司的左右口袋 |
| 三、金控银行与寿险子公司非常态往来证明 |
| 四、资金在银行与寿险子公司游走的情境推估 |
| 第三节 金控协助寿险子公司的资本结构形成 |
| 一、寿险公司资本结构形成 |
| 二、金控公司资本结构形成 |
| 三、金控型寿险公司与非金控型寿险公司筹措资金的比较 |
| 第五章 台湾金控型寿险公司经营绩效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 一、面板数据及模型选择流程 |
| 二、面板单位根检验 |
| 三、模型的建立 |
| 四、模型适合度检定 |
| 第二节 研究思维及研究假设 |
| 一、研究思维 |
| 二、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样本、研究变数及模型建构 |
| 一、研究样本的选择 |
| 二、研究变数的订定 |
| 三、实证模型的建构 |
| 第六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叙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平稳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及多重共线性检测 |
| 一、平稳性分析 |
| 二、相关性分析 |
| 三、多重共线性检测 |
| 第三节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
| 一、金控公司层级回归模型 |
| 二、寿险公司层级回归模型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7）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预期创新点 |
| (三)研究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PPP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PPP的制度概述 |
| 一、PPP的概念范畴 |
| 二、PPP模式的类型化 |
| 三、PPP的法律特征 |
| (一)以合同为基础的合营关系 |
| (二)以平等为基础的合作模式 |
| (三)以项目融资为基础的融资模式 |
| 第二节 PPP的制度价值 |
| 一、有助于降低地方债务压力 |
| 二、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
| 三、有助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第三节 PPP的法律规制原则 |
| 一、诚实信用原则 |
| 二、平等协商原则 |
| 三、效率原则 |
| 四、公平原则 |
| 第二章 PPP准入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PPP项目的准入规则 |
| 一、PPP项目的识别标准 |
| (一)以公益导向的项目识别标准 |
| (二)以防范风险为目标的识别标准 |
| 二、PPP项目的适用领域及识别规则 |
| (一)PPP项目的适用领域 |
| (二)PPP项目的识别规则 |
| 第二节 PPP项目公司的准入规则 |
| 一、PPP项目公司的设立规则 |
| 二、PPP项目公司的资本规则 |
| (一)项目公司项目资本金与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关系 |
| (二)项目公司资本金的财务处理 |
| 第三节 PPP政府方主体的准入规则 |
| 一、PPP实施机构的准入规则 |
| (一)政府实施机构的主体范畴 |
| (二)政府实施机构的职责 |
| 二、PPP政府出资代表的准入规则 |
| (一)政府方出资代表的源起 |
| (二)政府出资代表身份及资金来源的厘定 |
| (三)国企参与PPP项目的规制规则 |
| 第三章 PPP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 |
| 第一节 政府方权利及义务的边界 |
| 一、政府方的权利类别 |
| (一)政府方的监管权能 |
| (二)政府方的股东权利 |
| 二、政府方的义务范畴 |
| 第二节 PPP项目公司的权利与义务范畴 |
| 一、PPP项目公司的权利范畴 |
| (一)PPP项目公司的法定权利 |
| (二)PPP项目公司的合同权利 |
| 二、PPP项目公司的义务范畴 |
| 第三节 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职责 |
| 一、中介机构的监督规则 |
| 二、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 |
| 第四章 PPP监管的理念与规则 |
| 第一节 PPP监管理论概述 |
| 一、PPP监管的基本概念 |
| 二、PPP监管的制度价值 |
| (一)PPP监管的必要性 |
| (二)PPP监管的价值 |
| 三、PPP监管的主体 |
| 四、PPP政府监管的权力范畴 |
| (一)政府监管权的来源 |
| (二)PPP模式下政府监管范畴的法律检讨 |
| (三)政府对项目及社会资本等参与主体的监管范畴 |
| (四)政府方监管权利的配置 |
| 第二节 PPP监管的基本理念 |
| 一、衡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监管理念 |
| 二、最大限度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监管理念 |
| 三、坚持以绩效考核为中心的监管理念 |
| 四、强化双方的履约责任的监管理念 |
| 第三节 PPP监管的规则构建 |
| 一、“一总多分”的监管框架 |
| 二、嵌入项目公司监管的路径 |
| (一)政府参股项目公司的监管规则 |
| (二)政府不参股项目公司的监管规则 |
| (三)项目公司类别股的制度构建 |
| 第五章 PPP归责体系的法律证成 |
| 第一节 PPP中政府的归责体系 |
| 一、PPP中政府的责任类型 |
| (一)PPP中政府的民事责任 |
| (二)PPP中政府的行政法律责任 |
| 二、PPP中政府的归责原则 |
| (一)政府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 |
| (二)政府的行政法律责任归责原则 |
| 三、PPP中政府的责任承担形式 |
| (一)政府违约的法律后果 |
| (二)因不可抗力的法律后果 |
| (三)政府方侵权的法律后果 |
| (四)政府方行政法律责任的后果 |
| 第二节 PPP中介机构的归责体系 |
| 一、PPP中介机构的范围界定 |
| 二、PPP中介机构的归责原则 |
| (一)中介机构的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二)中介机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三、PPP中介机构承担责任的类别 |
| (一)中介机构的民事责任 |
| (二)中介机构的行政责任 |
| (三)信用体系 |
| 第三节 PPP项目公司的归责体系 |
| 一、PPP项目公司的责任类型 |
| (一)项目公司法律责任的产生 |
| (二)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具体类型 |
| (三)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具体类型 |
| 二、PPP项目公司的归责原则 |
| (一)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二)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三、PPP项目公司的法律责任承担 |
| (一)项目公司合同责任的承担方式 |
| (二)项目公司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
| (三)项目公司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 |
| 第六章 PPP融资的困境与出路 |
| 第一节 PPP项目的融资路径选择 |
| 一、PPP项目债权融资的制度困境 |
| (一)债权担保的困境 |
| (二)PPP项目对融资本身性质的局限 |
| 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制度迷思 |
| (一)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概述 |
| (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适格性 |
