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吕氏春秋》所涵盖的思想领域非常广大，其中就有对用人问题的论述，具体包括重视人才，以礼待贤、礼贤下士，给人才以优厚的待遇，用人之长、不求全责备，任人唯贤、公正无私，用人不疑、放手使用等用人之道。这些用人思想的产生，究其原因既离不开当时社会大变革的影响，又是对诸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得益于秦长期开放的用人传统。《吕氏春秋》所阐述的用人之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今天更好地选人、用人仍有着积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吕氏春秋》；用人之道；吕不韦
《吕氏春秋》的主编者是战国末年的秦国丞相吕不韦，由其组织门客编撰而成，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统一后的秦国提供治国方略。该书二十余万字，包括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一百六十篇。书中以儒家、道家思想为主，同时，融合墨、阴阳、法、农、杂、兵众家的长处，形成了涉及领域广，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历史、科技等方面的理论体系，可以说是“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1]2510其中就有关于用人之道的论述，不乏真知灼见。对《吕氏春秋》的用人之道进行探析，不仅有助于对其时历史的认识，而且对当代人力资源管理亦有借鉴意义。
1 《吕氏春秋》用人之道的内容
在《吕氏春秋》一百六十篇文章中，关涉人才问题的就有三十余篇，几乎占五分之一，这在先秦诸子中是绝无仅有的。其对先秦的人才思想作了总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吕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人才思想著作。《吕氏春秋》中有不少地方谈到用人问题，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要对人才的重要性给予充分认识。统治者能正确地使用人才，其前提是在思想上要对人才的重要性给予高度的认可。《吕氏春秋》认为人才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它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圣，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2]359统治者得到了人才的佐助，国家就会出现安定的局面，君主也可以获得好的名声；若失去了人才，国家就会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君主的名声也会一落千丈。人才依靠自身的知识、能力而成为社会上有影响的人，他们常能影响民心的向背。“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2]212这就是说，统治者只要能把人才纳入麾下，就能得到民众的拥护，从而获得城池和土地。
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君主都是因为有人才的辅佐而最终成就一番事业的，如“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汤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2]381正因为人才与国家的兴亡盛衰有关，也是君主建功立业的重要条件，因此，作为明智的统治者，应该把求得人才作为治国之本。“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2]163
第二，要善于鉴识人才。认识到人才对治国的重要性，并不一定就能得到人才，首先需要知道谁是人才，这就要有好的识别人才的方法。为此，《吕氏春秋》设计了“八观”“六验”“六戚”“四隐”的识人之法。
第六，要用人之长，不求全责备。《吕氏春秋》指出：“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适。”[2]308“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2]45任何事物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优点和不足，人也不存在十全十美者。“人伤尧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号，禹以贪位之意，汤、武以放弑之谋，五伯以侵夺之事。由此观之，物岂可全哉?”[2]308“神农、黄帝犹有可非，微独舜、汤。飞兔、要褭，古之骏马也，材犹有短。故以绳墨取木，则宫室不成矣。”[2]286就连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武这样的圣人也存在着被世人非议的地方；作为千里名马的飞兔、要褭也有马力不足的时候；如果用墨斗的直线来衡量木材的话，那就很难找到合格的树木，宫室就难以建成了。因此，“以全举人者固难，物之情也”。[2]308如果用十全十美的标准去举荐人，那就举世难寻了。
资管新规对理财产品的冲击主要来源于取消刚性兑付的规定。一方面,“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这一新规定，说明保本理财将彻底退出市场，目前这一块的规模在7.37万亿元。另一方面，通过 “金融机构对资产管理产品应当实行净值化管理”这一新规定，能够采取摊余成本的封闭式产品仅有一小部分，这样一来，非保本理财的稳定高收益光环就会消失，投资吸引力也逐渐降低，最终产生非保本理财规模萎缩的情况。另外，作为银行理财重要投资途径的通道业务也在资管新规中被重新定义，也对银行发行理财产品的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吕氏春秋》认为，统治者要想招揽到人才并加以任用，本身需要有较高的道德素质。“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归之也，若蝉之走明火也。”[2]341只有统治者自身是贤明之人才可能去任用人才，“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2]215-216
