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这个历史悠久的古都，在解放战争中，于1949年春，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作为傅作义将军的代表，我曾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现就追忆所及，记述于下。
和谈之前
我认识傅作义将军是在1937年夏季。那时蒋介石邀请各地大学教授和 “名流” 在庐山召开茶话会。当时我在山西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山西大学被邀请的有校长王禄勋和我两人。因为我与傅是同乡，他希望了解庐山茶话会的情况，所以在茶话会结束时电邀我到绥远一行，我欣然应允前往。
我到绥远后不久，傅军在南口与日本人接火了。战争一开，绥远到太原的交通断绝，我只好由宁夏乘飞机，假道西安返回晋南临汾老家。此时傅也于太原失守后到了临汾。我们见面后，傅请我代表他到延安与中共中央商谈合作问题。因为傅此时被任命为第七集团军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那时八路军的一二○师驻在晋西北兴县、岢岚一带，正是在傅的北路军防区以内，党中央曾派曾山、程子华到山西柳林会见傅作义，所以傅请我代表他去延安走一趟。我到延安拜见了毛主席。恰于此时贺龙师长和肖克副师长也在延安，毛主席告诉我说可以和他们两位谈谈。我就是那个时候与贺龙、肖克认识的。我由延安返回傅部，便在北路军总司令部战地政治工作委员会负责，时常与八路军接触。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委派傅作义为长城以北热、察、绥的受降官。傅又派我作代表到商都和张北与苏联红军接头。不久中共与国民党会谈后，成立了三人和谈小组，我又担任傅作义的代表，在集宁、丰镇、张家口与八路军会谈。
1948年年底，当时平津战争已十分吃紧，有一天夜半，傅的秘书阎又文给我来电话说，傅令我立即到总部，并说对我夜间通行已做了安排，派车接我。所以各道警卫、门岗均未阻拦，我一直走进傅的办公室。进屋后，看见傅单独一人，在房间内绕屋而行。傅看到我后，双目注视着我一言不发。稍后，他问我：“你对目前的时局有什么看法？” 我因很长时间没到 “总部”，有时偶尔见面，傅也没和我谈这一类问题，今天半夜电召，单独接见，开门见山问我对时局有什么看法，我就猜透了几分，于是我反问傅 ：“是不是打算与解放军接洽？” 他听了我的话后，仍不停地在室内绕行，边走边说：“李任潮（李济深）派了个代表叫彭泽湘（事后查实，他是冒充李济深先生的代表），建议我反蒋独立举行起义，走所谓第三条路线，独树一帜。民盟也派来一个叫张东荪的代表，是燕京大学的教授。他建议我与中共接头。” 说到此，他停了下来。我随即问他：“总司令打算怎样？” 他沉思了一下说：“我觉得李任潮的代表彭某人的意见，不是个好意见；而且我看彭某这个人谈吐间，一片浮夸气，我不打算理睬，也不答复李济深。另外前些日子胡适偕司徒雷登（美国驻华大使）来北平，曾谈过让我退守山东沿海一带。美国人的意见是要我以青岛为根据地，人员由我们解决，武器装备由美国供给；但军需后勤由美国人监督，还说了些很难听的话。他们太小看中国人了，我不同意，就搁下了。” 停了一会，他又接着说：“蒋介石是不行了，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就是美国人也救不了他了。要是我对蒋介石还有一点希望，也不会拒绝担任华东南军政长官了。我考虑再三，还是与中共接头谈判为好。我看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是可以把中国搞好的。数月前，我曾给毛主席发了个电报，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北平一趟，（傅在晋西北时，南偕夫人曾数次到河曲。毛主席于1938年夏派到傅部的一个统战小组共八人，由潘纪文同志负责，在我的战地政治工作委员会工作，就是南去与傅商订的。）至今未见复电。不料局势发展得如此之快。半月前，我已派了崔载之（傅在北平办的《平明日报》社社长）与中共在义县接上了头，并带去一个电台。