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福山的政治发展观基于双重人性论。一方面，他以生物自然科学为基础，在反对文化相对主义的过程中形成新生物学的人性论，认为人类天生是趋向城邦的动物、具有包容适存与合作的可能、情感先于理性而存在以及先天具有暴力倾向。另一方面，他以基督教和康德的“自由意志”为基础，从人类的道德选择自由、宗教自律、赏善罚恶的正义评价体系等方面证明道德人性的存在。福山的人性论不仅超越了一元论的善恶之辩，推进了对人性复杂性的认识，而且在试图探寻人性的科学依据的基础上拓展了传统人性研究的范围。但其人性论有仓促和不成熟的痕迹，用人性论证政治理论时存在诸多矛盾，仍旧没有理清人性与政治发展之间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新生物学人性论；道德人性论；福山；政治发展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界极为活跃和高产的学者。无论是早年的“历史终结论”，还是近几年的“政治秩序论”，抑或刚刚出版的“身份政治论”① 2018年福山出版《身份政治：尊严的欲求和怨恨政治》，对当代自由民主国家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政治作出回应。参见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18.，他似乎总有聚焦热点的能力，其政治发展观亦历经数次修正而渐趋成熟。2015年，福山获得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Johan SkyttePrize of Political Science)②自1995年以来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每年只奖励对政治科学做出最有价值贡献的学者，因而素有“政治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美誉，获奖者将获得一枚奖章和5万欧元的奖金。，颁奖词高度评价了他以“惊人的学识，对现代政治秩序提出清晰而大胆的新见解”[1]。虽然不乏国内外学者关注并评述福山的政治发展观，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对福山新近政治发展观的介绍，或赞扬、或批判、或比较，并未从其理论架构的人性基础去探究内在根源。③ 国外学者格雷戈里·麦利施、杰克·斯奈德、迈克尔·赛贝尔、卡莱斯·鲍什等纷纷著文评论和分析福山的政治秩序与衰败理论；国内学界何怀宏，任剑涛，高力克，刘瑜，杨光斌，杨光斌、杨端程等亦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国外学者研究可参见Gregory Melleuish. Francis Fukuyama and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and the State: A Historical Critique[J].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2012,58(1):112-122. Jack Snyder.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J].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2,26(3):387. Jack Snyder. Reviews of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by Francis Fukuyama[J]. Ethics&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2,26(3):387. Jack Snyder. Reviews of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by Francis Fukuyama[J].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5, 29(2):233-236.Michael Seeberg.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Order in Emerging Democracies[J].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13,11(1):39-51. Carles Boix. Response to Francis Fukuyama's Review of Political Order and Inequality: Their Foundation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for Human Welfare[J].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7, 15(2):571-572. 国内学者研究可参见何怀宏.国家能力、法治与责任政府——读福山《政治秩序的根源》[J].