所谓“六戚”，就是“父母兄弟妻子”，看他家庭人际关系能否处理好。“四隐”，就是“交友、故旧、邑里、门郭”，[2]31看他跟什么样的朋友交往，能否与邻里和谐相处。
既然每个人都有长处，也有短处，那么作为明智的统治者就应该“假人之长，补己之短”，[2]45“权而用其长者”。[2]310要善于发现人才的长处并加以恰当使用，使每一个人才都能有发挥才能的机会，做到人尽其才。如果不能正确地对待人才的优缺点，眼睛只盯着他们的缺点和毛病，吹毛求疵，求全责备，就很难发现人才，即使得到了人才，最终也会导致人才的流失。“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2]310
结合北京市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构筑“三道防线”保护水源的思路，将东半壁店小流域划分为村镇及产业生态治理区、农田生态保护区和沟渠生态修复区三个区域，按照污水、垃圾、厕所、沟渠、环境五同步治理思路，分区防治。
良好的沥青路面平整度能够为道路使用者提供更好的行车环境，同时还有利于路面排水，该指标同样是路面施工需要严格控制的重要指标之一[3]，本文根据现行规范《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JTG E60—2008），采用3m直尺对试验段沥青路面平整度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如表5所示。
《吕氏春秋》主张有了好的识才方法，如果没有善于识才之人，那么人才也很难被发现。“今有千里马于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于良马也，相得则然后成。”“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贤者也。”[2]100这就是说，如果千里马离开了善识马的良工就无法发挥作用，同样，没有察人识才的贤者，人才也难以被任用并发挥才能。《吕氏春秋》还进一步指出：“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2]381有了伯乐，就能得到更多的千里马；有了欧冶，就能铸造出更多的宝剑；有了圣人的辅佐，就能得到远超千里的土地。可见善察人者对于贤才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这实际上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有识贤之人来运用好的识贤之法，就能得到人才。
一般有才之人往往都恃才自傲，轻视爵禄，刚正不阿，“有道之士，固骄人”。[2]193如果对其轻视、冷漠，就会失去他们，“人主之不肖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作为明智的统治者，应有容人的气量，“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士所归，天下从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适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2]193这实际上要求统治者以礼待士，给各种人才以应有的礼遇，使他们能够施展才华，实现抱负。
第三，要广博深远地去搜罗人才。《吕氏春秋》认为世上的人才并不多，也不容易被发现，“天下虽有有道之士，国犹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2]215这就需要统治者开阔视野，广泛搜求，才不至于有所遗失。“士其难知，唯博之为可，博则无所遁矣。”[2]197“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务博也。”[2]176那么，怎样去“博求”呢？《吕氏春秋》提出：“故欲求有道之士，则于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于得之矣。”[2]216作为统治者，要想得到人才，就需要踏遍广阔的地域，敢于深入到偏远背僻之处，进行艰苦的挖掘。只有通过这种“极远极劳”[2]359的访求，才能获得人才。
纪律督查组负责督查各工作组履行职责情况；督查各乡镇及成员单位值班值守情况、重点工程巡查值守情况，以及包保责任、岗位责任、各级防指命令和防汛工作纪律执行情况。指挥部各工作组根据职责分工做好日常工作，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各有关成员单位必须抽调专人办公。
（118）南亚异萼苔Heteroscyphus zollingeri（Gottsche.） Schiffn.余夏君等（2018）
(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四，要以礼待贤，礼贤下士。《吕氏春秋》认为，统治者想要把人才聚集到自己的身边，让他们发挥应有的才能，就要有礼贤下士的态度。“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2]163就像不能善待千里马，千里马必不能行千里路一样，若不以礼对待人才，不仅难以聚集到人才，即使有人才，其才智也难以发挥。
《吕氏春秋》举了几个谦恭待士的例子：尧不以帝王之尊而接见平民善绻，“北面而问焉”。为什么尧给予善绻这样的礼遇？是因为“善绻，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骄也”。[2]194周公旦作为周朝掌握实权的人物，能够深入民间，“所朝于穷巷之中，瓮牖之下者七十人”。齐桓公听说小臣稷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就亲自前去拜访他，结果一天去了三次都没有见到。随从们认为：“万乘之主，见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见，亦可以止矣。”[2]195齐桓公却再次登门拜访，终于见到了小臣稷。魏文侯去拜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2]195以上这些人，正因为他们均能以礼待士，所以才成就了一番事业。
