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统村落”是中国乡土文明的见证和乡村社会的载体，保护和发展传统村落是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资源与潜在力量。本文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阐释“传统村落空间”的文化意涵，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空间的演化过程，探索新时代传统村落空间生成实践的策略；具体围绕人类学的“主体性”“核心文化”“日常生活”等概念，提出坚持以“村民”为核心重构传统村落空间的构想。
关键词：全球化；传统村落；空间重构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传统村落年代久远，传统建筑、传统格局、历史风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完好，具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也是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与潜在力量，保护和发展传统村落对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阐释“传统村落空间”的文化价值，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空间的演化过程，探索新时代传统村落空间生成实践的策略。
一、传统村落空间的文化意涵
在人类学研究中，“空间”既指具体的物理(物质)空间，还指抽象的社会关系空间、精神空间。现代法国思想大师，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将“空间”视为“产物”，即“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首先，这是对“空间是与时间相对的一个维度”观点的驳斥；其次，说明“空间是不断生成的社会历史本身”的观点。他的“空间”不是“自在的”和“自为的”自然空间，也不是先验的精神空间，而是“具象空间”“空间表象”和“空间实践”三位一体的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元空间”[1]。法国社会科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把“空间”理解为“场域”，“场域”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空间，即“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作一个不同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空间”[2]。
区县级电视台不重视优秀人才培养，在制作电视专题节目时往往缺乏相应的奖罚机制，没有将地区优点以及特色体现出来，在节目题材选择上存在缺乏吸引力的状况，其所使用的多媒体技术以及相应的节目制作技术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宣传方式和制作内容上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根据上文“空间”概念的梳理，本文将“传统村落空间”界定为一个多重空间的复合体。即“传统村落空间”是一个由自然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公共空间构成的“复合空间”(或“一元空间”)。自然空间以生态环境为基础，主要由气候、土地、河流、森林、草原、动物等构成，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社会空间以人际关系、社会结构组成，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在生产、生活中需要和“他人”(个人或群体)合作，建立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彼此形成了短暂(或长久)的社会交往空间。文化空间构成的主体要素是“文化”，既有抽象性的文化，如《易经》讲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观察天道规律，认知时节变化，注重伦理教化的“文化”；又有和人衣、食、住、行、用相关的具体文化事项；文化的定义很多，最经典的是人类学家泰勒的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3]1，这个定义得到很多人的认可，深刻阐释了文化的内涵。公共空间是在我们生活中到处可见，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场、馆、学校、公园、村落、庙宇等。
作为一个多重空间构成的传统村落，“它是物质与非物质结合的、多元自然与人文因子所构成的多层次的、开放的、高度复杂的系统；这些制约因子本身不是独立封闭的个体，它们本身也是开放的小系统，这些小系统之间也存在多向互动的机制，如依赖性、制约性和互动性，而这些小系统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就形成上级层次系统的结构，它是制约传统村落文化发展的直接和根本的因素”[4]。因此，传统村落空间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具有学术讨论价值的学术空间。
“城镇化”也称“城市化”(urbanization)，指城乡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关系重新调整，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城镇数目的增多和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
对于乡村建设而言，进行村落空间的分类具有重要意义。科学的分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乡村建设中的村落空间。关于“传统村落空间”的分类，我们可以多借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的指导，他提出的“社会空间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用社会和历史来解读空间,又用空间来解读社会和历史,强调空间动态过程的实践性。台湾人类学者黄应贵认为空间既是属于社会文化现象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而又有其独立自主性或内在逻辑，空间的分类系统提供我们了解该社会的意象及关系型概念的文化意涵。
