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开放型社会中的城市社区如何有效治理一直是未解难题，它直接关系到城市社会和谐稳定与有序发展。基于对A市“邻居节”的考察，对破解城市社区治理难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A市邻居节以消除多元社区居民共存下的陌生及戒备心理为缘起，构建居民主体与多元辅助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开展贴近生活与符合“众口味”的服务活动，营造凝聚力与认同感的良好氛围，为快速个体化、阶层化的现代社会消除陌生、分歧，构建情感认同提供了抓手；为断裂性社会重建社区公共性，消除空间分离，促进社区空间融合奠定了基础；为异质性、脱域性城市社区构建记忆共同体，实现城市社区营造，促进社区公共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保障。研究表明，强化开放型社会中的社区公共符号、社区记忆，搭建有利于居民交流、交往的空间及载体，建立居民需求导向的便民、利民服务体系，开展精细化、精准化服务，可以为社区居民寻找认同与精神归属提供基础，在消除阶层结构、职业壁垒中使居民重新回归社区社会，最终创建有温度与厚度的社区共同体，正是现代开放型社会中的城市社区治理之道。
【关键词】开放型社会；城市社区治理；社区认同；凝聚力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社区是国家治理城市的重要载体平台，也是国家各项政策在城市落地的重要抓手，更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一直与改革进程息息相关，城市社区治理在国家政策的调整与完善中取得长足进步。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发展，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稳步推进，并逐步探索出诸多富有成效的治理模式。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正在力图摆脱传统的国家包办一切的情形，逐渐构建“多方协同、合作共治”新的政策框架。[1]不过，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城市社区社会结构与空间变迁，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内外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城市社会外在面貌不断改善，城市社区承载的功能也日渐扩展，这些对社区治理提出了诸多新挑战。另外，改革开放后，单位制解体将居民从集体中解放出来，单位制社区转型成商品房社区，社区居民逐步融入更加开放的社会空间，个体化特征更为明显。“市场经济把人们从依附性经济体制下解放出来，使人们获得经济自由的同时，也使人们变成了独立的‘原子’”，[2]如果社区社会普遍处于“原子化”状态，社区将缺乏表达和实现利益诉求的能力和自我解决问题的组织动员能力。有国外学者从异质性与选民投票率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在一个较大社区内，居民的异质性越强，选民的投票率越低”，[3]这无疑影响着社区的有效治理。与此同时，在开放型社区中，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共同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都存在较大差异，诸多地区的社区治理实践已经证实，本地居民对外来居民具有抵触、排斥心理，居民之间的隔阂较多，摩擦不断，利益冲突时有发生，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诸多潜在风险。并且居民的职业身份、价值观念不同，利益需求具有差异性，不同居民实体空间场域内的沟通和交流较少，大部分居民业余活动并不在社区。另外，城市社区居民的大部分生活需要可以在城市社区之外的其他空间得以满足，对社区的依赖性大大减少。
总体上来看，现代社会发展推动着城市社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多元的现代价值观念改变着城市社区居民的行为方式及思维方式，社会的开放与流动使城市社区的异质性与差异性更加明显。现代化将个体逐步从社会整体中抽离，在为个体创造更多自由空间、自我支配权利的同时也在撕裂着社区，作为承载各种功能的现代社区在治理实践中也面临着各种困境。“分化与分离”已经成为新时期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然而，“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适应、以增进社区社会资本为目标、以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和互补机制为重点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尚未建立”，[4]城市社区治理变得尤为复杂和困难。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既给城市社区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同时也给城市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文献回顾
如何实现城市社区善治之路，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不断追寻的目标。从国外来看，法国为了防止城市范围蔓延，促进郊区发展而提出建立大型居住社区模式，并配备完善的服务设施。[5]美国实行社会化发展模式，并将社区服务的各类项目交由第三部门负责。[6]而英国的城市社区治理坚持的是多元互动合作模式，并赋予社区权力，将政府、私人部门以及社区居民多主体互动治理作为社区再生的重要方式。[7]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从体系、机制、主体、组织结构、载体等多个方面入手，对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分析并提出合适的解决思路。总体上看来，对于如何破解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分化分离、凝聚力不强、认同感不高等通病，国内外学者主要提出了以下破解思路。
（1）“体系构建”说。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治理体系尤为重要，它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框架和结构，将社区治理中的权力、资源、组织、职位、主体等多因素有机结合起来，社区治理体系建构情况直接反映着社区治理的效果。正是基于此，诸多学者认为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通病正是因为社区治理体系构建不完善，要想改善城市社区治理必须进行完备的体系构建。有国外学者表示，为了能够削减社区治理的成本，可将部分社区服务和职能项目交由第三部门进行管理，并建立起恰当的社区发展资助体系。[8]在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建构上，郑杭生认为，构建党组织、居委会、服务站、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辖区单位等社区内各主体协调合作、各尽所能的社区复合治理体系。[9]Hanhat Duy认为，社区应该实行多元治理主体发展合作的参与式治理体系，促进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合作，动员公民互动，增加居民的参与热情，使其真正成为公共管理的主体，适合现阶段社会转型。[10]叶南客从体制创新的角度分析，认为应该通过多元化的社区组织体系，建造起一个保障参与、有利运作的社区协调网络。[11]如何应对“原子化”的居民和“碎片化”的社区，邱国良从规则或制度体系的建构角度认为增强人们的社会信任感对于降低人们交往风险具有重要作用。[12]