一个多星期的谈判，没见到中共的负责人，仅和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谈了两次话，不着边际，最后表示说我们没有诚意。我已电令崔将电台留下，立即返平。我又去电说派你去重新商谈。他们已复电同意。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同张东荪到蓟县去怎样？” 我问去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些什么？应该怎样说？傅简单地讲了他的想法后说：“你去了相机行事吧！” 说完又在室内绕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待一会儿，他说：“你去准备吧。” 他又再三嘱咐，一定要十分机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对家里也只说是要在中南海住几天。
蓟县的谈判——草签会谈纪要
“腊八” 那天清晨，傅的政治部主任王克俊坐车到我家说：“咱们一起到张东荪家，他就住在李阁老胡同。” 到张家后，王克俊对张东荪说：“你那天所谈代表民盟的意见，我们考虑了好久，前天傅先生请你吃饭时对你所表示的意见，周北峰先生也赞成。今天你们就可以去了。你昨天派的人我也见了，并请他传话给你说今天就可以出城，你准备好了吗？你们现在就走吧！路线及联络的记号已约好。出西直门，通过前线的办法，我都安排好了，就坐我坐来的车走吧！” 说完话他就走了。这时有一个年青人进来，自我介绍他是崔月犁（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并对我说：“周先生，我们知道你。傅先生派你代表他去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表示欢迎。” 我说 ：“我们是否在这里先谈谈？” 他说：“不用了。您二位这就走吧！我们也为你们的行动安排好了，出西直门直奔海甸，在那里有我们的人接，联络口号是‘找王东’（往东的意思）。” 他又说：“我已接到党的指示，叫我和你在这里会面，希望你们这次出城，能很好地完成这一工作，路上要小心，多多保重。” 这时，崔就让张东荪的儿子取了块白布缝到一根棍子上面，告诉我说：“通过火线时就摇晃这个旗子走吧！”
我与张东荪乘车出发，到西直门后，汽车停下受检查。这时过来一个军官，打开车门对我说：“主任认识我吗？” 我说：“面熟得很。” 他又说：“我叫卫树槐，在河曲时我在军官训练团受训，那时你是我们的政治主任。现在我是×团团长，奉命在西直门接你们。” 他又说：“出西直门后，直奔万牲园（即现在的动物园），在前面白石桥拐弯处，有人接你们，请吧！” 我们坐车一直向颐和园方向驶去。到了白石桥，一个军官拦住我们的汽车，打开车门看了一下说：“汽车不能向前开了！请下车吧！” 他又对我说：“这是第二道防线，距前沿战壕只三五百米，你们步行到那里后，有人指给你们穿越火线的路线和办法。我认识您，前面那个军官不认识您，我给您写个条子，你交给那个人，他是个连长。” 接着他开给了我一个纸条。这样，我们这两个夹着皮包戴着皮帽的大学教授打扮的人，持杖步行前进。我与张东荪一面前进，一面注视着道旁的情况。走了十几米，后面那个军官大声喊道：“请走马路中间，千万别走两旁的土路，土路上埋有地雷。” 我俩继续向前，到了前沿战壕。这时从路旁草棚里走出一个人，我即将纸条给他。他看后说：“你们过去吧。从昨天到今天这里很安静，没有响枪，你们小心点就是了，听见打枪就卧倒，等那边招手再向前走。” 我们又走了约一百米，突然听见有人喊：“站住！” 我们顺着声音看到农研所门口的石桥上有六、七个解放军战士，我们就摇晃着手中的小白旗向他们走去。到了跟前，他们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我俩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好久没有回家了，要回家去。一个班长模样的战士像是有点了解我们的情况，便领我俩到了他们的指挥所。
这个指挥所设在海甸镇西南角的一个大院内，一位干部和我们谈了话。我们说 “找王东”，并简单地说明了来意。他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面条。饭后让我俩在一个屋子里休息一下。看样子，显然是预先接到关于我们情况的通知了。