在人类学“结构—功能理论”分析框架体系下，“传统村落空间”是一个具备完整社会结构，具有独特社会功能的整体，“传统村落”和拉得克利夫—布朗描述的“安达曼岛”有很多相似的性质，“诸多制度、习俗和信仰构成了一个单一的整体或体系，左右着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与有机体一样，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同样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5]。就传统村落的“社会功能”而言，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村落是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潜在的旅游开发价值。传统村落年代久远，文化特色鲜明，自然生态环境良好，一向是许多“城市人”追求“田园”“牧歌”式生活的理想之地；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开发”如火如荼。第二，中国是农耕文明古国，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和重要载体，传统村落孕育着丰富的农耕文化，被认为是农耕文明的“活化石”。第三，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而言，传统村落则是广大村民积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一个村落是一个完整的小型社会，生活在村里的村民，他们在经济、文化、社会方面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秩序；在村规民约的制约下，村民共同生活、共同劳作，代代相传，形成良好的乡村社会道德风尚。第四，“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6]，传统村落是连接家族血脉、地域关系，传承族群文化的重要纽带，是广大城市人口、华侨华人、广大港澳同胞寻根问祖的归属地，一处院落、一座庙堂、一方戏台，几幢建筑、几件器物承载着人们独特的历史记忆，是浓浓的“乡愁”，是人们共同的精神寄托，是传统村落生生不息的“根”，要保护好传统村落，不能弃了根，忘了本，习近平总书记教育大家，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第五，中国边境线漫长，边疆地区散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传统村落，这些传统村落是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土安全的重要屏障，国家对边疆和边境地区的传统村落保护极为重视，边境地区每一寸土地的流失将会影响国家和领土的完整。
公平贸易有别于传统的贸易，它为弱势生产者和消费市场构建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贸易伙伴关系。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公平贸易的贸易方式在咖啡、香蕉、可可等行业有着很多成功运营的经验，国内的公平贸易的多在茶叶、少数民族手工制品等相关领域。公平贸易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发展理念和模式，是一种在谈判，透明化和尊重的基础上促进贸易合作的一种运动，目的在于改善小型生产者的地位，促使公共贸易更公平。
从人类学“符号—互动理论”来看，“传统村落空间”代表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具有深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象征意义。传统村落中的传统节日、民间信仰(如个案1)等既有“神圣性”，又具“娱乐性”。许多节日都与神话、传说有关。在祭拜的过程中，人们祈福、保佑，感受节日带来的快乐。传统村落中的古建筑、古树名木、器物等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象征性，这些古建筑、古树名木、器物在村民生产、生活的某一个时期起到过特殊作用，发挥重要价值。在文化被创造之初直接的功能就是实用性，随着时代的更替，通过祖祖辈辈口耳相传，这些古建筑、古树名木、器物又以故事、传说等形式被人们所记忆，成为村民生活幸福、社会美好的象征。
个案1：环州大村的“阿么特罗”崇拜。
“阿么特罗”，彝语谓之“女人变的石头”。很早以前，有一个姓张的彝族男子上山伐木种地，歇息时疲倦入睡，梦中一石女对他说：“我是你们的祖先，你快把我背到山顶上去，今后你们若无儿无女就来找我。”男子醒来果然见到石女，并自言自语道：“那么大的石头叫我如何背得动？”石女回答：“背得动，轻得很！”男人去背，果然如此。于是便往山顶背去，到现在的地点，石女重量倍增，无奈只好赶紧放下。再去背时，却无法挪动。突然，这石女大笑出声来。后来，张家人到此求子，果然如愿。周围人知道后，也纷纷前来求子，并灵验。(1)钟仕民：《武定环州大村彝族的石崇拜》，收入云南省社科院彝文研究所编：《彝族文化》，1990年，第98页。
综上所述，“传统村落空间”是一个多重空间的复合体，它的形成不仅丰富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内涵，而且是中国乡土文明的见证和乡村社会的载体，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全球化、现代化与传统村落空间的演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则是近年来媒体、学者、政治家等常常使用的词语。对于人类学来说，“全球化”不是同一化，而是“指人群、物品、资本、技术、信息、符号、观念等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和高速度的流动，所形成的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与频繁互动”[7]。
人类社会迈入21世纪门槛之际，“全球化”与“现代化”已成为风靡全球的话语。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各个地区的各种文化构成了一个相互冲撞、交流和互动的全球多维网络的图景。在这个全球网络中，每一种文化不再固定于一个地理位置上，而是在网络中做着不规则、不均衡以及不等速的运动。文化在空间上是流动的，在时间上不仅仅是被继承的，更是被创造的[8]。作为民间文化小传统的传统村落开始遭遇西方文化和城市精英文化大传统的强势冲击，逐步被纳入西方发达国家以及跨国公司所主宰的“世界体系”之中。不可再生的传统村落文化资源正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在这种局面下，处于弱势文化境地的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便成为严峻的问题。
当min{intervali}= 100τ,150τ,200τ时，若S→∞，根据式(21)计算的asp极限值分别等于0.5944,0.6072,0.6135，而图5(c)中的asp分别等于0.5946,0.6075,0.6139，误差小于0.0005，因此，图5(c)的仿真结果与定理2相吻合.
