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的人口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前，我国人口结构正处在历史拐点，经济发展进入中速发展区间，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是保持我国“十三五”期间及后续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坚持供给侧改革方向促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时期。人口红利总是与特定的经济增长相契合，当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成为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转变的重要因素，实施更为积极的改革政策取向，挖掘和释放潜在的生产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激励，可以促进和稳定经济增长。正确把握我国人口结构状态，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人口红利逐步向改革红利转变，对于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人口红利；改革红利；经济高质量增长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特别是前30年，我国人口红利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发展动能，促使经济增长率保持在年均9%～10%。然而，在2011年，我国人口结构进入拐点，人口老龄化上升与低生育率并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1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15～64岁劳动年龄计算，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也开始下降，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陆旸和蔡昉，2016）。我国人口结构发展趋势促使经济增长减缓，“十三五”期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增长和低生育率同时出现，实际劳动参与率偏低与低储蓄率并存，“未富先老”给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变生产要素供给模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我国应对人口红利进入拐点引致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主要方法。“十八大”报告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建立起符合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经济制度作为保障。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的深层次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可以减少经济发展逆周期中不确定性因素，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转变。我国市场配置资源的动力和制度仍未完全成熟，存在巨大的制度改革红利，可以充分挖掘制度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经济改革越彻底，释放的潜能就越大，所获得的收益也就越大。
社会经济发展演化与人口结构有着高度契合。人口结构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效益与质量，深入探讨人口数量向人口质量转型的趋势，分析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的运行规律，讨论人口结构转型对建立现代经济体制有着重要意义。人口红利中有效劳动的存量与增量变化是学界研究分析的重要方面，学者们对人口红利的基本概念及影响因素达成较为一致的表述，对人口红利消失以及人口结构转型形成的理论有较大分歧。人口红利是指在特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下，有效劳动参与率以及人口结构转型会激发人口红利（陆旸和蔡昉，2016）。前一项是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关，后一项与人口结构转型有关，此两项发展的失衡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人口红利并不总是能自动发生，而是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环境基础，如经济制度保障、人口数量向人口质量的转型等。都阳（2013）认为，社会能够激发有效的人口红利是以经济制度保障作为前提条件的。只有在教育、就业、收入分配、投资、生产等方面的发展政策和措施与人口红利相匹配时，才能把人口结构转化为现实的经济红利（原新和高瑗，2017）。梁颖和陈佳鹏（2013）认为，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大量的未就业劳动力会成为被社会抚养人口，占据大量无效经济资源的配置，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候东民，2011）。叶文振（2007）认为，劳动力是人力资本的核心要素，人口健康状况与人口素质是一种存量关系，会随着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与人口素质的提升产生正向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来自于人力资本的深化与广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口结构转型有重要正向影响。
多数学者高度认同，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人口红利高度契合，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2%～30%（车士义和郭琳，2011；原新和刘厚莲，2014），充分肯定了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6.5%左右，人口红利需要在认识上持续深化。穆光忠（2008）认为，2008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使得我国结构性失业加剧，又因为剩余劳动力是因结构性失业造成的，故我国劳动人口总体规模并没有减少。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增长会持续到2020年（候东民，2011）。然而，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持续变化，老龄人口增长使得社会抚养比与绝对劳动人口数量均出现下降，不利于经济增长。蔡昉（2007）认为，2010年人口红利进入峰值，以此为分界线，人口数量红利将会进入下降通道，并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减弱甚至消失。
二、改革开放人口红利特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的特征