在返回我们的住处时，张东荪走在前面先进了屋。这时与我们一道送聂将军的李炳泉小声地对我说：“聂司令员在东边的那个院子里，请你过去谈一谈。” 于是我就返身出去进了那个院子。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几位将军一同来到我们的住所，开始了正式商谈。
下午四时许，到了蓟县，下车后，就有一位同志过来招呼我们说：“周先生，你们一路辛苦了！你不认识我了吧？” 我说 ：“好像在哪里会过，记不准确了。” 他笑着说：“我叫李炳泉，曾在《平明日报》工作过，现在由我负责招待您与张先生。我已用电话向首长报告你们来了。这里是蓟县城东南的八里庄，总部离这里还有一段路呢！” 于是他让我们进屋休息。在用饭时听见门口有汽车停住的声音，一会儿聂荣臻将军健步走进屋中，我们急忙站起，李炳泉为我们介绍，聂将军很客气地让我们继续用餐。
翌日清晨，我们乘坐一辆大卡车出发，并由一位刘参谋带了一个班的武装战士护送。
各级导线点宜施测图根级水准高程，高等级导线(如一级导线)沿主要道路布设，没有管线的地区则不必布设控制点，次要道路加密二级或图根级导线。以此为基础在全测区加密图根水准。
两个多小时后，来了一辆吉普车，并有一位干部陪同我们乘车前进。走了一会后，我发现是向颐和园方向前进，便说：“我们是去清河镇的，现在好像是去颐和园。” 那个干部笑着说：“我们已请示了上级，指示把你们送到西山那里去。” 半小时后汽车到了一个小村庄，在一个大院的门口停了车，程子华站在门里。我与程子华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汾阳、离石等地按触过几次，彼此是熟悉的。他一见我，就很热情地与我握手，并说：“路上辛苦了，累了吧？” 我向程介绍了张东荪，我们一面寒暄，一面进入给我俩准备的房子里。屋子里生了个大火炉，从寒风凛冽的外面进入温暖如春的小屋，觉得十分舒畅；又因为安全地通过了封锁线，所以精神为之一振。饭后，程子华就与我们漫谈起来了，从抗日战争一直谈到解放战争，由离石谈到北平。最后程子华说：“今天本来准备请你们从海甸向东去总部的，但时间晚了，要绕道北山脚下，路也不好走，你们在这休息一夜，明天一早出发，大约明天下午就能到总部了。”
我与聂将军谈了几句闲话后，聂就转了话题说：“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你这次来很好，1946年你在张家口代表傅先生和我们进行三人小组会谈时，那时傅和我们商谈是个骗局，所以我没有和你见面，只是让我们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王世英同志（抗日战争前曾由张友渔同志介绍我们认识）和你见了几面，后来你就到兴县见贺老总去了。这次你来了，我们很欢迎。你看傅作义这次有诚意吗？” 我答道：“我看傅先生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叫我来主要是看解放军对和平解决的条件。” 聂将军说：“条件很简单。我们要求他停止抵抗。不过你是单谈北平的问题呢？还是傅的全部统辖的部队和地区呢？” 我说：“我是奉命来谈全面的问题的，包括平、津、塘、绥的一揽子和谈。” 聂将军点了点头后又说：“傅先生是否还准备困兽犹斗，用当年守涿州的办法在北平负隅顽抗？” 我说 ：“这次叫我出城商谈，我看是有诚意的。这是大势所迫，人心所向，只有走这一条路。当然在具体问题上，还可能费些周折。” 聂将军又问了问傅的最近情况，我就把三十五军和一○四军在新保安、怀来溃败后的情形以及我所知道的北平情况，大致谈了一下，并说：“傅还有不少顾虑。我们这次商谈是要比较具体点的。” 聂说：“你出城来曾有人与你会过面吗？” 我说 ：“崔月犁同志和我见过面。还有苏开元同志对我也谈过些有关情况。” 聂将军说：“好吧：明天我们正式会谈。你也早些休息吧。” 我返回我的住处时，张东荪已躺下，见我回来便问道：“你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去了？” 我说：“路上颠簸得厉害，有些头痛，顺便去外面换了换空气。”
