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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中共十二大这一历史时间段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研究成果丰富，形成了一些基本理论，分析了一些关键人物、重要会议和文献在评价中的意义，总结了第二个《历史决议》之后的进一步完善之处。现有国内外研究亮点突出，呈现出问题意识不断增强、研究体系逐步完善、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越来越受重视的特点，但也存在史料挖掘欠缺、研究视域狭窄、核心观点提炼不足的缺陷。今后应充分发掘相关史料、大力拓展研究空间、积极译介海外研究成果，以拓展和深化改革开放初期的毛泽东研究，进而完善毛泽东研究，丰富邓小平研究，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历史决议》；历史评价
毛泽东功勋卓越。横向看，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建设者；纵向看，他为中国共产党90多年完成的三件大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毛泽东难免也会出现错误，正如他自我评价说“是普普通通的人，不是神”①总29，第五组（8）：《吴亮平同志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1-70），天津市档案馆，档案号：X0213-C-000010。，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②《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也经常犯错误”③《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对毛泽东等政治人物的评价是复杂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就开始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评价，至今大致经历了五个重要时期：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至七大；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八大；党的八大至“文革”；改革开放前后一段时期；党的十二大至今。
其中，改革开放初期，即从“文革”结束至党的十二大，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评价“是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我们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④《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页。，即是影响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多方面问题解决的关键。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在毛泽东领导下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功过是非，成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践任务的迫切要求。对改革开放初期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进行研究的专著极少，只有一些间接性的回忆录和研究论著，相关论文较多。本文重在梳理论文，兼及相关著作。
一、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的基本理论
评价学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分支。经过长期积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理论。“毛泽东思想”由谁提出、从何而来？对毛泽东功过评价应当遵循什么态度、原则？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盛行，对此该怎么看、又该怎么办？学界做了一定探讨。
（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和形成
谁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有张如心、邓拓、王稼祥三种说法①不同观点参见陈作新：《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第一人》，《广东党史》2003年第5期；《毛泽东思想概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亮：《究竟是谁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7期。。之所以产生分歧，是因为没有区别好“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三个相似的概念。据考证，1941年和1942年张如心先后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主义”②张如心：《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1941年第16期；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日、19日。，以反驳叶青污蔑“毛泽东主义”是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的观点。之后邓拓也提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③《邓拓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而“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则是由王稼祥提出④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该文经毛泽东提议撰写和亲自修订。，最后由刘少奇做科学概括和系统阐发⑤吴中海：《略论刘少奇同志对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石仲泉：《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之缘》，《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此外，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彭真、罗荣桓等也对毛泽东思想内容的总结做出了贡献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的回顾》（简明注释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191页。。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间也存在较大争论。一般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以成型。但最早形成于何时，学界有不同看法。杜魏华认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提出，意味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时间是1931年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⑦杜魏华：《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 1987年第1期。。该观点的得出源自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理解的偏差。杜强调：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形成的”。事实上，《历史决议》原文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党内存在严重对共产国际决议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些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此，《历史决议》并没有明确说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具体时间，而是说“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又如：沙健孙认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提出和开辟，中国共产党人学会系统地独立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因此，毛泽东思想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末期⑧沙健孙：《土地革命战争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第4期。。而许德波等认为，这个判断混淆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两个概念，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有形成毛泽东思想⑨许德波、鲁成波、李绪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有形成毛泽东思想——与沙健孙商榷》，《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1期。。