（2）“组织结构重构”说。治理主体的组织结构是社区治理运行的根本支撑，直接影响到社区的治理效果。当前，政府部门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行政权力的过多介入压缩了社会自治权力空间，影响其他治理主体的参与，部分学者认为需要重构组织结构来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Pierre J等国外学者认为以治理结构出发，不要只强调国家或者市场的责任，要转向公私合作。[13]邢晓明认为应根据各社区的资源和特点，实现城市社区四大组织网络—党的网络、政府行政网络、市场单位网络和社会团体网络的平衡。[14]夏玉珍等从社区组织创新角度出发，指出要实现社区组织结构的转化必须促进社区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整合组织和模式维持组织的自身发展，发挥各自的社区功能，并以互补需要相联系。[15]史云贵也提出要因地制宜整合与完善各种社区自治组织，充实与重塑社区多元合作治理结构，努力打造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整体性治理新格局。[16]建立良好的社区治理模式以解决社区的突出问题，必须创新构建社区组织结构，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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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电磁干扰的基本要素分别是干扰源、传播路径和敏感器件，抗干扰设计就是要针对这3个要素分别采取防范措施，切断或降低干扰信号对接收端敏感器件的影响[8]。鉴于干扰源无法彻底杜绝，时间同步电路的抗干扰设计重点是对信号传输过程的保护和选用抗干扰能力强的器件。
整体来看，国内外学界抓住城市社区治理的关键因素，提出的方案对解决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通病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来看，社区成员个体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社区阶层化和异质化以及社区空间分离等成为当前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是社区居民个体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现代社会具有高度开放性，居民从传统熟人社会脱离出来，个体自我主义成为重要行为指南，个人生活方式更加自由化，大范围的集体行动很难达成。有国外学者指出，一项新的参与形式需要居民改变自身的规则、行为、态度、文化和时间。[25]在更加开放、自由的社会中，个人因其能力、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等差异，自我意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和评判尺度不同，个体价值观念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社区公共性重建面临较大难题。社区居民个体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已成为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难题。二是社区阶层化和异质化。城市社区是个人生活、居住、社会交往的空间，社会结构复杂，多元化、异质性、差异性特征明显。异质性已经成为国内外城市社区的通病，同时，现代城市社区居民的职业身份、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也存在明显差异。有研究发现，“在职业类别方面，社区内居民的分散程度很大，只有约13%的社区有一半居民职业相同，一半以上的社区，居民职业类别分散程度超过0.7”，[26]来自不同区域、种族和阶层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带来的不仅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交往方式的变革，社区内部异质性明显，阶层化特征日益突出。社区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和对抗性特征，居民之间的隔阂较多，外来人也很难跨越“心理鸿沟”，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诸多潜在风险。三是社区居住空间与认同空间分离。现代化快速发展将个体从社会中抽离，社区居民的生活居住空间和交往空间往往是分离的，社区是大部分居民生活、居住的场所，而非交往、娱乐空间。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网络、电话及出行的便利，使得居民日常生活中从“家与家”和“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社会关系逐渐转向“个人与个人”。[27]居民虽然居住在同一个社区，但是个人居住空间与交往认同空间往往是分离的，大部分居住在同一社区内的居民并没有明显的交集，居民之间陌生感较强、认同感缺失。现有的解决方案似乎不能完全解决社区出现的这些新问题。如通过体系建设是在大范围下把控社区治理，缺乏小范围内具体的治理约束；机制体制的完善对居民价值观念的认知影响较小，缺乏形成社区居民认同感的方式方法；组织机构健全在管理层面上解决社区治理，缺乏治理组织与社区居民的良性互动；活动参与方面重视居民主体的重要性，也有学者意识到社区文化活动促进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但是没有具体有效的措施去促进居民社区活动参与度。综上所述，虽然有很多的学者对社区治理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法，但主要的研究将社区问题与居民参与和认同隔离开来，且缺乏一种具体可行的互动治理方式。当前社区治理研究缺乏一种有效的方式，从社区居民活动以及社区认同感层面上去内化的解决社区面临的新问题。那么，如何从居民参与角度去完善社区治理，通过增加居民认同感去消除阶层化和异质性，建立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解决居住空间与交往空间分离下的社区陌生感，提升社区内在凝聚力，完善社区善治之路，正是本文主要关注和探讨的内容。
三、“邻居节”：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创新的考察
（一）消除陌生及戒备心理：“邻居节”的缘起
作为山东省乃至全国有名的沿海特大城市，在21世纪初期，A市城市社区封闭性较强，社区内组织活动较少，社区居民生活、居住和交往空间分离明显，邻里感情基础薄弱，居民沟通困难。居民职业阶层分化明显，每个社区内存在着4～5种不同的职业阶层，不同群体在社区中具有不同的生活需求、精神需求，如私占绿地、噪声扰民、争抢车位等各种问题频发，矛盾丛生。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社区和谐发展，破解城市社区治理问题迫在眉睫。目睹了邻里之间戒备、陌生、冷漠等现象，2004年10岁小女孩孙睿涵在原少工委组织的“童眼看世界，关注身边事”金点子征集活动中提出“邻居节”建议，这一建议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此建议下，海路社区举办了以开展敲门相识活动为起点的第一届邻居节，这一主题活动受到了社区居民的热烈响应，备受陌生、冷漠困扰的社区居民开始尝试主动和邻居、社区居民问好、相互认识，原有的陌生感开始消解，在前期良好的氛围之下，社区以此为契机开展了邻里百家宴、社区居民趣味运动会等各类特色活动，引导社区居民走出家门，相互认识，共同参与，寻找共同话题。首届“邻居节”为促进社区居民交流和互动制造了良好的开端，社区居民参与热情高涨，居民关系正式开始“破冰”。由此，这种探索性的“邻居节”活动被当做一种传统延续下来，并逐步在A市社区中效仿，在发展中“邻居节”规模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健全，“邻居节”推动了社区的“邻里热”。2016年，“邻居节”被升级为市级社区节日，正式制度化之后的“邻居节”形成了完善的组织体系及运行机制，累计开展各项邻里互助活动4700余场次，参与居民逾80万人次、企事业单位逾200余家。规范化之后的“邻居节”功能也由最初的娱乐性社区活动升级为互动型服务活动，活动内涵由增进邻里情感扩大到涵盖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服务等多个方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邻居节”传播的“邻里”概念越来越广泛，“邻居节”已经成为了一项影响广泛的政府主导、社区主体、多方主体参与的组织活动，并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社区文化符号，强化了开放、流动社会中的社区居民互动性，破解了诸多城市社区治理的突出困境，带动城市社区治理有序运行，提高了社区治理水平。
（二）居民主体与多元辅助：“邻居节”的组织及运行机制
