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中国大革命，不能忽略俄国革命模式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成为被国内外反动势力封锁的“红色孤岛”。列宁原本期待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爆发来缓解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压力，无奈期望破灭，俄国革命模式欧洲遭冷遇。与此同时，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从“亚洲的觉醒”中看到了新的曙光，于是把视线从“西欧”转移到“东方”。俄国革命模式走向中国的理论准备同共产国际两次会议密切相关。共产国际“二大”出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总理论原则，共产国际“四大”则形成了其具体策略。为落实上述理论设想，在帮助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党之余，苏俄在中国积极寻求盟友，从欲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孙中山，到“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领袖”吴佩孚，再到“社会主义将军”陈炯明等等，经过认真的观察、试探和比较，孙中山的国民党最终被确定为重点合作及支持对象。
关键词：十月革命；俄国革命模式；共产国际；中国大革命
提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学术界一致认为绕不开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但探讨的脚步如果就此停留，未免有些表层化。因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仅是指导中国大革命的机关或组织，而不是实际发挥作用的深层因素。如果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比喻为中国大革命之“旗手”的话，那么旗手中的“旗帜”就是“俄国革命模式”。这从苏共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可略窥一斑。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围绕中国革命失败原因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反对派指责多数派在指导中国大革命过程中背离了布尔什维主义，而陷入了孟什维主义的泥潭。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中指出：“以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为借口来反对苏维埃，意味着干脆放弃了我们的1905和1917年(二月)革命的经验。”[1]51托派还在“八十四人声明”中指出，“尽管取得‘中国的1905年’胜利的一切先决条件已经具备，而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国工人为资产阶级进行了火中取栗，而且迄今为止是扮演了工人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注定要扮演的那种角色”[2]278。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则反驳说，“托洛茨基观点的依据形式上首先是同1905年的俄国革命进行类比”[3]2，而“把我们与反对派区别开来的主要之点是，中国革命不能完全用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采取的办法行事”[3]7。也就是说，反对派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联共(布)未按照俄国1905年的革命策略指导中国革命，是策略与路线的错误。多数派则针锋相对地反驳说，由于中国革命反帝的特殊性，因而必须灵活运用而不是照抄照搬俄国1905年的革命模式，不能因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而否定联共(布)指导中国革命策略的正确性。暂且不论两个派别孰是孰非，这些争论足以说明，中国革命撇不开俄国革命模式的影响。那么，俄国革命模式是怎样来到中国的呢？研究这一问题，对透彻理解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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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国革命模式走向中国的历史背景
苏俄①援助中国革命，其远东边界的安全因素不可忽略。“十月革命”后，苏俄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包围、封锁，处境困难， 为此要寻求能与其“结盟”的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苏俄在世界的总政策也在不断修正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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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色孤岛”：俄国革命成果面临生存危机
“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极大地鼓舞了俄国的工人和劳动人民，“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3月，苏维埃政权不仅在中央而且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来。截至1918年秋，全国共有30个省、121个市、314个县区、6 033个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4]113。这个时期，俄国全国上下染遍革命的赤色。但“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不但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还大力支持苏俄国内的反动势力，内战和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战争此起彼伏，新生苏维埃政权随时都有被帝国主义联合颠覆的危险。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并持续5个多月的巴黎和会，不但是帝国主义的分赃大会，还是矛头一致对准新生苏维埃俄国的勾结会议。巴黎和会上，武装干涉苏俄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1918年底，武装干涉军队就开始大批由海参崴登陆，这些武装干涉势力还帮助俄国国内的白卫分子运送物质和军队。这不但因为俄国苏维埃的成立，使西方资本丧失了一个巨额投资和商品销售市场，更重要的是，苏维埃的建立鼓舞了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使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生存危机。