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摘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长达14年之久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周保中作为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者，正确认识和坚定支持东北朝鲜民族及其抗日革命斗争，始终与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并肩战斗、生死与共，在东方反法西斯战场和东亚反日民族联合战线上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周保中与金日成等众多朝鲜共产主义者结下的深厚的战斗情谊和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友谊，共同奠定了现代中朝两国人民“同志加兄弟”之“血谊关系”的坚实历史基础。
[关键词]东北抗日名将；周保中；朝鲜民族；共同抗日；革命友谊
中国朝鲜族是19世纪中叶开始从朝鲜半岛越境迁入而逐渐形成的一个跨界少数民族。从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以来，大批朝鲜反日爱国志士被迫转移到中国东北地区，以朝鲜移民社会为基础，继续进行反日民族运动。从1930年春开始，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在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已被解体的情况下，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组织原则，大都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即在直接参加中国革命的同时，以东北革命为依托，积极准备和努力推进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1](13～20)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在东北抗日游击战场上并肩战斗，用生命和鲜血共同谱写了东亚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历史篇章。其中，东北抗日名将周保中与朝鲜民族抗日革命斗争的密切关系令人瞩目。
众所周知，周保中（1902—1964）是东北抗日名将。他在东北抗战期间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军长、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抗联教导旅旅长、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1945年）等主要领导职务，一直发挥着东北抗日游击战场上的“统领作用”。[2](1)
关于周保中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卓越贡献，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迄今为止关于周保中与东北朝鲜民族及其抗日革命斗争的特殊关系尚无专门论着，他对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以及朝鲜反日独立解放运动做出的重大贡献也鲜有人知。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要以现存的周保中亲笔遗稿为中心，专题论述周保中对于朝鲜民族及其抗日革命运动的正确认识和重大贡献及其高尚的民族团结事迹和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一、正确认识东北朝鲜民族及其抗日斗争历史，号召中朝人民团结抗日
近代日本在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为了转移其国内矛盾，利用没落破产的贵族、武士、工商业者和大量农民充当其侵略前锋，作为“一箭双雕”之策。[3](91～111)19世纪末，随着日本对朝侵略、统治进程的推进，日本移民大量涌入朝鲜。①在朝日本移民，从1876年朝鲜被日本开港时的54人，逐步增加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的0.9万余人、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的4.2万余人、1910年“日韩合并”时的17.1万余人、1919年的34.6万余人、1925年的44.3万余人和1940年的70.7万余人。在朝日本移民大都抱有“一获千金”的强烈欲望，他们叫嚣“在朝鲜，违法不是不正，我们日本人就是法律。我们是执行国策的总督府的尖兵”，[4](52)大肆掠夺朝鲜经济资源，在社会各个领域形成其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和掠夺体系。被日本侵略者掠去土地的朝鲜破产农民被迫背井离乡，以“亡国奴”身份大量流落至中国东北等邻近国家和地区。
1931年日帝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曾提出“为扶助朝鲜人民而出兵满洲”、朝鲜民族“间岛自治”等阴险口号，企图“欺骗诱惑”东北朝鲜民族。[5](574)日帝强占东北之后，统治东北的诸多法西斯手段之一的奸计就是民族离间策略和“换位移民”政策，即把日本人移到朝鲜，又把朝鲜破产农民大量驱逐到中国东北。不仅如此，日帝武力强占或操纵一部分朝鲜亲日走狗，巧取豪夺东北原住民的土地，从而挑拨中朝民族矛盾。因此，东北不少民众认为朝鲜移民是日帝侵略的“先锋队”“别动队”等，仇视甚至迫害朝鲜移民的事件时有发生。