国际经济评论,2012(1). 何怀宏.终点的回溯[J].国际政治研究,2016(1). 任剑涛.胡适、福山关于构建现代政治秩序的相通性[N].中华读书报,2013-03-13:10. 高力克.国家与社会的协奏曲——福山政治秩序理论的逻辑结构[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刘瑜.重新带回国家——重读福山（下）[N].东方早报,2014-07-13:6. 杨光斌.福山眼中的美国政治制度正在褪色[N].人民日报,2015-07-15:7. 杨光斌,杨端程.回到亨廷顿的福山——从保守主义到保守的自由主义[J].学术界,2017(4).笔者认为人性论是政治发展观的基础，解读福山人性基础之“能为”与“不能为”，对于理解福山政治发展观，特别是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金门岩体位于广东英德—曲江一带，大地构造处于罗霄岩浆弧、新干—永丰弧间盆地、武夷岛弧的过渡地带。区内出露最老地层为寒武系浅变质砂板岩建造，与上覆中下泥盆统桂头群呈不整合接触。下古生界为一套陆源碎屑至浅海相碳酸盐建造，局部有下侏罗统碎屑沉积建造，与中下泥盆统桂头群呈不整合接触。区内多金属矿床赋矿地层主要为中上泥盆统棋梓桥组和天子岭组。
地面校准试验时，将加装了应变计电桥的拉杆采用专门研制的约束装置安装在拉压试验机上进行载荷校准试验(图4)，试验分拉向加载和压向加载两种，校准载荷沿拉杆轴向施加。每种校准载荷施加两次，从0开始，分十级施加到最大校准载荷(本次试验，拉向最大校准载荷为800 N，压向最大校准载荷-800 N)，然后分十级卸载到0，试验中同时记录应变电桥响应和校准载荷。
一、福山新生物学与道德人性论的起源
福山新生物学人性论的形成源于对文化相对主义弊端的反思。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随着人类学、生物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新发现，文化相对主义获得了充足的学科支持和新证据，在与文化进化论的争论中逐渐取得优势。文化相对主义学派认为不存在普遍的道德标准，更没有普遍的规则用以评价不同文化的优劣；文化是集体创造的结果，文化交流是基于平等的基础上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在人性问题上，文化相对主义设法从基因相同的人身上寻找出不同的特征，以此来证明环境的重要意义；与之相反的是，行为基因学主张从异质文化中寻找基因所导致的相似性。无论是文化相对主义还是行为基因学都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任何相对主义的文化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个普遍性文化作为基础，否认后者就会使相对主义走入歧途。而行为基因学主要以统计学的推论为论据，难以避免的误差影响基因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准确判断。
布鲁姆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深刻批判了相对主义价值观。布鲁姆认为人们对相对主义的好感和忠诚并“不涉及理论洞察力问题，而是道德的设定”[2]。也就是说，相对主义的价值在于被视为美德，但是对认识问题的本质毫无价值，因为布鲁姆认为真理从来不是相对的和多元的。福山曾公开表示他对人类本性的认识源于康奈尔大学的老师布鲁姆。[3]他对相对主义的反感同样源于布鲁姆。他相信在人类具有某种不因时代、种族、性别、宗教、国家的不同而出现差异的恒定不变的东西。
二十世纪下半叶，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生理学、动物生态学、行为遗传学、灵长类学等学科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趋于结合。新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冲击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结论，人类文化的变异性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新生物学秉持一种相对均衡的观点，认为由基因控制的行为表现是以文化为媒介的，人类行为是基因天性与后天文化培养共同作用的结果。
虽然关于人性的争论从未停止，但是人们都认同人性乃是非正义的基础。福山客串到生物学领域寻找基因和人性的真正归宿仍旧要从其政治哲学家的身份中解读，他真正要表达的是人性是理解是非的核心。新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为福山的遗传人性论提供了科学的论据，证明人类的确存在某种共相。福山把生物学的共相带到政治哲学领域，表现为人性的欲望机制和道德价值。福山人性论的真正落脚点就是对于“正义、道德和美好生活的看法”[4]120。换言之，人类基因有天然差异，肤色、长相、性别，甚至财富、阶级都可以不同，但是一旦进入政治领域，所有人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福山称之为“关键的X因素”，即“一个人偶发或附带特征悉数遭剥夺之后，仍然保留的值得给予最起码的尊重”[4]194的底线。X因素是人的本质和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是分辨能否享有平等尊重的天然界线。在政治领域中，尊严和获得承认的欲望是政治运行的核心价值和主要动力。
