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转型期的哲学智慧与新时代优良精神生活之理念根基
袁 祖 社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西安 710119)
摘 要： 当今时代，人类正处于一种新的文明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此一时期精神生活景象，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更为意向迷离，更难以把握。其理由在于，支撑、诠释此一时期人类全部生存与生活之正当性的文化和价值观日益多元。其结果，基于不同立场和信念的相互冲突的主张之间，难以获致共识、共享意义上基本的理念公度性。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势必导致现实中人类理智即使在一些最为基本的价值理念问题的认知、理解、判断和选择上，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以及一定程度的意义迷失。此种情形的改观，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反映、体现和代表未来社会精神生活主流特质和演进方向的新的哲学出场，以为深度迷茫中的人类的诸多病症准确把脉。
关键词： 文明转型期；哲学智慧；精神生活
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历史时期，全世界范围内，日益加速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面对本质上以意识形态面目出现却依旧来势凶猛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以及与之交互辉映的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等的强势冲击，人类对于寻求和确立一种旨在高扬优良人性的精神生活的新形态，充满某种意义的怀疑和深深担忧。
一种优良的当代精神的出场所以可能，在于始终由一群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命运充满深深忧虑的严肃学者，以使命担当的勇气，秉持一种在理念的丛林中迷茫、寻索、甄别、认定而后坚毅地坚守的立场，人类文化价值观以及精神生活实践，所以能够不断走出理智困境，在艰难中负重前行，正是有赖于这种努力的结果。
自20世纪以来,人类一直梦想能够设计出代替手工劳动的各种机械臂.自动化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得人类梦想变为现实.机械臂的发展涉及多种学科,包括机械、电路控制、计算机及仿生学等.目前,机械臂的驱动方式包括气动驱动、电动机驱动和液压驱动等[1].气动驱动方式成本较低、维护方便、质量轻,但是轨迹跟踪精度低;电动机驱动方式体积较小、结构简单、价格较低,但是功率质量比不足;液压驱动方式具有运动精度高、功率质量比大、传递负荷和环境适应能力较强等特点.因此,机械臂驱动方式大多采用液压驱动,从而掀起了设计者对机械臂液压驱动方式研究热潮.
一、文明变革时代人类精神生活的复杂境遇与难题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1812年柏林大学的开讲辞中，深刻论述了哲学之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奠基性作用：“凡生活中真实的伟大的神圣的事物，其所以真实、伟大、神圣，均由于理念。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自然界是注定了只有用必然性去完成理性。但精神的世界就是自由的世界，举凡一切维系人类生活的、有价值的、行得通的，都是精神性的。而精神世界只有通过对真理和正义的意识，通过对理念的掌握,才能取得实际存在。[1]35—36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的市场体制改革以及加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历程，在经济增长、物质富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社会的精神生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严峻问题。从当下来看，学者们的普遍感受是，面对哲学与当代人类精神生活这样的宏大主题，似乎有太多的话可说，似乎又说不出多少确当的话语。这样一种矛盾心态的产生，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莫名的困惑和不安：一是此一话题太艰深、复杂了，确立并寻找到一种对这一宏大话题的言说视角和论说与表达方式，确乎不易。原因就在于，对于这样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出很多种回答，但事实上这其中的任何一种回答，都根本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追问者所真正期望得到的。不仅如此，这是一个不明哲学就里的普罗大众希望哲学家能够给予回答的问题，但同时更重要的，这是一个让哲学家感到无比汗颜的问题。精神，当代精神是什么？在哪里？这个时代有哲学家们所寻索、所期望的精神吗？这些问题对于这个时代从事哲学思考者来说，是一个回答不了，或者无法有满意回答的难题。以黑格尔之见，“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陷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精神一旦为这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理性便不能追寻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没有活动的余地。”[1]31二是作为试图对此有所表达的我们究竟是在为谁阐释、辩护和确定一种当代精神？当代哲学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为这个时代提供某种精神？或者说，真实的情况是，“当代精神”本然地先在着，并且弥漫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实践地生成着。作为哲学之思，其实只消进入当代精神的真实生境和场域，面对、感受、体验、把捉并表达这种“当代精神”，就完全可以了。但问题是，哲学家们一直天真地认为，哲学与现实之间似乎从没有游离过(尽管在诸多令人不堪的现实面前，现实已经根本不知有哲学，不知何谓哲学等)。哲学家们还担忧，如果确实有那么一种堪称当代精神的东西的形成过程，如果从来就没有某种哲学参与过、进入过，甚至影响过、指导过，那么，精神问题表现自己的合法性资质就完全变得可怀疑了。
山东省沂水县沂水镇双龙村农民桑纪忠，育出一株重48.5斤的“地瓜瓜王”；河南省温县潘田镇东留石村农民王鸿儒，以实打验收799公斤的产量夺得“小麦种植王”；山东省栖霞市苏家店镇刘家庄村农民刘强，在“栖霞苹果”擂台比赛中荣登“果王宝座”……这些喜获丰收的农民，取得令人羡慕的效益，主要得益于施用了天脊化肥。在他们心里，“天脊”品牌已深深镌刻在心里。