一线社工诉诸于服务使用者建立职业自主性，即从“社会权力”的角度出发，指出社工通过为民众争取社会权利赢得民众的社会权力，从而与服务对象一起建构制度本身。社工的服务对象从广义上讲可以是全体社会大众，而从狭义上讲就是社会弱势人群，即在主流话语之下失声的社群。社会底层的声音同样应该被听到的，而且应该是最有力量的声音。
1936年7月，时在吉东地区的周保中首次接到第二军军部转寄来的“朝鲜人民光复斗争宣言”文件，[6](130)11月，又接到了第二军军部于8月在抚松发送的“朝鲜人民祖国光复会纲领”等文件。[6](235)12月14日，周保中亲自召开“朝鲜祖国光复会工作会议”，成立了以朝鲜民族干部为主的军部“光复支部”，其中也包括周保中本人。同时给业已组织的“光复会林口小组”发送指示信一件。[6](241、242)12月21日，周保中亲赴第二军汪清二连和珲春二连驻地召开党组织会议，讨论在东满地区也组织“朝鲜人祖国光复会”等问题。[6](245、246)
1940年初，周保中在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上回顾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历史时指出，“他们的祖国思想、抗日情绪是不可抹煞的。应该扩大对他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提出抗日独立自治的口号”，支援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向他们宣传“新中国绝对赞助高丽民族自治及自决权”。[7](195)
这些都说明周保中能够正确认识东北朝鲜民族及其抗日革命的特点，主张中国境内朝鲜民族自治和支援朝鲜反日独立解放斗争，号召中朝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二、真诚关爱和充分信任朝鲜民族革命同志
1936年2月，周保中等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信汇报朝鲜民族抗日革命伤残者、烈士家属、孤儿寡妇等“在大森林垂死待毙，啼饥号寒，待收容救济者”有50余人的困难情况，请求代表团务必设法收容这些人。[5](47)同年10月，周保中在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说，第二军第二教导队是“纯为少数民族高丽人极可爱重之革命青年”，“大多数堪造就有希望者”，建议派送到苏联学习。[5](112)现虽无法知道其结果如何，但从其字里行间里，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他对朝鲜民族抗日烈士家属、伤残妇孺和青少年一代的深厚感情和亲切关爱。
周保中对朝鲜民族同志的深情厚谊，在其简短日记中也可深切感受得到。他详细记录了“高丽民族解放运动之优秀分子”[6](226)崔分队长、“素有积极活动与创造性”[8](88)的马德山师长①马德山（1911—1938），历任抗联第六军连指导员，团政治部主任、师长。2015年8月中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600名中的一员。，“为抗日救国而牺牲壮烈伟大、震惊海宇”[7](89)的林贞玉、“高丽民族解放运动中之先进妇女”朴正熙和“工作勤慎勇毅堪为表率”[8](249～251)的李洪秀等朝鲜民族抗日烈士的革命生涯。可以说，若没有对朝鲜民族同志的深情厚谊，周保中不可能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里如此详细地记录他们的业绩，并表达深沉的哀思；若没有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我们或许现在也无法知道有些抗日先烈的历史。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创新的主要瓶颈是制度约束。制度约束主要体现在产权制度、科技制度和金融制度三个方面。要提高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创新能力，增强集成电路企业在国际上竞争优势，除了要在技术创新上加大投入，还要进行制度创新，从根本上解决创新的产业生态环境问题，从集成电路产权制度创新、科技制度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三个方面入手。
农村教育资源拓展的需求 在农村学校，除教材外的可利用文化资源较少，而城镇化的发展给本就匮乏的农村教育资源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教育信息化的普及能有效联结农村学校和外部世界，打破传统的教育模式，借助多种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使学校内部、学校之间、城乡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实现学校间的教育资源共享，优化资源配置。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是开放性和全球性的统一，在有效利用已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加强管理，从而改变农村教育存在的组织分散、结构松散的问题，使教育资源焕发新的生命力。