在住院期间，有次刘德平教授到医院去做《中医药糖尿病调理与治疗推广》学术报告会，杨金忠和张文喜两位糖友也去听了报告。听完刘德平教授的报告之后，杨金忠说：“西药吃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治好自己的糖尿病，而且药越吃越多，血糖越来越高，糖尿病越来越重，我不能再等了，不能一条道走到黑！中医博大精深，我一定要试试刘德平教授的桑叶苦瓜糖果压片，万一能调理好呢！”但张文喜却持怀疑的态度说：“我才不信呢，西医都治不好，中医肯定也不好使，我不试！”于是在医院住了两个礼拜后，杨金忠拿着刘德平教授研发的桑叶苦瓜糖果压片回家治疗了，而张文喜则继续打着胰岛素，吃着降糖药。
DGi的平均电压是通过处理本地的输出电压和相邻单元的输出电压而收敛到的平均电压。此法可对母线电压偏差进行补偿并提高系统可靠性,在多微电源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减少由下垂控制和不一致的线路电阻带来的电压偏差,使系统能够稳定运行。
饭后，我们就谈了起来。聂将军向我们讲述了当时全国战局和平津前线的形势。他谈了大约半个小时，然后对我们说 ：“你们路上累了，今天就休息吧！明天再谈。” 我与张东荪将聂将军送出了大门，握手告别。
这样，我们就在蓟县东南隅的八里庄住了下来。每天除在农村散步外，再就是在屋里看些李炳泉为我们拿来的书报杂志。每天夜间与傅先生通电报，复电有时是傅先生来的，有时是王克俊来的。从复电中感到傅先生对第一次会谈，解放军方面只谈了笼统的意见，而且也没有约定第二次会谈的时间，有些焦急。在这五天中，傅每次来电差不多同是一样的意见：希望我们谈得具体一些。我们一直等到第五天的晚上，林、罗、聂都来了，这就开始谈如何改编使傅部所属军队解放军化，地方如何解放区化，以及文职机关如何改组和人员的安排，使这些人都能于解放后很好地为革命工作。谈了以上的意见后，林彪便向我说：“你对所谈的这些有什么意见，傅作义将军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详细地谈一谈。” 我说：“关于军队的改编，我出城时草拟了个意见，军队是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对于新保安、张家口、怀来作战被俘的人员一律释放不作战俘对待。文职人员也都吸收到新的工作单位继续工作。傅还说，他一贯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关于他的军队、行政、文教……等人员都予以安排，给予生活出路。” 另外还提到：“傅在北平出版的有一个《平明日报》，他打算继续发行。还有，他追随蒋介石作了些不利于国家不利于民族的事情。在他率领下，这些随他工作的人员或多或少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是罪恶，这一切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对于他的所属军政人员的已往罪过请就不要追问了。……”
林彪首先开言说 ：“周先生！你昨天与聂司令员谈的，我们都知道了。今天我们谈一下傅先生的打算、要求和具体意见。” 我说：“昨天夜间我已与傅先生打了电报，说我们已安抵蓟县，并与聂司令员见了面，约定今天正式商谈。傅复电很简单，只是‘谈后即报’四个字。” 罗说：“那好吧！咱们今天先作初步的会谈。你来是只谈北平问题呢？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地区都谈呢？” 我说 ：“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商谈应以平、津、塘、绥为中心的所有他的统辖区一起谈。” 罗政委说：“那很好！请你电告傅先生，平、津、塘、绥可以一起谈，还请再次告诉傅先生，希望他这次要下定决心。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样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的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 接着也谈到了对傅本人的安排。时间已近中午，便一起共进午餐。饭后，林、罗、聂将军等又嘱咐我俩，多住几天，好好休息，过几天再谈。下午我将这次会谈情况通过原傅留在这里的电台向傅作了汇报。