（二）评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其三，1978年11至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次会议是一个整体，密不可分，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成果由三中全会得到确认。于光远不但把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关系以及历史经过做了细致论述，而且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看作一个体系⑥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沿着于光远的思路，不难得出一个“大三中全会”的概念。他还详细回忆了会上杨西光、王惠德和他的三次联合发言，认为这次会议是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⑦于光远：《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王惠德和我的三次联合发言》，《炎黄春秋》1998年第7期。。张化认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在开幕式的讲话提出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中心思想。此后随着会议的进展，中央集体和与会成员拓宽了会议议题，为历史问题的平反，为明确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内生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该文认为华国锋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民主作风和忠厚性格，对于推动历史转折顺利实现，起了重要的作用①张化：《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若干问题研究》，《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田居俭认为，首倡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大历史性贡献②田居俭：《首倡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大贡献》，《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版。。
海外学者对中国近现代问题的研究往往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作为横切面，在研究过程中也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一定评价，这种评价不少是从个人主观意愿出发的议论②毛泽东逝世后，针对毛泽东的一生，世界各国人民褒贬不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一份社区报纸认为毛泽东的贡献比耶稣和基督徒更大：“Mao did more for the human race than Jesus or the Christians did”，“Mao was a greater loss to humanity than Jesus.”（A. J. Brady. The Broadcaster.(Fairfield NSW).5th October , 1976.page 5）。同时，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一份校园报纸却认为毛泽东和斯大林发动的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比希特勒还大：“The‘golden tim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Five Year Plans and Collectivisation plans under Mao and Stalin defy estimations of numbers killed”，“Yet their ‘revolutionary’efforts far exceeded those-of Hitler's by about 30 million”（Piers Hammick.Tharunka.(Kensington NSW).17th October,1977.page 21）。，但也有少数毛泽东研究专家从方法论或社会思潮角度加以研究。曹景文探讨了日本知名学者竹内实在毛泽东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创新，认为该学者较为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而奋斗的传奇人生；全方位地探讨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运用社会史的方法加以研究，注重历史的复杂多样性；同时也认为存在明显的缺陷③曹景文：《竹内实和他的毛泽东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曹景文还以竹内实为重点，梳理了日本的毛泽东研究。他认为，日本毛泽东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与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关系；方法论的主要特点有：运用《毛泽东选集》的早期版本考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运用比较研究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④曹景文：《日本的毛泽东研究论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综上所述,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液压和电控结合的EHPS系统仍为汽车转向助力系统的最佳选择,图1为EHPS系统的示意图.
（三）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
李捷认为：毛泽东为党、军、国创造了丰功伟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虽然“非毛化”的言论不绝于耳，但从五个坐标来审视，不能撼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⑤李捷：《从五大坐标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0期。彭臻概述了第七届全国“毛泽东论坛”中，参会人员对历史虚无主义现象的表现、实质的分析，以及如何通过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防止毛泽东研究虚无化⑥彭臻：《评析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第七届全国“毛泽东论坛”综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4期。。尚庆飞、张明、韩步江以哲学视角分别提出：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本质上蕴含着政治诉求，关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从纵向历史性线索和横向逻辑学线索对“多元症候”现象进行了分类，并通过政治与学术、史料与方法路径的结合，批判了“多元症候”这一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从认识论层面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症结”：局部认识取代整体认识，用“虚无”认识消解既定认识⑦2016年《学术界》杂志第1期刊发了系列笔谈：尚庆飞：《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本质透视》；张明：《“多元症候”探析及其批判路径建构——评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韩步江：《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认识论“症结”》。。刘仓认为否定毛泽东，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核心。虚无主义采取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张冠李戴等方法企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妖魔化毛泽东的民族形象。他还认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卫国战争⑧刘仓：《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评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日前，记者从云南电网丽江供电局了解到，今年国庆旅游高峰期，为确保向丽江游客提供优质、可靠的电力保障，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中秋”“国庆” 节期间，丽江供电局累计出动保供电人员2316人次，出动保供电车辆297辆次，应急发电车(500kW) 1辆次，应急发电机(5kW) 2台次进行保供电，切实做好保供电期间的应急物资准备，充分发挥党员服务队的示范、带头作用，圆满完成国庆保供电任务。