新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为福山构建人性论奠定了科学基础，他把人性定义为“人类典型行为与特征的总和，源于遗传而非环境因素。”[4]173透过福山的人性定义，主要有两个方面意涵。第一，人性是存在的,探讨使人成为社会和政治动物的人性是非常有意义的。戴维·赫尔（David Hull）等人质疑人性的存在与否，认为人类的共相没有所谓的天性基础，甚至连语言能力也不是人类基因所决定的，“有些人不会说或不了解所谓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仍然跟我们属于同一生物种属……” [4]177福山认为赫尔对人类共相的理解过于狭隘，人类的特征并非是零差异才被认为是共相。如果这些有差异的共相呈现正态分布，并且具有明确的中间值和较小的标准差就可以称之为具有共相的人类特征。[4]177-178福山用“典型”代替“共相”，把人性理解为统计学意义上人类行为与特征的中间值，它决定人口特征的基因分布。[5]28第二，福山的人性论容易被误解为生物或遗传决定论。科林·麦吉恩（Colin Mcginn）曾批判福山的人性有两个缺陷：一方面其他生物也具备许多诸如疼痛、亲情等人类特性，没有任何理由去剥夺其他生物基于人权之上的人类特性；另一方面人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与环境不断影响。[6]理查德·勒翁亭（Richard Lewontin）等质疑人性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必然关系，认为基因在生物体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和环境互动，因此人类的外在表现并不是完全基因所决定的。[4]178-180其实，福山没有忽视同一类属中天性的差异，否则就不会发生自然淘汰和演化适应。动物尚且如此，何况拥有更强大学习能力的人类呢？另外，福山并非完全漠视环境的作用，他认为人性不是一次性造就的，环境在人性的塑造中是不可忽视的变量，只是对影响程度的判断与勒翁亭有差异。勒翁亭认为基因的作用较小甚至微乎其微，而福山认为基因的作用不容忽视并依据心理学家对双胞胎研究的结果主张至少有40%-50%的作用力。[4]170-183
福山所言的X因素究竟从何而来呢？从基督教的角度，X因素来自上帝。人依据上帝形象而造，自然具有上帝的尊严，高于其他任何物种。从世俗的角度，X因素来自康德的“自由意志”。X因素立基于人类道德选择的能力，所有的人具有依据道德律而为的欲望和能力，因而康德作出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著名论断。[4]194-196由此，福山在反对文化相对主义的过程中以新生物学的科学依据构建了其新生物学的人性论，继而又从基督教和康德那里探寻道德人性论的根源，其双重人性论因此而形成。
在班级建设实践中积累管理经验。王阳明的弟子陆澄有一个困惑。他问：“静坐用功，觉得此心异常强大，甚至想着如果我们遇到某某事，必能轻松解决。可一遇事就蒙了。”王阳明针对此症，提出了心学顶级方法论，即在事上磨炼。
二、福山双重人性论的主要内容
第六，人类倾向于遵守规范往往并非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基于情感。[8]43无论是普通博弈论还是进化博弈论都无法解释人的道德行为。福山从神经生理学寻找遵守规范的生理基础。神经生理学认为人的情感来源于大脑中的边缘系统，理性选择产生于新大脑皮层。边缘系统是大脑中很古老的一部分，而新大脑皮层是哺乳动物大脑中进化最晚的部分。由此可见，人的情感先于理性而存在，并且一直活跃于人的行为之中。人们不仅会对他人违反规则的行为产生失望、谴责的情绪，而且会对自己违反规则的行为产生羞愧、悔恨的情绪。这些情绪的产生并不是理性算计的结果，罗伯特·艾克塞罗德（Robert Axelrod）的“元规范”理论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元规范是指人们惩罚那些不惩罚背叛者的人的规范，是界定、执行普通规范的手段和依据。由于普通规范能够直接调控社会合作，而元规范类似公共物品，人们很难从后者中直接获得利益，因而从理论推断理性的人对元规范缺乏执行的兴趣，但是元规范仍旧受到人们的格外青睐和严格执行。宗教也是人们基于情感而遵守规则的最佳范例。宗教信仰即使被现代科学证明是错误的，人们也不会弃之如敝。因而福山得出结论，“在我们认知的人性上，类属典型的人类情绪远比理性或外形重要”。[4]215