石灰活性对硬硅钙石纤维合成的影响规律可由溶解-吸附理论进行阐释。在初始阶段，随着环境的升高，石英粉和石灰开始溶解，由于石英粉的溶解度较低，石英粉颗粒表面会吸附溶液中的Ca2+形成一层CaSiO3水化膜，而后由于扩散和迁移作用，水化膜内部颗粒的逐渐溶解，同时硬硅钙石纤维开始形成。因此，在硅质原料活性不变的条件下，硬硅钙石纤维的合成速率和反应程度主要取决于石灰的活性。石灰活性越高，Ca(OH)2的溶解速率越快，溶液中Ca2+浓度越高，硬硅钙石纤维的合成速率也越快。因此，石灰活性越高，合成的硬硅钙石纤维晶型越好。
采用9种已知辣度的辣椒红果果实，建立应用电子鼻评价加工型辣椒果实辣度的方法，所用辣椒果实取自山东省青岛农业大学辣椒栽培基地(见表1)；应用所建立的辣度评价方法分别检测11种辣椒红果及辣椒绿果，检测的11个辣椒加工基地的原料见表2。将试验材料于常温、避光保存，待测定。
《吕氏春秋》还把统治者能听得进不同意见，鼓励人才大胆直言劝谏，看作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为其直言也”。[2]364统治者敢于听直言，人才就会积极建言，“贤主必自知士，故士尽力竭智，直言交争，而不辞其患”。如果统治者不喜欢直言，实际上就是不尊贤，就会堵塞言路，给国家带来灾难。“不闻极言，则奸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则无以存矣。”[2]367“不深知贤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2]154
第七，要任人唯贤，公正无私。《吕氏春秋》认为统治者在选用人才时，必须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去掉私心杂念，坚持唯贤是举的原则。它盛赞尧、舜能以国家的利益为大，不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子孙，而以贤者作为后继人。“尧有子十人，不予其子而授舜，舜有九人，不予其子而授禹。”[2]10并高度评价了祁黄羊推举与自己有仇的解狐担任南阳令，举荐其子祁午担任国家尉的做法，认为这种“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2]10的举动，就是因才而举、公正无私的表现。
所谓“八观”“六验”，就是“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2]31即是说，在其通达时看他行什么样的礼，在其成为达官贵人后看他举荐什么样的人才，在其富裕时看他养什么样的人，听他的话看他是否能落实在行动中，看他业余时间有什么爱好追求，在其学习时听他都说了些什么，在其穷困之时看他是否能不接受不义之财、是否不做不义之事。让其兴奋看他能否坚守一种信念，使其娱乐考验他是否邪僻不正，使其发怒看他是否有自我约束力，使其恐惧看他是否有坚定的意志力，使其悲哀看他是否能振作、奋起，使其受苦难看他是否有大志。“八观”“六验”即对一个人在各种不同境遇下的表现和行为进行观察，来了解其品德、志向、学识、才能。
《吕氏春秋》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以“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去考察人才的话，那么，“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2]31通过这样全面、严格考察出来的人才，就是真正的人才，可以放心任用。
在预防气象灾害时还应加快气象监测网站的建设进程，通过科学、合理、先进的气象监测网站为农业气象服务奠定良好基础。通过气象监测网站做好农田小气候观察，不断促进农业农村气象监测预报能力，不断促进自动气象服务网络的建设和完善，在每个乡镇一级气象灾害频发的地域建立自动气象站，不断促进气象监测站网络的完善。
第五，要给人才以优厚的待遇。《吕氏春秋》主张统治者除了在礼节上尊重人才外，还要在物质生活上尽最大可能给予他们较高的待遇，并通过豫让的例子来说明给予人才物质待遇的必要性。晋国的豫让曾奉事过范氏、中行氏，当范氏、中行氏被智伯所灭时，豫让竟毫无报效之心，不仅没有为其报仇，反而转身投靠了智伯。然而当智伯为赵襄子所灭后，豫让宁愿忍受巨大的痛苦，不惜毁坏容颜，冒着生命危险伺机刺杀赵襄子替智伯报仇。为什么豫让前后的行为有着天壤之别？豫让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夫众人蓄我者，我亦众人事之”，“国士蓄我者，我亦国士事之”。[2]140这就是说，给予人才的待遇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积极性的发挥程度。因此《吕氏春秋》认为，尽管国家有大小的区别，物质财富有厚薄的差异，但是如果统治者能认识到人才的意义，那么即使物质财富匮乏，也会尽可能给人才提供较好的待遇，以保证其生活和工作。所谓“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贤者”。[2]196
《吕氏春秋》认为，不管是何种出身的人，只要他有才能，就应该被推举出来加以任用。秦穆公任用百里奚的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公孙枝对百里奚的才能非常赞赏，得知他在楚国为人放牧的消息后，就用五张羊皮将其赎回，并把他推荐给秦穆公，希望对其加以重用。秦穆公认为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赎回的，如果委任其官职，恐怕会被天下人耻笑。公孙枝解释道：“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忠也。君为明君，臣为忠臣。彼信贤，境内将服，敌国且畏，夫谁暇笑哉？”[2]176最终秦穆公听从了公孙枝的建议，委任百里奚以要职。这个故事说明在任用人才时应该把能力摆在第一位，至于出身则无关紧要，对待人才正确的做法是唯才是用。