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为详细的毛泽东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立场、观点、方法的参考，也提示了需要警戒的陷阱和避免陷阱的路径。
滑动聚束方式下波束在地面照射区域具有一定移动速度vf，因此在增加定点聚束每个波位脉冲驻留数，打破波束扫描速度与飞机平台速度的平衡，进而使得波束在地面照射区域具有一定的移动速度。这里引进滑动系数k(k≥1)，滑动聚束方式下，波位驻留脉数N0=k·R·sin(θv)/va·PRF，通过设置k的取值，调节波束在地面的滑动速度。
二、高层关键人物在评价问题上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难题的解决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完成的。这离不开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科学指导，也离不开思想理论工作者群体的合力作用。
（一）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刘少奇对于强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做出了突出贡献。邓小平则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②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2版。，继续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和地位。
其一，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意义。孙艺兵等认为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全面评价，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大历史性贡献。认为邓小平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做到了从全局性看待评价问题，从制度上总结问题③孙艺兵、周新慧、王丁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大历史性贡献——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祁清芳按时间顺序梳理了邓小平的评价脉络：1975年率先提出全面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1977至1978年再次强调要准确、完整地掌握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1979至1981年系统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难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了“左”与右的错误思潮④祁清芳：《试论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的历史贡献》，《理论导刊》2001年第8期。。沙健孙认为邓小平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作出科学评价的极端重要性；评价既要实事求是，又要恰如其分；要坚决维护二者的历史地位⑤沙健孙：《邓小平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7期。。田改伟认为邓小平的评价内容十分丰富，邓小平维护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对于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⑥田改伟：《邓小平是如何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0期。。肖建平系统梳理了邓小平自1977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二大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的多次重要考量和策略调整；认为这些调整并非出尔反尔，相反是凸显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和高深的政治智慧⑦肖建平：《邓小平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研究》，《现代哲学》2018年第5期。。
同样的时间节点，联想、海尔崛起，他们见证了中国科研设计院所的成长，也正在继续亲历着中国设计产业发展的辉煌。
自奥德修斯开启“追寻”模式以来，文学史上关于追寻的主题就不可或缺。弗莱和坎贝尔将“追寻”原型在结构上划分为三个部分：冒险的征程、艰辛的战斗以及最终的胜利。纵观小说《小小小小的火》，米娅的追寻既符合原型结构，又有所变化。她永远在路上，前方的未知赋予她的“流浪”一定的冒险性，同时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与磨难；但她始终以乐观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在追寻。最终是否“胜利”难以确定；而不确定性，这也是后现代小说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其三，邓小平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关系。陈东林认为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如提出评价的基本原则；主持起草工作；对党史、国史提出了科学的论断和分析方法，为当代人研究当代史提供了原则参考②陈东林：《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刘金田认为邓小平站在全局的和历史的高度，率先批评“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起草《历史决议》提供了正确指南；指导起草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为起草《历史决议》奠定了基础；确立了《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和大体框架；正确评判新中国建立以来30年的历史；要求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科学分析其晚年错误③刘金田：《邓小平领导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历史贡献及其启示》，《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二）陈云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上的贡献