第一，人的社会性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学说是西方政治学思考人性的重要路径。自然状态既是人们解释正义和政治秩序的起源，又是探讨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基础。福山认为“讨论自然状态，其实就是讨论人性的手段和隐喻，用来建立政治社会应予培养的各级人性美德”[8]26。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构想作为人类原初的自然状态，形成了众多观点各异的“自然状态”版本，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观点。福山认为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洛克、卢梭不仅在生活背景和年代差距较大，而且观点迥异。亚氏认为人类天生是趋向于城邦的动物，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后，本已内生的社会性获得发展的外在条件。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对自然状态的构想都假定人最初并不具有社会性，社会性是人们为了实现单凭个体无法获得的某种欲望而后天习得的结果。福山秉持新生物学人性论更加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从生物遗传学的视角认为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状态和人性的理解更接近事实。由于自然状态就是一种完全剥离了文化遗传的自然人性，因而灵长类动物学的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显示，人类出现的数百万年以前，合作就存在于生物界。黑猩猩和人类染色体具有99%的重合性，灵长学家和生物人类学家喜欢用黑猩猩研究人类的早期行为。德瓦尔的研究发现黑猩猩具有与人相似的情感和社交行为。福山据此认为，“人类不仅把自己组成家庭和部落，而且组成更高级的群体；他们具有让这样的群体存在下去所必需的道德美德”[9]212-213，这是人性使然。通过考察生物学演化进程，福山认为人类从来没有作为隔离的个体而存在，社交和融入亲戚团体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生物现象，人类的社交性是天生的，不是后天教育的结果。[8]34那种认为人类最初是相互隔离的观点不仅低估了人类既存的合作，更误读了其中的动机。通过考察现实政治现象，福山发现在现代社会获得发展的不是人的社会性而是个人主义。他认为现代政治经济行为的核心是个人主义，我们发明的相关制度克服了人类最自然的群体本能。“从个人主义角度理解人类动机，有助于解释今日美国商品交易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活动，却不是理解人类政治早期发展的最佳途径”[8]30。
第二，包容适存性、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是人类合作的预设。[8]30亲戚选择是基于生物学上的基因。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提出包容适存性原则，认为“有性繁殖物种的个体，对待亲戚时是利他的，利他程度与它们分享的基因呈正比”[8]30。因而除非遇到强烈的惩罚，人类把资源分配给亲戚是自然生物欲望的外在表现。互惠利他是不同于亲戚选择的一种合作形式。经济学博弈论模型中“以牙还牙”策略一直被证明是稳定可靠的，然而人们博弈的过程中还存在其他策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罗伯特·艾克塞罗德（Robert Axelrod）用进化博弈论对个体如何克服自私的基因而互惠合作进行了研究，使我们对合作的起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互惠利他不同于市场交换的互惠，前者类似礼尚往来，互惠交换的时间和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后者则是即时交易，并严格遵循等价交换。互惠利他产生的关键是人们预期将同某人或某些人长期交往，人们交往过程中的欺骗和诚实行为将被铭记，因而此时以诚相待就是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福山用人类的这一特性解释政治秩序与衰败理论。他认为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的产生是基于人们自利的要求，人们发现这些制度可以作为保护自己和家人利益的工具，人们在自利的基础上与他人合作的要求使政治结社具有必要性和合法性，摆脱家族制建立现代政治制度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同样是由于人类天生具有袒护亲友的倾向，这种倾向如果没有遇到足够的限制会一再重现，福山称之为家族制复辟或新家族主义。如果制度没有跟上环境的变化就会发生政治衰败，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都是人性自然倾向在现代政治秩序中复辟的结果。