邻里互动是一个以利益、兴趣、情感为背景的复杂的互动系统。[29]邻居节在最初只是以一个文化活动的方式在社区中开展运行，在充分尊重和满足居民兴趣爱好的基础上，由居民自发的组织文化活动。完善后的邻居节作为一种市级的文化活动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邻居节的组织运行主要包括四个阶段：宣传发动阶段、策划筹备阶段、活动实施阶段和总结表彰阶段。在邻居节的宣传发动阶段，宣传部门与各个社区居委会对居民的活动需求与兴趣爱好进行摸底调查，接受居民提出的关于邻居节的举办意见与构想，对邻居节的举办进行前期的线上线下宣传。社区居委会则发动社区文体娱乐及服务组织，激励社区居民踊跃参加活动。邻居节的策划筹备阶段，市文明办制定当年的邻居节举办方案，并立足于社区确定贴近百姓生活的主题，根据上报的活动需求确定活动内容，并按照文化氛围和居民和谐程度来确定活动主会场和各个分会场，并做好各个部门的分工。在此基础上，街道“邻居节”组织活动委员会制定具体的活动实施方案，为区域邻居节提供活动指导。居委会则积极组织社区文体娱乐及服务组织和居民进行排练，为邻居节的演出活动做准备。在活动实施阶段，首先在“邻里广场”举行开幕仪式，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多个板块的文艺汇演举行，举办过程同步直播，主会场与分会场视频互动交流，邻居节实现新闻同步直播，向全市甚至更多的人们报道活动盛况。开幕式结束后，各个区、街道、社区会举行公益类、文艺类、娱乐类、生活类、竞技类、互动交流类等多种多样的活动，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需求。总结表彰阶段，政府、各级部门、街道和社区对邻居节进行总结评价，对好的方面进行继承，对长期邻里和谐的居民、社区和街道进行表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邻居节的组织范围从相近的邻居之间延伸到整个社区、整个城市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居民积极有效的参与和互动为主体，政府及相关部门为核心的组织推动，外部新闻媒体为宣传媒介，以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为载体，活动场所实现户内户外双向结合，并通过社会媒体将举办过程进行辐射性宣传，实现多会场同步互动的完备的主题性运行机制。邻居节已经成为城市社区的一种文化符号，其精神要义逐步渗透到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相互照应、相互交流，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共同携手构建有温度、有热度、有凝聚力的城市社区社会。
1.为快速个体化、阶层化的现代社会消除陌生、分歧，构建情感认同提供抓手。我国城市社区发展至今，社区阶层化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居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表现出区内阶层同质化与区间阶层异质化的双重趋势。[41]社区阶层化、异质性进一步扩大了居民的个体化现象，社区呈现出圈层结构，凝聚力不强，制约着社区治理的效果。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打破社区社会阶层壁垒，将社区居民从固化的阶层中解放出来，消除陌生，构建情感认同。在涂尔干看来，仪式具有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只有在社会整体中,集体的表现、情绪、倾向才能确定”[42]。在阶层分化与高度个体化的城市社区社会，集体意识、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形成也需要社会仪式来塑造。学者较少提到通过社会性仪式来消除城市居民之间的陌生感，构建社区认同。社区居民之间良好关系的建构需要以一种仪式性的活动方式为基础，实现对社区邻里的身份认同，从而形成一种精神归属进而演化成一种社区独有的认同感，并为社区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宜居环境。邻居节针对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居民举办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交往、情感认同相关的社会公共仪式，不同身份、价值观念多元的居民通过亲身参与体验仪式打破阶层壁垒，改善了人际关系，引导居民打开心扉进行情感交流与互动，找寻精神的归属，建构起居民新的公共认同纽带，解决了现代社会精神缺失的问题，社区仪式强化了认同，一个“和而不同”的社群共同体逐步形成。此外，阶层化和异质性阻碍社区融合，这也是导致社区凝聚力不强的重要原因。而解决社区凝聚力问题，实现社区在空间上和居民认同上的融合需要有一种社区联系方式，即社区交往网络。通过这种交往网络实现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从而增强居民对于社区的感觉。邻居节以社区组织的形式将居民紧密联系起来，在消除居民陌生感的基础上将娱乐性活动转换为服务性活动，居民与社区组织协同建立多样化和具有针对性的社区志愿与信息服务平台，实现社区内的政策服务信息全覆盖，开发多个领域的志愿服务项目，将不同的阶层和群体融合到一个交往网络，解决居民不同的需求，从居民入手逐步解决社区治理问题，实现了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的有效互动，实现了社区的有效整合。
图1 邻居节组织流程
社区在城市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和社会系统，有着自身的内涵和历史特点，这就要求社区治理要尊重和贴近人类的本性和居民的生活。[28]A市邻居节的产生及发展是以社区民间力量推动为起点，其产生以社区居民切身利益和生活状态为着力点，符合当前居民对于社区内的情感渴望，满足社区居民的情感需求。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作为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一项重要组织活动形式，邻居节逐步形成了完善的组织体系。市文明办负责活动项目的总体指导，政府提供辅助并确定各类活动的主体负责单位，宣传部门负责具体的宣传与策划工作，政府下属的各职能部门及相关科室与各个社区居委会相互配合。区政府领导深入到联系点社区，倾听民情民意，了解社区居民的活动需求及兴趣爱好，搜集信息共叙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邻里情”。邻居节活动组织委员会办公室设置在街道宣教科，负责具体的活动指导和组织协调工作。社区层面成立党的活动领导小组，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各具特色的实施方案。社区居委会负责收集居民需求信息，同时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各种活动，社区中的各类文体娱乐及服务组织负责表演活动的排练，有特长或者爱好的群众参加适合自己的活动类型，社区居民是邻居节的重要参与主体。总体来说，邻居节形成了市级文化部门负责活动项目总体指导，政府部门协助指导，活动组织的具体方面由相应主体部门负责，街道活动组委会进行所辖范围内的活动组织协调工作，社区党组织领导活动小组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社区居委会负责居民需求信息收集与活动参与激励，社区文化队伍及社区居民是主体成员的特色性组织架构。这一组织架构充分凸显了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活动的内容、活动的主体是社区居民及其民间组织，活动的扶助保障由相关部门负责，活动的引导者是党组织，它充分体现着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政府扶持、居民主体的基本治理格局。
在长期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社区行政化特征较为明显。从现实来看，城市社区治理表面上是政府主导、社区主体、多元主体参与，实际上，政府主导压倒一切，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形成的诸多典型治理模式中行政色彩也非常浓厚，政府往往以强制的行政命令或者行政手段去控制和管理城市社区，社区承担的转移性行政事务或运动式治理事务较多。在社区自治中，社区活动的举办也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甚至政府自导自演，造成社区居民活动参与积极性不高，缺乏对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信任感和与邻里交往的契机。“邻居节”在破解这些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如图1所示，是“邻居节”具有自身特点的系统性组织架构。