陈、邓在评价问题上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各自的作为。陈云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关键性建议：一是要回顾1949年之前28年的历史，为科学认识毛泽东的伟大贡献提供“全面的根据”；二是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历史。对此学界做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考究。陈群、王士文、张凤翱都细致回顾了陈云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前后的努力④陈群、孙东升：《陈云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党的文献》，2001年第5期；另见《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6～409页；王士文、艾德文：《论陈云评价毛泽东功过和坚持、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论述》，《探索》2004年第1期；张凤翱：《陈云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刘仓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回顾了陈云的评价：一是历史追溯：“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二是现实问题：评价“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三是关键建议：“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四是经验总结：“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还认为陈云能够做到科学评价，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⑤刘仓：《陈云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党的文献》2013年第1期。。宋月红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陈云对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意见，认为陈云的历史观，“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关于学习问题和对待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等因素合力促成陈云为起草《历史决议》提出了科学的政治原则和指导性意见⑥宋月红：《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性意见的思想基础与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6期。。
（三）胡乔木对起草党内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贡献
被誉为“党内第一支笔”的胡乔木直接参与撰写两个《历史决议》，为宣传与研究毛泽东思想做出重要贡献。具体到改革开放初期，“负责起草”的胡乔木贡献更为显著，其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徐永军总结认为，胡乔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即必须客观承认毛泽东晚年犯有错误，不能因为晚年错误就抹杀贡献，不能把党中央的错误都推给毛泽东；二是要顾全大局；三是毛泽东所犯错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本质区别；四是毛泽东思想仍具指导意义；五是毛泽东思想不应包括毛泽东错误的思想⑦徐永军：《胡乔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思考》，《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程中原追溯了胡乔木与两个《历史决议》的关系，认为对第二个《历史决议》，胡乔木不但贯彻中央领导的指示，而且亲自执笔撰写“文革”部分，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完整解释⑧程中原：《胡乔木与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多年从事胡乔木研究的鲁书月认为胡乔木晚年对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看法，如要求区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活的灵魂等。①鲁书月：《胡乔木晚年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朱家梅等认为胡乔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为学界提供了重要参考；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为党史上公正客观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标志；1990年代初继续深化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②朱家梅、李静雅：《胡乔木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杰出贡献》，《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6期。。
仝华等学者编撰了外国政要、学者及媒体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长篇专题，包括邓小平等重要人物在评价问题上的作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的理解；对毛泽东人格和风范的感怀③仝华等编：《外国政要、学者及媒体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年第12期、2002年第1期、第2期。。此专题虽只是摘录，评价较为简短，但涉及面广，内容丰富。
短短几秒钟内，飞机向下掉了五千多米！这之后，飞机第三次往下掉，此间掉下来的我，人还没来得及站稳，飞机又像高台跳水般翻滚着向大海砸了下去。头部又一次狠狠地撞到飞机的顶棚，然后像宇航员一样失控飘浮……
三、党的重要会议和文献对评价工作的推动
历时数年的评价工作既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多位领导人物密不可分，也与党的多次会议息息相关。在关键人物和重要会议的合力作用下，党中央借鉴延安时期做法，以党的《历史决议》方式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统一定论。而后，十二大《报告》《党章》和“八二宪法”又以党纪国法的形式对《历史决议》加以巩固。
（一）“文革”后一些重要会议对评价工作的积极影响
自1977年始，党中央围绕思想、政治、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召开了不少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与会代表纷纷突破原定议题，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对“文革”发表看法。这些发言为后来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形成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学界涉猎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会议。
绿化美化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措施，本文在综合分析该县乡村绿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美丽乡村绿化原则、绿化树种配置模式，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科学性、可操作性。
综合考虑所设计的能量回馈装置参数和电感体积大小,选定电感量为2 mH的电感。选取滤波电容的耐压值要大于实验中最高电压70 V,电容值应大于962 μF。电容值越大,直流纹波电压越小。实验装置选用两个1 000 μF,耐压100 V的电解电容并联组成2 000 μF的滤波电路。
其一，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长期以来，学界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定调是：用“两个凡是”阻碍邓小平复出。但黄一兵通过阅读会议记录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这次会议提出了“走向大治”的基本方针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肯定和接续了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在宽松的会议气氛里，不少代表质疑了极左理论，讨论了重新评价邓小平及“天安门事件”，以及在新形势下如何捍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因而得出结论：尽管会议在总的指导思想上坚持并贯彻了“两个凡是”，但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对后来形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④黄一兵：《一九七七年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2期。。
