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玥:《孟子》“大人”德位论的精义及启示论文

祁玥:《孟子》“大人”德位论的精义及启示论文

内容摘要:《孟子》一文曾对“大人”及居其位者所应具备的德性修养作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论述,具有值得探究的丰富内涵。在“大人”这一个概念统摄下,德与位并非截然区分,而是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之间虽没有逻辑的必然联系,但是有道德的应然联系。在位之人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发挥“格君心之非”、“正己而物正”等作用,这才是为官之要。

关键词:孟子 大人 位高 有德 为官之要

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一文就曾对“大人”及居其位所应具备的德性修养作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论述。这些论述对后世居上位者如何理政为官、做人做事发挥了重要的教育启迪作用,对当今社会如何廓清官场风气、整顿刷新吏治无疑也具有极强的启示借鉴意义。

(2)矢量控制系统代替方向舵,可以减少甚至取消由于方向舵面与垂尾之间缝隙产生的寄生阻力。在方向舵和垂直尾翼之间的具有旋转缝隙,由于这个旋转缝隙的存在,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气流经过这个旋转缝隙时,由于缝隙的扰动作用,会在这个缝隙中产生涡流,同时产生寄生阻力(夜叫干扰阻力),由于矢量控制系统的引入,方向舵被取代,方向舵和垂尾组成一个整体,形成新的垂直尾翼,就可以抵消掉由于缝隙处的气流分离产生的涡流导致的干扰阻力,增加飞机的整体性能。

一.“大人”之论

“大人”这一概念并非始创于孟子,“大人”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小雅·斯干》“大人占之”,此处“大人”是执掌占卜的官员。“大人”一词另一个较出处是《易经》之乾卦的爻辞“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里“大人”一词则是指品德智慧杰出者。

但可以肯定的是,“大人”一词在《孟子》一文中份量很重,先后出现达10次之频,论述也最系统、最深刻。其中,有2处是指位高显贵者,有8处是指有德之人。指位高显贵者的含义下,孟子首先在《滕文公章句上》中对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做了一个区分,孟子质问道:治理天下和种地可以一起做吗?社会上那么多种类的生产资料,都是因为专门的工匠进行生产才井井有条,如果天下人都亲手去制作自己需要的衣服、家具,亲自去生产粮食,就是让天下人疲于奔命。之后孟子提出了著名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1的观点,大人之事就是官吏应该履行的治理天下的任务,小人之事就是百姓们应该从事的劳动生产活动,这体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工思想,也是明确了大人是属于官吏贵族阶层,从事着治理国家,或者协助天子治理天下的事业。所谓“天下之通义”则体现出孟子对大人的社会地位表示认可。但在另一处,孟子仿佛又对位高权重的“大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在《尽心章句下》中孟子提出“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2即是说在说服或辩驳大人的时候,不要被他的地位权势威吓住,要用藐视的态度为自己增加发言的胆量。对此孟子给出的理由是哪怕他殿堂几丈、房梁数尺、佳肴美酒、妻妾成群、饮酒逐鹿、千乘跟随,“我得志弗为也”,因为这些都是彼所欲也,非我所欲也,我所想要的只有古代的圣贤之法,而非这些高官的物质享受。对比孔子对于大人所持的“畏”的态度,据此看出孟子对没有德性的大人持毫不掩饰的批评态度。程颢曾评价道:“仲尼,元气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天地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3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孔子时代实权不大、软弱无力的官员阶层被孔子的天地境界所包容,但是腐化堕落而吏治黑暗的孟子时期催生了孟子对于官僚阶层的无畏反抗,深刻地体现出他的一种“以德抗位”的理念和如泰山般坚守的气象。

