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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回溯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这样一个女性群体，她们虽出身卑微，却以非凡的热忱投身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之中。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百折不挠、坚毅如钢，表现出丝毫不亚于男性的大无畏革命气概，将中国女性吃苦耐劳、贤良淑德、为国济民的伟大品格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都当过童养媳，故有“红色童养媳”之称。
卑微而璀璨的“红色童养媳”
这些“红色童养媳”出身卑微，不露圭角，少为人知。通常的中共党史研究也往往习惯于发掘她们不可遗忘的革命贡献，忽略了她们微不足道的过往。这些人中的杰出代表有：康克清，朱德元帅妻子，生下40天做了童养媳；赖月明，陈毅元帅妻子，14岁做了童养媳；周东屏，徐海东大将妻子，10岁做了童养媳；王长德，谭政大将妻子，幼时做了童养媳；李贞，甘泗淇上将妻子，6岁做了童养媳；钟月林，宋任穷上将妻子，8岁做了童养媳；冯明英，王宏坤上将妻子，16岁做了童养媳；危秀英，钟赤兵中将妻子，6岁做了童养媳；刘坚（萧成英），杨梅生中将妻子，7岁做了童养媳；马忆湘，晏福生中将妻子，13岁做了童养媳；潘家珍，刘子云少将妻子，12岁做了童养媳；李桂英，罗湘涛少将妻子，4岁做了童养媳；权卫华，李基少将妻子，12岁做了童养媳；林江（向光莲），张广才少将妻子，7岁做了童养媳；何锐，袁克服少将妻子，13岁做了童养媳；张少先，汪少川少将妻子，11岁做了童养媳。
初步统计来看，有2位元帅妻子，2位大将妻子，3位上将妻子，3位中将妻子，6位少将妻子皆是童养媳出身（军衔以1955年授衔为主）。值得一提的是这当中还有两对将星（校）夫妇。李贞，新中国唯一的开国女少将，丈夫甘泗淇，开国上将，是世界军事史上罕有的一对将军夫妇；而潘家珍，开国中校（军衔应是上校，因丈夫刘子云将其团级职务误报为副团级），丈夫刘子云，开国少将，这对将校夫妇也是十分难得的。
不止如此，陈琮英，任弼时妻子，12岁做了任家童养媳；邓六金，曾山妻子，曾庆红之母，出生十几天做了童养媳；李坚真，邓振询妻子，出生8个月做了童养媳；刘群先，博古妻子，11岁做了童养媳；肖（萧）月华，李德妻子，幼时做了童养媳；王泉媛，王首道妻子，11岁做了童养媳；吴富莲，刘晓妻子，周岁做了童养媳；廖似光，凯丰（何克全）妻子，4岁做了童养媳；蒲云，郑位三妻子，9岁做了童养媳；曹文玉，李维汉妻子，12岁做了童养媳；毛泽建，毛泽东堂妹，15岁做了童养媳；钱希均，毛泽民妻子，满月做了童养媳；庞淑媛，毛泽青妻子，童养时年龄不详；陈映民（王营），王明（陈绍禹）之妹，生下7天做了童养媳。
开国女少将李贞在1927年不堪童养婚压迫而毅然投身革命，时年20岁。与多数女红军从事后方工作不同，李贞多次穿梭在枪林弹雨的一线战斗之中，杀敌奋勇，并有杰出表现。早在长征前后李贞就已担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手下还培养出了开国中将杨梅生。唯一开国女少将可谓实至名归。
中国古代史上最为闻名的童养媳莫过于黄道婆，她因棉纺织业的杰出贡献而显著于史端，而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知名的童养媳当属康克清。康克清14岁时就“逃婚”参加革命，还“拐带”了6名小伙伴一起投奔了红军。新中国成立后，她曾先后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中国革命胜利和妇女解放等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线—面—体”为基本形态的“群体共振”场域模型，核心是建设教师异质互嵌、协同共生的发展生态。教师个体的卷入，学校群体的提升，区域集群的凝聚，高校的嵌入，使得区域教学能力发展异质互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计算平均一卷纸的长度，假设以普通正规商场出售的厕纸计算，从厕纸的包装纸上得到以下数据：两层300格，每格11.40 cm×11.00 cm，量出整卷厕纸的半径(R)与纸筒内芯的半径(r)分别为5.80和2.30 cm, 如图3所示.