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一直强烈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十月革命”刚刚胜利，苏俄又立即颁布了《和平法令》，宣布废除沙皇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大力支持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通过这些措施赢得了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同情及对民族解放的向往。于是，1918年3月9日，英国军队在俄国北方的摩尔曼斯克登陆；3月14日，法国军队也追随英国军队登陆；3月15日，协约国发表了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的宣言，并决定武装干涉苏俄；4月5日，日本派兵登陆海参崴；随后，美国军队也接踵而至。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公然对苏俄实施武装干涉。为此，列宁告诫全党：“我们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暂时还是处在帝国主义强盗势力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个孤岛。”[5]307在这种背景下，列宁把巩固俄国革命成果的希望寄托在了欧洲革命的全面爆发上。所以他高度关注并设法推进欧洲革命，并要求欧洲革命者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
(二)“革命泡沫”：俄国革命模式在西欧遭冷遇
苏俄对欧洲革命充满了期待，并试图把“俄国从2月到10月的经历套在欧洲甚至世界的事态发展过程上”[6]41。所以当时是把欧洲革命作为移植俄国革命模式的重要阵地的。同时，列宁认为欧洲革命要走向高潮就必须向俄国学习。他在1919年共产国际“一大”上所作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中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方式和苏维埃政权形式对即将到来的欧洲革命具有典型意义，而《和平法令》则直接号召英、法、德三国无产阶级帮助苏维埃国家把革命进行到底。客观来说，“十月革命”与欧洲革命具有着基本相同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从这一角度看，把“十月革命”看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革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催化剂，把这段时间内的各种革命运动看作“十月革命”影响下的欧洲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为过。
其次，突出“团结”，解决革命领导权的被领导者问题。共产国际“四大”突出强调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的结合，强调团结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由于东方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地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对后者的依附决定了其妥协性及革命的不彻底性。正是资产阶级的这种左右摇摆和犹豫不决，迫使无产阶级若想取得革命成功，就必须团结和组织劳动群众，劳动群众才是这些国家民族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而农民在东方大多数国家中占有绝对多数。所以，共产国际强调，要想彻底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只有彻底的、吸收最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斗争的革命路线，只有同一切为了保持其阶级统治而不惜与帝国主义妥协的人物无条件地决裂，才能引导被压迫群众取得胜利”[12]358。共产国际这次会议，不但强调争取广大工人力量的支持，而且还号召各国党竭尽全力争取农业劳动群众，“东方各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12]359。由于当时处于资本进攻的阶段，土地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共产国际“四大”不但强调了土地问题及农民群众的重要性，还把农民分为不同的阶层，这透露了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具体情况的一知半解。这个纲领的设想是好的，也是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只是他们不清楚其中的矛盾和不可抗因素。共产国际一方面强调要从“下层”扩大群众基础，一方面又寄希望于获得资产阶级“上层”的支持来解决土地问题，这种矛盾的策略不能不在其指导东方国家的革命过程中得以体现。
当然，苏俄此时的对外政策还受到西欧客观革命形势的影响。“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极大破坏，共同构成了1920年代欧洲革命的底版。列宁把援助俄国革命的希望寄予欧洲也是有情可原的。一方面，共产国际成立之前所建立的8个共产党②都在欧洲，截至1922年欧洲共建立了27个共产党。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于1918—1920年掀起一波革命高潮，欧洲各地的革命运动蔓延开来。1918—1920年，芬兰、德国、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等国人民纷纷效仿俄国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掀起了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革命高潮，其中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赢得了独立，南斯拉夫在奥匈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系列革命的爆发、蓬勃发展的苏维埃运动，是西欧革命响应俄国革命的开始。尤其是芬兰、匈牙利和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现了与俄国革命类似的特质及色彩，这更坚定了共产国际利用西欧革命高潮进而完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心。然而，看似乐观的革命形势并没有像列宁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为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大多以失败告终。在1920—1921年第一次资本主义危机的刺激下，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使欧洲于1923年又出现了一次革命漩涡，德国、波兰、保加利亚再次爆发工人和劳动人民的起义，但这三次起义并未像1918—1920年那次一样发展为夺取政权的运动并把欧洲革命推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高潮，而是表现为更为温和的罢工斗争和反对干涉苏俄的运动。随后，西方资产阶级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让出一小部分利益收买工人阶级中的贵族，西欧又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欧洲革命转入低潮。这三次革命也就成为了“这个时期的最终一环”和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新的“开端”[7]2。苏俄和共产国际试图在西欧复制俄式革命成功，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梦想破灭了。同俄国1917年“七月事变”相类比的斯巴达克派被镇压事件，被称为德国“二月革命”的德国“十一月革命”等并没有沿着俄国革命道路走向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高潮和胜利。
