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良知”概念，是中国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从孟子“良知、良能”到王守仁“致良知”的心学兴盛,及王门后学对其的发展,再到牟宗三继往开来的“良知坎陷”理论的开展,无不表现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魅力。作为“新儒学”的代表，牟先生“良知坎陷”之说，以其独特魅力亦或“挑事者”的身份掀起了一次次理论回应。
关键词：良知；良知坎陷；牟宗三
降清国力衰败，西方列强蛮横，中华民族身心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打击。随即，西学汹涌，冲击中国之文化血脉。近代以来，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等为代表的“新儒家”便是在此西强中弱的历史环境下，继往圣之学，强民族羸弱之身心。其“新儒家”一派大都持“大人”之心，仰望万古星空，徜徉来去之河，力图开辟出一片“新外王”的大天地，撑起国之脊梁，力图弥补中华文化之短板。牟先生作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承继新儒学一派，展望中西，有鲜明的特点，使其成为当代国内外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其“良知坎陷”之说，更是以其独特魅力亦或“挑事者”的身份掀起了时代之下一篇篇的理论回应。
一、“良知坎陷”的发生和发展
“良知坎陷”又称为“良知的自我坎陷”，在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视域下，亦可称为“良知的自我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上的自我完善与补足。“良知坎陷”的概念，最早发表于1947年的《王阳明致良知教》上篇：“吾心之良知亦须决定自己转而为了别……成为自己之所统与所摄。”[1]28鉴于先生所言，有学者认为牟先生之“良知坎陷”即是良知之心自我“坎陷”，自我而转为分别心，与物为对，由能识到所识，而认识到物物之理，成就真知之识[2]74。此理所出，是为了解决在“致良知”中“致知疑难”的问题。“良知”大体，“坎陷”何为？于此，学界有学者又对“坎陷”一词进行界定，有学者认为“坎陷”溯源于《周易》坎卦，曰：“初六，习坎，入于坎陷，凶。”[3]所谓“坎陷”，即是“上下回落而复其初”。在这个视角下，以“曲折”之意确明“良知坎陷”之意，有学者便言“良知坎陷是良知天心，通过自我的曲折而下落成为认识心”[2]74。而后，切合历史背景，学界学者认为牟先生的“良知坎陷”在50年代的基础上，在心性之学之上开出民主与科学，继而深化，延展出牟先生对本有思考的两层存有论的哲学深思。譬如山东大学的易宏熙认为，牟先生“良知坎陷”说的发展历程，可分为提出阶段，是“能识”“所识”的探究上运用的概念阐发。发展阶段，是牟先生对历史文化本根思考后的再深化。晚期的成熟阶段，是在对佛教与康德哲学的深思后，对理论的深化而建构两层存有论体系[4]。可见，先生之“坎陷”发微深矣，愈久愈新。
二、“良知坎陷”的起点
欲探求牟先生“良知坎陷”的心意起点，自然应该着落于“良知”之上。着落于“良知”的基础上，自然应回望阳明之学。按此逻辑，学界中便有人批评牟先生之“良知坎陷”不过是离异于阳明之“良知”矣。有的学者甚至用牟先生的话来评判他的“良知坎陷”不过是阳明“良知”下的“别子他宗”。那么，牟先生的“良知坎陷”是否真的是“良知”下的“别子他宗”呢？
牟先生在《王阳明致良知教》中讲到：“吾心之良知决定此行为之当否，在实现此行为中，固须一面致此良知，但在致字上，吾心之良知亦须决定自己转而为了别。”[1]27-28基于此，笔者试想浅析阳明之“良知”何以然，由此溯源牟先生之“良知坎陷”的发端起点。
其次，教师除了在平时对学生进行鼓励以外，还要让学生自身形成良好的自我鼓励模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鼓励自己，树立良好的自信心，并勇敢的投入到英语口语学习挑战中。学生的自我勉励对于提高口语交际能力有着极为重要的功效，教师应当让学生正确面对口语学习的过程。此外，教师还可以在平时，多去了解学生，通过谈心的方式，引导学生突破心理困境。
文章的标题“柏拉图的真之学说”很容易让人觉得海德格尔要对柏拉图那里的“真”做一番系统的研究。但是海德格尔一开始就区分了“科学的知识”和“思想家的学说”：
显然，“致良知”是普通人很难达到的。甚至于“良知”，也不是那么能轻易琢磨的。观牟先生所言，笔者认为他是要讲“致良知坎陷”。这是牟先生基于那个时代下，为了解决当下之疑难而“理性之构架表现”，是一种基于认识论上的建构。牟先生提出“良知坎陷”时，可以说是一个凋零而又浴火重生的时代，时下民心破碎，正是需要一剂强心针来振奋整个民族之心，牟先生这批新儒家也是为此积极探索。挖掘传承之价值，赋予时代之特色，用于时代之天下，正是牟先生这批人所要做的“为天地立心”。阳明之“良知”，不只是指道德本体，这一点显然牟先生是细微体会过了的。在“良知”需要那个意识心去表现之细微处，阳明之学不是没讲，但却一笔略之。所以牟先生说：“此自是知识之问题，而为先哲所不曾措意者。然在今日，则不能不有以疏解之。”[1]24观先生所言所做，正是为了打开那条开阔的知识道路，正是在“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下，细致地去处理那个“良知”认识的问题。
