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鲍罗廷
陈独秀与鲍罗廷，一个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一个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派驻中国担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顾问，并对中国共产党负有重要的指导责任。鲍罗廷在中国国民革命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在陈独秀和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合作过程中，更多的是矛盾和分歧。
推进国共合作中分歧初显
1923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责成鲍罗廷在与孙中山的工作中，要“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9月末，鲍罗廷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等中共负责人，就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交谈，并讨论了他准备向孙中山提交的国民党改组方案之初稿。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受到孙中山的热烈欢迎。随后，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为使国民党的状况适应苏联对华政策的要求，鲍罗廷在广州极力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陈独秀也曾积极配合。同年11月24日至25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决定：“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组织并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
会后不久，鲍罗廷于12月1日来到上海，和廖仲恺一起主持国民党改组工作。从这时起，鲍罗廷开始对陈独秀流露出不满。12月16日，他在与瞿秋白的谈话中说：“关于国民党改组问题，中央向上海以外各党组织发出了什么指示或什么通知、通告没有？……对于国民党的改组，党在做什么工作，省里什么都不知道。”
他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写道：“如果他们（指国民党右派）能破坏党的组织性，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对他们来说就完全不可怕了。这里我们无法回避分裂，我们甚至准备在共产党员问题上向他们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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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谭延闿、蒋介石等9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蒋介石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整理党务案》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
中共中央对鲍罗廷的意见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派维经斯基来中国，具体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维经斯基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给中共中央写了封信。信中说：“像以前一样，你们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调自己的工作。过去的许多误解都已过去，主要是因为鲍罗廷同志没有实际可能同你们保持接触，而在过去的半年间中国的复杂局势要求保持这种接触。现在在中央的方针与鲍罗廷同志之间我已找不到原则性分歧。造成你们与鲍罗廷误解的两个主要的组织上和策略上的原因，现在已经消除。”维经斯基还特别提到，“在广州成立的由国民党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组成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不具有国际性质，也就是说它不直接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不（在亚太范围内）进行国际性工作，而将渐渐成为调解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人之间某些冲突或误解的机构”。
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冲突
1924年8月15日至9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届二次全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国共两党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所引起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会议最终通过决议，同意共产党员对于与中共之关系，及其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仍“有守秘密之必要”；同时决定在国民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鲍罗廷提议），其任务之一是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以达到“相互了解、消除误会”的目的。
◇1922年，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一排左一）、罗易（二排左四）等人合影
◇苏联顾问鲍罗廷演讲中
鲍罗廷同意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思路和决策，遭到了陈独秀及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对。9月7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明确指出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案“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可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的国际联络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并给鲍罗廷发出电报，提醒他“必须十分谨慎”，对这样的大事“要同我们党协商”。
10月8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认为“鲍罗廷同志犯了许多错误”，批评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也不同它讨论决议和对国民党的态度的改变，而是单独行事”，“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协商，好象（像）中国不存在共产党。……我们希望给他提出警告”。