现实的情境是，现代人生存和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太物质化了，身处这一时代场域和生存境遇中的每一现代个体，不论你愿不愿意，都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为物所“奴役”的动物般的肉身。人们已经放弃了对神圣的敬畏，放弃了对作为一种“精神性存在”之特质的自我塑造。黑格尔提醒他那个时代的人们：“就时刻来说,似乎这样的情况已经到来, 即哲学已有了引人注意和爱好的展望,而这几乎很消沉的科学也许可以重新提其他的呼声。因为在短期前，一方面由于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另一方面，现实上最高的兴趣，却在于努力奋斗首先去复兴并拯救国家民族生活上政治上的整个局势。这些工作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能力，各阶层人民的一切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致使我们精神上的内心生活不能赢得宁静。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鹜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现在现实潮流的重负已渐减轻，日尔曼民族已经把他们的国家，一切有生命有意义的生活的根源，拯救过来了，于是时间已经到来，在国家内，除了现实世界的治理之外，思想的自由世界也会独立繁荣起来。”[1]31
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奥伊肯在《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一书的开头就明确指出：“现今的人，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其生活的意义，都没有确定的信念。”[10]4“人若不摆脱其特定生存形式的有限性，承认精神生活即现实的自我直观性乃是他自身本性的本质，他便不可能把自己提高到自然之上。”[10]61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有言：“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依亚氏之见，这种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智识性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的功利性目的。学术至尊，同样是中国社会古已有之的传统：“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王符：《潜夫论·赞学》)北宋著名大思想家张载更是确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使命。现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则明确主张，学术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先生表达了自己有关“学术”的精湛识见。一方面，他认为，自先秦时代起，“吾国向以学术二字相连属为一名辞”，皆泛指一切学问。另一方面，梁先生不满于这种将“学”与“术”不加区分的传统，而将其分别界定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进而阐明了两者的关系：“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梁启超：《学与术》《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
哲学被包括黑格尔、马克思等在内的哲学家们一致指认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此，下文要集中展开论述)，这一论断几乎接近哲学于时代关系的真理。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其具体表征和特质体现又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存在着没有多少区分性意义的三种看似不同的回答：整个国家、民族意义上的所谓民族精神，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之存在品质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以及新时代的以改革创新为表征的各种不同形态的精神等。这种形态的精神，代表的是文明人类的共同特质，无疑有其永久性的历史价值和深刻的持续感召力。客观地说，我们这个时代是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受市场经济体制和日益市场化社会之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社会精神生活内容、主题、形态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当代精神的基本特质是“恍惚”“失魂落魄”，没有主心骨。因为精神生活的主体，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依附性的、非自主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就当代社会之精神生活的基本样态而言，则是模糊、易变，难辨认。精神生活主体无法确定地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在哪里？自己的职分是什么？自己因何以及为何变成了如此这般的存在？为何不知道如何以精神应有的方式恰当地表现自己的存在？当代精神完全是一种介乎“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情状，已丧失了前进的方向，陷入一种“流浪”状态，正在成为一种徳里达意义上的“幽灵”般的存在。对于明显不合理的现实，当代精神似乎充满了愤懑之情，但是由于自身已经与各种利益领域纠结在一起，没有了自己的立场，没有了足够的与“利益化现实”保持距离的勇气，所以必然不纯粹。如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追问：当代精神生成了吗？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当代精神的东西吗？如果有，何种质态？如果没有，究竟为什么？难道我们一直是一种“无精神化存在”或者“伪精神化存在”吗？
由于注水管网水力计算较为复杂，同时实际生产注水管网变化情况较多，因此采用将相同注水干线的注水量平均分配到每段管网上，建立杏A注水站区域简化深度注水管网示意图见图1所示。