《历史决议》传到国外后，对国外学者开展毛泽东研究也起到较大影响。施拉姆（Stuart Schram）借鉴《历史决议》对毛泽东评价问题做了重新思考。他于1982年发表题为《毛泽东：一个初步的评价》的长文演讲，又据此做了完善后，于次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再评价初步》一著，这“标志着国外对毛泽东历史遗产反思研究的开始”⑪成龙：《国外毛泽东历史遗产30年研究述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Slavoj Zizek）吸收《历史决议》的一些观点，在为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2007年新版英译本写的导言中，对毛泽东作出了一些新评价，充分肯定毛泽东在对马克思主义改造中的贡献①[斯]齐泽克著，王芳译：《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其二，中共十一大。杨宏雨等认为十一大是恢复和发扬毛泽东思想的一次不容忽视的会议。大会肯定毛泽东的功绩，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旗帜，回击了“非毛化”的议论；宣布结束“文革”，淡化阶级斗争，提出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为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指明方向；大会呼吁发扬民主，加强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这一切都有助于摆脱以往“左”的理论和实践⑤杨宏雨、周绪情：《中共十一大在恢复和发扬毛泽东思想中的贡献》，《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美国知名学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针对威特夫（Karl Wittfogel）在《“毛主义”的传说》中所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附庸”这一观点，撰写了《关于“毛主义”的传说的传说》，反驳认为：毛泽东是具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思想具有原创性。英国知名学者施拉姆（Stuart Schram）反对柯文（Paul Cohen）关于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份的质疑。不仅如此，针对西方诋毁毛泽东的现象，他还于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发表文章认为，在20世纪有影响力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超过毛泽东；相较于中国传统思想而言，毛泽东受马列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的影响更大；还着重分析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认为毛泽东即使有错，也仍然是一个对各方面都有重大影响的人物①[美]施拉姆著，何祚康、张钧译：《如何评价毛泽东》，《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3期。。
陆剑杰认为评价方法不同是导致分歧的重要因素。为做到科学评价，须正确认识第一次革命和改革开放第二次革命、“过渡时期总路线”、毛泽东功过的根源、毛泽东丰功伟绩与过错这几个问题⑩陆剑杰：《论毛泽东功过评价中的辩证关系》，《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郑德荣则探讨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思想渊源，对于今天的实践仍具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拓展研究视野，挖掘理论宝库，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永恒魅力⑪郑德荣：《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郑德荣：《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新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5期。。陈占安也持类似的观点⑫陈占安：《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不可动摇》，《思想理论教育》2013年第21期。。余品华认为三十年来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争论，集中在三个方面：毛泽东一生功过、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讲话，推进了评价工作的全面科学①余品华：《关于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几个争论问题》，《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其四，1979年1至4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时间关键、成员广泛、议题丰富，值得全面深入地研究，但由于会议涉及一些敏感人物和仍存争议的敏感议题，加之档案资料开放不足，导致对它的研究远远不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国史和党史著作有所提及，极少数列有专题，专门的研究著作尚未问世；有数篇回忆性和概述性文章，但学术研究类文章少。相关成果分三类。第一类是当事人的回忆性文章。于光远、胡绩伟、吴江、孙冶方、于浩成、张显扬、江春泽都回顾了会议的筹备、参会的经过以及会议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③于光远：《关于准备理论务虚会的一些情况》，《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2册，济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333～336页；胡绩伟：《同“两个凡是”论争的来龙去脉——一九七九年一月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六人联合发言》，《炎黄春秋》1998年第9期；吴江：《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真理标准讨论第二阶段》，《炎黄春秋》2001年第11期；《孙冶方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于浩成口述、邢小群采访：《参加理论务虚会的经过》，《炎黄春秋》2016年第1期；张显扬口述、丁东整理：《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几次发言》，《炎黄春秋》2016年第7期；江春泽：《亲历1979年理论务虚会》，《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10月。。第二类是整体性概述和研究。程中原等做了相对丰富的研究，即梳理了务虚会的准备、第一天议程情况，分析了会议发生偏差与邓小平作讲话的历史逻辑，并对务虚会做出了一分为二的评价④程中原、李正华、张金才：《1977—1982：实现转折，打开新路》，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吴江说明了会议召开的原因、两个阶段讨论的情况和部分发言内容，着重交代了胡耀邦在开幕时和结束时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和《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起草和发表情况⑤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沈宝祥也梳理了务虚会由来、开法、进程、议题等多方面的情况，重点介绍了会议之初对“两个凡是”的揭露和批评，及受批判者进行自我批评的情况，还结合当时的历史和当下社会发展对评价存在分歧问题做了分析⑥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版。。萧冬连则侧重从与会代表如何不断“冲击意识形态禁区”，党中央为何对所谓“自发民主运动”从“宽容转向弹压”的角度来分析邓小平对会议的态度发生转变问题；最后还对务虚会做出评价，认为会议是“虎头蛇尾”⑦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姚力对务虚会的研究现状做了总结，认为目前“专门性的研究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会议召开的背景，会议中的重点发言，以及对会议的评价等几个方面”；认为随着实践的推进，“会更加全面和深刻地理解理论务虚会的历史价值”⑧姚力：《理论工作务虚会研究述评》，《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2007年9月。。