综上所述，一方面福山以新生物学的论据构建了其人性基础。从与人类染色体基本一致的黑猩猩的社交行为中推断人类天生是趋向城邦的动物，从人类基因共享的程度推断包容适存与合作的可能，从大脑的边缘系统和新皮层结构推断出人类情感先于理性而存在，从人类灵长类祖先的暴力行为推断人类的暴力倾向；另一方面福山又从人类的道德选择自由、宗教自律、赏善罚恶的正义评价体系等方面证明道德人性的存在。福山的双重人性论之间本质上是“手段—目的”式的关系。新生物学人性论是手段和基础，既证明了人性的存在又为抽象的道德人性论提供了科学依据；而道德人性论是福山人性论的目的和归宿，是其核心关怀的落脚点。在福山看来，任何政治理论必须是基于人性的理论，违反人性的政治制度是难以长久生存的。虽然福山依据X因素极力主张政治道德主义的人性平等价值，但是人类基因的天生不平等与政治人性的平等主义诉求仍旧存在明显张力，国家和政府成为解决此张力的重要手段，因而人性与政治发展息息相关。
人类从古希腊以降就开始探讨人性在人类行为中的相对意义。西方哲学中，虽然柏拉图曾以性善的哲学构建理想王国，但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人类自私与有罪的性恶论便长期占据主流。然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对人性更多持积极的态度，人性本善是儒家学说的人性基础。虽然荀子也曾提出性恶说，但是荀子所指涉的人性恶的对象并非全体人类，而是被统治者。因而荀子的性恶说与西方思想家的理解有较大偏差。依循传统中西方两条不同的人性假设路径，形成了人治与法治、中央集权与分权制衡的不同政治设计。一元化的人性假设与制度设计在政治实践中逐渐暴露出弊端。“人治+中央集权”的模式导致专制与官僚主义，“法治+分权制衡”的模式造成低效与政府执行能力的缺失。福山的人性论超越了一元人性论的善恶之辩，“天使+魔鬼”般人性推进了对人性复杂性的认识。如果说福山的人性论的贡献仅限于此，那么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毕竟已经有学者阐述过类似的观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谈到冲动评价的辩证法时，提出性善与性恶的双重看法，他认为：“直接意志的各种规定，从它们是内在的从而是肯定的来说，是善的。所以说人性本善。但是由于这些规定是自然规定，一般地与自由和精神的概念相对立的，从而又是否定的，所以必须把它们根除。因此又说人性本恶。在这个观点上，决定采取上述任何一个主张，都是主观任性。”[12]黑格尔对人性的理解是深刻的，但他的认识仍旧停留在思辩层面，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福山依托现代生物自然科学研究的新进展，不仅为“性善”与“性恶”探寻到科学依据，而且大大拓展了传统人性研究的范围，合作、理性、情感、规则、因果关系的解释也被纳入到人性的范围之中。进而从人性中去探寻政治发展的趋势和内在规律，推进了政治科学和政治发展的规范研究。伯恩斯曾如此评价福山的人性论：通过缩小政治生活的范围，使那些能够导致真正理性生活的问题独立于政治生活。他的理论试图加强而不是推翻扼杀正统的后现代思想，揭示了现代社会对“人”理解的不足，指明了那些被现代拒绝的前现代的理性主义。[13]
第四，人具有抽象和理论的能力，可以基于理性的心智模型探究事物的因果关系；与此同时，人类又偏爱在神秘、非凡的力量中寻找因果关系，为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奠定基础，也成为凝聚社会的又一重要源泉。[8]43智力和认知力是人类区别猩猩和其他动物的关键，语言使抽象和理论的心智模型成为可能。如果心智模型将事物的因果归于某种抽象概念，宗教便得以产生，从而使合作更加广泛和深入，也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难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途径。
使用云天化镁立硼复合肥+四全水溶复合肥的示范田与对照田比较，前期长势明显，中期病虫害少、落果少，后期肥劲长、不脱肥、着色好。云天化示范田与其它品牌对照田相比，同等的气候条件下，示范田樱桃亩增产28.5kg，增产率达8%。这表明，使用云天化系列化肥可以显著提高该地区樱桃的产量。
第七，“人类天生具有暴力倾向。”[4]166-167福山从对人类灵长目祖先的观察中发现，他们天生会对同类施加暴力，暴力并不是后天习得的。人类从祖先那里继承的好战特性促成了人性中智力、交际能力和其他与合作相关的特点。人类好战的特性使群体间的竞争随之开始与升级，进一步刺激了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更高层次的合作。为了控制和转移暴力，人们用制度规范行为，政治制度便应运而生。
“没有一个永久的、跨历史的标准，即如果不讨论人性，历史显然也无法讨论，更不用说讨论‘世界普遍史’”[7]157。把人性放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并据此预测政治发展趋势是福山整个政治理论框架的起点。
第五，“人类天生喜欢制定和遵循规范或规则。”[8]431人类具有认知能力，知道如何克服“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困难，制定规则限制个人的行为选择，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因而人类建立规则的倾向是实现高效集体行动的最佳选择。