(一)从传统村落到“地球村”：全球化中的空间转向
我国的“城镇化”分两个时段：传统城镇化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2014年)；新型城镇化时期(2014年-至今)。
21世纪，我们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一个消费的社会，消费刺激了人们的物质占有欲，却忽视了精神的重要性。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文化正在瓦解，我们被卷入了生活深层的漩涡里。传统村落中广泛存在的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正在遭到破坏。村民加剧了与外界权力、利益集团的矛盾，逐渐淡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历史上，传统村落中广泛存在的邻里熟人关系、血缘人伦、宗族责任、礼俗教化等功能日趋衰微，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必需品由手工生产转为机械化生产。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哨口信、喊话等信息传递方式被电话、微信、QQ等通讯方式所代替，导致“村落共同生活方式和习惯成自然的种种文化规范的消失”[9]。
全球化引起了传统村落空间的转向：由有边界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向无边界的“地球村”。当然，笔者在这里说的“边界”不是地理边界，而是信息边界、人际交往边界。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开始崛起，世界被压缩为“地球村”。跨越疆界与“去地域化”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人、物的流动性增强，商业化开始向传统村落蔓延，许多传统村落因过渡商业化成了“空心村”(如个案2)。
个案2：走向商业化的玉湖村。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镇玉湖村是国家级传统村落和云南省首批乡村旅游特色村，近几年有很多外来商户来到玉湖村租赁民宅开展民宿客栈经营。据了解，这些外来商户出价高，不少村民就把老宅出租给外来商户，并出现了私自违规建房占地的情况，截至2017年6月，玉湖村一户两宅的有60家，一户三宅的有2家，已经圈地尚未建房的有17家，共计79家。到2018年年底就已经有47户商户通过出租宅基地经营民宿，还有不少外来商户来与村民谈租房办客栈[10]。
赵仙童道，好，酒吧那个唱流行歌曲的骚货、文化馆跳舞蹈的小青、报社跑广告的狐媚子眼、仙客来的大堂经理、城郊百花园的种花女人，你是不是都花过、都干过？
肺炎是一种临床上常见的疾病，主要由细菌和真菌感染引起[1]。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加剧，环境污染（雾霾、粉尘）常常会引发大量的呼吸道肺部疾病，严重的肺炎可能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尤其是小孩和老人[2-3]。近年来，细菌耐药问题日趋严重并威胁人类健康。目前，临床上抗生素耐药和滥用现象十分严重，已出现超级细菌，仅有几种抗生素对其有效[4]。因此，研究人员迫切寻找新的抗菌物质，开发新型给药系统提高细菌性肺炎治疗效果，减少抗生素耐药。
“核心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或一个村落的文化根基，与村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是能展现民族气质、集体性格，反映地方历史进程的根本性文化。“一个民族的核心文化存在，这个民族的文化根基就存在，如果根基消失了，那么这个文化就濒临消亡，即使传统建筑、服饰、歌舞还有保留，也无济于事，民族学、人类学者应该关注核心文化的研究与传承，而非一些视觉、听觉容易感受的表象的事物上(如民俗、建筑、歌舞等)”(6)材料来源于云南大学尹绍亭教授于2016年12月25日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做《中国西南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报告内容。(如个案5、个案6、个案7)。
物理这门学科与现实生活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时时刻刻将生活与课堂所传授的知识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去观察生活中的物理现象，运用物理的一些定理，规律等去体验观察生活的乐趣，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难题。
(二)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造城运动”
不仅如此，“传统村落空间”还可以划分为具体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等，这类划分在政府的村寨规划报告中较为常见，易于常人的理解，可操作性较强。乡村生产空间是以提供农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是人们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乡村生活空间是以农村居民点为主体、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的国土空间。乡村生态空间是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