人口红利包括人口数量红利与人口质量红利两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人口数量红利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GDP年均以两位数增长长达30年，呈现了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奇迹。伴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人口结构转型成为研究的重点。劳动年龄结构的变化并不一定作为判断人口红利消失的唯一依据。当经济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环境的持续演化促进了人力资本的深化与广化，使得劳动力质量持续提升，人力资本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因此深化人口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动态变化周期的阶段：第一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第二阶段，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设施及物质生产逐渐完备，出生率仍然保持较高状态，但死亡率开始逐渐降低；第三阶段，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出生率明显下降，死亡率保持匀速下降；第四阶段，人们已经开始接受既定的生活方式，关于生育的自我理念成熟完善，这一时期的出生率、死亡率都游走在一个较低状态。“人口红利”通常出现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时期。人口生命周期规律构成了人口负债-人口红利-人口负债的动态变化。在第二阶段，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最大，劳动年龄人口较多，人口抚养比较低，此时，社会储蓄增加为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社会投资领域较为活跃。人口红利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的趋势。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通常都伴随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红利经历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足，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稳步提升。人口质量的快速增长为我国未来实施人口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前，人口红利从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普通劳动相对过剩与创新劳动相对不足，急需改革相关制度，培育普通劳动向创新劳动转变。
（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劳动力持续增长期，劳动力供给过剩，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蔡昉（2019）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人口红利得到充分释放，其研究运用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方法得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人口因素贡献高达23.71%，人口红利是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从生产领域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根据具体国情制定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极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同时，人民维持日常生活需要与生命安全逐步得到保障，人口非正常死亡率大幅下降。充足的劳动就业增加了储蓄和消费，高就业人口和低社会抚养水平，提升了劳动的储蓄意愿，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发展条件，工业化进程提高了劳动力分工，形成规模发展和人才红利。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投资收益。人口结构为资本的价值发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高额的回报使得资本投资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当人口红利进入拐点时，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随着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极力打造工业回归，发达国家实施更加积极的信息背景下制造业强国战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对更加不确定性外部环境，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管理“双向宏观调控”有利于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和短期稳定增长。政府实施积极的需求管理调控是为创造改革红利，深化人口结构转型，通过强化逆周期调节，提升国内市场需求，稳定市场预期，稳定经济增长。需求管理是逆周期调节的主要方法，但绝不是避开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短期经济效应，而是通过人口结构转型对需求管理精准发力，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创造条件。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结构调整主要方向。习近平总书记讲到，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根源是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主要是供给侧问题。以改革的方式推动结构性调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改革共识。同时，“双向宏观调控”的宏观改革能通过人口质量红利带动改革红利，改革措施的逐步完善与人口结构转型的持续深化，促进经济周期波动的短期增长效应与长期发展相耦合，既能处理好总量与结构的矛盾，也能实现局部与整体相适应的发展关系。
人口红利可以从三个方面正向影响经济增长。首先，人口红利代表着充足的可就业劳动力，充足的可就业劳动力能够促进分工的细化，从而带来规模效应，劳动力比例和规模增大会带来总产出的增加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带动市场整体发展。其次，劳动力参与率的提升会增加储蓄率与投资率，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社会剩余价值，增加社会储蓄率，扩大市场投资范围。生命周期理论强调，处于劳动年龄时的人口储蓄能力最大。第三，人口红利与刘易斯城乡二元社会转折期重合，会增加资本有机构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增加活力。充足的可就业劳动力意味着用人单位有更高的用人标准，客观提高劳动力质量，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经济发展。
根据陆旸和蔡昉（2014）的测算，人口红利进入拐点将导致我国未来十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从之前平均9%～10%逐渐下降到6%～7%。我国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过去三年保持在6%～7%区间。自2011年以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可能触发经济增长率下降。同时，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建立符合现代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经济面临诸多制度障碍。改革红利就是通过改革旧的阻碍市场经济的制度，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新制度，以此促使经济增长趋于合理区间。
我国从人口红利向改革红利的演化，就是改革阻碍人口结构转型的经济体制，建立符合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构建政府宏观调控有度、微观主体创新有活力、市场配置资源有效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双向宏观调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释放出的新的制度动力，实施更加积极的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三、从人口红利向改革红利转型的重点方向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钼酸锂的制备方法，以钼酸铵为原料，通过加入晶种、控制原料投料方式及反应体系pH的方式制备高纯度钼酸，再将钼酸与电池级氢氧化锂反应合成钼酸锂。工艺过程包括配料、酸沉反应、钼酸净化、碱溶反应、除铵、蒸发浓缩、冷却结晶、干燥等步骤。本发明的一种钼酸锂的制备方法制备的产品纯度高、工艺简单、生产成本低。