第八，人性在“天使与魔鬼之间”[4]224-225。福山推崇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信仰新保守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人性论上却有着独特的看法。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深受十八世纪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蜜蜂的寓言”的影响，认为人具有伪善的、自私自利的本性，然而吊诡的是这种追求私人利益的自然本性却意外地达成了公众的共同利益。“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一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立论基础。保守主义学派受休谟怀疑论的影响对人性持悲观的态度，强调人性中邪恶、自私、暴力等等缺憾性。例如，福山导师亨廷顿的权威政治发展理论是以尼布尔的人性假设为基础的。作为基督教神学家的尼布尔认为人是有罪的，人类的罪恶源于生活中受到的“诱惑”和由此产生的“焦虑”，而“焦虑”又是“骄傲”和“情欲”的源泉。[11]福山并不完全认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保守主义关于人性的假设。他对纯粹的经济理性提出了批判，他认为人性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人性是善恶的结合体。他依据进化博弈论提出“任何社会都既有天使，又有魔鬼。更确切地说，构成社会的人同时既有天使般善的一面，也有魔鬼般恶的一面，善与恶的比例孰大孰小，则取决于各方所得报酬多少。也就是说，是能够合作的天使得到的报酬多，还是投机取巧的魔鬼得到的报酬多。”[9]225面对天使与魔鬼混杂的世界，人类最佳的应对方案是具有敏锐的认知能力和赏善罚恶的评价体系。洛克曾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出著名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白板说”，主张人先天的心灵没有任何标记如同一张白板洁净无暇，感念和意识完全是人类后天习得的结果。福山反对洛克的“白板说”，认为人脑是一种专门模件，是人类早期为了应对特殊环境需要而形成的，因此大脑先天包含解决环境造成问题的固有知识。心理学家的“沃森实验”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即“人脑有一种特殊的、进化了的，负责解决‘囚徒之困境’这类社会合作问题的功能”[9]229。
第三，人类具有渴望获得他人认可的自然倾向。福山认为人的本性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人类具有无限可能性，或者文化能够征服人的自然本性塑造人的偏好并且整个文化界限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那么就不会存在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制度，就可以实现人类的“完全满意”了。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与黑格尔的血腥战争都充满了暴力，都承认自我保存的本能是人类情感中最自然的、最强烈、最广泛的部分，但是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由主义人性观忽视了人的精神诉求。[7]174-181黑格尔的自由观是福山人性理论的认识基础。黑格尔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精神’依靠自身的存在，这就是‘自由’”，“‘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10]黑格尔的自由包括“他自己的本性、他周围的自然环境及自然法则”[7]169。显然，在黑格尔那里，霍布斯式自我保存的要求不足以诠释人的本性，人之为人的本质表现为具有道德的自由选择能力，“通过甘冒生命的危险，人可以证明他能够逆反他最强烈而且最基本的本能，即自我保存的本能”[7]169。自由主义无法解释人们放弃更高的经济利益而从事社会公共服务的动机，更无法解释那些冒生命危险为实现国家利益的行为。福山在“历史终结论”中提出经济并不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唯一推动力，“为承认而斗争”以及从他人那里获得基本尊严的渴望也是历史发展的两驾马车之一。这种观点被人类的本性所验证。在黑格尔看来，人类不仅仅寻求经济目的，也不仅仅满足于物质繁荣；他们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柏拉图所谓的“气魄”决定的，即灵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寻求尊严的被承认。[5]27黑格尔的主奴二元论是福山“获得他人认可欲望”的理论依据。黑格尔认为主人和奴隶是在冒着生命危险的血腥战争中的不同表现来区分的。能够战胜自己生物本性的，以生命代价证明自身自由的成为主人，而那些因对死亡的恐惧而服输的成为奴隶。主人获得了奴隶的认可而部分满足了其欲望，成为比奴隶更加符合人性的人。奴隶虽然贪生怕死，但是也有自由理念。他们通过劳动实现对自然的驾驭，在驾驭自然的过程中理解自由理念。无论是主人还是奴隶都具有驾驭和被认可的欲求，不同之处在于主人直接享受自由，而奴隶心怀自由的理念。由此可见，抛除经济利益之外人类政治活动的驱动力便是自身价值被他人认可的欲望。随着政治制度的发展，认可的要求从个人传递至政治制度。政治统治和制度获得认可的需求就是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合法本身允许政治权力的实施。获得认可的欲望是克服个人和政治变成简单经济自利的堡垒。[8]41-43