牟先生之“良知坎陷”自始发，可谓是饱受非议，赞扬者有之，批判者更甚。对于牟先生所讲：“吾心之良知亦须决定自己转而为了别，此种转化是良知自己决定坎陷其自己。”[1]28批评者多论评牟先生：良知坎陷之无必要，因为良知自然呈现，良知本然就有发微之动力，自然无需坎陷；基于西学与中国历史下的：内圣不能得到外王，良知又何以坎陷出了别；良知坎陷的无力，不能坎陷出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自然，圣人“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内圣自然不必坎陷，而自然呈现外王。然以此来批评牟先生之“良知坎陷”没有必要，实则是有些过于偏颇。总观牟先生之“良知坎陷”，便能明白其“良知坎陷”是上能达圣，下则通外王。不是一种单边的，而是一种双向的意志。
牟先生之所思所想，观其话语便能得知一二，细细体会，便能明白其用心之良苦。“良知坎陷”下的整个体系构建，正如学界有学者对其评价所言：牟先生“良知坎陷”非是单一层面之论，实有认识、历史文化本根和存有多元之浑然一体论。其思想理论的发展，是对存有论的综合性思考，还表现在“道德实践”上的内在絜炬。“良知坎陷”存在着对本体根源的探求及实现现实世界的思想纠结。
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中的“大人物”，是“良知”的集大成与开拓者，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极富传奇与魅力。然其学术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儒道佛三家学之极深。黄宗羲说他“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6]。在传奇的龙场悟道后，阳明确立了他一生的学术宗旨——致良知。
因此，笔者认为，牟先生之“良知坎陷”的发心起点，是切合阳明之“良知”，而又在阳明之“良知”上赋予时代鲜明之特色的，欲要构建出一套“良知”于意识心表现之细微处的体系。可以说，就是在认识论上的内在构造和外在分解。
“良知”最早记载于《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5]对于这不需要“学”和“虑”的“知”“能”，似乎指对先验必然。由此，对于良知良能，学界有人便解释为道德心性的天赋。表示人不学而知的知是知非的能力（对于此种解释笔者认为不尽然，在这不做过多讨论）。学界对“良知良能”解释颇多，总的共识便是“良知良能”之概念确出于孟子。
三、“良知坎陷”的归宿
“良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阳明在其“四句教”上已充分解释。“四句教”言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即是于善恶而言，在那个心之体上，也就是在那个本体层次上是没有对立的，是没有善恶的。阳明有言至善是心体，非是指“善恶分离对立”，而是无分别，真正清净本来的“天地万物一体”，所以在本然上是无有善恶的。然“心即理”“吾心便是宇宙”，在那个一体的“良知”本体下，由于意识心的发动，又或者说“习性”遮蔽，因而在体用上善恶是明确的，即是有善有恶意之动。比如“说谎”在本体层次上本无“对立”的善恶，但在体用上“杀人”在“合理合法”的环境下便是善的，在“违法违理”的环境下便是恶的。而知善知恶是那个因为没有觉悟到本心，没有成为一体，而使得自我成为私我与外物。而在欲求“能所识”下，那个自我所发的意识心上那刹那的纯粹体悟一体明觉。阳明说：“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7]所以，良知便是那个虚灵明觉，是那个知善知恶，是那个能通达绝对者的直觉。用牟先生的话说，就是“天心”“形上心”。
学校体制机制改革，本质上是在讨论学校自主权问题，如何分配、赋予及运用，才能将学校办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各位校长对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认识与思考及他们的办学经验吧。
牟先生就“科学”谈及：“道德理性虽曰实践理性……然诚心求知是一种行为，故亦当为道德理性所要求、所决定。”[8]56显然科学之道不离异“天心”所括。先生又谈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则是属于客观实践方面的，其与道德理性的关系当更显明。”[8]57观牟先所言，便能明外王之所显为内圣之自然趋势，这种趋势不仅是客观实践上的现行，还可“直接作用在成圣贤人格”。