第八，要用人不疑，放手使用。《吕氏春秋》说：“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不与智者议之也。”[2]251既然任用了人才，就应该相信他们。《吕氏春秋》通过例举宓子贱机智地使鲁君信任自己而大治亶父的故事，来说明君主信任人才是其能有所成就的重要原因。宓子贱就任亶父的行政长官，他担心鲁君听信谗言，不能推行自己的治理措施，于是请求鲁君派身边的两个官员一同前往。到了亶父，地方上的官员都来拜见，宓子贱令那两个官员作好记录。官员正要书写时，宓子贱就在旁边不时摇动他们的胳膊肘，他们因此没有记录好。两个官员回到京城把这一情况向国君作了汇报，鲁君听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派人告诉宓子贱说：“自今以来，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亶父者，子决为之矣。五岁而言其要。”宓子贱得到国君的许诺后，“乃得行其术于亶父”，[2]283把亶父治理得井井有条。《吕氏春秋》用这个故事告诉统治者，上级如果对下级的工作过多地加以干预，势必会妨碍下级积极性的正常发挥，工作也很难干好。要想让下级做出成绩，就应该给予他们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让他们有一定的自主权。
2 《吕氏春秋》用人之道产生的原因
在《吕氏春秋》的多个篇章中均谈到了用人问题，可以说有丰富的用人思想，这些思想的产生，究其原因既离不开当时社会大变革的影响，又是对诸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得益于秦长期以来开放的用人传统。
第一，当时社会变革的客观产物。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逐步确立的时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广泛使用，使得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土地国有的井田制为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新兴地主阶级迫切要求取得政治权力。于是他们向奴隶主贵族发难，展开夺权斗争，鲁三桓专权、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就是集中体现。
战国初年，各国的新兴地主阶级虽然均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但奴隶主旧贵族的残余势力还很强大，诸侯割据混战仍然在激烈地进行着。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并能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扩大势力，保持既得利益，各国新兴地主阶级掀起了内容广泛的改革运动。各国变法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改革选官制度，即以“选贤与能制”取代依靠血缘关系选官的“世卿世禄制”。从此人才的重要作用被摆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谓“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徙”，[3]65“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4]204“得士者强，失士者亡”[5]2865已成为各国有为之君和政治家的共识，他们纷纷招贤纳士，争取天下人才，“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养士之风盛极一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1]2510孟尝君“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1]2354信陵君“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1]2377人才成了最宝贵的社会财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社会风尚。《吕氏春秋》一书的用人思想，正是这种社会大变革的产物。
第二，对诸子认识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战国时期“正处于伟大的社会变革时期，封建制刚确立，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阶级关系出现了新变动，因而不同的阶级、阶层都要寻找自己的代言人。他们对宇宙万物提出种种解释，对社会变革的现实发表不同的看法，还设想出改革时弊的各种方案，这就必然出现观点各异的诸子百家。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相互间进行激烈的争辩，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6]129
在诸子们丰富的思想中就有关于用人问题的论述。如墨子认为“夫尚贤者政之本”，[7]54把任用人才辅政提高到立国根本的地位。他指出，国家拥有人才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政治的好坏，“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7]49墨子反对根据出身血统用人的“亲亲”原则，提出选拔人才担任官职要完全以有无能力为标准。他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7]52要根据人才不同的能力授予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官职，“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7]56为了使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管仲提出了任人唯长的主张。