大脑神经功能调节法是指患者在多样化活动的干预下，由于大脑广泛区域神经过程交替活动，使脑细胞得到了锻炼，逐渐增加了大脑神经活动的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的相互诱导作用 （这种作用在患者患病期间因大脑负担过重而被减弱了）。到了夜间，大脑中经过白天兴奋性活动的许多神经中枢都发生了负诱导作用，并迅速成弥漫性抑制。所以，“常夜难眠”就变成“长夜好眠”了。
1.2.4 治疗方法及治愈标准 一旦明确诊断立即给予治疗，主要药物为尿激酶，一般为8万单位溶于葡萄糖溶液250～500 ml中静脉滴注，每日两次，共7～10天，并辅以其他治疗。适时行彩色多普勒超声复查，根据检查结果调整用量或停止用药。治愈标准：（1）肢体肿胀消失。（2）彩色多普勒超声复查：管腔通畅，管壁光滑，部分形成陈旧性血栓。（3）血流充盈良好，血流速度正常，可录得静脉波浪状血流频谱。
1934年7月，周保中接纳了东满“民生团嫌疑者”李劲风①李劲风，1914年出生于朝鲜，1930年在东满加入共青团，任区少年先锋队队长。1933年因“民生团嫌疑”被捕，在“监押中逃跑”，后投入周保中部队。，并根据他“工作表现积极与忠实”，让他恢复团籍、入党，任班长、排长、第一教导队队长等。“因为他在受嫌疑被捕后，受刑被打伤，又因历年游击战争，积劳成疾”，急需治病休养。1936年8月周保中认为，李劲风是“极有希望的共产党员”，要求中共代表团“予以救济治病并给以学习”。[5](89)这一时期，周保中曾掩护来自东满的民生团嫌疑者10余名在第五军军部躲过被捕杀害的危机，2个月后使他们重返抗日战场。[2](176)在当时东满特委某些领导人甚至认为朝鲜民族占绝大多数的东满“赤色游击区成了流氓及民生团的养成所”、抗日队伍“平均十分之七以上”[10](290、304)是民生团奸细的紧张情况下，周保中的这些冒险行动无疑凸显了其对东满抗日革命的正确认识和对朝鲜民族同志的充分信任。
周保中一贯热心关爱和充分信任朝鲜民族同志，尤为使人感动的是他收容和信任东满党内错误的反“民生团”斗争嫌疑人物的事例。1932年10月，东满特委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在其组织内部错误地进行了以朝鲜民族同志为对象的反“民生团”斗争。⑧1932年10月至1936年2月，中共东满特委错误地在其组织内部进行了反“民生团”斗争，怀疑排斥和审查了成百上千的朝鲜民族干部和群众，其中错杀了500余人。东满特委武断地全盘否定了朝鲜民族反日斗争历史，怀疑、排斥和审查曾参加过朝鲜民族主义反日团体和朝鲜共产党组织而后转入中共党组织的朝鲜民族抗日革命老干部、老战士，并且大搞“逼供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组织内所谓的“民生团”间谍分子越抓越多。截止到1935年2月东满特委召开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大荒葳会议）为止，已逮捕了朝鲜民族干部群众500余人，其中错杀了不少人。[9](224)“大荒葳会议”决定“与阶级敌人的奸细走狗——民生团作无情的你存我亡、我存你亡的斗争，把我们组织以内的民生团坚决的肃清出去”。[9](221)这一错误的反“民生团”斗争，严重打击了东满朝鲜民族的抗日革命热情，严重破坏了中朝人民抗日联合战线。
1936年5月，在宁安南湖头发生了抗日救国军“屠杀无辜之高丽（即朝鲜）农民”事件，这“不但引起高丽农民之忿恨与恐惧，连中国农民亦恐日寇乘机压迫屠害中国人”。时任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军长的周保中认为，这是“破坏反日游击运动，无异为日寇之奸细”的行为，[6](50)就以军部名义写信给他们“严重警告其恶劣行动”。[6](51)周保中深入分析日帝在经济上“给予高丽移民以较优异的条件（相对中国人民来说），而在政治上尽量造成高丽人民民族与中国人民民族对立”[6](51)的情况，强调中国人“不要加重或发生狭隘的民族主义”，若“误解受高丽移民的压迫”，就会上日帝奸计的当，就会使中朝人民“误会互认为敌人，忘却了站在后面的强盗——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5](82～87)揭穿了日帝蓄意挑拨中朝民族关系的险恶用心。
1938年6月和11月，周保中分别给朝鲜民族同志金策②金策（1903—1951），抗战时期曾任中共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三路军政委等职。1945年回朝鲜后，历任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内阁副首相兼产业相、前线司令官等职。和黄玉清③黄玉清（1899—1940），历任抗联第四军一师政治部主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第二路军总部政务处主任。1940年2月牺牲。2015年8月中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600名中的一员。写信说，抗联是“我党以中、高革命先进分子鲜血创造，为中国民族、被压迫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部队，我们“为中国民族革命战争，为东方被压迫民族”，必须坚持“枪林弹雨中的突击奋斗”。[5](703、706)“我们要创造共产主义的新东方，我们要遍竖苏维埃旗帜于东大陆。我们是国际共产党中国党员，我们担负着伟大无比、光荣无比的历史使命。而我们生长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民族，我们的民族受到强盗式残暴无比的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蒂的直接侵略和直接压迫。我们目前首先必须打倒和扑灭这支野兽——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蒂，我们滴最后一点血来拼，我们决心用我们的骨灰来培养被压迫民族解放之花。”[7](66)在这些书信中，我们深切感受到周保中要与朝鲜民族战友生死与共、抗战到底的坚定意志。