两个区分。这次会议通过的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提纲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是：将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进行区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民族革命予以区别。第一，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之间区分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但能够团结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还能够团结殖民地半殖民地等落后国家的一切民族革命力量共同致力于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列宁强调“把各民族区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这个思想贯串着整个提纲”[18]276。这一区分为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思想奠定了基础，是共产国际关于落后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援助民族革命运动策略的理论依据。第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民族革命的区分。严格来说，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大的区别。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并没有强调只进行民族革命而忽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为了避免事实上的混淆，进行了名称上的区别与选择，共产国际二大才强调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提法改为“民族革命”。这一区分的初衷是好的，但却对共产国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充分发挥民族革命力量之一——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帝作用而忽略民主革命的发展。如果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作为天平两端的话，共产国际对民族革命的倾斜，实际上使世界革命遭受了不小的挫折。因为对民族革命的侧重直接影响着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国民革命的事实证明，虽然列宁强调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和妥协性，强调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但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革命”这一称呼进行了不同侧重点的解读与把握。正因为中国大革命执行了共产国际同列宁主义不同的民族革命策略，才导致中共在妥协退让、维护统一战线中丧失了独立自主性和革命领导权。某种程度上说，“民族革命”这一称呼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东方光明”：俄国革命模式被迫走向中国
“十月革命”成功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俄国革命胜利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迫切渴求学习借鉴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帝国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加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疯狂掠夺，致使这些国家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当欧洲‘革命高潮圈’闪闪发光之时，亚、非、拉也再次奏响了‘民族解放曲’”[11]158。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帷幕的缓缓落下，西方国家革命形势迅速消失并逐渐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与之相较，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渐高涨，形成了“先进的亚洲”与“落后的欧洲”之间的鲜明对比。1918年夏，当全世界帝国主义都在敌视新生苏维埃政权时，孙中山率先向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发去了贺电。列宁收到后非常高兴，称之为“东方的曙光”。1923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是一个世界革命的组织。然而，因一系列情况，共产国际的注意力过分偏重于西方。就广泛的意义来说，必须比过去更加注意东方。”[12]589关于共产国际的这一转变，西班牙学者费尔南多·克劳丁指出：“如果我们把列宁这一模式和他以前的模式相比，可以看到世界革命力量的作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改变了。西方无产阶级这支革命力量，在一定时期内退居第二位。今天称之为‘第三世界’的被压迫群众与‘东方’的苏维埃国家，升到了第一位。”[6]51
这样，日趋高涨的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直接打击着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有力地支援了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13]34，被看作摧毁帝国主义“总后方”的强大手段和革命俄罗斯的天然盟友。在亚洲，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朝鲜1919年的三一运动、印度1918—1922年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阿富汗1919—1921年的独立革命、土耳其1919—1923年的凯末尔革命、伊朗1919—1923年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及越南、菲律宾的大规模反帝反封建民族革命运动，非洲的埃及爆发了群众性反帝运动，并迫使英国承认了其独立，拉丁美洲的墨西哥、阿根廷等国也发生了强大的工农运动。