| (三)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实现破产隔离的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PPP项目融资担保制度架构 |
| 一、PPP项目的融资担保路径选择 |
| (一)社会资本方担保规则 |
| (二)第三方担保规则 |
| 二、PPP项目再担保制度的现实选择与规则苑囿 |
| (一)再担保制度的含义及在我国的发展 |
| (二)PPP项目再担保的可行之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基于演化博弈的网络水军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基于博弈参与者完全理性的网络水军行为研究 |
| 1.2.2 基于博弈参与者有限理性的网络水军行为研究 |
| 1.3 论文主要内容及贡献 |
| 1.4 论文组织结构 |
| 2 相关基础理论与背景知识 |
| 2.1 演化博弈论 |
| 2.2 重复囚徒困境 |
| 2.2.1 重复囚徒困境中的策略研究 |
| 2.2.2 基于记忆机制的重复囚徒困境策略研究 |
| 2.2.3 基于噪音的重复囚徒困境策略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3 网络水军监管演化博弈模型 |
| 3.1 网络水军监管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 |
| 3.2 网络水军监管演化博弈模型的分析 |
| 3.2.1 商家决策的复制动态分析 |
| 3.2.2 线上平台决策的复制动态分析 |
| 3.2.3 网络水军监管系统决策的复制动态分析 |
| 3.3 仿真实验 |
| 3.3.1 实验环境 |
| 3.3.2 实验结果与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网络水军监管策略的研究 |
| 4.1 网络水军监管策略的设定 |
| 4.2 仿真实验准备 |
| 4.3 商家不雇佣水军概率对平台监管策略的影响 |
| 4.3.1 实验结果分析 |
| 4.3.2 实验结果总结 |
| 4.4 检测准确度对平台监管策略的影响 |
| 4.4.1 实验结果分析 |
| 4.4.2 实验结果总结 |
| 4.5 本章小结 |
| 5 总结与展望 |
| 5.1 研究工作总结 |
| 5.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大额持股监管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论题价值与学术综述 |
| 三、基本思路和逻辑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法理逻辑 |
| 第一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基本结构 |
| 一、大额持股的内涵及外延 |
| 二、与大额持股相关的证券监管制度 |
| 第二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思想源流 |
| 一、证券市场的内在本质与监管哲学演变 |
| 二、大额持股监管制度的定位与思想谱系 |
| 第三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制度价值 |
| 一、保护投资者利益 |
| 二、维护资本市场交易秩序 |
| 三、促进上市公司治理 |
| 第四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冲突平衡 |
| 一、大额持股监管的原则:比例原则 |
| 二、大额持股监管的方法:体系化 |
| 三、大额持股监管的陷阱:过度披露 |
| 第二章 大额持股监管对象的确定 |
| 第一节 权益拥有人 |
| 一、投资者、持股人 |
| 二、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一致行动人 |
| 三、权益拥有人的来源 |
| 四、权益拥有人的界定 |
| 第二节 权益拥有人的构成要件 |
| 一、权益的认定 |
| 二、“拥有”的认定 |
| 三、一致行动人的认定 |
| 第三节 特殊权益拥有人的认定 |
| 一、特殊权益拥有人的含义 |
| 二、特殊权益拥有人拥有权益的认定 |
| 第三章 大额持股的静态监管:权益披露维度 |
| 第一节 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内容 |
| 一、境内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内容 |
| 二、境外主要成熟市场关于权益披露的内容设计 |
| 三、境内大额持股权益披露内容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 |
| 第二节 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时限 |
| 一、境内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时限 |
| 二、美国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时限 |
| 三、欧盟、英国等大额持股权益披露的时限 |
| 四、境内大额持股权益披露时限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 |
| 第四章 大额持股的动态监管:交易行为维度 |
| 第一节 慢走规则立法目的确定 |
| 一、慢走规则的起源及立法目的 |
| 二、慢走规则立法目的再辨析:充分信息下的行为理性 |
| 第二节 慢走规则的具体含义 |
| 一、初始持股比例5%的慢走规则 |
| 二、5%后持股变动比例每增减5%的慢走规则 |
| 第三节 违反慢走规则的交易行为有效性 |
| 一、交易行为无效论 |
| 二、交易行为效力待定论 |
| 三、交易行为有效论 |
| 第四节 慢走规则必要性的再思考 |
| 一、慢走规则的负面效应 |
| 二、慢走规则与变动1%即披露规则的叠加效应 |
| 第五章 大额持股监管的实现 |
| 第一节 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类型及性质 |
| 一、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类型 |
| 二、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行为性质 |
| 第二节 大额持股监管的主要实现路径:行政责任 |
| 一、责令改正 |
| 二、警告、罚款 |
| 三、限制表决权 |
| 四、存在争议的行政责任形式 |
| 五、大额持股违规行为的其他责任形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论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创新点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域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过程 |
| 五、论文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基础法律理论 |
| 第一节 商业银行破产基础法律概念 |
| 一、商业银行基础法律概念 |
| (一)商业银行概念 |
| (二)商业银行特征 |
| 二、商业银行破产基础法律概念 |
| (一)商业银行破产概念 |
| (二)商业银行作为破产主体具有特殊性 |
| (三)商业银行危机与破产 |
| 第二节 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研究基础理论 |
| 一、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基础概念解析 |
| (一)破产原因制度概念 |
| (二)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概念 |
| 二、域外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研究概述 |
| (一)英美法系国家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梳理 |
| (二)大陆法系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梳理 |
| 三、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研究概述 |
| (一)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立法现状 |