三、福山的双重人性论评价
根据甜瓜幼苗的生育特性[5]、种植经验和幼苗期的划定,记录各个处理的物候期[6]:出苗期、子叶展平期、一片真叶期、二片真叶期、三片真叶期、三叶一心期,共6个时期。
虽然福山的双重人性观弥补了当前研究不足，但是笔者认为他对人性的思考仍有仓促不成熟的痕迹，用人性论证政治理论时还存在诸多矛盾。
第一，既静止不动又变动不居的矛盾人性。一方面，福山认为“获得认可的欲求”是人类的最高欲求和最根本的人性，一旦“获得认可的欲求”得到满足，人类便“别无他求”。换言之，人类本性“获得认可的欲求”得到满足后将呈现静止的状态，自由民主制度便是静止人性的“终点”。另一方面，福山曾以“民主和平论”论证自由民主制度优越性。他认为“历史世界”秉持现实主义原则，相信实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因而战争成为常态，而“后历史世界”是非战的世界，善于运用“文明”的手段解决冲突。宾德尔曾尖锐地指出福山论证“历史终结论”遇到的困难：一则不能解释市场表现的不成熟；二则不能解释由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而引发星球大战的内在邪恶。[14]宾德尔的批评不无道理，究其原因要归结于福山政治发展观的人性矛盾。福山认为自由民主世界内部人们原本的“获得他人认可”和暴力的本性不是消耗殆尽就是找到除战争之外的其他发泄渠道，由此他不得不承认民主国家和平共处“不仅由于它压抑了人攻击和暴力的本性，而且还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本性本身”[7]298。显然福山的“民主和平论”是基于变动不居的人性观。按照福山的论证逻辑，“民主和平论”本身就是违背、改变和压抑人性的结果。既然“民主和平论”违背人性，那么自由民主政治秩序也非人性最佳归途。如此看来，要么是福山的人性错了，要么就是自由民主政治秩序错了。
第二，人类优越意识与平等意识在其双重本性中难以调和。在自由民主社会，人类“获得认可的欲求”具有两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即追求统治的“优越意识”和追求无差别对待的“平等认可”，二者的矛盾在福山的“最后之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福山曾批判左翼运动存在人之本性的内在冲突，即平等之上的社会中的平等意识与对领导人个人崇拜的优越意识存在抵触，[7]344-345福山试图在自由民主社会中解决这一矛盾，即在政治领域中满足人们“平等认可”的需求，在经济领域中实现人们的“优越意识”。然而，福山刻意回避政治平等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张力，不可能实现后历史世界“最后之人”人之本性地充分满足，按照福山的逻辑至多是“不完整的满足”。回到经验世界，“特朗普现象”恰恰是二者张力的诠释。首先，人类对平等的追求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平等同样重要。美国特朗普总统的当选被视为民粹主义的复辟、中产阶级日益式微和政治衰败的表现形式。究其原因是数量庞大的拥有政治平等权的白人工人阶级对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表达不满并要求重新分配经济利益的结果。政治平等并没有使人们安于经济的不平等，而政治平等向经济平等的扩展又缩小了经济领域“优越意识”的地盘。其次，经济领域的“优越意识”不能替代政治领域的“优越意识”。在福山所谓的“后历史世界”中人类的欲求同样复杂而多样，并没有恒定不变的“主导欲求”。福山在“历史终结论”中曾以特朗普作为实现“优越意识”的范例，①原文以唐纳德·特朗普、赖恩霍尔德·梅斯纳和乔治·布什分别作为在商业领域、运动领域和政治领域实现“优越意识”的范例。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70.他没有料到二十多年后特朗普竟然“弃商从政”，成功竞选为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为此，福山新著《身份政治：尊严的欲求和怨恨政治》试图对诸多“特朗普现象”和民粹主义做出回应，他提出通过重新焕发活力的“信念式认同”整合身份政治，把渴望获得认可的欲望引导到建设性目标之中的构想。[15]即使如此，福山仍旧难以回避民主社会提供给后历史世界的人类“获得他人认可”的途径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面临极大考验的深刻问题。