（三）贴近生活与符合众口味：“邻居节”的活动内容及特征
表1 邻居节举办的活动类型及内容
活动类型活动内容公益类活动 图书漂流计划，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义教义修活动，“我当城市美容师”青年环卫活动等生活类活动 邻里厨艺大比拼，邻里赏花会，邻里百家宴，“变废为宝”手工比赛等竞技比赛类活动 趣味运动会，健步走比赛，够级大赛等兴趣爱好类活动 “写家风、晒家训”书法活动，邻里一家亲，“巧手变变变”青少年活动，“指上乾坤”工艺品展，“中外邻居一家亲”书法学习等文艺表演类活动 广场舞大赛，“以邻为师”才艺表演，K歌王大赛等互动交流类活动 爱心敲门，邻里情品茶会，好邻居联谊会，“指尖邻居节”微信交流活动
解决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突出问题，要营造和谐的社区治理环境，首先要增进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加强邻里互动交流，才能为后续的社区治理建立一个良好的开端。从缘起到发展，邻居节的组织形式、功能不断完善与发展，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从民间性到正式性，从居民切身利益和需求出发制定活动内容并针对不同群体提供不同服务，服务范围涉及不同群体、阶层、年龄甚至民族。邻居节通过类型化丰富的服务形式，搭建社区居民交流沟通平台，完善多样化社会中的服务，加深陌生居民之间的交往，增进邻里感情，以服务与交流增进认同。总体上来看，邻居节在为城市社区居民创造更多的交流机会、交往空间的同时，提供了如表1所示的多种服务。
当一致性比率小于0.1时即CR<0.1时，则我们可以认为具有较满意的一致性，此时判断矩阵是可以接受的，当一致性比率不符合上述标准时，我们就需要重新调整判断矩阵，最后必须要使判断矩阵具有较满意的一致性，才能进行后续的研究。
在城市社区的变迁和发展过程中，不少社区也尝试着举办过一些文化活动加强居民的联系和互动。但是，活动缺乏吸引力，并且活动内容单一，不适合所有社区居民，导致居民对于社区的文化期望值不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较低。早在20世纪初期，齐美尔就指出，社会组织的本质可以从互动形式中得以发现。[30]邻居节形成类型化丰富的活动内容，将社区中不同的群体联系起来。2017年开始，邻居节的活动模式实现了从“单线”活动模式升级为“复线”活动模式，将户内与户外、线上与线下、老与幼以及不同地区联系起来，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类型贯穿整个活动过程。公益类活动主要引导社区中的年轻人参与社区服务，帮助社区的环卫工人打扫卫生，为家里有需要帮助的困难居民提供相关服务，以此培养年轻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生活类活动主要是针对中年女性群体，结合他们承担家庭角色的特征，通过组织厨艺大赛和巧手比赛等活动消除这部分群体成员之间的陌生感，增加彼此之间的好感，拉近距离，在使居民心理上获得满足感的同时增进认同度。在现代高速运转的社会，大部分城市居民工作忙碌、压力巨大，针对这部分居民，邻居节开办运动会、徒步走等竞技比赛类活动，引导他们在周末及相应闲暇时间走出家门，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增进邻里感情，培养良好的精神风貌。兴趣爱好类和文艺表演类活动，鼓励社区内不同年龄段、职业、民族的居民将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展示出来，找到共同兴趣点，增进互动性、交流性。互动交流类的活动服务对象主要针对的是老年人，这部分群体情感缺失严重，将这些居民聚集到一个空间里，不仅提供了一个情感诉说及慰藉的空间，还能够集民智一起解决生活上和情感上的问题，老年群体还可以交到知心朋友，增加沟通交流的机会。通过举办“爱心敲门”、上门服务等活动，为解决孤寡老人各方面的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持。邻里关系是构建社区凝聚力、社区社会支持等代表社区集体特征概念的重要组成指标。[31]邻居节将各个方面的活动内容整合到一起，以居民自身的文化需求为核心内容，在居民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实现活动的服务价值与功能，搭建一个居民群体互动交流的平台，增加居民之间的情感，缓解居民关系冷漠，淡化邻里的矛盾与冲突。
邻居节内容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依托在社区居民不同的文化活动需求。邻居节累计开展各项邻里互助活动4700余场次，每一届邻居节活动期间要举办超过400个特色活动，活动类型涉及厨艺、运动、手工、舞蹈、书法、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多样性的邻居节活动不仅能够丰富整个活动过程，提高活动趣味性，而且能够更广泛地吸引社区居民甚至是社区外部人群参与进来，实现更广泛的人际交流与互动，促进邻居节参与人数规模的扩大，解决居民不同需求造成的众口难调的问题。一个活动内容的互动性关系到整个活动过程的整体氛围和人们对于活动本身的投入程度，而在阶层化问题严重的社区实现居民之间的互动交流，只有在差异性基础上寻求共享性与共同性的社区建设，才有助于弥合不同居民及群体间的裂隙，以促进居民间的互动与凝聚。[32]邻居节的活动过程具有强烈的互动性。邻居节的活动以增进居民之间情感为基础，因此，设置的活动内容具有很强的参与互动性，比如：运动会、茶话会等活动。并且这种娱乐性互动随着人们感情的不断升温而延伸至生活性互动，邻里之间互借柴米油盐，到彼此家中吃饭做客成为常事。这种互动性增进了居民之间的感情，加强了邻里彼此之间的信任感，有困难相互帮忙，将活动互动性融合进社区居民的生活中，极大地满足了城市社区居民存在的情感需求，化解社区居民之间的日常矛盾与冲突，促进社区文化公共性建设。与此同时，邻居节的活动内容具有明显的针对性。社会学家甘斯指出，每一种品味文化都因其不同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标准而模糊对应着同一等级的相对稳定的品味公众，据此将品味文化与不同阶层的公众相对应。[33]邻居节针对不同阶层、不同群体设置活动内容，在不断发展完善中，活动内容由原来宏观的百家宴、茶话会、手艺学习等活动发展到针对不同群体组织的活动。活动形式的针对性为邻居节的举办吸引了不同阶层的群体共同参与进来，减少因价值观念和不同需求带来的矛盾与隔阂，对彼此的身份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学会对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尊重与理解。
（3）“机制创新”说。社区治理机制是解决社区治理问题的具体运行方式，它能够协调社区治理过程中各个部分关系从而更好地发挥作用。不少学者探究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Somerville P提出社区治理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社区公共事务解决中的“赋权”问题，要重视参与治理主体的问责机制。[17]付诚和王一认为把协商民主的机制运用到社区治理中来，就是让公民参与到社区矛盾化解协商过程中来。[18]为了解决社区碎片化和居民的原子化，李勇华等认为社区居委会要积极回应社区居民的诉求，主动了解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并进行分类，构建社区服务供需主体互动回应机制。[19]陈伟东指出，单位制解体以后，随着我国逐步进入政府运行机制转型阶段，从行政化的管理到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变迁，社区迫切需要再次经历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多元社会性要素互动、协同过程”，[20]能够有效解决社区阶层化和个体化问题。