世界人民在环境危机、战争、饥饿、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全球问题面前，是利益的共同体。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全球问题，必须要由全世界各国通过化解彼此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比如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国家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安全等，是每一个互联网国家都面对的危险。在网络安全问题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绝对安全，不管它网络技术多么发达。2011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就曾强调：“网络安全威胁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经济安全挑战。”[2]
1939年9月30日晚，周保中在抗联二路军总部与身边的党员干部，包括金光侠④金光侠（1915— ？），抗战时历任反日联合军第五军连指导员、团政委、抗联教导旅连长等。1945年8月以后历任中共牡丹江地区委员会书记、牡丹江军分区政治委员、吉东军区司令员等。1947年回到朝鲜，历任朝鲜人民军师长、军团长、人民武力部部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朴洛权⑤朴洛权（1918—1946），历任吉东第五军连长、第二路军总部警卫队队长等。1945年9月任中共延边委员会委员、延边警备一团团长，1946年4月在长春解放战斗中牺牲。、金京石⑥金京石（1910—1962），抗战时历任第二路军总部警卫队秘书兼党支部书记、教导旅第一营一连指导员、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副书记等。1945年回到朝鲜，曾任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委员长。、金润浩⑦金润浩，1937年任抗联第二路军总部秘书。1945年回到朝鲜，曾任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等朝鲜民族同志召开“谈话会”时说，我们“曾经革命斗争极剧烈时期的冲洗，不失中国共产党党员立场，民族英雄诚堪夸。…… 吾人虽能自信自豪，实又难于自满自足不可中途疲萎，况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信徒，负荷远大，不仅中国被压迫直接担负解决重责，东方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负有连带责任，尤以共产主义者人类理想目的苏联成功为榜样，岂仅民族解放，更须社会解放”。[8](385～386)勉励大家继续坚持斗争，不仅要完成抗日民族解放任务，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1937年7月日帝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对东北抗联进行更加残暴的军事“讨伐”和封锁，使之陷入极为险恶的困难境地，抗联内部出现了不少动摇逃离、变节投降的人，甚至多次发生杀害上级领导而叛逃的事例。这一时期更能显现出周保中充分信任和提拔重用朝鲜民族干部的情况。如，1939年10月提拔黄玉清为第二路军总部政务处主任，[8](387)1940年3月任命崔石泉②崔石泉，即崔庸健（1900—1976），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1922年到中国读书，1923年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1924年毕业后到广州黄埔军校任军事教官、第五期第六区队队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1928年被派遣到东北进行革命活动，1931年以后历任饶河工农义勇军队长、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第二师参谋长、抗联第七军参谋长、军党委书记、代理军长、第二路军总参谋长、抗联教导旅副参谋长、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等。1945年回朝鲜后，历任民族保卫相、朝鲜人民军副总司令官、内阁副首相、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等。为第二路军总参谋长兼代理七军军长职务，[11](66、67)任命金光侠、姜信泰③姜信泰（1918—1950），别名姜健，出生于朝鲜庆尚北道，东北抗战时期历任第五军连指导员、团政委、第二路军总部警卫队代理政委、二支队政委、教导旅第四营营长等。1945年9月后，历任中共延边委员会书记、吉东军区司令员等。回到朝鲜后，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1950年9月牺牲。和朴洛权为总部警卫队的政委和队长等要职。[11](210)这一时期成立的第二路军部队2个临时党委的9名成员中，朝鲜民族有7人，两位书记是姜信泰和金润浩。[11](300)1942年7月在苏联远东野营组织抗联教导旅时，尽管当时朝鲜民族人员只占三分之一左右，但4个营的抗联营级干部中，朝鲜民族占一半。[12](69)这些都充分反映出周保中对朝鲜民族干部的信任和重用。