列宁一直高度关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运动，在他的领导下，1919年成立了共产国际，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给予了高度重视。尤其是当西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低潮，列宁关于“俄国革命是西欧革命序幕”的论断受挫之后，列宁更加关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他说，“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是不可想象的[14]324。所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此时的苏俄很想在远东觅到一个友邦。这里最适宜的，当然是中国了”[15]315。在东方这些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之中，“首先是中国革命。中国的事态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中国的国民革命势不可当；他将成为促使整个东方起来革命的无比强大的动力”[10]331。中国与俄国有着较长的边界线，中国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将对俄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鉴于此，“共产国际把1926年的英国工人罢工视为西方革命的‘前哨线’，把中国1924—1927年的大革命视为东方革命的‘前哨线’”[11]159。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也就成为了苏俄眼中的“东方光明”③。
二、俄国革命模式走向中国的理论准备
俄国革命模式走向世界，同共产国际的两次会议密切相关。共产国际“二大”和“四大”参照俄国革命模式基本确立了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思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东方苏维埃建设的经验和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曾经提出了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持久斗争时期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一般原则”[12]355，但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情况了解较少，使得这种理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空想性质，“尽管部分地承认‘东方’的特殊性，但当时共产国际除了把俄共三次革命和内战的经验搬到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之外，没有别的实际决定”[16]9。共产国际“四大”则把“二大”的总方针细化和具体化，两次会议精神共同构成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准备。
(一)共产国际“二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总理论原则的出台
由于东欧革命风暴逐渐平息，西欧也迟迟未出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形势，共产国际的“西方战略”未能如期实施。于是，列宁和共产国际把目光转向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国际“二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大会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所指定的总理论假设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五四运动中被誉为“开明军阀”和“爱国将军”的实力派军阀吴佩孚控制了北洋政府以后，为争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并抵制日本势力的渗透，赶走了沙俄领事，接纳了远东共和国的优林使团，被共产国际称为“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领袖”[23]28。加拉罕后来坦诚说：“我们曾试图同吴佩孚建立联系，我们曾考虑过能否抓住他的问题，也许由他这里产生一个国家政权。……如果我们能使吴佩孚同冯玉祥联手和解，那是最理想的。”[20]73对此，马林在回忆中说：“维经斯基是主张联合吴佩孚建立中国的革命事业……从‘二七’罢工失败之后，我们和维经斯基联吴的幻想才完全破灭了。”[24]103此后还陆续有北京外交使团顾问威廉斯基、越飞的顾问伊万诺夫、越飞的军事顾问格克尔等，多次到洛阳与吴佩孚会谈。直到1922年8月，越飞在写给孙中山的信中还强烈表示了孙吴联合的想法。越飞说：“我不清楚，如果说您现在同吴佩孚达成协议，而您和国民党的影响因此而会更大，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特别是外交部在奉行一种既丝毫不符合国民党的纲领，也丝毫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的政策呢？”[16]105吴佩孚吸引苏俄的首先是其军事实力，越飞的军事顾问格克尔访吴后回来说，从没见过如此完美的军事秩序。并且从孙中山1922年11月给越飞的回信中也可以侧面得知，苏联答应给吴佩孚以财政和军事援助。只是吴佩孚在外蒙问题以及中东铁路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令苏俄失望，越飞才在1923年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16]210。尤其是1924年“北京政变”④后，吴佩孚的内阁垮台，使得越飞的“吴孙联合”策略落空，苏俄才逐渐把重心转移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方面。
由于低估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自我调节能力，否定了资本主义崩溃的长期性；由于高估了世界革命的成熟程度，列宁所希望的响应俄国无产阶级的欧洲革命总爆发就成为了绚丽多彩而又瞬间破裂的肥皂泡沫。列宁为首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试图在欧洲套用俄国革命模式的尝试归于失败，不得不调整策略。1921年，列宁进一步指出，“三年来，我们已经逐渐懂得：寄希望于国际革命，并不是指望它在一定期限内爆发”[8]14。虽然列宁曾经认为欧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作用比东方殖民地大得多，这时候不得不承认，“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革命并没有以这样快的速度获得成功”[9]214。共产国际也不得不承认，“世界革命要在世界史上持续整整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时代，世界革命在西欧继续开展要比在俄国开始远为困难”[10]331，于是不得不把解除帝国主义对苏联武装封锁的希望从西欧转移到东方，俄国革命模式也被迫寻求新的生长环境。