几乎没有人否认，如果我们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清点、整理以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资源，就会可悲地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代精神在可悲地流失，严重地大批量地流失。谁也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谁也找不到阻止这种流失的方略。我们所生存和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是一个逐渐丧失了“意义感”和确定的生存“方位感”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不愿意为了某种纯粹而坚守某种会使人变得美好、人性变得高贵的品质。这是一个文化与价值的生态已被人为地毁坏而暂时还找不到救治方略的尴尬时代，这是一个整个社会普遍没有了神圣、庄严的“精神感”或者精神被外在力量边缘化后而自我放逐的时代。精神生活自我“离析化”了，人完全被财富、名利和社会声望所统御，根本无法思考和自我确立精神生活目标和高远志向。这是一个没有了确定的“身份感”的时代，哲学家和普通民众的智识化界限在泯灭，哲学家无法为民众提供有效的生活方略选择的有益建议，哲学家自身在沉沦。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根本就没有了有底气地言说的对象。对于此种情形，帕斯卡给出了无比形象的描述：“我们想抓住某一点把自己固定下来，可是它却荡漾着离开了我们；如果我们追寻它，它就会躲开我们的掌握，滑开我们而逃入于一场永恒的逃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我们停留。这种状态对我们既是自然的但又是最违反我们心意的；我们燃烧着想要寻求一块坚固的基地与一个持久的最后的据点的愿望，以期在这上面建立起一座能上升到无穷的高塔，但是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2]33
妈妈一向严厉，在家里最有话语权，她直接把爸爸的话怼回去，说：“我们拖累她什么了？我们抛家舍业来到这里，还不是为了她？要怪就怪她自己！你看看这些年，她都干了什么？不好好工作，说请假就请假，天天‘小健长小健短’的，有没有一丝顾过自己的前途！我说过你多少次了！工作比爱情重要！你听进去了吗？”
二、哲学作为人类文明母体之合理根基的确当性理据
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的社会变革曾经引发了中国思想学术领域普遍的“失语”等尴尬现象。在大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出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学术转向”。学者们警惕地发觉并意识到，整个学界，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所谓“学术”已经逐步获得了话语霸权。而所谓“学者”，则通过这种话语霸权的获得，逐步争取到学术资源，并且掌握了学术权力。鉴于此种情形，当代中国大陆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先生做了如下判断：“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现在看来，这次学术转向的背后，实际上是由一场关于学术规范问题的论争引起的。源于已故著名学者邓正来先生倡导的所谓“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意在吁求中国社会科学从依附于意识形态之中独立出来，确立学术共同体自身的学术规范，实现学术自主。有感于此场论辩，学者朱学勤先生通过尖锐地揭示近代知识体制，包括大学的两面性之弊端——有利于知识传授，而有害于个性成长；有利于学术积累，而有害于思想创新，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思想、学术的原发场域，一定有其人类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现实境遇。真的学问和学术，绝对不是“凌空蹈虚”(谓无史实根据的虚构。清吴趼人《序》：“夫蹈虚附会诚小说所不能免者，然既蹈虚附会矣，而仍不免失於简略无味，人亦何贵有此小说也？”刘师培《序》：“自蘇评《檀弓》，归评《史记》，五色标记，各为段落，乃舍意而论文，且蹈虚以避实，以示义法，以矜秘传。”更不是徒具高明的技术或本领，但在现实中排不上用场的“屠龙术”(出自《庄子·列御寇》：“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真的学术，是对现实深度“介入”基础上“有痛的存在”。其目的是以学者之“良知”，以学者所特有的家国天下情怀，勇于匡正时弊，明道救世，肃正心性。那种只重考据，重文字训诂和文献资料，而不重义理，不重思想，不关心现实，“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崇尚“避世”“大隐”，做纯而又纯的学问的想法和做法，其中的大多数，到头来充其量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学术乌托邦行径而已。实际上，哲学与现实的关系表明，思想与学术相互因应、相互为用，在内在旨趣和义理上并无根本区别。严肃的学术，一定是用来表达深刻、独到的思想的，设想一种没有学术的纯思想，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抽象。此种“思想”，也是绝对不可能深入的。
在观念史自主演进与生成的意义上，所谓“精神”本体性存在和真正、真实、真切的精神生活的实相在于，代表着人类存在之尊贵、优雅与灵性的精神的“种子”，早已按照精神生活实践本有的逻辑遍撒大地。无论在何种土地上，它都会生根开花。但花开花落，有的昙花一现，有的万世芬芳，只有自我显现的在历经风雨冰霜后依然陡峭怒放的花朵，才是有生命力的花朵。哲学所从事的“护花使者”的重任，就在于对哲学自身所处的“时代精神”进行诊断，防止它被“身外”的病菌所感染，从而枯萎、腐化和堕落乃至死亡，并把时代的精神提升到精神自身的生命历程中去，与其一同开放。显然，在无法确知一个时代精神的结构和原则的时代，理智而勇敢的回归也已变得满目疮痍的精神自身，自我抚慰而后救治，理应是当代哲学所期待的当代精神的必由之路。但是，回归自身谈何容易。要生存，精神必须物化在劳动中，外化到社会历史中，客观化在法律、道德和伦理中。但要自由地生存，幸福地生存，有尊严地生存，精神却必须回到自身。原因在于，现代“精神不断媚俗化。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4]4，而我们正在这条精神消亡的路上越走越远，谁能把我们拉回来？
思想是时代的产儿，时代孕育并造就伟大的思想。思想一旦产生，又必然会对时代产生重要的引领。时代是由从事历史和精神文化活动的主体集体造就的结果，是一个充满了非确定的变数，它意象迷离，需要一双洞悉物态、世事、人心的哲学慧眼来把握。每一个时代，无疑有其特定的、相对确定的文化与精神生活的共识性主题，这些主题所表征的，无疑是人类实践、生存与生活的难题。这样的主题吸引了不同学科去竞相关注，争相评说。“精神，在其自我发展的理想性中，乃是作为认识着的精神(der Geist als erkennend)。不过这里的认识不能理解为单纯逻辑理念的规定性，而是取具体精神的意义。”[5]381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在现实中却常常碰壁。19世纪40年代，青年马克思针对当时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曾经义愤填膺地写道:“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6]7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一次最为壮丽的日出，是人类认识发展结出的丰美硕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满意思辨哲学的传统，在《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中，马克思尖锐地剖析了德国哲学的固有特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鲜明对照。