当人口红利大于改革红利时，政府宏观调控以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为依据，关注需求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施对冲性的逆向调节，追求短期的经济稳定增长。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福祉。过去，粗放式的政府宏观调控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总需求管理，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放在改革上的，而不限于政策层面的调整。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的障碍，以推进各种基础性的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从人口红利向改革红利的转化最重要的是改革制约人口结构转型的体制机制，创造有利于人口质量供给的政策体系。
（一）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不动摇，创造“双向宏观调控”改革红利效应
在现代政党政治条件下，政党与政党之间的本质区别不在于讲不讲政治，而在于讲什么样的政治、讲什么人的政治、讲什么政治观的政治。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由此决定了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背离自己的本源、本质与初心。从产生到发展、从夺取政权到掌握政权、从组织形式到领导方式，各阶段、各环节、各方面都打上鲜明的政治印记，承载着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熔铸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秉承着先进的理论指导和组织原则，代表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厉行着刚性严格的政治纪律，实践着唯物辩证法等，这些特质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属性，内在规定了政党组织和成员的基本要求，从而诠释了讲政治这个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和本质属性。
卢一平没有马上回驳她。这时候,回驳就是争论,就是口角,就是龃龉,就是搁浅。卢一平沉默了,沉默地盯视着郝桂芹。盯一会儿,有意无意地抬起手腕,看了眼手表。
（二）通过人口质量提升促进产业政策改革红利
我国依靠人口数量红利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处于拐点阶段，需要改变人口结构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依靠核心技术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推动产业、服务业、资源等关联性较强单位的专业化整合，使有限资源向产业链中高端集中，促进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关键是要发挥人力资源在科技创新的核心作用，以此塑造战略新兴产业链条，实现要素配置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我国实施供给侧结构调整，必然会带来结构性普通劳动过剩与高技术劳动短缺。随着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技术和劳动组合导致产业结构快速变化，劳动者的技能与岗位不相匹配，结构性失业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通过打造战略新兴产业链，一是引导人口结构中普通劳动向高科技创新劳动的转变，大幅提升人口结构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二是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实现区域间人力资源的有效流动。三是形成战略新兴产业链条，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高质量发展。
自媒体舆论监督权对审判权运行的规约作用既要行之有效，也应用之有度。限度之内，它是保障审判权依法独立运行的“安全带”；逾越边界，便沦为干预司法、阻滞审判的“绊马索”。自媒体舆论对审判权独立运行监督的内容范围过于宏大抽象，其边界难以用语词准确描述划定。故可采用特例排除的方式，将自媒体舆论监督权介入的禁止性规范逐一列明。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成果与人口红利及改革红利密不可分。当前，我国人口红利进入拐点，需要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促进经济稳定有序增长。然而，在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时，我国需要从人口红利向改革红利出发，坚定不移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人口结构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实现人口质量红利与改革红利双向正向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因此，我国从人口红利向改革红利的转变需深入研究改革的重点领域，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管理的“双向宏观调控”，激励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形成战略新兴产业的产业链等。改革红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从人口数量向人口质量转变，依靠人口结构的转变推动经济增长。
根据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金融、税收政策引导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和创新领域聚集，营造适合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环境，以创新实干的精神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二是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重点加强育幼、教育、就业、户籍等与生育政策调整有关的制度建设，切实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推动人口数量红利与人口质量红利共同发展；三是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努力促进就业结构转变。增加普通劳动的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由普通劳动向创新劳动转变，促使新一代劳动者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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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69X（2019）08-0093-04
DOI：10.19622/j.cnki.cn36-1005/f.2019.08.016
宋强（1981-），江西新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人口学。（北京 102488）
标签：红利论文; 人口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结构论文; 结构性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金融与经济》2019年第8期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