三个结合。(1)全球领域，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同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要消灭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仅仅依靠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不够的。共产国际“二大”认为，必须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把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两个方面的革命力量统合起来。为此，共产国际极力主张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2)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合起来，并通过这种联盟实现共产党对工农运动的领导权。共产国际认为，“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12]146，这一过程完全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所以应当同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分子合作。这些战略设想原本是好的，只是后来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共产国际没能始终如一地把握好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重点。(3)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巩固联盟。这次大会指出，“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12]142，尽力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共产国际认为，农民占被剥削被压迫者中的大多数，无产阶级要推翻资本压迫和剥削，就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所以共产国际要求无产阶级去做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先锋队，把革命斗争扩展到农村的土地问题上去，把农村的受剥削者团结起来。事实上，这时候的农民问题在共产国际眼中还不是很明朗，只是初步提出。但这并不影响“二大”精神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指南。共产国际于1922年指示其中国南方代表说：“代表的全部活动应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决议的精神为基础。”[12]324“从那时起，东方各国共产党便依照这一决议的原则进行了斗争。”[19]93
(二)共产国际“四大”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具体策略的形成
1923年，共产国际东方部给出席中共三大国际代表的指示信明确指出，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应该严格遵循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大会后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决定”[16]251。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的讲话也印证了这一点。陈独秀说得更加具体：“中国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是一九二二年国际第四次大会讨论东方问题时决定的策略。”[20]493事实上，共产国际是按照共产国际“二大”及“四大”精神指导中国革命的，只不过是“四大”把“二大”的宏观策略具体化了，使得革命目标及手段更为明确。这次会议对殖民地内部反帝统一战线的部署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强调“独立”，保证领导权的领导者力量。共产国际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要争取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鉴于此，共产国际指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努力成为一个独立的反帝革命力量，并争取政治自由。为此，共产国际号召各国要不断提高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觉悟水平和组织能力，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独立性”本是共产国际致力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发展的初衷，只是在实际指导过程中并没有把握好这一关键问题。
(C)端部斜向D离子注入(280kev,10mA,稳态).可改变端部的电位差，输入燃料，可改变粒子与平行磁力线的角度，减小逃逸，从而增加密度和温度，和约束时间。
除吴佩孚之外，受到苏俄关注的还有控制着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1920年4月，俄国人波达波夫在福建漳州访问了当时有名的“社会主义将军”陈炯明，并带来了列宁的信，鼓励陈炯明发动群众、多做农民运动，并表示了提供军事支持给陈炯明的可能性。中共代表费奥多尔在其关于上海之行结果的报告中说，“革命军参谋长陈炯明是著名活动家之一”，“在他的参谋部里设有专门的报道部，出版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纸和书籍”[16]45。陈炯明写给列宁的回信传到莫斯科后，很快被刊登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1921年3月15日)上，“该刊编者按理把陈炯明描写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形象”[25]138，并附以“陈炯明是最杰出的军人之一，是受到人民称赞的共产主义者”的注释[21]78-79。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又与陈独秀一起在广州同陈炯明举行了会谈，并得出陈炯明控制的漳州是社会主义“圣地”的结论。1922年3月，维经斯基在给列宁的信之附言中对陈炯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是一名革命者，从青年时代就献身社会工作，“陈将军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最‘有声望’的人物”[16]79。1922年初，马林同陈炯明作了三次长谈后对陈的印象是，“他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完全站在俄国革命一边”。此时的苏俄对陈炯明还是寄予了厚望的，而且由于陈炯明手握军事大权，一时间，苏俄对他的重视度是高于孙中山的。当时对他的评价是：“是一名革命者”，“按从政年限、对革命思想的忠诚和组织才干，陈炯明与孙逸仙博士可以相提并论”等[16]77。但是，陈炯明的社会主义倾向毕竟是伪装出来的。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随后断绝了同苏俄的友好关系，并悬赏通缉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才使得苏俄看清了他的军阀面目，放弃了利用其军事力量的策略幻想。
三、俄国革命模式走向中国的力量准备