第三类是专题研究。黄一兵探讨了务虚会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关系，认为会上直接提出了起草《历史决议》的建议，且会上讨论的主题、内容和邓小平的主题发言为《历史决议》的起草打下了基础⑨黄一兵：《理论工作务虚会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4期。。王涛总结了务虚会的主要议题和对建构中共党史叙事原则、方法的意义⑩王涛：《一九七九年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中国若干历史问题的大讨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2期。。也有的思考了务虚会议程发生转折的前因后果。阎建琪认为，邓小平在务虚会上提出“四个坚持”与当时一股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关系密切；今后在思想政治领域，不能有意无意地回避或淡化四个坚持问题，不能把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①阎建琪：《邓小平四个坚持的提出和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刘艳等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的时代背景、党内讨论、文本修改及历史地位的确立过程等做了细致考证，重点研究了务虚会第二阶段会议和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围绕“四个坚持”的讨论，以及对邓小平讲话的文本修改的影响②刘艳、王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历史地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杨继绳着重对会内会外错误思潮泛滥对务虚会的影响做了阐发③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二十年纪实》上，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肖建平认为务虚会讨论了毛泽东评价问题四个方面的内容，即“要不要评价、能不能评价”“如何开展评价”“主要评价什么”“何时何式解决评价问题”；认为会议尽管存在不足，但整体而言，务虚会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基础上的继续前进，有效助力了毛泽东评价难题的最终解决④肖建平：《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与毛泽东评价问题研究》，《现代哲学》2019年第5期。。
在务虚会第二阶段会议上，邓小平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题讲话。美国知名学者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对此次讲话的成因做了探讨，认为这是“为自由设限”；还将邓小平与毛泽东对比，认为尽管邓小平对务虚会上的批评意见有所不满，但“他接受了毛在1957年进行反击的教训，不想做出过度的反应而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邓小平想要允许比毛时代更多的自由，但他也希望确立一些原则”⑤[美]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56～260页。。李影（Ying Li）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后，得出感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有国内国外多种因素，今天仍要坚持这四项原则以维护中央权威，其方法在于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切实走群众路线，不断强化执政合法性，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⑥Ying Li. Adhering to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to Safeguard the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Read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2015(4)。。
（二）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历史决议》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外的集体智慧和实践发展情况。学界长期重视对它的研究。沈传宝回顾了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陈云的一些重要意见和建议；同第一个《历史决议》做了对比；回顾了《历史决议》出台后国内外的反应。⑦沈传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始末》 （上），《纵横》2001年第7期；沈传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始末》（下），《纵横》2001年第8期。逄先知认为：要按照《历史决议》的精神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邓小平领导作出《历史决议》表明他“看得远，看得准，有历史眼光和战略眼光”。⑧逄先知：《按照历史决议的精神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陈东林探讨了《历史决议》对历史与国史研究的指导和借鉴作用⑨陈东林：《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国史研究的奠基和指导作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9期；陈东林：《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与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宋月红认为，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的民主讨论，思想史料丰富，因此，有必要历史性地探析史料的产生、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并认为《历史决议》的文本史料也值得考究⑩宋月红：《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史料整理与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4期。。
其实，我和阿花也是老朋友了，阿花当年从韶关来深圳时,我们就认识了。林强信将雪茄掐在烟灰缸里，说，我们曾有过多次合作，而且很愉快。所以你去她厂里，我赞成。你帮她，就等于我在帮她嘛。哈哈哈……
四、在《历史决议》基础上认识和研究的深化
《历史决议》通过后，学界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践条件的新变化，在坚持第二个《历史决议》和党的十二大报告精神的前提下，及时跟进理论研究，改进认识。与此同时，党中央越发认识到捍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地位的重要性。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毛泽东诞辰周年纪念会议上，对毛泽东的评价增加了“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等新的内容，对毛泽东思想无论在内容提炼上还是在指导作用上都予以丰富和发展。尤其是习近平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讲话，对敏感政治人物评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做了精辟阐发。
（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的新认识