三、坚定支持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
1936年春，中共东北党组织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提出了在东满组织“单独的韩国民族革命军”和“韩国民族革命党”，“其目的在推翻日本在韩国的统治，恢复韩国之独立”[13](10)等新的方针政策。[14](52～61)同年5月，中共东满特委和抗联二军新编第三师金日成部队在南满抚松首先成立了朝鲜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15](113～119)并开始在朝鲜咸镜南道甲山郡等地，秘密组织“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等朝鲜国内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1938年1月，周保中又指出，日帝用这一“毒辣政策”，“使中国人仇日的心理不自觉地转移到高丽人身上。日贼再从高丽人手中获得一切经济利益和土地”的同时，又操纵朝鲜民族的“败类分子”，组织协助会等亲日走狗团体，“直接破坏高丽人在满解放运动，同时尽做破坏中高联合与民族离间挑拨的勾当”。但是，朝鲜民族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斗争，“无论日贼及其奸细走狗怎样造谣，挑拨破坏，高丽人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贯性是不可抹煞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日趋紧张的现阶段，我们必须抓紧满洲少数民族高丽人历史的解放运动。号召高丽人民，中、高紧密联合！许多中、高先烈的白骨埋葬在同一块民族解放的墓地。要向高丽人民指明，目前是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也是高丽民族是否解放的前提决定。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是真正被压迫民族彻底解放的政策。”[5](574、586)
莫老板沉默了一会，像是在回忆。事实上，莫老板与开发商老总是熟人，为谈成这单生意，莫老板请开发商老总在一家豪华酒店吃过饭，事情记得一清二楚。吕凌子刚要开口，莫老板说：“我的客户又不是一个两个，就算防盗门是从我这儿买走的，你们找我也没用，防盗门不是我生产的，我只负责经销，要找的话只能找生产厂家。”
1937年元旦，周保中在给东满第二军二师吉东活动部队的光复会负责人的信中说，“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工作推展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5](165、166)6月再次强调，东北少数民族“高丽人也应有特殊的组织运动”。[5](368)对此，朝鲜金日成主席在晚年深情回忆周保中时说：“他对我的信任是真诚的……从在间岛（指东满地区——笔者注）工作的时候起，他对朝鲜革命者进行的斗争所持的态度，就是比较公正的。我们建立了祖国光复会以后，他就积极支持和帮助在他的东北抗联部队中建立祖国光复会支部的工作……这都是周保中对朝鲜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支持和声援。”[16](217、218)
众所周知，抗联第二军主要是在东满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朝鲜民族占大多数。1937年5月，周保中强调：“领导二军部队必须耐心、周密地去接受下级的意见和对问题的各方面解释，在工作中加强教育和磨练。因为二军各级干部多半是少数民族高丽同志，整个二军斗争历史建基于党的高丽同志和革命群众，因此在领导上以及一切问题的解决上，不能不力求深刻注意和彻底。”[5](354、355)说明周保中了解第二军并真诚关心其健康发展。同年12月，周保中又指出，第二军朝鲜民族原占80%以上，1936年以后占60%，“二军作战英勇，在联军中要算‘首屈一指’……有些时候，粮食困难达到极端，吃树皮、牛皮、豆饼还一样兴高采烈的英勇作战……有政治觉悟和一般的政治知识，政治生活很重要，富于学习性和创造性。”[5](541～543)在二军中，中国人、高丽人没有民族差别和歧视，没有过民族隔阂的严重问题……在东满以至辽吉毗连区域，二军成为一切抗日队伍有威信的骨干军队，民众也很热忱拥护。”[5](551、552)1938年1月，周保中又指出：“二军作战非常顽强……二军半数以上是高丽人，直到现在老队员占全员百分之四十以上，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5](564、565)周保中赞赏第二军，尤其高度评价其进军朝鲜国内打游击的创举。