在未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前，我们可以将传统村落想象为一个封闭的单元(“空间”)。村民大多处于“封闭”“保守”的一种生活状况。全球化正是打破这一格局的主要因素。
传统城镇化时期：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 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 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 867万人；乡村人口65 656万人，减少了12 585万人。(2) 参见国家统计局，2011年城镇化率达51.27% ,https://finance.qq.com/a/20120817/004782.htm。 冯骥才先生做过统计，“在21世纪初的2000年，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仅仅10年内减少90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11]。这组数据表明：自实施城镇化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人口不断增多；但乡村人口不断递减，传统村落数量大规模减少。
新型城镇化时期：政府已经意识到传统城镇化给农村、农民发展带来的诸多弊端。强调“新型城镇化将区别于传统城镇化的‘造成运动’，坚持以人为核心，以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抓手，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其本质是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城镇化建设”。(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2019年3月。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发展的矛盾一直存在，如何协调城乡发展的矛盾将关系到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的未来。下面我们将分析城镇化对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带来的诸多弊端。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许多传统村落被破坏甚至消失，传统村落文化传承面临严峻的挑战”[12]，直接表现为“城市的扩张，乡村的萎缩”，城镇化变成了“造成运动”。
第一，传统村落的物质空间遭到严重破坏，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消亡的压力(如个案3)。
个案3：常熟4村的古建筑日趋破败衰落。
随着传统村落空间的不断演化，保护和发展传统村落是当务之急。那么，如何重构当代传统村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文化传承空间？除了常规的要加强组织领导，制定保护政策，抢救性整修，改造和提升村落环境设施、制定立法等保护办法外，笔者认为，“传统村落空间的重构需要坚持以村民为核心”，并围绕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做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第二，村民土地被征用，变成了“失地农民”。突然没有土地可耕种的农民除了得到几套房子成为收租外，大量的村民无所事事，赌博、游乐成了打发时光的最主要手段。
个案4：陈家坝村的“小村落·大能量村落志愿联盟”。
幼儿教育是学生的启蒙教育，因此语言教师在这一阶段承担着很大的责任，而语言更是教师传授知识的重要渠道。在这个阶段，幼儿识字能力较差，所以教师便成了学习上的重要引领者。在幼教期间，教师需要格外注意自身的语言行为规范。同时，运用正确的语言教学方法对幼儿进行语言教育，充分利用此阶段学生模仿力强的优势，与幼儿相互配合，提高语言能力。
第四，传统的民间工艺、风俗节庆等被逐渐淡忘，文化传承人“青黄不接”，文化传承面临困难。
通过上述建立的渗流计算网格模型、定义的渗流计算参数以及设置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计算得出各工况的滑坡地下水浸润线，见图8和图9。
总之，在全球化，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国的传统村落空间正在不断演化，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资源要素也不断向城镇聚集，面临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城镇发展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文化遗产保护的长期性与地方领导迫切改变现状的急切性的矛盾等。
三、讨论和思考：如何重构当代传统村落空间