当讨论到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时，陈独秀与鲍罗廷就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问题发生了争执。陈独秀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比例应比国民党一大时有所提高，而鲍罗廷却表示应该减少共产党员名额。经过一番交涉，陈独秀还是遵从了鲍的意见，最后决定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共产党人最低限额为4人。通过上海之行，鲍罗廷对中共中央的工作甚为不满，他认为：“中央落后于对时局的领导，落后于在南北方的紧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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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纠正中共党员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想法，7月15日，鲍罗廷在中共广州地委会议上强调：“迄今为止，国民党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还没有完全放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现在还可以利用合法的方式在广大劳动群众中进行工作，以便深化国民革命运动，加强工农潮流，因此共产党人不应该退出国民党。”他的观点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会议认为，陈独秀等中央领导人“在准备可能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上，实际上走上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现时条件下应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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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维经斯基的从中调解，陈独秀和鲍罗廷的冲突暂时得以平息。
对国民党二大选举的争议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的顾问使命步履维艰，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反动行径肆无忌惮。他们纠集亡命之徒潜伏在广州的鲍罗廷公馆附近，寻机刺杀鲍罗廷、加伦、廖仲恺等；还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然举起反共反苏的旗帜，组成“西山会议派”。
此时陈独秀意识到，没有了孙中山的国民党，其右派的活动会更加猖獗。所以在给全党的通告中，陈独秀要求各地应尽力扩大国民党左派，并解释说：“将左派数量扩充了，我们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才有和右派竞争选举的可能，此时我们在国民党中还是极少数，倘不能乘此时机将左派扩充有力，不独第二次选举要失败，即平时亦无法压迫中派使其必须与我们合作。”
陈独秀没有想到，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二大的积极政策遭到了鲍罗廷的否定。跟随孙中山北上的鲍罗廷，于当年5月初启程返回广州。途经上海时，他与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了几次会议。其中，最主要的议题是孙中山去世后的国共两党合作问题。
10月10日，陈独秀致信共产国际远东部，对鲍罗廷再次提出批评。信中说：“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应当采取联合行动的策略，而共产国际代表同中共也应当对国民党采取共同行动。然而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共产党。……在如此重要的政治问题上的这种意见分歧给广东同志造成了混乱，他们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意见，无法对国民党施加影响。我们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也面临很大威胁，所以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给他提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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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鲍罗廷给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发电，谈到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不同意见。电报说：“关于在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曾一度发生争执，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对，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
因此，鲍罗廷最初就不同意多选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保证国民党的团结统一，鲍罗廷甚至准备让共产党人完全放弃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
192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联席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在鲍罗廷的指导下，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统一了中共对于国民党一大的策略。
根据鲍罗廷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在各地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原有的组织或创建新的组织。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右派排挤共产党人的情况愈加严重。为此，陈独秀提出改变国共合作方式的主张，但鲍罗廷不同意。
对《整理党务案》的妥协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鲍罗廷不得不放弃原定回国的计划，于4月底从北方赶回广州。此时，广州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5月14日，经过多次会谈，鲍罗廷同蒋介石最终达成协议：一、鲍罗廷容忍蒋介石在三四月间的所作所为，包括他限制、排斥共产党员的行为和制造出来的“以蒋代汪”的局面。二、鲍罗廷将此时运抵广州的援华军事物资，悉数交给蒋介石。三、蒋介石答应续聘鲍罗廷为广州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并同意鲍罗廷提出的关于打击国民党右派的意见。
◇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信
崇明岛北沿自西向东有11座水闸。受圈围工程的影响，长江、前进两座水闸早已被封堵，基本失去排涝功效；北堡港水闸因港口淤涨严重，泥沙淤积闸门，前期开展的应急疏浚工程效果有限，按照目前的回淤速度两年后很可能会再次淤积。同时，17座出港涵闸也由此报废，成了旱闸。上述种种情况，造成崇明北部从庙港北闸至北六滧水闸50多km范围内无向外直排的排水口门。