1938年1月，周保中在中共吉东下江特委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开拓各地方高丽人民解放运动的团体组织，这些群众组织运动是要在党领导或影响与联合下，形成高丽人的单独系统。在我们抗日联军中，我们要继续努力创造党直接领导的高丽独立军或民族革命军。我们只有首先在党内坚决反对大汉民族思想残余的同时，反对狭隘的高丽民族主义，我们才能根本反对日贼的民族离间挑拨和奸细破坏。巩固弱小少民族联合阵线，在法西斯日贼猖獗的今日特别重要。”[5](586)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保中不仅提出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朝鲜民族单独系统的“高丽独立军或民族革命军”，还提出了在党内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和“狭隘的高丽民族主义”问题，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1938年8月，周保中派遣朝鲜民族同志去宝清地区“专门做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群众运动，号召高丽民族侨满者应趁中国全民抗战及国际战争紧张危局的现时，努力谋自己民族解放，继续‘三一’精神，完成朝鲜独立，达到在满鲜人反日自治与反日独立自由。运动构成鲜侨单纯系统，政治上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被压迫弱小民族亲密巩固合作”，[7](21)共同进行抗日革命，表明他站在东亚被压迫民族反日联合战线的立场上号召朝鲜民族继承“三一运动”精神，争取朝鲜独立解放。
1939年11月，周保中把第七军参谋长崔石泉调至第二路军总部，“准备组成吉东韩侨抗日民族革命军”，与南满、东满形成统一“系列”，[7](139)“实现党对少数民族革命运动之企画”，[7](143)计划形成全东北范围的朝鲜民族统一的抗日组织体系，这无疑是新的重大决策。不仅如此，1941年2月，周保中在强调抗联部队政治文化学习时还特别指出：“高丽民族同志，对于用中国汉字和中国话来学习政治是必要的，但同时不可以放弃民族文字、语言的学习。有可能应成立临时的民族组讨论会，完全用高丽文字语言。”[7](325)
1942年1月，周保中在苏联远东的抗联野营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工作计划时决定，尽可能派遣一些“秘密工作人员”潜入东北和朝鲜境内联系群众，进行敌情侦察。[12](6)同年6月，周保中在其拟定的抗联活动“计划表”中，规划了金日成部队进军朝鲜会宁、稳城、庆源一带打游击等方案。[7](544～549)这反映出周保中充分理解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双重革命使命”，一贯坚定支持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
对此，金日成主席在回忆周保中时说：“他比任何人都高度赞扬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人民为开拓和发展东北革命起了先驱作用的丰功伟绩……他对待朝鲜革命的立场观点是很明确的。他认为，朝鲜人为朝鲜革命奋斗是应当的。他一直强调说，东北的革命离开朝鲜人的贡献是难以想象的。他说第二军既是东北抗日联军，同时又是朝鲜人民革命军，极力赞扬共同斗争的历程中实现的朝中抗日武装力量的联合。”[16](219)
四、周保中将军与金日成将军
周保中将军是朝鲜金日成将军在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老上级和亲密战友。1934年6月的罗子沟战斗、1934年10月下旬至1935年1月和1935年6月至1936年2月期间，周保中和金日成曾在北满宁安地区多次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1937年3月周保中等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中说，“今年二月，金日成同志指挥下曾在抚松镇东方消灭整个日军‘讨伐队’四十余名及廿余名的两次激战，得到完全的胜利”，[5](294)“现在第二军领导王德泰、魏拯民之外，还有第6师师长金日成、第5师师长陈翰章等10名重要干部”，“这些同志都是久经战斗，富有知识能力的革命天才，是不可多得的人物”。[5](552)
二手资料收集时间截至2017年7月，收集内容是关于顺德逢简水乡和增城万家旅舍的新闻报道和旅游网站内自助游攻略，如携程旅行网、途牛旅游网和马蜂窝网等。
之后，金日成率队进军到南满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周保中与金日成不得见面，只能通过组织联络互通情况。1936年4月，周保中收到第二军王德泰军长、魏拯民政委的“工作通知及讨论信”三件和金日成的“报告信”一件，得知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团政委金日成担任抗联第二军新编第三师师长的情况。[6](23、24)①在此，误记为第二师。
1940年1月，周保中总结抗联各部队情况时指出，第二军“最有历史与斗争能力最好的高级干部”有金日成、陈翰章等5名，并且高度评价了1937年6月金日成亲率抗联第二军第六师进军朝鲜胜利打响的普天堡战斗等行为。[7](178、179)这说明，尽管周保中和金日成各自战斗在吉东和南满地区，联络不畅通，但周保中还是了解一些金日成的活动情况，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为了保存力量，自1940年下半年开始，抗联除少数部队在东北继续坚持斗争外，其余大部分陆续撤入苏联远东地区，在苏方支援和合作下进行休整。1941年初，时任吉东省委书记、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和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到B野营，与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指挥金日成、第三方面军参谋长安吉等共同讨论认为，“必须临时建立集中的统一领导机关”，决定把第一路军越境部队统编为第一路军第一支队，金日成为支队长、安吉为参谋长，下设两个大队、两个中队。[7](330～342)