《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学习要打破课内和课外、校内和校外的壁垒，充分利用课本以外的语文资源来引导学生投身语文实践，培养其语文能力，促进其主动发展。那么对课外语文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是指教师利用校内外的语文教学内容来源,合理构建课程资源的结构,创设语文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观察、感悟和积累,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满足时代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实现课程资源价值的超水平发挥。
林、罗、聂听到我陈述了傅的意见后说：“凡是你刚才所谈的各地作战被俘人员都可以一律释放，并不对他们追究已往的责任，用一句成语说就是‘不咎既往’。凡愿继续工作的都可以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不愿工作而要还乡的人员都可以资遣并发给资遣费及资遣证明书，令其还乡，并嘱咐地方政府对其还乡后也不予歧视。” 还说：“我们对傅不但不作战犯看待，还要在政治上给他一定的地位。” 我们会谈时由刘亚楼作记录。谈完后，几位司令员和我都到旁的屋子去坐，罗政委吩咐刘亚楼对所谈的记录整理一下，并说：“明天再谈。” 便都走了。
我们送几位司令员走后，李炳泉对我说：“明天上午，罗、聂、林等首长早饭后就来，请不要出去。”
12月26日（周三）A股三大股指维持震荡，沪指失守2500点。近8个交易日内，大盘连续下行，沪指下跌幅度超180点，25日更是触及2462点。分析人士认为市场呈现为典型的横向整理态势，沪指仍未触碰5日均线，表明市场仍在下降周期中，5G、创投、等少量板块的活跃并不能改变趋势，本年度剩下的交易日中，震荡整理将是主基调。
翌日上午10时，罗、聂、林、刘几位将军一起来了，我与张东荪随着一同走进一间布置好的会场，分别坐下后，还是由刘亚楼作记录，又开始了会谈。这次会谈主要是有关傅部数十万军队和一些文职人员的安排情况，还将昨天所谈内容重述一下。全部谈完后又问我与张有什么意见。张东荪说：“我没什么意见。” 罗政委说：“请周先生说吧！” 我说：“傅的希望与要求全部都谈了。” 于是罗政委让刘亚楼将会谈的结果，整理一个 “纪要” 以便草签。这次会谈较顺利，气氛也比较融洽。午饭后稍事休息，刘亚楼便将所谈的具体条件及会谈纪要整理好了，让我看后，罗、聂、林在文件上签了字。轮到我们签字时，张东荪说：“我不签了。而且我不日便到石家庄去，不回北平了。周先生是傅先生的代表，由他签字就行了。” 于是我就签了字。签字后，刘亚楼说：“你们回去吧。路上要小心，我们派人送你们到前沿阵地。过火线后的办法与联络方法，你们用电报详细联络吧！” 又再三嘱咐说：“文件一定要保存好，以免发生意外，最好缝在衣服里面，千万小心。” 我立即与王克俊通电说明会谈已结束，并要求安排我回城时通过火线的地点及办法。一切就绪后，于下午2时许，解放军派了王参谋陪同我们乘汽车出发。当晚我住在清河镇。汽车将张东荪送回燕京大学。（上）
2.养殖新技术上趋向于动物福利。西方一些国家提出了动物福利的条文，并组建了相关机构，制定了规章制度。据研究，动物福利措施得当，将有助于改善动物的健康状况，同时能让家畜充分发挥遗传潜能，提高生产效率。为此，应做到全盘规划，合理布局，改善猪的生长环境，引进、创新、开发养猪的生产工艺，全面实现动物福利，提高我国养猪业的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
周北峰（1903—1986），又名卜丰；山西永济人。曾任哈尔滨法学院和山西大学教授。他作为傅作义将军的代表，参与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
摘编自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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