《历史决议》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做了大量批评，而此后的改革开放重视利用资本和市场，党中央对它们的认识和评价发生了一定变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张保军较早意识到党中央对《历史决议》的论断有了新认识，认为遵循《历史决议》与推进认识向前发展并不矛盾，而应结合②张保军：《近二十年来党对〈历史决议〉若干论断认识的深化》，《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龚育之也认识到从十二大到十五大的政治报告，都做出了新的概括和阐发，因此对《历史决议》在坚持中发展是历史前进的必需③谢春涛：《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龚育之访谈录》，《百年潮》2001年第6期。。桑东华和肖光文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党对《历史决议》中关于经济领域的一些论断也在深化与发展。④桑东华：《三十年来党对〈历史决议〉几个重要论断认识的深化与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2期；肖光文：《中国共产党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若干新认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陈晋和张健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⑤陈晋：《伟人伟绩 伟在何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毛泽东的几个重要评价》，《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12期；张健、杨丽雯：《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
（一）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进程。“政担银企户”财金互动扶贫试点，有效解决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受法人资格认定、抵押物价值评估、担保责任落实等瓶颈制约“身份”限制，激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农业产业热情，加快了传统农业向适度规模化现代农业转变。截至目前，全市合作银行审核上报项目及资金417个28728万元，省农担公司审批通过333个20683万元，实现信贷投放284个16326万元，其中规模化现代农业占70%以上。
（二）中央核心领导人在评价上的对比研究
这一主题的研究以数篇硕士论文为代表。潘峻岭对比了刘少奇、邓小平评价的历史背景，然后对比了二者在毛泽东功过、地位评价上的异同点，最后对比了二者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内容体系评价的异同点⑥潘峻岭：《刘少奇、邓小平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论述之比较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侯永亮梳理出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四个阶段：初始阶段（1921—1935），第一次飞跃及延续（1935—1957），曲折阶段（1957—1978），认识的第二次飞跃（1978年以来）⑦侯永亮：《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历史发展》，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这个划分虽有其特色和思考，但略显粗糙，没有凸显两个《历史决议》在评价上的意义。翟石磊大致总结了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对毛泽东的评价，内容上也旁及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⑧翟石磊：《基调与演进：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对毛泽东的评价研究》，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这篇论文的重点放在了习近平做出新评价的内容和现实意义，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总的来说，论文线条太粗，且对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评价上的研究较为薄弱。程波对比了三代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即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认为他们之间既有一以贯之的共识，又随着认识的深化而形成了不同的表述和概括⑨程波：《论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湖南商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孙德海则比较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评价①孙德海：《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理论探讨》2001年第3期。。
其二，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李合敏认为邓小平的评价体现了若干方法论原则，如总分结合，既有总原则，也有分原则；由表及里、辩证透析；分清是非、把握体系等；认为这些原则为人物评价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⑧李合敏：《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的若干方法论原则》，《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肖贵清认为可概括成三个方法论原则⑨肖贵清：《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方法》，《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第3期。。吴晓荣则认为邓小平在评价中坚持了五个原则：一是政治性原则，站在党和国家立场上作出评价；二是历史性原则，从一生革命实践来全面评价；三是辩证性原则，实事求是评价功与过；四是客观性原则，具体分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五是向前看原则，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①吴晓荣：《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则》，《党史文苑》2014年第18期。。邓小平从政治大局出发，要求区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同对“文革”的评价。具体来讲，对“文革”要求彻底否定，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要求在历史地、科学地加以评价的同时，又要注意评价的尺度和方法，即“实事求是”加“恰如其分”。
外国学者也根据时代的发展重新审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世界局势动荡之际，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于21世纪初撰文要求重新学习毛泽东的理论，以更好地应对现今社会出现的许多危机②[美]阿里夫·德里克著，楚全编译：《德里克评毛泽东发展理论》，《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1期。。澳大利亚学者尼克（Nick Knight）认为第二个《历史决议》及此后中国对毛泽东的新评价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西方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还认为两位毛泽东研究专家的著作——布兰特利·沃马克的《毛泽东1917—1935政治思想的基础》和斯图尔特·施拉姆的《对毛泽东的初步重估》，理论假设和历史评价存在缺陷；作者提出当下研究应排除政治的干扰，在研究中植入更多的“理论自我意识”，“以对毛泽东做出或者将会做出最终的且不可撤销的评价”③[澳]尼克·奈特著、王晓峰译：《毛泽东与历史：谁评价？如何评价？》，《毛泽东研究》2015年第1期。。
国外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长期存在思想交锋。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关于毛泽东的学术研究氛围较浓。但近年来，受意识形态斗争和刻意求新的影响，以妄加猜测、负面评价为多，客观公正、以史带论较少。这与国内研究现状相左。国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度泛滥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国外极端思潮的影响。我们在学习国外研究成果的时候，需要保持理性，注意辨别，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加以辩驳。
五、研究的特征、不足及展望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不难看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的研究是一个广受关注、常说常新的话题，也是新中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的较为核心的课题。现有的研究呈现出三个特征，存在三个不足之处。根据特征和不足，可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三点展望。