1941年7月，周保中在给苏方有关负责人的信中说：“金日成是最好的军事干部，中国共产党高丽人同志之最优秀份子，他在满洲南部和鸭绿江东、朝鲜北部地带能起很重要的活动作用。”[7](400)当时作为东北抗战主要领导人且对抗联三个路军内的朝鲜民族干部了解最为全面、最有发言权的周保中，评价金日成是“最好的军事干部”、中共东北党组织内朝鲜民族同志中“最优秀份子”，并介绍给苏联有关部门，可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时在东北抗联朝鲜民族干部中，比金日成年龄更大、资历更丰富、职务更高的朝鲜同志，还有北满省委书记金策、第二路军总参谋长崔庸健、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②许亨植（1909—1942），东北抗战时期历任抗联第三军第一师政委、第九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军军长、第三路军总参谋长等。2014年9月中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300名中的一员。等，但周保中还是独具慧眼，格外看重时年仅29岁的金日成。
这一时期，在抗联第一路军和中共南满省委原有领导人都已牺牲的情况下，金日成“期待今后直接接受第二路军总部指示而行动”。[11](394)1941年9月，周保中在关于抗联部队“集中统一指导原则”等问题给苏方负责人写信时又指出：“金日成是南满第一路军现在唯一重要的干部。杨靖宇、魏拯民两同志牺牲以后，只有金日成能继续负起南满游击指导之责，而这个问题关乎南满全部问题。”[7](429)又给北满省委和第三路军领导同志写信告知他与苏方负责人“商请之结果”，即：“仍派金日成回原区收集第一路军现有各部，加以整顿，按新指示计划，由金统一领导之。”[7](434)这表明，金日成业已成为原东满和南满第一、二军及第一路军部队的代表人物和实际负责人。
青海省地矿局是全国绿色勘查的践行者和示范者，为青海及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勘查作出了重要贡献。夏日哈木镍矿项目的勘查发现是近年来有色金属矿产领域地质找矿的重大突破。
1942年1月，抗联“B野营干部会议总结决议案”指出：“第一路军留东北人员完全由第一支队收容整理。留B野营第一支队工作人员派遣由金日成同志直接负责处理。”[7](470)同年7月，金日成到哈巴罗夫斯克城向周保中详细报告了南野营工作情况，周保中表示“很满意”。[7](575)第二天，周保中对苏方负责人说：“此次南野营奉命令北迁，金日成同志代表我向你转达南野营工作关系各事的意见，请你多方面关照。”[7](578)
1942年8月，正式成立抗联教导旅（又称“苏联红军第八十八特别独立步兵旅”、国际旅），原第二、三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和李兆麟分别任旅长和政委，下设4个营，金日成任以第一路军为主的第一营营长。教导旅在苏方的协助和指导下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经常派遣小部队潜入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国内进行游击侦察活动等，积极准备着与日帝的最后决战。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沧州市输水管道工程，位于华北平原东部，河北省保沧干渠下游，线路全长65.8km，全部明挖槽铺，采用双排DN1 800 mmPCCPL管道长12.8km，壁厚115 mm，设计内压0.6 MPa；单排 DN2 000 mmPCCPL管道长32.4km，壁厚125 mm，设计内压0.6 MPa；单排DN900 mmDIP管道长 20.6km，壁厚 11.2 mm，设计内压1.0 MPa。管线穿越地势平坦广阔的华北油田和盐渍土地区，沿线村庄星罗棋布，河渠、堤防、铁路、公路纵横交错。输油、输气、给排水管道、电力、电信电缆交织如网，使输水管道工程设计与施工难度增加。
教导旅成立之后，周保中和金日成便工作在一起，有时两人联名给各小部队发送指示电报。[7](598、599)根据周保中的日记我们可发现，当时教导旅各级干部中，提出文化学习“互助法”[12](428、429)等具有创意性建议最多的就是金日成，而周保中对金日成的评价也是最好的。①参照《周保中简短日记》，1942年11月16日、1943年5月25日、1943年8月28日、1943年10月9日、1944年2月15日、1944年9月8日日记。《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3），第128、245、304、330、380、429页。
周保中与金日成在10多年之久的交往和共同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情谊。金日成主席在晚年深情地回忆周保中时说：“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中，和我关系最密切的是周保中”，他“对我的信任是真诚的”，“我和周保中的关系，是根深蒂固的”。又说，“在国际联军时期，周保中不拘任何形式和军阶地位，始终把我尊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官、朝鲜革命的领导人、国际联军的朝方代表……我和周保中的关系，是以真诚的互相尊重、互相信赖为基础的同志关系、兄弟关系。”周保中“既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奋不顾身地英勇战斗，也为尽到国际主义的义务忠心耿耿地工作”，“我们在间岛和北满，在远东训练基地，以纯洁的感情凝成的战斗友谊，是终古不息的”。[37](215～227)