出于对远东边界安全的考虑，同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中国被看作世界革命的“后备力量”和苏维埃俄国的天然盟友[16]22。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越飞曾在向莫斯科提出否定外蒙参加俄中会谈时指出，从策略角度考虑，犯不着因为“没有任何作用的200万蒙古人而去损害我们同正在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4亿中国人的关系和整个政策”[16]148。1919年，设在远东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的成员加蓬给中央打报告称，必须在西伯利亚局下面设立一个远东各国(包括中国)代表参加的东方局[21]73。同年8月，维经斯基向俄共中央提出的在东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提纲获得批准。这样，中国成为苏俄在东方的重要联盟对象，为落实共产国际的东方策略，在帮助中国建立独立共产党之余，鉴于刚成立的中共组织的弱小，共产国际还在中国积极寻求盟友，试图从最宽泛的层面推进统一战线。
苏俄和共产国际瞄准中国之时的战略目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同北洋政府建立友好关系以缓和苏俄在远东的外部压力[22]59。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民族解放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作用的充分发挥，而尽快打破苏俄的孤立状态还需要征得北洋政府的承认。虽然目标明确，但苏俄对如何实现目标却是模糊的。在北有张作霖之奉系、中有吴佩孚之直系、南有实力派陈炯明和享有盛誉之孙中山的情况下，苏俄一时还拿不准到底谁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谁可能成为控制北洋政府的实力派，因而，在寻找盟友的过程中，苏俄不敢由始而终地坚持一个原则，也不敢把所有的宝都压在某一派政治力量之上。对于这一寻求过程，加拉罕在1926年2月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反驳反对派时说，“你们一来到这里就接触了这里的情况，我们则不同，我们非常认真地了解了军队的情况，了解了应该同谁建立联系”，“我们猎取某一个军阀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仔细研究的”。[20]73在未找到真正可资利用的力量之前，苏俄不惜下大功夫同中国各派各团体进行全方位的接触，进行认真的观察、试探和比较，在寻求盟友问题上做足了功课。
4 结局指标 疗效指标：银屑病皮损面积和严重性指数 （PASI）积分下降 ≥75%的患者人数 （用PASI75表示，PASI积分在0～72分之间，分值越高，表示银屑病症状越严重[7]）。安全性指标：因不良事件退出率。
(一)欲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家孙中山
应该说，中国神话的大趋势是走向历史化，原始的生态神向子生态神进化。在讨论中国古代神话演变的基本趋势时，李炳海先生总结了三个方面：世俗化的趋势、夫妻的倾向和衰老的趋势。总结的十分精辟。然而，与同期的北方神话和后来的神话相比，楚神话的非历史倾向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历史和神话中通过对羿的不同形象来说明这个问题。羿是中国神话中最有争议的形象，往往置于善恶的两端。
(二)“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领袖”吴佩孚
一个中心。贯穿共产国际“二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总策略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是：苏维埃俄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心，是连接东西方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的纽带。列宁说：“世界政治形势已把无产阶级专政提到了日程上，所以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即全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17]42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也对支援世界革命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称其为革命中心并不为过。在列宁看来，苏俄中心论并不代表狭隘的民族利益，相反，维护苏俄就等于在捍卫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但维护革命中心的利益，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其他革命地区的局部利益，否则只能使世界革命遭受不必要的挫折。无产阶级革命本是无国界、无民族之分的。而事实上，共产国际在指导世界革命的过程中，对苏维埃这一中心进行了民族主义的解释与应用，为其革命策略的制定及应时而变奠定了基础。从最终的历史结果来看，这一中心不但意味着其他国家的利益必须服从于苏维埃俄国的利益，而且还意味着要以苏维埃俄国为革命典范，把俄国革命模式拿到世界各地予以复制。
进入俄国视野最早的应该是孙中山。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列宁就发表文章赞扬了这次革命的历史作用。1918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孙中山致电列宁表示祝贺，契切林受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委托复信孙中山说：“俄国劳动阶级呼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12]49这之后，苏俄、共产国际就陆续派人同孙中山接触，1920年—1922年不到3年的时间里，先后有维经斯基、马林、达林等拜见过孙中山。但总体来看，当时的苏俄对孙中山并非十分了解。1921年，索科洛夫在绝密报告中指出，国民党从1915年开始左转，“党的基本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6]58，“中国没有另一个更革命的更具有鲜明阶级性和组织性的力量”，因而“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16]63。1923年，越飞在给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报告中对孙中山的评价是：“孙逸仙远不是凯末尔，他在更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人，是革命家。”[16]210很明显，苏俄对孙中山的整体判断是乐观的，期望也是很高的。
(三)“社会主义将军”陈炯明