整理党务案事件发生时，陈独秀并没有估计到事情的严重性，故而未拿出具体对策。直到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闭幕，他才了解到整理党务案的具体内容，得知了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已全部辞职。他对这一结果感到愕然。
岩溶区域桩基础施工必须做到每根桩进行超前钻勘探，以往通常做法是在桩位中心钻一个探孔。因探孔所取土样仅能体现钻孔范围内的地层情况，桩基其他位置的地质情况属于盲区，很容易造成误判。
6月4日，陈独秀在《向导》第157期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他在信中严厉驳斥了被蒋介石列为共产党“阴谋”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四个所谓“事实”，同时表示共产党没有倒蒋的意图和对整理党务案的“不干涉”态度。
事实上，整理党务案事件是鲍罗廷在联共（布）（1925年由俄共（布）改称）中央政治局的妥协政策指导下，与蒋介石、张静江达成的协议，并强加给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事前并不了解《整理党务案》的内容。在此形势下，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垄断了党政军财大权。
大革命失败后双双离职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何香凝等在粤汉铁路黄沙车站欢送。左一为鲍罗廷
1926年9月初，北伐军相继克复汉阳、汉口后，蒋介石即电代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和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谭延闿，提出此时武汉已成为政治中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应迁来武汉主持大计。蒋介石急于迁都武汉，是想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第一，抑制唐生智势力的增长；第二，与汪精卫相抗衡；第三，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并最终取代共产党。
在蒋介石电报的一再催促下，张静江、谭延闿决定于10月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以慎重讨论迁都问题。陈独秀得知情况后，意识到迁都之事绝不仅仅是国民政府地点的改变问题，而是关系到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此消彼长的问题。9月20日，他撰写《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议的意见》，并通告全党。《意见》指出：“应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因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则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共产党人吴玉章等在出席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时，表示反对迁都武汉。鲍罗廷本来反对迁都，但在10月30日，他接到跟随蒋介石北伐的苏联军事顾问铁罗尼的报告后，改变了主意。于是，一个由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及鲍罗廷等组成的迁都调查委员会很快成立，并于11月16日启程，前往武汉调查迁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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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4月15日，反动派又在广州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工人两千余人。图为白色恐怖下的广州街头
陈独秀从中共广东区委的报告中得知鲍罗廷已带人北上后，十分震惊。这时，他又接到张国焘的来信，说广州的李济深已经致电蒋介石，主张限制工农运动。陈独秀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12月4日致信广东区委，对鲍罗廷擅自做主离粤北上提出批评：“鲍罗廷对于前方后方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关于迁移后所影响于前方后方的各种实际问题都没有弄好，贸然主张马上迁移，还发出一篇需迁移的大议论。倘因政府迁移而在前方或后方发生不幸的事变，便是鲍又做了一件大错。”
面对蒋介石日益猖狂的反动行径，陈独秀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主张退出国民党以示抗议。鲍罗廷则认为蒋介石提出的种种条件仅是限制共产党，而不是要共产党退出。此时，共产国际也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并派来新的代表罗易来华，试图以退让妥协来维持统一战线局面。
原文中，“groat”的意思是“少许金钱”，那句话意思直译过来应是“一天一点点，一年一便士”的意思。而从陈译本的翻译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译者并没有通过直译的方式来解释这句话，而是从反面的角度诠释话语内在的含义，实在是巧妙之极。首先，“便士”这个货币计量单位对很多译文读者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他们不理解外国的金钱概念，也无法理解这个“groat”要表达的“节省”的内涵。但我们来看陈译本，“省一分钱等于赚一分钱”，读者立刻可以体会一分钱的重要性，因为“分”在金钱中是非常小的单位，中国读者一定是可以明白的。另外，这里把“省”和“赚”放在了一起，对比之下，更显出家长要教育孩子“节省金钱”的重要性。
计及用户行为的需求响应对分布式发电系统充裕度的影响//武赓,隆竹寒,曾博,曾鸣,王昊婧,顾姗姗//(8):119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6月30日，在鲍罗廷、罗易的支持下，陈独秀提出《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决议案共有11条，内容都是维护国民党、限制共产党和工农活动的条款。尽管鲍罗廷对蒋、汪的反革命活动一再退让，但汪精卫仍然说共产国际破坏中国革命。
7月12日，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陈独秀被停职。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制造反革命政变，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完全失败。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到达武汉，接替鲍罗廷和罗易的工作，纠正此前中共中央严重的右倾错误。7月27日，鲍罗廷离开武汉奉调回国，结束了在华工作的使命。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撤销职务，成了共产国际的替罪羊。然而，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强制性领导和中共在幼年时期的经验不足。其中，鲍罗廷的错误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编辑/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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