| (二)我国商业银行危机处置案例梳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立法价值与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立法价值 |
| 一、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立法价值概述 |
| (一)破产原因制度立法价值基础法律概念 |
| (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立法价值分析 |
| 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立法价值追问 |
| (一)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合法权益的价值考量 |
| (二)兼顾效率价值与秩序价值 |
| (三)对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的价值追求 |
| 第二节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立法基本原则 |
| 一、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立法原则概述 |
| (一)破产原因立法基本原则基础法律概念 |
| (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立法基本原则分析 |
| 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立法基本原则探索 |
| (一)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基本原则 |
| (二)最低成本基本原则 |
| (三)早期介入与快速处置基本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立法分散 |
| (一)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的衡量标准 |
| (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衡量标准不统一 |
| 二、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与程序启动方式脱节 |
| (一)具备破产原因是启动破产程序的必要条件 |
| (二)程序启动困难阻碍危机银行处置 |
| 三、商业银行破产启动主体规定不明确 |
| (一)程序启动主体规定不明阻碍破产程序进程 |
| (二)立法模式选择对于破产程序启动主体的影响 |
| 四、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导致存款人保护弱化 |
| (一)商业银行破产优先保护存款人权益的必要性 |
| (二)存款人权益保护影响破产原因的宽严标准 |
| 第二节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现状反思 |
| 一、商业银行丧失清偿能力的衡量标准分析 |
| 二、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的立法模式考量 |
| 三、破产程序启动主体对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的影响 |
| 四、破产原因制度与存款人权益保护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完善进路及相关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完善进路 |
| 一、监管性标准补充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 |
| (一)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适用监管性标准的必要性 |
| (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适用监管性标准的可行性 |
| 二、商事信用视角衡量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 |
| (一)商事信用是衡量银行经营状况的重要标准 |
| (二)商事信用对于完善破产原因制度的作用 |
| 第二节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相关问题 |
| 一、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立法模式选择 |
| (一)商业银行破产立法模式分析 |
| (二)立法模式对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的影响 |
| 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程序启动方式 |
| (一)申请受理与宣告破产的程序启动方式 |
| (二)破产程序启动方式对于破产原因制度的影响 |
| 三、我国商业银行破产中的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问题 |
| (一)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的立法现状 |
| (二)商业银行具备破产原因与存款人保护机制启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明确商业银行破产专门立法模式 |
| 一、探索以银行业监管机构为程序主导机关 |
| 二、专门立法保障商业银行破产原因规定统一 |
| 第二节 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启动程序 |
| 一、明确程序启动与破产原因制度衔接 |
| 二、发挥“府院联动”机制在商业银行破产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补充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衡量标准 |
| 一、引入监管性标准完善破产原因衡量标准 |
| 二、商事信用评价机制完善破产原因制度 |
| 第四节 强化破产原因制度对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 |
| 一、破产原因制度明确存款人权益优先保护原则 |
| 二、存款保险机制联动维护存款人权益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四、经营与监管 选择何种方式（论文参考文献）
- [1]个人信息协同保护的法经济学研究[D]. 陈旭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食品安全领域责任约谈的法律控制机制研究[D]. 王晨佳.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D]. 刘琨. 吉林大学, 2021(12)
- [4]港口危化品物流风险评估及监管策略研究[D]. 周欢.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5]基于大数据的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D]. 刘培.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6]台湾金控型寿险公司经营绩效研究[D]. 杨旺时.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5)
- [7]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法律机制研究[D]. 肖华杰. 吉林大学, 2020(01)
- [8]基于演化博弈的网络水军行为研究[D]. 仇春静.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9]大额持股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 施金晶.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10]论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制度[D]. 刘雯丽.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