江苏省常熟市的李市村、吕舍村、沈市村和问村4个传统村落在传统风貌、街巷格局、历史建筑和自然人文等方面均各具特色，它们在农耕文明传承过程中逐步形成，凝结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反映了文明发展的进程，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应该进行系统、持续地保护、传承和利用，但由于缺乏有效保护，历史风貌已不够完整，传统建筑年久失修，日趋破败衰落[13]。
(一)确立村民的“主体性”地位，实现村民的“当家做主”
“文化是大众的，文化产生于大众，传播于大众，创新于大众，践行于大众”[14]。村民是传统村落的主人，是文化的持有者。传统村落虽然在政府的主持下进行保护，但传统村落文化创造、传承、保护的主体不是政府、企业或者村落外的其他人，而是当地原住民。因此，传统村落文化的重构不应该是政府自己唱独角戏，而应该鼓励当地人积极参与，尊重他们的文化选择，培育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冯骥才先生说：“保护传统村落最重要的是看当地的村民热爱不热爱自己的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的消费社会，我们往往忽视了我们的文化正在瓦解，我们则被卷入了生活深层的漩涡里。”(4)冯骥才：《古村落保护不能“万村一面”》，中国新闻网，2019-06-24。因此，当地村民对自己家园、文化的热爱才是成功的关键(如个案4)，需要唤起和提高老百姓对传统村落空间的保护意识。
第三，年轻人进城务工，留守老人、儿童较为普遍，传统村落成了“空心村”。城镇化让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成为城市建设中的产业工人，他们有意识地接近城市的生活方式、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只剩老人、儿童，传统村落成了“空心村”。
位于三峡竹海风景区的陈家坝村，是往来游客的必经之地。每到旅游旺季，游客遗落的垃圾严重影响村落环境。陈家坝村落理事长鲁有朋号召村民开展“小村落·大能量村落志愿联盟”行动，组织村民对全村公路沿线、重要河流河道进行卫生清理。通过公益创投、授牌表彰等方式，激发群众自觉改陋习树新风，现在的陈家坝村焕然一新。“今年村里召开庆‘三八妇女节’大会，300多人参加，会议结束后，会场没落下一片垃圾”。65岁的徐祖望说。(5)夏静：《湖北秭归：“幸福村落”建设带来幸福生活》，人民网,2019年7月1日。
由此发现，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真正确立村民的“主体性”地位，唤醒村民的“文化自觉”，实现村民的“当家做主”才是村落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的关键。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报告“文化：城市未来(2016年)”中提出的“人、地、政策”三因素为分析框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眉山市政府组成专家项目组，对眉山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进行实地调研，同时结合其他地区案例，总结出的12条经验，其中就是围绕“促进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农村发展”展开的[21]。坚持以“村民”为中心的传统村落保护，遵循了传统村落文化产生、发展、传承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二)围绕传统村落“核心文化”重构，打造传统村落文化特色
由此可以看出，过渡的商业化将会导致许多“传统村落”演变为“空心村”“客栈村”。原住民与外来商人在生存资源的竞争上处于劣势，开始出租自己的老房屋，进城务工，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则外迁至更接近城市的小区另买新居居住。受商业化的影响，传统村落中以原住民的“生活”为基调的村寨社会格局和文化习俗逐渐发生变迁。
个案5：基诺族的“卓巴文化”。
基诺族最重要的文化是“卓巴文化”，卓巴文化被称之为基诺族的文化瑰宝。什么叫卓巴？就是村落的第一头人，是村落的最权威，如果卓巴还存在，还具有权威，那就好办，基诺族的文化就不会消亡。为什么？因为卓巴在，作为文化圣地的卓巴房在，卓巴房内的神鼓在，基诺族的文化秩序就会正常运转。鼓是神灵的象征，卓巴是一切仪式的统领者。逢年过节，祭祀和生产仪式都要先在卓巴房举行，于是，随着仪式进行的过程，创世史诗、族规礼俗、歌曲舞蹈等皆整合于其中，老人们虔诚作为，少年儿童耳濡目染，这就是核心文化的功能，这就是传统最有效的文化传承方式。所以说卓巴文化是基诺族的核心文化，只要这个核心文化存在，基诺族的文化根基就存在。如果根基不在了，那么这个文化就濒临消亡，即使传统建筑、服饰、歌舞还有保留，也无济于事。(7)材料来源于云南大学尹绍亭教授于2016年12月25日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做《中国西南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报告内容。
个案6：侗族的“鼓楼”文化。
市场经济的诱惑下，踩线，雷同，烂俗等题材片层出不穷，《宝宝不哭》取材王宝强与前妻马蓉的离婚事件，满足网友的恶趣味；僵尸题材影片在院线电影难过审，在互联网大环境下，僵尸题材影片层出不穷，《僵尸归来》、《阴阳先生》等影片一拥而上，烂俗雷同层出不穷。