最后，以退为进，解决实现领导权的策略问题。对于实现领导权的策略，这次会议开出的单方是，尽可能联合并支持反帝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并在联合中锻炼领导能力和争取革命领导权。共产国际认为，“随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转变为群众的革命运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的统治阶级，不仅不能领导而且也不愿意领导这一斗争”[12]357。因此，领导反帝革命的重任客观地落在了无产阶级肩上。同时，共产国际还认为，无产阶级通过争取群众参加反帝革命能够锻炼领导能力。事实上，共产国际直到此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依然不甚了解：一方面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运动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却认为东方无产阶级力量尚属薄弱；一方面强调无产阶级要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政治领导能力，另一方面却依然突出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斗争中的重要性。理论上，共产国际的设想是美好的、全面的。但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权衡好矛盾双方的关系，要么是一味强调争取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要么是为了世界范围内反帝工作的不断推进而一再对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妥协退让。这种极端的做法，追根溯源，源自共产国际这两次代表大会理论设想的抽象思辨与自相矛盾。
所以说，实力标准是苏俄在中国确定盟友的首要指标。苏俄在中国寻求反帝统一战线盟友的过程，不但有过联吴、联陈和联孙的经历，后来还大力支持过冯玉祥的国民军就是很好的证明。如果说前期因为不了解中国各派的阶级立场，而误把吴佩孚和陈炯明当作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其对冯玉祥的支持，除了军事实力的吸引之外，就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通了，而且随着中国各派力量的消长，苏俄的政策也在不断变化。比如，1922年3月的时候，维经斯基对中国四个执政党派(奉天、直隶、安福、华南)进行了分析，认为直隶派实力最强，华南(广州政府)次之[16]72-76。这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更重视吴佩孚而轻视孙中山了。但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吴佩孚、陈炯明的反革命面目日趋清晰，与此同时，苏俄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了解也更加深入，合作伙伴的选择重心也逐渐倾向于国民党。1922年7月，马林报告共产国际说：“只有孙中山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可以开展共产主义运动。”[17]22至此，经过一定的摇摆，苏俄在中国寻求盟友的摸索告一段落，孙中山和他领导下的国民党成为苏俄此后一段时间的重点支持及合作对象。
总之，整个俄国革命模式走向中国的过程，是苏俄不断修正其世界革命战略、策略的过程，也是苏俄不断挑选和定位结盟对象的过程。总体来说，苏俄及共产国际同中国各派力量接触，其重点的确立及转移是随着国际形势、苏俄国家利益及各派实力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苏俄刚成立时，迫于打破孤立状态的需要，采取了争取北洋政府的策略。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⑤，当时西欧革命的高潮还没有退却，苏俄对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充满信心，所以苏俄代表来华的重要工作是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组建共产党。1922年之后，共产国际开始实行“退却”策略，苏俄在中国的工作重点则倾向于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拉开帷幕的。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苏俄国家利益与其世界革命战略的不完全一致。历史是片段化与连贯性的对立统一体，只有把诸多碎片连串起来，才能更深入系统地理解历史史实。透过对俄国革命模式走向中国这一客观过程的考察，俄国革命模式对中国大革命的影响，以及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等各方力量在革命中作用的发挥等，就更容易理解了。
注释：
① 苏俄，是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至1922年底苏联成立之前对俄国的称谓，1922年之后俄国的名称为苏联，这一叫法持续到1991苏联解体。本文为避免混乱，不再区分时间段，统称“苏俄”。
② 八个党分别是：1918年正式更名的俄共(布)、阿根廷、芬兰、奥地利、匈牙利、希腊、波兰、德国等国的共产党。
在天文学上，定义轨道在距离太阳1.3 AU范围内，距离地球轨道最小距离在0.3 AU范围内的小行星为近地小行星(near-earth asteroid，NEA)，目前已发现近地小行星17 440颗，其中直径超过1 km的有886颗，直径超过140 m的有7 991颗。把距离地球轨道最小距离在0.05 AU范围内、直径大于140 m的小行星定义为具有潜在碰撞威胁的小行星(potentially hazardous asteroid，PHA)。目前已发现PHA为1 876颗，其中直径大于1 km的有157颗，此类小行星具有较高撞地地球的风险，是我们防御任务重点关注的目标。
③ 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上说，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孙中山曾发一电报表示祝贺：“列宁此时正处在帝国主义者四面的封锁，忽然接到总理这一封电，实在生出意外的感动，视为这是东方的光明来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4月版)。
④北京政变，1924年10月23日发生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北京，发动者为冯玉祥。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10月23日，冯玉祥率部返回北京，包围了总统府，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建立冯系内阁。
1235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diode array detector in determination of five flavonoids in Stellera chamaejasme L.
⑤ 《共产国际宣言》的目标是推动世界革命，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57—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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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秀华，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建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9)01-0176-08
(责任编辑张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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