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9]219马克思对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给出了精彩的论析，着重强调了哲学的时代性与人民性的本质同一。明确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9]220，“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9]120—121哲学是“现世的智慧”[6]124，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6]121。针对仅仅执着于“解释世界”的唯理智主义哲学，马克思创立了“改变世界”的实践新哲学，首次把自己创立的哲学形象地比作为人类解放报晓的“高卢雄鸡”，变革了以往哲学的思维传统，提升哲学思维的境界，确立了哲学思维的新的风格，开创了哲学发展的新路。显然，经典作家关于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等论述，一方面是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总结和概括。哲学所体现、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代人民的呼声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是要表明，哲学同时还具有依照自己的方式塑造时代精神的独特功能。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构成一个时代社会的、政治的、国家治理的行动基础，成为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引领社会的共识、价值观以及民族的国家的行动。毫无疑问，密切关注时代问题，是哲学创新的起点。哲学之思不能脱离她由以产生的特定历史时代。哲学只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关注生活、关注实践、关注社会、关注时代，才能实现进一步繁荣、发展。
关注时代优良精神生活的哲学，首先要对“时代与哲学”的关系有观念史意义的清晰明辨与思想自觉，以明确哲学观照和审视时代的新的方位。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指出：“每一哲学都属于它的时代，受它的时代的局限性的限制，即因为它是某一特殊的发展阶段的表现。”[7]48因此，哲学家“不能超越他的时代、世界”，“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不仅如此，哲学是对“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思维和认识”[7]53。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8]12是愚蠢的。论及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黑格尔则充满了悲观的情愫。在他看来，哲学最主要的思维方式是“反思”，而反思作为“绝对观念自己认识自己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间接性的思维方式。因此，哲学的产生总是落后于时代，所谓“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可见，哲学不能给活生生的现实以任何具体的指导。
关注时代精神境况和精神生活逻辑的哲学，还要致力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廓清“思想”与“学术”的迷雾，在此基础上为继起的理论求索竖起新的路标和界碑。惟辨章学术，方显其识，重考镜源流，为求其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语出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和杰出的目录学家章学诚所著《校雠通义·自序》：“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原是在总结前人目录学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明确地提出目录学的任务，即将各类著作按照科学、系统、辩证的原则进行分类，将各种学术派别和流派的作品、论著进行梳理，分门别类，将其来龙去脉考证得像镜子一样明净透彻。其目的是使人一目了然，进而综述其学术源流，为做学问、科学研究者指明读书和查找资料的方向。显然，其所代表和彰显的是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精神。
(3)研磨液在4 ℃条件下5 000 r·min-1转速离心30 min，取上清液，残渣用少许纯甲醇洗涤,再次离心倒出上清液，共洗涤3次，合并。
特定时代学者们心目中的“当代精神”的生成和存在，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一定要被某种先进文化化育；二是一定要被某种优良制度捍卫；三是一定要被某个有良知、有担当、有使命和责任感的群体—集体性守护。
精神生活是文明人所独有的，是人类生存之品质和境界的标识。基于对17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内三百年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功利主义之去世俗化逻辑的担忧，黑格尔发现和深刻感受到其身处时代的精神生活的“苍白化”现状：“人的精神已显示出它的极端贫乏，就如同沙漠旅行者渴望获得一口饮水那样，在急切盼望对一般的神圣事物获得一点点感受。”[3]5哲学是以精神生活的真理为至上目标追求，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愚傻的事业。在哲学工作者身份开始变得暧昧的时代，在哲学无法精确地辨析这个时代是精神气质的时代，奢望哲学家给出有关精神的精确答案，多少有些不合实际。道理不难理解，因为其一，优良的精神形态所以值得期许，因其对某种非合理化现实定在的持续性怀疑而获得其确当性和正当性。优良精神正因其有反思、否思的功能性特质而显得尊贵。这种类型的精神在哪里？我们所吁求的这种高贵精神性品质又在哪里？当代精神太忙碌于世俗事物了，当代精神主体太关心自己的所得所失了。当代精神已钝化了对生存之悖谬与苦难现实的觉思与救治的维度。其二，某种精神之成其为精神，是因其有传统庇护，中国当代精神的传统性资质正面临大面积流失的窘境。在以理性化、功利化等为追求的现代性文化运动中，当代精神不断退却，不断矮化、平庸化自己，已失去了自己的操守，变得失魂落魄，难以辨别和体认。