12月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公布了一份《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披露了该公司高层变动的信息。
侗族的鼓楼属于侗族文化中的核心文化。侗族村落中凡有特殊事情或有庆典，需要集合全寨人民时，首领款首就登楼击鼓，号召全寨民众齐聚鼓楼共同商议全寨大事，即使是现在，鼓楼因位居侗族村落中心位置，且地势平坦，又成为村民日常休闲和节日聚会的场所[15]。
个案7：彝族的“毕摩文化”。
“毕摩文化”属于云南省环州大村彝族的核心文化，该村彝族诸多的民俗活动都要举行祭祀仪式，而这些祭祀仪式需要在“毕摩”的主持下进行，所以毕摩在，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就不会立即消亡。(8)材料来自2017-2018年笔者对云南省环州彝族大村的田野调查。
因此，围绕传统村落“核心文化”重构，就是守住了村落文化的根基。此外，各个村镇的“核心文化”代表当地的特色，围绕“核心文化”重构可以避免了村镇之间的相互“克隆”，减少“千村一面，万屋一貌”的现象。
(三)围绕村民的日常生活逻辑重构，促进传统村落文化“活态性”传承
日常生活是村民习以为常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日常生活既包括工作，也包括闲暇。在人类学家看来，一个村落里的村民杂乱无章的日常生活背后，隐藏着自己的一套生活逻辑，“无序的混乱暗含着无限，在其中没有实现过任何模式，但是它形成模式的潜力是无限的”[16]。概言之，无序中是可能存在有序的，这种有序也就是村民的日常生活逻辑。村民耕作的日常生活逻辑通常是一套传统的生产观念，比如“二十四季气”。“在现实的个人存在和个人发展中，‘工作—闲暇’关系总是以矛盾的方式历史地表现出来”[17]。我们只关注工作，不关注闲暇，都不能理解村民日常生活的整体。村民的闲暇，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劳动分工和社会体制中的位置反映出来，闲暇的规律固然也隐藏于其中。
村民的日常生活逻辑对于传统村落的重构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数千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但许多村落出现了“空心化”的问题。当地的老百姓在村落里找不到继续生活下去的资源，在村落中没有了“工作—闲暇”的资本，于是离开村落进城务工，把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赚了钱再拿回去，一部分原因就是传统村落建设打乱了原有村民的日常生活秩序，导致村民的日常生活出现了问题。于是，需要帮助村民重新理顺日常生活的秩序。
那么，怎样进行具体操作和实施？首先，要完善传统村落公共文化设施，促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设施既是村落文化生活依托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传播的主要阵地。而许多传统村落文化设施普遍欠缺，严重影响了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和再造。其次，发展现代传媒，净化传统村落文化传播环境。在村落文化传播的内容方面，要更新观念，坚决阻止不文明行为，不健康生活方式，不良价值观的传播，从整体上净化村落文化传播环境。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要积极利用好媒体向村民宣传各类科技文化知识、生活常识，传递相关实用信息和文化服务信息，进行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发展现代媒体在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创建功能。在现代化、信息化社会里，传统村落公共文化设施和现代媒体既是传统村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村民展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平台，要积极完善村落文化设施，提高现代媒体的利用价值。
(四)重塑乡村旅游发展观念，避免传统村落的无序开发
根据当代国内乡镇建设规划方案，谈乡镇保护和建设，首先想到的是“旅游开发”。笔者在上文分析了旅游开发对传统村落保护造成的一些弊端，那么，是不是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进行旅游开发？当然不是。当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受“模式化”开发理念的影响，导致许多乡村旅游出现雷同化、同质化、商品化，原有的村落文化被肢解、异化和歪曲。吸引不了游客，也保护不了文化，整个开发过程是无序的。
基于我国国情,城市社区依然是老年人居住的主要场所,社区居家养老是我国养老的主流,因此,研究在社区养老设施的基础上引入医疗服务功能,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社区中医养结合的实现,重点在如何解决引入医的问题,医比养的服务更专业,医只能依靠专业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提供．鉴于目前医疗资源的紧缺,笔者认为医养结合需要通过下列3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通过整合利用社区医疗资源如社区医院、诊所、医疗服务中心等医疗服务功能;二是依托周边社区医院或大型综合医院，通过依托、引入等方式获取医疗服务;三是通过与综合医院或专业性医院合作等途径获取医疗支持或帮助来实现．