1.1 临床资料 对照组为2017年6～12月急诊科收治的胸痛并确诊为AMI的患者139例，男78例、女61例，年龄(61.51±8.31)岁；实验组选择2018年1～7月胸痛中心收治的胸痛并确诊为AMI的患者182例，男99例、女83例，年龄(68.15±6.82)岁。两组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纳入标准:自行入院，符合AMI诊断和治疗标准，需要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或者溶栓再通的患者[2]；排除标准:就诊时存在心源性休克等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AMI患者。
从统计来看，这些红色童养媳童养时年龄最小的是陈映民，生下仅7天，最大的是冯明英，16岁。童养时平均年龄（仅统计有效数字的33人）仅为8.4岁。以现有资料来看，上述童养婚里幸福美满的仅有任弼时和陈琮英、徐特立和熊立诚以及吕绍文和陈映民3对夫妇而已，其他童养媳均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后自动解除了这种封建落后的婚姻关系，有的甚至是叛逆的“逃婚”。由此可见，革命对旧式婚姻的扫荡远远胜过新思想的发酵渐染。
6.关于组织实施教学的要求：A按进度分解B据要点展开C以对象施教，组织实施教学的原则：把握框架结构——整体性；紧扣重点难点——针对性；讲深讲透——彻底性，没有理论的彻底性，就没有有效性，理论彻底，才能征服人，才能展现理论魅力；理论观照现实——现实性，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体现理论的生命力。
苦难煎熬演绎的巾帼传奇
据统计，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性中就有14位是童养媳出身。她们是康克清、李坚真、邓六金、钱希均、钟月林、刘群先、肖（萧）月华、危秀英、吴富莲、王泉媛、廖似光、刘彩香、李桂英、曾志。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20余名女性中则有3位是童养媳出身，她们是陈琮英、李贞和马忆湘。红25军长征是“七仙女”西行，有1位是童养媳出身，即周东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性有2000余名，童养媳出身的女红军数目则无法统计，其中的杰出代表有王定国、何连芝、蒲云、权卫华、刘坚（萧成英）、林江（向光莲）、杨磊、王长德、何锐、陈映民、潘家珍、童云、刘照林、冯明英等等。这正是：巾帼也行男儿路，热血浸透长征途。四方豪杰也慨叹，巾帼传奇流千古。
这些童养媳里最“卑微”的当属李贞、钟月林和潘家珍，她们在参加革命之初竟然连名字都没有。李贞被乡邻叫做“旦娃子”，潘家珍则被呼做“冬妹子”（因出生于冬月），而钟月林更是直到15岁才被一位红军女干部起名为钟玉林，后来她自己又改名钟月林。
还有两对母女成为童养媳的：何葆贞（宝珍），刘少奇妻子，十余岁做了童养媳；刘爱琴，刘少奇长女，8岁做了童养媳；周东屏，徐海东妻子，10岁做了童养媳；徐文金，徐海东之女，4岁做了童养媳。
在内江地区花萼湿地公园的生态设计时，应该将其设置为“一核多点”的一条具备生态设计要素的绿廊，使其发展成为内江地区著名的休闲娱乐地带，成为内江地区的建筑地标。在这一基础上，进行花萼湿地公园的生态要素设计时，应该遵循以下几点原则：（1）在进行空间布局时，需要与内江新城的CBD计划遥相呼应，同时在功能配置上也需要有效结合内江新城的CBD计划；（2）在生态地形设计时，应与施工现场的蜿蜒地形相互融合，最终形成流动的空间与道路形态，凸显出花萼湿地公园的多层次感。
“延安五老”中也有4位的妻子是童养媳出身，她们是：何连芝，董必武妻子，14岁做了童养媳；王定国，谢觉哉妻子，15岁做了童养媳；熊立诚，徐特立妻子，11岁做了徐家童养媳；范乐春，林伯渠妻子，童养时年龄不详。
最堪为典范的童养婚是徐特立、熊立诚夫妇和任弼时、陈琮英夫妇。熊立诚是徐家的童养媳，11岁过门童养，二人相互扶持70年，始终忠贞不渝。早年，徐特立在外从事教育工作，二人聚少离多。后来徐特立又赴法求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随军长征、陕甘宁从教，两人音讯中断长达10年之久。抗战期间夫妻二人曾有短暂相聚，可随之又是阔别9年，再次团聚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两人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相比之下，任陈夫妇要幸运的多。任陈两家世代交好，陈琮英早早成为任家的童养媳，任弼时中学求学之时陈琮英就做童工来接济任。后来，任弼时无论是苏区工作还是长征西行，陈琮英始终不离不弃，紧紧跟随，是党内人人交口称赞的模范夫妻。