指有德之人的含义下,孟子在各个篇章中的论述可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大人坚守的“赤子之心”,二是是大人所注意养护的心之官,三是大人所走的居仁由义之路,最后是大人格君心之非和正己之风正物的道德力量。在《离娄下》中,孟子提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4。赤子,指刚出生的婴儿。在倡导复归于婴儿的老子处已经奠定了赤子的德性地位,“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万物都道所生、德所蓄,而婴儿作为生成的最初状态拥有最充足的精气和德性,有着不为物诱、纯真无伪、与天地浑融的境界。作为一种理想人格的大人应该保持住这样的德性并时时养护。在《告子上》的第14章中,孟子认为一个人要养护自己的身体,必须有所轻重缓急的区分,哪一部分更重要,就优先养护这部分。重要的部位称为大体,其他的次要部位称为小体,养护大体的人则称为大人。孟子强调不可以因小失大、以贱害贵。然而他表示小体是饮食之人满足口腹之欲,却没有明确指出大体的含义。根据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贱而小者,口腹也;贵而大者,心志也”。5此心志又为何物?我们可以通过《告子上》第15章中“先立其大者”的概念得到启示。此章中公都子问孔子,为什么同样是人,有的人成为大人,有的人却一直是小人呢?孟子说这是因为人们所从之体不同,从大体的为大人,从小体的为小人。公都子进而追问:为什么同样是人,所从之体却不同?孟子回答这是一般人为耳目等感官的影响而被外物遮蔽的原因。感官所能接触到的物形成一个网络,却又无法思考,越是追求感性和欲望的耳目之官就越是沉迷其中无法跳脱出来。此时的办法唯有借助可以思考的心之官,这一官能是上天所赋予每个人的,我们要敢于运用这个官能,重建自己思维的地基。做到“先立乎其大”,将此大体的地位确立之后,小体就不会再困扰我们,也就成就大人品格。这个大体是与感性和欲望相对的道德的培养和修炼,孟子说心的官能是思考,思考则可得大体,不思考就不能得到这个大体。可见孟子认为应该不断修养与反思才能得到本就在于每个人身上的本心与善性。孟子将理性思索、修养品德作为大人的德性。在《尽心上》第33章之中,王子垫问“士”应该做什么,孟子答到“尚志”。志者,仁义而已矣。他进一步解释道,仁是尚志的出发点、落脚点,而义是尚志者应走的道路。居仁由义之时,就具备了大人的品德。在《离娄下》第6章和第11章中我们同样能看到对大人在仁义方面的道德要求。“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6,是一种对于规则的变通,变通的准绳是心中的仁义标尺。真正剖析经典的时候才会发现古圣先贤完全不是迂腐的人,有别于孔子反应他的时代所展现出来的天地之气,孟子也应和着时代展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反骨,好争辩、不畏权贵、重时务与民生,可能这便是程颢所说的泰山岩岩的有棱角的气象。在第6章中,反应出的是孟子对真正意义上的仁义的追求,不屑于现实中既定的错误的规则。礼者,体也;义者,宜也,大人行仁义之事不是不加以思索地服从俗规,也不是打着仁义的幌子撑场面,大人应是从大体而思考,此礼是否符合当下时代的道德需要,此义是否适宜而合乎中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7,这是一句历来为不读元典之人所惊诧的话语,与常言的言必信、行必果相左。然而这句话是对孔子“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的呼应与解释。说出来的话一定要如数办到,行动一定要做到预设的结果,在孔孟看来都是迂腐的,是小人的作为。而作为大人,其道德准则就是仁义而已,说多不多,处事的方法态度都包含在其中了。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说不同的话,面对恶人的机敏谎言、面对弱者的善意开导,都是以仁义为标准,至于语言的运用只是工具而已。而计划也要常常随事而变,条件已经不允许你做某些事了,就顺势地改变做法,只要适宜、不偏颇即可。大人之德最重要的体现是这最后一点,《尽心上》第19章中孟子列举了四种递进关系的臣子:首先是“事君者”,专以讨得君主的欢心为喜悦,毫无自我追求;又有“安社稷者”,以政策能有效安定某一个国家为喜悦,是一国的良臣;进而是“天民者”,只有当他的主张可以通行于天下时才去推行,是心怀天下的贤士;最后是“大人”,孟子道“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也”,这是最凝聚儒道气脉的一句,它所蕴含的理念在种种元典中有不同形式的呈现。不汲汲于向外探索,而是反身向内求,这一点颇为重要。孟子认为既然我与万物都是道生德蓄而成,那么“万物皆备于我”只需修炼自我,反身求诚。就如同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8。向外逐物,走出去越远,知道的越少。老子所指称的是“圣人”这一概念,然而在此“大人”的品德上也有相近之处。孟子认为圣人如孔子、伯夷等都已经是历史中的人物了,虽断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但仍意识到现实中“无有乎尔”的现状,那么作为次一等的“大人”就有必要承担起弘道的任务、具备反身内省的品质。老子、孟子,包括后来的宋明学者都很强调君子其身清净而人心自正,以一人的修养去化育天地,“大人”是有这种至德的潜力的。在《离娄上》的第20章,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9,格君主之非心,非大人不可,反观上一章,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也,必然可以正君。君心正,则国正。

二.德位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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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仍要提出质疑,如果代表身居高位的“大人”概念不必然拥有至德的品质的话,那么拥有至德品质的“大人”也不一定是官吏了吗?若是如此,那么在描述至德的人时为何不统称君子这一概念而要称为大人呢?除开为与“小人”这一概念对应的情况,仍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等”等单独的表述。本文的立场是,大人指身居高位的诸侯之属,而《孟子》中其余八点德性,都是身为大人应有的道德品性。即是说,我们以这八条德性要求身居高位的“大人”,以使这个角色发挥他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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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切入点便是《尽心上》第19章中孟子提到的四种类型的臣子,其中蕴含了他对这四种官员呈上升态势递进的褒贬态度。从这一章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孟子将“事君者”、“安社稷者”、“天民者”和“大人”放在一处进行议论可见他明确地肯定了大人作为一个官吏和高位者的社会身份,而在这里又将“万物有备于我”、“正己而物正”的圣人之德赋予了大人,可见要做一个合格的在位者需要有这样的道德自觉。