5)可溶性固形物和可滴定酸含量。可溶性固形物中主要是糖分，其含量高标志着成熟度高。总含糖量与总酸量的比值称为“糖酸比”，可溶性固形物与总酸的比值称为“固酸比”，它们不仅可以衡量果实的风味，也可以用来判断成熟度。随着果实的成熟，果实的含糖量逐渐增加，可滴定酸含量逐渐下降，糖酸比增大。同一品种在不同产地及不同年份，果实的适宜采收期不同。因此，确定某一品种的适宜采收期，不可单凭某一项指标，应将上述指标综合考虑，同时根据生产者的经验来确定。
三、在发时代新声中自觉参与人类优良精神形态的塑造
当代精神之所以陷入不堪境地而不能自拔，是因为它太容易赤裸裸地“相对化”了。精神忘掉了黑格尔的忠告：绝对精神应该是个人的最高向往。1816年10月28日，在海德堡大学《哲学史讲演录》的开讲辞中，黑格尔以非常肯定的口吻，自信地告诫我们，在绝对精神世界：“人的性灵将超脱日常的兴趣，而虚心接受那真的、永恒的和神圣的事物，并以虚心接受的态度去观察并把握那最高的东西。”黑格尔同时又说：“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7]2
关注时代精神生活的哲学，更要在深刻洞悉、准确把捉文明演进大势的基础上，发时代新声，为时代阐明大道。当代德国著名文化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只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财富、地位、社会差别、甚至健康和智慧的天资——所有这些都成了无关紧要的，唯一要紧的就是灵魂的意向、灵魂的内在态度，这种内在本性是不容扰乱的。”[11]10哲学思维、哲学精神深契于特定民族和时代的历史、实践和精神生活内部，构成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活的灵魂、气质和禀性。作为人类掌握外部世界和人自己内部世界的一种理性化方式，哲学具有双重功能和使命：既反映和表现对象世界的特性，同时能动地体现出人的创造性。在此基础上参与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形成，以及特定时代之时代精神的塑造。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代表的儒、道、墨诸家学说，无一例外都自称为“求道之学”。何谓文明大道？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当代哲学，应该以何种方式开展自己的求道事业？答曰：领会中国，洞悉文明大势和当下的时代脉络。站在文明的转折点上，老子的关于“道”的洞见，更能启发心智：“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儒学乃至中国文化传统有著名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古文《尚书·大禹谟》中有所记载，《荀子·解蔽篇》中亦有类似的引注，称：“《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人心险恶莫测，道心微妙居中，惟精惟一是道心的心法，我们要真诚地保持惟精惟一之道，不改变、不变换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道心”关乎“世心”“人心”。以“道心”观之，那么，当今时代的时代精神究竟是什么？人类文明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如何发现、识别和辨析我们时代的“真问题”？所有这一切，呼唤着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全面创新。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堪称楷模。在针对莫·赫斯的《就集权问题论德国和法国》所写的短文——《集权问题》中，马克思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9]203当今时代，人类经历着一种新的深刻的文明转型，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为这种转型贡献了具有一定历史和思想深度的卓越方案和智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更是充满期待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征程中坚毅前行了40多年，这一进程伴随着当代思想学术的砥砺前行。这40多年，一代中国人经历了思想上的激烈蜕变和艰辛探索，并体现、积淀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变迁中。以思想、学术为志业的当代知识界和知识群体，特别需要站在新的时代门槛上，以社会史、文化史、观念史尤其是哲学史的视野和范式，审慎地审视此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精神生活领域的努力掘进，凸显其应有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深蕴。
1920年夏季学期，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做了题为《直观和表达的现象学:哲学概念的形成理论》的讲座。其中，通过对“历史”一词的词源学考察，海德格尔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历史是有意义的发生。当今时代，全球范围内，与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问题相伴而生的，是一个风险性威胁不断加大的民族国家之利益冲突引发的社会危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等，仍然是当今世界依然面临着的严峻挑战。人类将向何处去，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和思考的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政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坚持从本国历史和实际出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为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一条道路。而中国的理念和倡议，也将为解决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更多智慧的启示。2017年4月，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2018年6月10日，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总书记睿智地洞察当今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强调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深刻阐述破解时代难题、化解风险挑战所需要的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全球治理观。讲话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称赞。