在我国，书法作品被列为著作权法保护对象，最早可追溯到《大清著作权律》。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也明确将其列为美术作品的一种形式予以保护，这在世界各国的著作权立法上是鲜见的。因此，对书法作品加以著作权保护，是极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尤其对于毛笔书法而言更是如此。本文尝试结合毛笔书法的特性来探讨其著作权保护中的一些特殊问题。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是指地方政府出资建设船舶污染物接收设施后，与相关企业签订船舶污染物接收设施的运营维护协议，由第三方企业负责船舶污染物接收服务。
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曾指出，“参与的含义就是亲自参与，是自发自愿的参与”。[34]邻居节的最初出发点和活动目的是吸引群众自发自愿的参与，解决邻里冷漠问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完善，活动内容和活动形式“以人为本”，将促进人与人关系和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以及传统文化的继承等为更高层次的目的。社区居民参与承载着公共文化服务追求文化认同的理论构想，是致力于将自上而下的服务制度与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相融合的行动策略。[35]在居民参与的过程中随着活动目的的升级，实现居民从娱乐性参与向服务性参与转变，将邻里感情融入日常生活中，提升社区居民素质，促进社区治理和谐。
四、在满足需求中实现心灵回归：“邻居节”的功能分析
开放与流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明显的特征。职业分工的细化、社会的流动开放性、价值的多元化，使社区阶层化、异质性特征更为明显，科技发展更深层次上改变着个体的交往、互动方式，个体脱域化现象严重，并呈现出空间分离的状态,这些问题都是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新挑战。而关于社区情感归属、社区认同感以及公共的价值观念的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也做出了相应的探讨。国外学者Williams在对社区进行调研时发现有86%的居民表示社区的艺术活动减少了彼此之间的隔阂。[36]孙璐基于社群主义视角，认为社区情感是构建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和幸福感的重要结合体，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维度，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添加共同体概念，通过构建各种共同体类型，实现社区生活的“共同体化”。[37]而建立起社区生活“共同体化”之后，最终的落脚点始终是城市社区居民的情感建设，这与邻居节的核心原则是一致的。“邻里”二字在当代社会中不仅仅是一种邻居关系的表述，也是一种居民日常生活中对于彼此的行为、价值以及情感的表达，而居民情感建立是社区认同形成的基石。舒晓虎等认为社区认同的基础是居民之间较为频繁的交往和互动，通过网络型、社团型、治理型和记忆型等认同机制重塑新城市社区内的邻里关系，最终归属到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构建和追求之中。[38]王春则在这些学者研究的内容上更深一步，共同体的实现是社区营造永恒追求的目标，应以邻里关系的唤醒与重构作为行动起点；社区工作者的服务理念、动员策略与能力培育是动力；通过实现以人为本实现社区营造。[39]这些学者在城市社区建设的分析中，所关注的是一种从情感培育到社区认同再到构建社区共同体最后归属到社区营造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邻居节所坚持的要素和最终的实现目标，但是这些学者的分析缺少了能够将整个感情建设过程串联起来的一种方式，而邻居节正是能够把这种过程全方位实现的良好途径。邻居节正是以一种活动互动甚至升级为文化节日而贯穿于居民情感搭建的始终。“邻居节”在拉近社区居民距离、消除居民之间陌生感、构建情感认同和破解现代城市社区治理通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作为一种社区文化治理，邻居节通过发现居民内心深处的情感需求，通过丰富多样的组织活动及情感互动方式，以社区为载体，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隔阂，进一步建立起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恰当的满足居民的情感需求，从而建立人与人之间坚固的社区记忆共同体，赋予居民一种明确的社区身份。简而言之，邻居节能够使得邻里关系以及社区居民之间关系的“破冰”，其存在与发展一直体现着三个重要要素，那就是以居民情感归属为核心，构建居民社区认同感为纽带，最终构建起完整的社区记忆共同体（如图2所示）。
（4）“活动参与”说。社区居民是社区的主体，社区治理效果的主要受益主体是社区居民，主要参与主体也是社区居民。社区居民参与有助于增进人与人、人与社区的感情，增强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凝聚社会，教育民众，形成良好的公共价值观与社区精神风貌，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中居民参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社区居民的评价是衡量社区治理是否有效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社区治理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失去群众基础和智力支持的社区治理举步维艰。Goldbard A从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通过艺术活动方式，利用文化力量促进居民参与，解决社区内的社会问题。[21]应该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救助、环保、教育、公共文化等团体活动，建构感情亲密、充满信任、互惠和相互依赖的网络公共体，以此形成合作治理的集体行动。[22]宋文辉认为要从居民参与认知着手，以更加多元化、丰富化和个性化的文化活动项目作为依托，并充分考量居民群体在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等属性特征上的具体情况，以此满足不同年龄阶段的文化需求。[23]陈云则通过国外的社区治理经验中总结出西方社会“邻里复兴运动”提出的重构邻里关系，在社区举行各种交往活动，加强邻里之间的互动，以达到更多的沟通和了解，建立长久情感联系这一思路对中国社区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24]
邻居节将这三个要素有效串联到一起的则是邻居节的整个开展过程。首先敲门识邻里是居民关系“破冰”最基础的步骤，建立信任之后就会对彼此产生身份认同感，其功能就在于为快速个体化、阶层化的现代社会消除陌生、分歧，构建情感认同提供抓手。分析整个邻居节的活动形式与活动内容，将邻居节作为一种公共性的社区标志，将个人的空间通过互动交流进行融合，弱化社区居民的空间界限。经过不断的发展，当邻居节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社区记忆符号甚至是一种城市文化符号时，其作用就不仅仅是局限在社区范围内，而是建立起一种完整的记忆共同体，实现城市社区营造，进一步形成稳定的公共文化价值观念（如图3所示）。从活动到节日再到一种社区文化的象征，邻居节已经成为构成社区文化服务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文化资源。而利用文化作为手段进行社区治理是改善社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40]公共参与是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参考途径。总体上来看，邻居节形成了如图3所示的发展过程及内在展现着相应的功能。
图2 邻居节体现的核心三要素
2015年在2013年所采集的产生抗药性种群13JLGY-6、13JLGY-9、13JYJD-1、13JCWJ-3的原采集地采集看麦娘种子，分别命名为15JLGY-6、15JLGY-9、15JYJD-1、15JCWJ-3，采用整株生物测定法测定其抗药性。结果发现，这4个种群看麦娘对精唑禾草灵的相对抗性倍数在9.36～31.79倍之间(表5)。
图3 邻居节的发展过程及功能
镍基材料具有良好的高温和低温强度以及优良的耐腐蚀性能，多用于管道设备、石油化学设备、热力锅炉设备、电力行业等高温高压、腐蚀强度较大且需在持续高温或低温下运行的运输管道及设备中。但由于镍基合金导热性差、线膨胀系数大、冷却速度较快、熔合性能不好、铁液流动性差，所以焊接过程中保护不当会产生熔池氧化等缺陷。