由于孟子讽刺和批驳了在高位而只顾感性与欲望享受的大人,可见并非所有的大人都是有德性的。同时大人又有旁人无法替代的格君心之非的职责,于是孟子提出了对于大人这个社会角色的德性要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孟子》中的大人是身居高位者,并且身有正君之心、化育天下的责任,这就要求居上位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德性要求和品格坚守。

这一矛盾的解决有两个切入点,最显著的切入点便是《离娄上》第20章中“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这一章将在位与有德不可避免的某种联系昭示了出来。首先格君之非心的,必须是有大德的人,在孟子看来,天下治乱,是因为君主未有实行仁政,而不实行仁政就是因为君主心之非,而后害于外,不应外求改进,就是要君主格其非心而自省。唯有居仁由义、从其大体、不失赤子之心、正己而物正的“大人”可以正君主之心。另一方面就是统治者处在特殊的地位和环境中,并非谁都可以有机会为他做正心的工作。孟子也表示一般人没有资格指责统治者,很难插手政治,唯有身居高位的大人有条件了解君主的品行心性,因此大人也成为唯一可以格君心之人。君主在政务上的过失,用人的不得当,只有了解实情的人可以指正出来。而如果这个身居高位的大人是前文提到孟子所不屑的坐拥香车美女、只顾享乐的高官,或者没有遵守真正的仁义、遵从本心来勇敢指正威严的君主的人,都是无法做到格君心之非这件异常重要之事的。就如程颐所说:“是以辅相之职,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后无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则亦莫之能也。”10因此从这一章中就可以看出如若要“大人”这个角色发挥出他应有的作用那么身居高位和拥有至德就是皆不可少的条件。

三.为官之要

《孟子》中“大人”的论述具有精辟的义理,简要概括起来,即“大人”要有可正君心的大德、有帮助君主协理天下的大德,就要规避君子所不为的物欲之事、就要修己以化育万物。若要不为物诱,就要保持赤子之心,纯真不伪,不可囿于感性与欲望,少服从于耳目之官来认识万物。若要养其大体,修养品德,就要先立乎其大使得小者不可夺志。若要正心修身,就要体认现实社会所需要的礼制,明察真正合宜的大义之途,居仁由义而成为拥有至德的大人。

反观当下的社会现象和吏治现实,有些官员在其位不谋其政、食其禄不忠其事者;有自行其是、不切实际,盲目追求政绩者;有和稀泥、躲猫猫,只热衷于搞好关系、保住官位、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者,甚至出现欺压百姓者,某些乱象让百姓心寒。吏治事关国家稳定发展,所幸当前成效卓著的反腐倡廉又让百姓看到希望,不得不说厉行惩治是一个立竿见影的好办法。

4.金良年:《孟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

参考文献

【1】张奇伟:亚盛精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2】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第1版。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4】徐洪兴:《孟子》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

【5】郭中滨:先秦“大人”词义探究[J],语文月刊(学术综合版),2009年12月。

【6】吴冬梅:从赤子到大人朱子对先秦儒道哲学的重释[J],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2期。

【7】王钧林:孔孟“大人”观之比较[J],东岳论丛,2016年11月第11期。

注 释

1.金良年:《孟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7页。

2.金良年:《孟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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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孟子》“大人”德位论中所阐述的精义,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非但不会过时,而且具有当代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特别是对于居其高位的执政者,则可以为镜戒,从中得到启示:“大人”作为离权力中心最近的角色,担当起治理国家社会事务要职,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三命而俯”,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唯有至善至德、心地清正的“大人”,才能真正负起安社稷的重托,多施惠政优政之策,多行利国利民之举,这才是为官之要,从政之道。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所谓“大人”并非必然包含位高与有德两个含义。在诸如“从其大体为大人”、“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等章节中“大人”是德性极高的理想人格,而在“大人之事,小人之事”中则体现了社会分工,凸显“大人”这一概念的社会地位,甚至在“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中还批评了大人千乘车马、玉盘珍馐的物欲生活。这说明孟子确实不是将“大人”这一概念与有德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根据徐洪兴在《孟子精读》中表述的内容,他认为除了“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一句是囊括位高和有德两个含义以外,其他的可以清晰分为两类,而他所强调的孟子的“大人”理想人格是指德位兼备和有德之人这两种情况。

3.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十四)“圣贤气象”,刘风泉 译注,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405页。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89页。

6.金良年:《孟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

7.金良年:《孟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2页。

8.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48页。

9.金良年:《孟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3页。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49页。

(作者介绍:祁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中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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