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不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无疑都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古语有云：“辨方位而正则。”新时代的开启，客观地定位了国家未来发展的坐标。理解新时代的中国，理解中国的新时代，需要多学科介入基础上文明跨越的横向比较以及时代转换的纵向观照。其目的，是明晰并准确定位中国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前进方向和所处位置及其多重意义。新时代首先连接了作为东方民族代表的中华民族从“小康”到“大同”的千年梦想；其次，新时代立足“类本位”时代人类复杂的生存境遇，以高远志向和世界眼光，倡导新型国际秩序和正确义利观，提出“和平、繁荣、开放、绿色、创新、文明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建构并积极推进中西互动的、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新时代更是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着力彰显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当代人精神生活的现实情形和尴尬处境是，由于物质生活对于精神生活的挤压，使得精神生活无奈地悬置、搁置了应该承担的对于生存意义的甄别、确认和追求的内在性使命，于是，感性刺激的娱乐取代了属人的“内在超越”的精神追求。对此，雅斯贝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本质的人性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作为功能化的肉体存在的生命力，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12]40—41“代表这个世界的精神态度，已被称为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者不想高谈阔论，而是要求知识；不想沉思意义，而是要求灵活的行动；不是感情，而是客观性；不是研究神秘的作用力，而是要清晰地确定事实。”[12]40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面临着人民对于“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是一个高阶的生存概念，优良的精神生活是其应有之意，并构成其最为实质性的内容。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新世纪，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经济上日渐崛起的东方文明古国，正以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胸襟和气度，在自信地、自主地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度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断向世界贡献有关优良的人类精神生活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在这一过程中生成、确立起来的新时代的中国哲学、中国精神，会为人类文化和价值观实践树立新的路标和界碑，一定会愈来愈获得全世界的理解、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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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al Wisdom in the Period of Civil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nceptual Basis of Excellent Spiritual Life in the New Era
YUAN Zu-sh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 'an ,Shaanxi 710119,China )
Abstract : Nowadays human beings have entered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 of new civil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which the spiritual life has become even more complex and puzzling.The reason for this phenomenon is that the culture and values to support and interpret the fairness of human survival and life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As a result, it is difficult to reach consensus when people express conflicting proposals based on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beliefs, inevitably leading to dilemma and loss of meaning in terms of cognition, comprehension, judgment and choice.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it require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hilosophy which can reflect, exhibit and represent the mainstream features and evolutionary directions of future spiritual life to cure the diseases of the lost human beings.
Key words : period of civil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philosophical wisdom; spiritual life
中图分类号： B1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5957( 2019) 06- 0041- 07
收稿日期： 2019- 09- 05
基金项目： 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支持项目(2017)
作者简介： 袁祖社，男，陕西兴平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标签：文明转型期论文; 哲学智慧论文; 精神生活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