他说：“明君之举其下也，尽知其短长，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贤人之臣其主也，尽知短长，与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于正，则百姓男女皆与治焉。”[8]566孟子提倡尊贤使能，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9]58他以“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9]253为例，建议统治者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到社会下层去发现人才。荀子认为，统治者想要建功立业就必须重视人才，“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10]171主张破除贵贱等级观念，以道德、能力来选拔人才，“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10]170韩非子将用人之术概括为“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11]620就是根据官职的需要来选择人才，对其进行岗位实绩考核，使名实相副。《吕氏春秋》正是充分融合了诸子的这些思想成果，择善而从，并将以发展的。
第三，与秦国长于用人的优良传统相关。春秋前期的秦国还是一个地处偏僻的西方小国，东面有晋国的威胁，西面遭戎狄的骚扰，被关东诸侯看作是戎狄之邦，不允许其参加中原的盟会。面对如此窘境，秦穆公尽力招揽人才以求富国强兵。他派人从楚国用五张羊皮赎回年已七旬的百里奚，拜为上大夫，委以重任。百里奚又推荐了好朋友宋国人蹇叔。秦穆公还利用由余与戎王的矛盾，从西戎招来了由余，待以客卿之礼。又从晋国引进了颇富才干的丕豹、公孙支等人。正是由于缪公“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1]2541-2542
“缪公以后，秦国历任的二十多代君主，都不同程度的因袭和发展了秦穆公的人才政策，吸收外来之士，委以重权重任。”[12]24秦孝公为了寻得能主持改革的人才，发布“求贤令”，在魏国遭到冷遇的商鞅应募而来。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战国时期最为深刻的变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1]2542从而使秦国发展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惠王对魏国人张仪委以丞相重任，并采纳了他提出的“连横”策略，派其游说各国，拆散东方六国的“合纵”，“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1]2542秦昭王先拜从魏国来的范雎为客卿，后又任其为相。范雎帮助秦昭王“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并提出了先从韩、魏开始，逐步兼并各国的“远交近攻”策略，“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1]2542秦王嬴政采纳了楚国人李斯提出的用金钱贿赂六国大臣、离间其君臣关系的计谋，“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1]2540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军事进攻。李斯的另一个重要功绩就是上《谏逐客书》。由于韩国水工郑国的间谍身份被发现，秦王政在宗室大臣的鼓动之下下令“逐客”。李斯冒险上书劝谏，在上书中回顾了客卿在秦国发展历史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认为选用人才应着重考察其智慧与能力，而不应关注其籍贯，指出“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1]2545秦王政被李斯的见解说服，废除了逐客令，从而使秦国避免了用人政策的一次重大失误。“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1]2546
秦国能由一个落后的小国发展成为一流强国，并最终消灭了关东六国，统一天下，结束了春秋战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穆公以来的多位秦君执行了广开才路、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吕氏春秋》的用人思想，即是对秦国历史上善于用人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总结。
当然，《吕氏春秋》中能包含大量的用人思想，与书的主编者吕不韦自身对人才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吕不韦利用丞相的身份，“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1]2510将大量人才招致秦国，其中不乏杰出者，如著名政治家李斯就曾是吕不韦的舍人。很难想象，一个对人才漠视的人会在其著作中不厌其烦地谈到用人问题。
3 结语
《吕氏春秋》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兼容诸子思想精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用人思想，目的是为秦统一全国、治理天下服务。
学界普遍认为，由于吕不韦在与秦王政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迫饮鸩自尽，因而《吕氏春秋》必然会受到秦王政的冷落，其所阐述的用人思想也不会为秦王政所重视。这种观点有失偏颇。翻检史书可以看到，统一前的秦王政是非常善于用人的，全中国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几乎都汇集到了秦国，秦王政重用他们、信任他们、依靠他们，一扫六合，最终成就了统一天下的大业。[13]秦王政在用人上的做法，我们不能否认其受到《吕氏春秋》用人理论的影响。只是统一大业完成后，秦始皇将《吕氏春秋》的用人之道抛弃了。史载：“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1]258秦帝国的灭亡可以说与秦始皇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态度有着极大的关系。