2.为断裂性社会重建社区公共性，消除空间分离，促进社区空间融合奠定了基础。罗伯特·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写道，“电视媒体减少了人们用来交往和活动的时间，渐渐疏离了亲友和社区生活，从而降低了美国人的社会资本的价值”。[43]实际上，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不断改变居民的交流、交际方式，工作空间、交往空间与居住空间呈现出高度的分离状态，个体从社会中被抽离，社区居民的不在场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现代城市是一个断裂的社会，体现在文化、社会生活、职业等多个方面。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社区居民居住空间、交往空间、职业空间分离并愈演愈烈。社区不能较好地为生活于其内的居民提供情感呵护、精神慰藉、心理认同空间是重要原因。社区对于社区居民来说是熟悉的陌生场所，熟悉是因为社区居民居住在此，陌生是因为居住在此的居民和社区其他居民沟通、交流较少，社区对于居住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不亲切，缺少对社区的依恋。社区依恋是居民对其所在社区的主观评价，社区是居民所依附的价值观、信仰和行为的一种因子和符号。[44]邻居节从敲门认识邻居为起点，以帮助居民相互认识为目标，破解邻里冷漠现象，借助丰富有趣的活动吸引社区群众参与、培养社区感情，重建人们之间的信任，使居民能够感受到社区的温度与热度，将居民从社区外部交往空间拉回社区内部。当前，城市社区是断裂的，社区公共性弱化，凝聚力不强。在促进社区公共空间融入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外来居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居住空间、工作空间和交往空间的隔离，要通过情感互动来实现相互理解与认同，促进两者的各个空间之间的融合，保证外来居民的城市融入。邻居节以活动参与互动的方式加深外来居民与本地居民的沟通与联系，促进邻里情感的建立、社区依恋水平的提高，将居民的居住空间与交往空间融合在一起；通过搭建有效服务管理互动平台，弱化居民的身份差异，构建共识及培育公共价值观；通过各种活动形式，实现居民线上线下同步交流，建立起社区内朋友圈。社区融合是人文精神的最终体现，[45]邻居节自身的包容性能够对现代断裂的城市社会进行再整合，从互信、互助、不互扰方面上不断深化，尝试推动实现居民认同感和保证居民生活私密性，强化居民之间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加快社区层面的公共性建设，实现社区居住与交往空间一体化，从根本上解决空间分离问题，促进社区空间融合。
3.为异质性、脱域性城市社区构建记忆共同体，实现城市社区营造，促进社区公共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保障。美国学者沃斯认为城市的本质是异质性，城市是“由社会异质性的个人组成的、较大规模、较高密度和永久性的聚落”。[46]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整体性社会逐渐被分化性社会所取代，这一社会结构的转型造成单位价值共同体的解构，公共空间被分离和压缩，个人主义价值观凸显，社会生活逐渐个体化、异质性，呈现出脱域状态。社区中的个人在社区中与其他居民会有相互接触或者相互联系，但是在他们之间由于缺乏情感上的交流与互动，因此很难出现共同体意志。在脱域化的社会构造凝聚力共同体，必须使脱域的个体再嵌入社会。也就是说，将社区个体化逐渐嵌入到社区共同体。部分学者的研究也关注社区共同体的构建，但大部分属于利益型共同体、功能型共同体和治理型共同体，缺乏记忆共同体的研究。城市社区中居民呈现异质性和群体多元化的特征，促进居民共同价值观的形成需要建立共同体意识，这就需要找寻构造凝聚力、向心力的根，寻找大家共同的认同根源。邻居节举办针对性的活动增加各个领域和阶层居民的共同参与和沟通交流，在邻里之间树立信任感，推动产生与其他居民交往的意愿，在交往和互动中强化社区集体记忆，推动记忆共同体的形成。当前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和建设处在政府主导和居民配合的状态，治理效率低下，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来解决这种困境，“社区营造是营造这种人与人、人与地之间社会心理联系的过程”。[47]邻居节为城市社区营造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形成人与人交流互动的良好氛围，进而实现心理情感交流的联系，居民能够通过与邻里的交流互动增添生活的快乐因素，增强居民对于社区的幸福感和依赖程度。邻居节将多元化的社区治理主体联系起来，以互动参与的形式为政府、社区、物业组织、居民打造一个交流沟通与社会文化有机结合的平台，以社区居民情感需求为基础，对社区居民和公共性的社区之间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而将居民个人利益和需求上升到公共利益和需求上来促进公共价值观念的形成，自下而上破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
五、启示与反思 现代开放型社会中的城市社区如何实现有效治理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不仅要住在社区，而且总要与邻里和社区内的居民打交道，总希望结成共同体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实现社区公共生活的有序化，并愿意为之而努力。[48]但是城市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个体化、空间分离、阶层化等问题严重影响到社区共同体的构建，成为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城市社区治理中需要面对的这些问题一方面是由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城乡社会发展的结果，当前城乡社会处于从分割、分离到融合、一体的发展趋势，城乡关系也在发生重构。通过对A市“邻居节”的研究发现，构造有温度、有厚度的社区共同体，是现代开放型社会中的城市社区有效治理之道。
1.强化开放型社会中的社区公共符号、社区记忆，为社区居民寻找认同与精神归属提供基础。与传统社区相比，现代城市社区有其显著特征，一是同一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不同，社区异质性显著增强；二是社区居民流动性高，社区的陌生人社会的特征突出；三是社区居民价值观念多元化。现代城市社区面临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因为社区居民对社区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导致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有很多，但是社区居民对于社区中的事物的关心程度是衡量社区认同感的重要指标。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社区，需要的不仅是社区治理体系这种先进的“硬件”设施，更需要社区“软件”配置。博伦和霍伊尔指出，社区归属感和社区满足感是社区心理认同的测量工具。[49]而增强居民对社区的满足感和归属感的重要途径是塑造共同的记忆符号。一个人的情感记忆可以给予他在生活中的精神寄托，并在遇到困难时给予力量，而群体的公共性记忆符号是群体团结和谐的精神保障，是形成群体内部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条件。挖掘社区历史或者重塑能够包容多元居民的公共符号、激发内心情感的文化活动或者仪式，通过周期性的强化使社区居民逐步接受并内化，从而成为一种习惯。从差异性的社区追踪寻找一种情感的符号与记忆，最关键的就是要在社区居民之间建立一种互动交流的平台，因为激发居民对于社区的情感认同是在社区成员以及社区组织之间互动形成的。[50]这就需要以人为本了解社区居民的情感需求，以需求为导向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在参与中实现社区居民的相互了解和认识，拉近居民之间的距离。居民参与的过程甚至这种文化传统的本身正是社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居民慢慢的开始对社区文化产生兴趣，并对社区产生一种信任感和幸福感，对于不同居民的身份误解也会慢慢淡化，并逐渐开始接受他人的阶层和身份，一种对社区的群体认同感和公共性记忆就会不断产生成为社区成员彼此紧密相连的情感纽带，从而构建一种具有包容性和多元化的新主体价值观念体系，激发社区居民的群体认同感及精神归属，实现社区居民“和而不同”的稳定治理。