最令人钦佩的童养媳是徐海东之女徐文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徐家66名亲人被杀，徐文金被三伯父用箩筐挑走，隐姓埋名成为一个普通乡村的童养媳。徐文金一直以为父亲早已牺牲，直到1951年才得知父亲依然健在并且是叱咤风云的解放军将领。欣喜若狂的徐文金来到大连，阔别20余年的父女终于首次相见。徐文金向父亲表达了安排工作的想法，徐海东沉默良久，以不能向政府提要求、添麻烦、不能搞特殊化为由拒绝。后来，徐文金回到了乡村，并始终牢记父亲的告诫而终身务农，就连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丈夫病饿而死也未曾向父亲开口寻求接济……将门遗风，后人仰止。
最令人感慨唏嘘的童养媳是陈毅之妻赖月明和李才莲之妻池煜华。赖月明，14岁被父亲卖做童养媳，17岁参加革命。不久，在李富春、蔡畅夫妇的撮合下与陈毅结婚。红军长征后，二人失散。后来，陈听闻赖跳崖自尽，悲恸万分，写下那首闻名的诗作《兴国旅舍》。造化弄人，赖也听闻陈被敌人挖了心肝，痛不欲生的她只好改嫁一位负伤掉队的红军。直到1959年，赖月明看到陈毅接见外宾的照片，不能自已，想去北京找陈毅，却被子女死死拦住。1972年，陈毅逝世，赖月明焚香遥祭，读起《兴国旅舍》，泪如雨下……池煜华，中共中央苏区分区委员李才莲的童养媳。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池煜华来到七里坪看望李才莲，却不曾想竟是今生最后一次会面。在此之后，李才莲音信全无，直到1983年，民政部才终于查实李才莲已在1935年2月牺牲，池煜华收到了一张迟来48年的烈士证，但是她依然在等待着李才莲。据老人的侄子回忆，每天起床，池煜华都要先在门口张望一下，站几分钟，然后慢慢转身，洗脸，摸索出丈夫留给自己的镜子细细梳头……2005年，等了丈夫72年的池煜华逝世。
最为悲壮的童养媳当属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毛泽建幼时过继给毛泽东的父母做女儿，毛泽建的名字还是毛泽东起的。1920年养父母去世，年仅15岁的毛泽建生无所依，被迫做了童养媳。1921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将其解救并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甚至还成为了衡山一带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女游击队长。1928年在耒阳与敌人作战时因寡不敌众被捕。敌人对其反复拷打达一年之久，毛泽建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1929年英勇就义于衡山，年仅24岁。
目前依然健在的“红色童养媳”中，当以王定国和刘爱琴影响最为巨大。王定国，1913年出生于四川营山，15岁被卖做童养媳，不久被革命的舅舅赎回。1933年参加革命并随军长征，后与谢觉哉结为连理。建国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离休后的王定国，重走长征路，关注西部大开发，关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刘爱琴，1927年出生于武汉，时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奈之下的刘少奇只得将其托付给一对工人夫妇。大约过了8年，生计艰难的养父母被迫将刘爱琴送去做了童养媳，饱受苦楚，后被周恩来派人寻回。直到1938年，11岁的刘爱琴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刘少奇。1939年，刘爱琴与哥哥刘允斌一道去苏联求学。建国后先后在河北师范大学、北京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担任俄语教师、副教授。2015年，荣获俄罗斯政府颁发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颁发对象为32名为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作出贡献的中国公民）。同年，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红场阅兵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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