（一）现有研究呈现出的特征
其一，问题意识不断增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评价，无论党内决议，还是党外评价，都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事关重大。学界在研究该问题时，积极联系党内外、国内外的“时”和“势”，从学理层面发挥捍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崇高地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自觉地坚守四项基本原则，抵制和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早晨出门时，汤翠看到不远处停着几台大型铲掘机。在蓝天的映衬下，铲掘机的铁臂还真像电脑的鼠标，鼠标一动，一切就格式化了。南菜的日子不多了，这可由不得他侯大同。
其二，研究体系逐步完善。关于“文革”结束至党的十二大这一时间段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研究，时间虽不长，但作为中共党史上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一次评价事件，涉及的主要领导人物、关键历史事件、重大理论问题不少，评价形成的文本至今仍在意识形态领域起重要指导作用。现有的研究对主要的人物、事件、文献均有涉及，对评价事件的逻辑脉络和深刻影响均有研究，研究框架和体系已初步形成。
其三，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这是研究方法层面的创新。方法创新同角度转换、史料补充一道，都是研究创新不可或缺的条件。学界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强调打破学科壁垒，追求融合、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优势，以推动更高质量、更有新意的作品的产生。
（二）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
其一，史料挖掘较为欠缺。现有的研究主要还是依靠回忆性材料和少部分官方文献，而对档案资料、报刊资料的挖掘和利用不够。许多进入杖朝之年的当事人留下的回忆性和纪念性论著，这为研究提供了一些珍贵的史料。不过，当事人从自己的视角和感受出发记述的内容也有不够全面或者不合原貌之处。过多依靠口述性和回忆性史料，容易造成各执一词、以讹传讹的现象。改革开放初期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研究乃至改革开放史研究，亟待在史料挖掘上下功夫，也需要更加深入细致地“消化”现有的官方编撰的文献资料。
其二，研究视域尚显狭窄。现有研究将主要目光集中在了邓小平和陈云身上，而对于他们之前和之后的评价，对其他领导人研究不够；也需要更多地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工作放入从“文革”转向改革的时代大潮中加以考察，探讨毛泽东与改革开放、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总之，现有研究以专题性、阶段性研究居多，整体性的宏观研究成果还需加强。
其三，核心观点提炼不足。现有的研究基本完成了厘清史实和梳理脉络的任务，但受视域和方法所限，将宏观、中观与微观视野结合不够，导致认识上不够深入，核心观点的提炼尚显不足，缺乏对评价事件的性质、影响，对不同阶段核心领导人在评价事件中的作用，对不同群体在评价中的表现得出清晰的结论。如全面地、立体地呈现“文革”结束后的评价过程可以看到：思想理论界与中央决策层的良性互动是推动评价工作和最终作出科学评价的重要一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核心观点之一是“非毛化”，而其理论根源在于对毛泽东与“文革”复杂关系的错误认识。
（三）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其一，充分发掘相关史料。除回忆性著作外，今后应发掘和利用中央和地方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中央印发、传达的思想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文件，以及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报刊，如“两报一刊”、《参考消息》 《中国青年》《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南方日报》等。总之，评价问题研究的推进需要综合运用四个方面的史料，即官方编撰出版的领导人著作和文献汇编、档案资料、权威报刊和少部分回忆性材料。
其二，大力拓展研究空间。可从三个层面着力。一是人物层面。加强对中央领导集体其他重要成员的研究，如叶剑英、李先念、彭真、聂荣臻、黄克诚、胡耀邦等在评价上的贡献；加强其他群体，如党内高级干部、地方领导干部、思想理论界、人民群众在评价问题上作用的发挥研究；加强对“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评价问题上的比较研究，总结出前者在评价问题上的一些贡献与历史局限性。二是事件层面。主要是1977年和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1980年的四千人大讨论，平反刘少奇、彭德怀等冤假错案，公审林彪、“四人帮”等事件对评价工作的影响。三是关系层面。主要有：第二个《历史决议》同第一个《历史决议》《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的关系；第二个《历史决议》与党中央对社会主要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认识发生转变的关系；评价毛泽东与“说三还是道四”，即党内外关于坚持三中全会精神还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期争论的关系；党中央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过程中形成的科学评价历史争议人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其三，积极译介海外研究成果。海外学界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历史基础较好，随着几代人的接力探索，海外研究专家已然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相关研究成果已然成为不能不借鉴的内容。当然，海外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质量不一。有的是合理的，对国内学术研究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但也有一些观点看似合理，本质上却是违背史实甚至常识的。秉承兼容并蓄、取其精华的态度，客观分析海外相关成果的利弊，合理吸收其有益充分，对推动国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不无裨益。
综上，学界有必要拓展和深化改革开放初期的毛泽东研究，比如，这段时间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活的灵魂”的确立，对毛泽东个人著作和晚年思想的再认识、再评价，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同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的探讨等方面的情况，从而既完善毛泽东研究，又丰富邓小平研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食品安全管理对企业食品管理工作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一些菜市场及超市的食品安全、卫生问题日益严峻，给企业的综合竞争力造成较大影响，同时还有可能影响企业的食品安全性，因此，应该创建科学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统和食品安全信用系统，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推动我国食品监管工作的革新。
【中图分类号】A84；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5-0102-11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5批面上资助项目（2019M653246）和2019年中央高校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肖建平，法学博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肖心茹，法学硕士，中共揭阳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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