2.强化居民交流、交往的空间及载体，在消除阶层结构、职业壁垒中使居民重新回归社区社会。陌生人社区治理困境的客观存在，不仅影响了基层治理的良性运行，影响着社区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提升，也制约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51]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城市与农村的连接与融合，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同样出现阶段性的融合现象，来自不同区域和阶层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里，这种空间上的改变给他们带来的不只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社区治理体系的变革。在城市社区转型过程中社区居民分化严重并呈现出圈层结构，居民虽然住在社区，但是交际圈却在社区外部，生活交往空间与居住空间呈现出分离状态。居民之间由于职业、生活方式、社会阶层、价值观念的不同，缺乏对彼此的身份认同，社区内部交往难以形成，甚至内在排斥。这种阶层结构造成的距离感容易造成外来居民出现“自我矮化”意识，并对社区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社区关系淡漠。构建情感交流和共通的文化空间及载体有助于消除社区阶层结构、职业壁垒，实现情感社会的回归。内在精神世界的崩塌以及自然生活共同体的瓦解,导致原子化和物质化的个体的涌现，导致认同或身份的危机，[52]抛弃传统社区活动的封闭性和官方性，以一种活动形式为载体针对不同的年龄和阶层群体做出相应的设置，通过满足居民实际需求制定具有创新性的活动内容来提高活动的吸引力，旨在实现活动参与全覆盖，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认识了解的平台，消除陌生感与交往隔阂。通过将类型化的活动内容引入到居民参与活动的过程，能够有效的调节居民个体性与社区整体性的关系并寻找居民之间的情感共通点，将相同年龄阶段的、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和价值观的居民联系起来，让居民在社区中也能感受到温暖和凝聚力。将创新性的情感空间与载体进行范围的扩大和时间的延长，在这种持续性的情感互动中化解彼此之间的误解，从认识到情感的升温，并将这种交流与交往延续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将不同阶层居民的生活重心转移到社区中来，形成一种和谐的情感文化并逐渐延伸到一种社会交往文化，使居民从个体社会重新回归到社区社会。
3.构建居民需求导向的精细化、精准化便民利民服务体系，能够满足民众的现实需求，同时使社区有温度与厚度。当代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不过从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来看，治理主体仍然政府独大，社区自治空间不足，社区管理与服务能力不强，管理服务很难渗透进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在这样的治理环境下，城市中能够经常举办活动的社区少之又少，即使有的社区举办活动也存在着形式化，活动过程流于形式，不是社区居民感兴趣的，也就不能吸引居民自觉参与，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在日益复杂化的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有效解决社区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党、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和群众四位一体的情感联系，党和政府通过创新性的交流方式实现对社区居民多方面的关切，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建立便民利民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通过有序的组织实现有效的邻里守望，实现社区邻居的互帮互助、开展社区安全、老人照料等公共服务的自我供给，是一种重要的社区治理创新途径。[53]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涵盖医疗、服务、助残助老、环保、法律援助、社区调解等各个方面的互联网精细化服务平台，满足各类人群的社区服务需求，实现政策服务信息全覆盖和社区居民服务的有效供给，通过信息技术对特殊群体提供点对点服务，让居民充分体会到社区的温暖。同时，在社区层面发动居民自主成立多领域志愿服务队并开通社区困难与服务热线，培养一定数量的居民志愿者和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代表参与社区服务，树立正确的社区邻里互助意识，带动整个社区投身到精准化的服务中来。充分发挥专业社工及中介服务组织在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居住中的服务需求，发挥市场主体的有益补充。社区工作是实现服务居民与组织居民相结合、居民自我赋权与自我增能相结合的一项专业性、职业性工作。[54]对于社区人才的专业性和技能化也是社区治理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推进精准化治理、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基础。总体上来看，构建一套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立足社区发展、突出多元协同、发挥专业力量、强化精准精细、提升管理与服务能力的便民服务体系，是构建有温度与厚度、有凝聚力与向心力的现代城市社区的必然选择。
六、总结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现实的人是生活在具体场所之中的，社区是人居住、生活的基础性场所。城市社区是个体的重要居住场所，与农村社区不同，发达的工商业、便利的交通条件、现代化的生活气息、更加便利的服务是城市社区的外部环境。基于城市社区特殊的内外环境，它日益成为多元身份居民的聚居地，这些不同身份的居民有着不同的职业、价值观念、兴趣爱好、基本需求，甚至操着不同的方言，这使城市社区更加五彩斑斓。在异质性、开放性的现代社区，社区的包容性要求更高，如何对新样态的城市社区开展有效治理一直是是学界、政界、实践工作者思考的问题。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是传统文化的积淀，血缘、地域、集体经济利益等都是维系社区存在的重要要素，而城市社区的外在建构性较强，内生性的黏连机制较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农村社区，还是城市社区，其本质特征是凝聚力、向心力与认同感，这是社区之本。在现代开放型社会中，生活于城市社区中的居民职业身份更加多元、价值观念更加分化、利益需求更加差异，作为基础性生活居住场所，城市社区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生活在城市社区内的居民社会关系向社区外拓展，从工作圈、朋友圈寻找情感的寄托、心灵的慰藉，社区没有活力、分层严重，凝聚力、认同感不强，社区社会呈现出冷漠状态，这是现代城市社区普遍面临的困境。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所指出的，现代人处于自由与孤独的两难状态，现代社会使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日益增多；但同时个人的孤独和不安全感也日益增强。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个体既向往自由，但高度自由的个体也需要情感归属及精神寄托，渴望回到一种有安全与温暖的生存状态，这是现代人所缺的，也是现代城市社区急需要为个体提供的基本功能。构造有温度与厚度的社区共同体，正是现代开放型社会中的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卢玮静，赵小平，张丛丛.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政策的困境、原因与对策——基于政策分析的视角［J］.城市发展研究，2016，（8）：107.