《吕氏春秋》所论述的重视人才，以礼待贤、礼贤下士，给人才以优厚的待遇，用人之长、不求全责备，任人唯贤、公正无私，用人不疑、放手使用等用人之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深得其益，他们或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或在理论上进一步发挥，从而对时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时至今日，《吕氏春秋》所提出的颇富真知灼见的用人之道，对于我们更好地选人、用人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吕不韦.吕氏春秋[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
[3]张清长，王延栋.战国策笺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4]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詹子庆.中国古代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7]墨子.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
[8]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孟子.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0]崔文恒.荀子评注[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
[11]韩非子.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2]李树喜.中国人才史稿[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13]郝建平.秦始皇用人之道刍议[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4（4）：97-101.
On the Way of Talents Employment ofLü’s Commentaries of History
HAO Jianping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Baotou Teachers,College,Baotou 014030,Inner Mongolia,China）
Abstract:Lü’s Commentaries of History covers a wide range of areas of thought,of which there are enumerations on how to employ talents,including the emphasis on talents,treating the talented with courtesy,respecting the talented,and offering generous treatment to the talented,employing the strengths of the talented,not seeking perfection from the talented,meritocracy,impartiality,not showing suspicion to the appointed talents,and letting go of their employment.The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and study of these employment ideas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great social changes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oughts of the elites.At the same time,they also benefit from the long-term open employment tradition of the Qin Dynasty.The road to employment elaborated byLü’s Commentaries of History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and still has a positive referential value for us to choose and employ people today.
Key words:Lü’s Commentaries of History;way of talents employment;Lü Buwei
中图分类号：B2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14（2019）05-0008-06
收稿日期：2019-06-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4XZS015）；包头师范学院“专门史”一流学科建设项目（2016YLXK002）。
作者简介：郝建平（1966—），男，内蒙古四子王旗人，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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