而作为金日成的老上级和亲密战友，周保中则“早已认定金日成具备驾驭全局的统帅魄力、才华、修养和胆识”，是朝鲜的“抗日英雄和统帅”，[2](422)特别关心、信任和尊重金日成。对此，金日成回忆周保中说：“我带小分队出去活动，如果不按预定的时间回来，他就通宵不能入睡，焦灼不安地跑到门外去等我回来。这是超越了国界和国籍的友情。”[37](223)
众所周知，在14年之久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逐步形成了以金日成将军为首，以崔庸健、金策、安吉、姜信泰、朴德山（金一）、金光侠、崔贤等为核心的久经考验而坚强的朝鲜革命领导集体，在这个过程中，周保中对金日成的格外赏识、信任和尊重无疑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总之，在东北抗战中，周保中长期与朝鲜民族战友并肩战斗，生死与共，在东方反法西斯战场和东亚反日民族联合战线上谱写了艰苦奋斗、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篇章。周保中与金日成等众多朝鲜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友谊，共同奠定了现代中朝两党、两国人民“同志加兄弟”之“血谊关系”的坚实历史基础。
参考文献：
[1]金成镐：《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地位和贡献》，《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
[2]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
[3]金成镐：《侵略朝鲜是日本明治政权的一项基本国策》，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编：《朝鲜研究论丛》（第一辑），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87年。
[4][日]金一勉：《天皇、朝鲜人和总督府》，东京：田畑书店，1984年。
[5]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上），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6]《周保中简短日记》，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0），1989年。
[7]《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8]《周保中简短日记》，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1），1989年。
[9]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0），1989年。
[10]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0），1990年。
[11]《周保中简短日记》，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2），1991年。
[12]《周保中简短日记》，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3），1991年。
[13]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8），1989年。
[14]金成镐：《杨松关于东满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的理论与方针政策》，《延边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15][朝]《金日成著作集》（第一卷），平壤：朝鲜平壤外文出版社，1980年。
[16][朝]《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8），平壤：朝鲜平壤外文出版社，1998年。
[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9)04-0050-07
[收稿日期]2018-10-20
[基金项目] 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朝鲜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XSS006；海外韩国学中核大学建设项目，项目编号：AKS-2015-O LU-2250001。
[作者简介]金成镐，男，朝鲜族，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朝鲜近现代史、近现代中朝日三国关系史。（延吉133002）
[责任编辑 朴莲顺]
标签：朝鲜论文; 金日成论文; 民族论文; 档案馆论文; 中共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东疆学刊》2019年第4期论文; 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朝鲜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15XSS006海外韩国学中核大学建设项目; 项目编号:AKS-2015-OLU-2250001论文;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