第三，福山新生物学人性观与道德人性观之间存在张力。人性的道德意义使福山对可能改变人性的生物技术保持本能的警惕，并且试图通过政府行为保护人性。笔者认为福山至少存在两个问题。首先，福山的新生物学人性观是否真实存在值得怀疑。赫尔曾批判福山统计学意义上的人性之虚假性。他认为物种的各种特征不会自己平均分布，因此用单一的中间值或标准差来形容是有问题的。譬如血型就是典型的例子，人类的一般血型有O、A、B、AB等，无论哪两种血型之间都没有所谓的中间型。[4]177其次，福山用统计频率界定的人性特征是否值得保护令人生疑。譬如福山用非常长的篇幅讨论人类身高的变化规律，他分析了1500年到2000年主要工业国家不同性别的身高变化和2000年美国人身高分布的统计，证明基因是决定身高中间值的主因并说明统计学意义上的人性概念。[4]173-176在笔者看来，如果身高无关乎功能，这种“人性”根本无需兴师动众地“严加保护”。即使福山的统计数据和论证并无瑕疵，也并不能证明生物学上的人性必然具有道德意义。因此，福山还应该再详细区分什么样的新生物学人性值得道德的保护。
除辛北断层外，研究区内的断层级别稍低，延伸也较短，在沙三下亚段至沙四段形成了一些地堑和地垒。除X176西的南北向断层外，这些断层大都向下贯穿至沙四下-孔店组，虽然这些断层活动强度均较弱，断距10～50m，对沙四段沉积无明显的控制作用，但由于其切穿沙四下亚段的盐膏层，在断层活动期，仍可对流体起到断裂输导作用。
1）断层。左岸断层以NWW向为主，其中断层F14、F17、F18规模较大，斜切水垫塘。其他断层规模较小。
另外，福山并没有给予自由民主制度强有力的人性论证。自由民主制度要合乎人性和历史发展趋势就必须论证人类的欲望一旦发展到“最高层”将位于主导地位，其他所有的欲望都将退居其次，并且人类的欲望不会发生“倒退”，更不会相互矛盾。遗憾的是，福山的论证并不令人信服。首先，“获得认可的欲望”并非人类所独有。现代生物学家、动物学家的研究都显示动物之间的“战争”和争斗不仅仅是为了食物、领地、安全等生存目的，它们还会为了统治权而冒死争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动物和人类共同的生存法则。其次，精神欲望并不必然高级于物质欲望。福山用简单二分法划分人类多元化的欲望，精神欲求等于高级的、道德的、符合人性等赞美的词汇，物质欲求则是低级的、非道德的、动物性等贬低的话语。人类发展历史中，为了获得认可的征服战争从来不是什么卓越精神的最美写照，道德、高尚、高级、人性等华丽的词藻堆砌在血腥并暗含自私的征服欲求面前如同被过分美化的自拍照，不过是用来掩饰自己虚伪而令人生厌的真相。最后，即使实现了“获得他人认可的欲求”同样可能倒退到“低级生理需求”，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为何受到众人仰慕的高官仍旧会用腐败的手段满足“低级欲求”。
综上所述，福山仍旧没有真正理解人性与政治发展的复杂关系，特别是福山早期的作品用简单的一元论把人性与政治制度划等号只会模糊人类政治发展的方向。近年来福山的政治秩序论和身份政治论是他对人性反思的最新成果，有摆脱“人性决定论”的征兆。福山开始意识到人性的某些方面固然不能违背，但也不能让人性完全支配。现代政治秩序的建立就是某种程度上对人性的克服。人类克服趋向家人的自然倾向，以理性和规则为依据选贤任能，建立现代化的国家。也正是因为人性的自然倾向，现代政治秩序的建立并非一劳永逸，以家族制复辟为代表的政治衰败是人性的自然复辟，随时有颠覆现代政治秩序的可能。福山对人性复杂性的认识是值得肯定的，但与此同时使福山的论证落入了新的混乱之中。福山曾论证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如自由民主制度符合人之本性，因而不是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现代政治秩序是对人性自然倾向克服的结果，是更加高级和稳定的社会形态。按照福山的这一逻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恰恰克服了人类先天的亲戚选择与包容适存性，这种对人类生物本性的道德选择岂不是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和现代政治秩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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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7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9）03-0040-08
[收稿日期]2019-01-16
[基金项目]2018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8CDCJ18）；2018年度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QDSKL1801111）
[作者简介] 国 虹（1981-），女，山东青岛人，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高力克（1952-），男，河北盐山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思想史。
（责任编辑：邓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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