乡村旅游开发，需要重塑乡村旅游发展观念，国家需要建立对传统村落开展旅游的审批机制，对于列入保护名录的传统村落，应向国家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审批通过后才能进行旅游开发。同时，应制定专门的旅游管理规定与监督制度，强化日常监管，做好实地保护。并对村民进宣传教育，启发村民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价值、保护内容与方法等方面的自觉。对于已经列入保护名录，但保护不力的传统村落，可以实行退出机制。
式(1)和式(2)中,cj,k为尺度系数;dj,k为小波系数;分别表示在h0和h1两点之间插入的2j-1个零。在重构公式中,g0(k)和g1(k)分别为h0(k)和h1(k)的对偶基。
旅游开发还需要要注重“差别化发展”，走“文化特色旅游”路线，旅游开发不是为了迎合外来游客而改变自身气质，而是凭借和发挥自身独特气质和传统生活方式，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要依托传统村落特有文化资源(如民族博物馆、民族艺术团、特色节日、传统手工艺等)打造民族文化体验地，综合利用生态农业、河流、森林等优良自然风光，开展一条以农家乐、生态农庄、生态旅游区为主的“绿色”生态旅游路线。
尽管体育传播中的媒介奇观是由大众媒体铺陈的，但这也离不开对体育这种天生具有传播特质事物的认识。体育即媒介，体育以一种媒介的状态生存着，这一理论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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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ontheReconstructionofTraditionalVillageSpace
LI Xing-jun
(CenterforStudiesofChinesSouthwest’sBorderlandEthnicMinorities,YunnanUniversity,Kunming,Yunnan, 650091,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the witness of lo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arrier of rural society. In the new era, protecting and develop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and potential force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rough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s theory and method, this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plain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Space” and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spa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based on specific cases and to explore the strategy of traditional village space’s re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combine with specific concepts such as “subjectivity”, “core culture” and “daily life” in anthropology and proposes the idea of reconstructing traditional village space with “villagers” as the core.
Keywords: globalization; traditional village space; re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2019-06-30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2019sy030)资助成果。
作者简介：李兴军(1990-)，男，云南楚雄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民族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5-0070-07
[责任编辑：吴才茂]
标签：村落论文; 传统论文; 文化论文; 空间论文; 村民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5期论文; 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2019sy030)资助成果论文;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