［2］［26］蔡禾，贺霞旭.城市社区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以社区邻里关系为研究对象［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48；142.
［3］Kaniovski S，Mueller D C.Community Size，Heterogeneity and Voter Turnouts［J］.Public Choice，2006，129（3）：402.
［4］陈燕，郭彩琴.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成因及对策［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4）：37.
［5］DufauxF，FourcautA.LeMondedesGrands Ensembles［M］.Paris：Créaphis，2004：45.
［6］Perry S E.Communities on the Way：Rebuilding Local Econom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M］.Albany：Suny Press，1987：2-16.
［7］Oatley N.Cities，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Urban Policy［M］.London：Paul Chapman Publish Ltd，1998：30.
［8］GittellR，Wilder M.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Critic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uccess［J］.Journal of Urban Affairs.1999，21（3）：341-361.
［9］郑杭生，黄家亮.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J］.甘肃社会科学，2012，（6）：3.
［10］Ha Nhat Duy，Innovation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A］.Zhu Xiaoning.2014 Inter 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C］.Sichuan：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2014：774.
［11］叶南客.中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历程与体制创新［J］.江海学刊，2001，（5）：39.
［12］邱国良.多元与权威：树批区转型与居民信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6）：48.
［13］Pierre J，Peters G B，Governance，Politics and the State［M］.London：Macmillian，2000：32.
［14］邢晓明.和谐社区建设中的社区阶层化问题探析［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20.
［15］夏玉珍，李骏.社区组织体制创新刍议［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47.
［16］史云贵.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问题与若干思考［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2）：94.
［17］Somerville P.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J］.Policy&Politics，2005，33（1）：117-144.
［18］［22］付诚，王一.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对策［J］.社会科学战线，2014，（11）：213；214.
［19］李勇华，陈祥英.身份多元化和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其化解路径［J］.学术界，2017，（1）：92.
［20］陈伟东，张继军.社区治理社会化：多元要素协同、共生［J］.社会科学家，2016，（8）：38.
［21］Goldbard A.New Creative Community：The Art of Cultural Development［M］.New Village Press，2009：20.
［23］宋文辉.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居民参与认知的困境及其排解［J］.行政论坛，2013，（4）：92.
［24］［41］陈云.国外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应对策略及借鉴意义［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4）：122；119.
［25］GaventaJ.Representation，CommunityLeadership and Participation：CitizenInvolvement in Neighbourhood Renewal Unit Office of Deputy Prime Minister［M］.February，2004：21.
［27］WellmanB.PhysicalPlaceandCyberplace：The Rise ofPersonalized Network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1，25（2）：227-252.
［28］徐建宇.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原则、生活叙事和伦理意蕴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9.
［29］陈福平，黎煦元.当代社区的两种空间：地域与社会网络［J］.社会，2008，（5）：48.
［30］Simmel G，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in Sennett，Classic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Cities［M］.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69：47-60.
［31］贺霞旭，刘鹏飞.中国城市社区的异质性社会结构与街坊/邻里关系研究［J］.人文地理，2016，（6）：2.
［32］蓝宇蕴.社会生活共同体与社区文化建设——以广州幸福社区创建为例［J］.学术研究，2017，（12）：74.
［33］H.J Gans，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And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aste［M］.New York：Basic Books，1974：152.
［34］［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35］颜玉凡，叶南客.城市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弱参与场域的结构性因素［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58.
［36］Williams D.How the Arts Measure up：Australian Research into Social Impact［M］.Comedia Stroud.1997.
［37］孙璐.我国城市社区情感建设的可能性及路径——基于社群主义视角的分析［J］.城市问题，2013，（2）：59.
［38］舒晓虎，陈伟东，罗朋飞.“新邻里主义”与新城市社区认同机制——对苏州工业园区构建和谐新邻里关系的调查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13，（4）：147.
［39］王春，王毅杰.新邻里视域下城市新建社区共同体复归及其可能［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29.
［40］杨楠.美国社区文化治理及其经验借鉴［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6）：82.
［42］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43］［美］罗伯特·普特南.独自打保龄球［M］.刘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4］Matthew L.McKnight，Scott R.Sanders，Benjamin G.Gibbs，Ralph B.Brown.CommunitiesofPlace?New Evidence for the Role of Distance and Population Size in Community Attachment［J］.Rural Sociology，Vol.82，No.2，June 2017.
［45］唐钧.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社区建设：江东经验［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1.
［46］Wirth，L，1938，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in Hatt［J］.P.&Reiss，A.J.Jr.（eds.）（1957），Cities and Society，Glen—coe：The Free Press，46-64.
［47］曾旭正.台湾的社区营造［M］.台北：远足文化，2007.
［48］杨贵华.重塑社区文化，提升社区共同体的文化维系力——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路径研究［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93.
［49］陆自荣，张颖，赵永红.社区融合结构：农民工、非农外来工、户籍居民之比较［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02.
［50］吴晓燕.从文化建设到社区认同：村改居社区的治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14.
［51］何绍辉.陌生人社区的治理困境及其破解［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120.
［52］成伯清.怨恨与承认——一种社会学的探索［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5）：60.
［53］王升平.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模式、逻辑及趋势一种中观视角的考察［J］.长白学刊，2017，（1）：125.
［54］陈伟东，吴恒同.论城市社区治理的专业化道路［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25.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9）02-0089-12
收稿日期：2019-03-02
作者简介：李增元，男，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城乡基层治理；董晓宇，女，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城乡基层治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方向与重点研究”（15AZD021）；山东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农村现代化中的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18BXSXJ17）；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资助项目“农村基层‘政经分开’与治理体制创新研究”。
（编辑：部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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