牟先生讲：“在实现此行为中，固须一面致此良知，但在致字上，吾心之良知亦须决定自己转而为了别。”[1]于此，笔者认为牟先生在此是领会了阳明“良知”之内涵的。“但在致字上，吾心之良知亦须决定自己转而为了别”，牟先生在强调“致”上，为什么格外提出那个“转而了别”呢？显然，牟先生是认识到了那个“天心”“天理”，然打通那个“致”又是何其不易？若能轻易通透那个理，打通那个“致”，浑然那个“致良知”，则“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阳明为何又要讲为善去恶是格外，为何又要说平生所讲无非“致良知”呢？显然那个“虚灵明觉”所要的不仅是机缘去悟，还需要去“为善去恶”的体。基于此，牟先生才接着讲：“坎陷其自己而为了别以从物。物始能知物，知物始能宰物。”[1]28又说：“它复自坎陷中涌出其自己而复会物以归己，成为自己之所统与所摄。”[1]28所统与所摄的统一，正是主客的合一，是更深体悟的“知行合一”。有分别而后了无分别，并非说是A到B，而是B里有A，是层次上的不同与合一。
Alyn谈到从事天文摄影要做许多计划，才能保证在正确的时间到达地点。他选择了没有月亮的夜晚，去一个深夜会有低潮的地点。Alyn的手机上有一整套app（参见13页）可以预先准备，规划出大致行程。
再纵观牟先生之思想发展，可知其“良知坎陷”的最终目的，并非单单只是为了开出“科学与政治民主”。学界学者认为牟先生之思想深受康德和佛教“一心开二门”思想的影响，是其在知体明觉之中突破超越的分离，圆融相即的转出内化的识心之我执。本然上还是圆教义理。
“一心开二门”之法门，起初由《大乘起信论》加以系统地阐释，“一心”指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二门”指心灭生门和心真如门，牟先生亦曾言：“佛教《大乘起信论》言一心开二门，其实中西哲学都是一心开二门。”[4]依牟先生所言，佛教和西方之学实质是一样的，不过“方言”不一样罢了。你说“智慧”，我说“sophy”而已。康德所说的智思界就是心真如门，康德所说的感触界即是心生灭门。于此，便更能清晰地了解牟先生“良知坎陷”的意志。
治疗组及损伤组小鼠治疗前M D A水平（64.18±9.04 nmol/mg）（63.51±8.29 nmol/mg）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正常小鼠（35.47±4.16 nmol/mg），治疗组小鼠在治疗后MDA水平（43.86±8.22 nmol/mg）较治疗前（t=7.437；P=0.000）明显下降，且明显低于损伤组治疗后（65.18±9.21 nmol/mg），但仍高于对照组治疗后。
“致良知”的不易，从而开辟出于“良知”表现上的细微的“良知坎陷”的认识建构。在通达外王的路径里反思内圣，明了“良知”，去除“识执之心”，直觉到那个“无善无恶”。可以说牟先生所做，是在统摄“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用最容易的办法“知识”，为大众开辟出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下通外王之末端，上达内圣之圆满，虽是双向，然是同一的意志。“良知坎陷”是在不断“坎陷”自我，这种“坎陷”不仅构建出了知识何以能的细微，还上升到通达“圣贤人格”。如先生言：“人虽有限而可无限。”这“良知坎陷”的最后又岂是止于表面，同时延展的双向意志，最后外在的尽理通达内在的综合，再并于“一心”上的超越，终究那个“绝对者”，才是“良知坎陷”的最终归宿。
参考文献：
[1]牟宗三．王阳明致良知教[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
[2]白欲晓．“良知坎陷”：牟宗三的思想脉络与理论开展[J]．现代哲学，2007（4）：73-79．
[3]高亨著．周易古经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242．
[4]易宏熙．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7．
[5]孟轲．孟子[M]．杨伯峻，杨逢彬，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0：230．
[6]黄宗羲．明儒学案[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181．
[7]王守仁．传习录[M]．孙爱玲，译注．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191．
[8]吴兴文，主编．牟宗三文集 政道与治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作者简介：张塬铃，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实习编辑：邹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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