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鉴于全国已解放大城市接管过程中的教训和西北野战军在接管中小城市中的缺点，西北局决定成立西准会，专门负责接管西安的各项准备工作。西准会成立后，为接管西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调查西安情况、研究城市政策、调训接管干部、草拟条例办法及其他准备工作等。这不仅保证了西安在较短时间内顺利实现政权更迭，而且迅速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道路，为整个西北地区的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经验借鉴。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西准会的工作也存在局限和不足。
关键词：西准会；接管西安；习仲勋；贾拓夫
解放战争后期，在西北野战军战略进攻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接管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接管西安的筹备工作就摆上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下简称“西北局”)的议事日程。为做好接管西安的各项准备工作，西北局决定成立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准会”)。后随着5月20日西安解放以及5月24日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办公，西准会结束其历史使命。从1949年3月1日成立，到5月下旬撤销，西准会存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为接管西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有关西准会的相关情况，《西安解放》《西安解放档案史料选辑》《解放西安》《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西安卷)》《习仲勋文集》(上)等文献汇编披露了一些基础史料，《中国共产党西安历史》(第二卷)、《贾拓夫传》对西准会作了一般记述。但总体上来说，目前成果尚停留在史料层面，还没有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西准会的成立背景、主要工作及成效、局限性及原因作以梳理与评析。
大学生群体将成为我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在高校中推广民族体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地方体育局与当地的文化部门，可在高校内部举办民族体育文化展览会。在这一活动中，各项体育运动的形式与文化内涵都将得到全面的展示。并且高校可通过这一契机，邀请学生成立民间体育社团。并为该社团提供训练场地、教学指导以及赛事组织等配套环节。通过这样的方式，民族体育文化将在我国校园内得到更好的传播。教育部门也应当参考其他体育项目，为民族体育特长生制定加分政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教育部门先要制定考核标准，并为学生提供对应的教学指导。通过这样的方式，民族体育将在我国校园内得到更高的关注。
一、西准会成立的历史背景
接管城市前的准备工作，是接管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西北局鉴于全国已解放大城市的接管经验和教训，以及西北野战军在接管西北较大城市时存在的缺点，决定成立西准会，作为负责接管西安准备工作的专门机构。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全国胜利奠定了巩固基础，西北城市的解放指日可待。在这样的形势下，1949年初，西北局开始考虑西北城市的接管问题。1月17日，西北局书记兼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习仲勋在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做《关于接管城市的问题》的报告，认为“随着革命战争胜利发展，我军此后将要继续解放更多的城市，其中包括若干中等城市和较大的城市。我们必须准备接管这些城市。”因此，此时提出接管新解放城市的问题“是十分必要和适时的”[1]110。在报告中，习仲勋根据中共中央接管城市的政策方针和西北地区的工作经验，系统阐述了接管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提出要事先组织接管机构，认为“必须有统一的接管机构……这个组织应事先组织好，随同攻城部队进城，从准备攻城到入城都要有周密的准备和布置”[1]111。
习仲勋之所以提出要事先组织接管机构，是借鉴已解放大城市的接管教训，以及对西北野战军接管西北中小城市缺点的总结。首先是借鉴已解放大城市的接管教训。到1948年底，中共已相继解放并接管了石家庄、济南、长春、郑州、沈阳等大城市，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接管城市经验，比较典型的代表是“石家庄经验”和“沈阳经验”。特别是“沈阳经验”，接管人员创造性地总结出“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管方法，中共中央将其作为成功经验转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为接管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尽管如此，时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在《接收沈阳的经验》的报告中对接管沈阳准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沈阳接收工作，准备时间非常仓促。东北局于十月二十七日决定军管会人选，抽四千新老干部，由陈云率领接收几个大城市。二十八日开动员大会，说明政策，规定纪律，从哈尔滨动身。只在路上开了几次会，十一月二日战斗结束，即进沈阳城”[2]374。有了仓促接收沈阳的经验教训，陈云对于接收大城市必须做好干部准备工作有了深刻的认识，认为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建议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准备“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管各大城市。”[2]379陈云的建议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1948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批示：“你提议各区要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甚对，已告华北、华东、中原及西北在接收和准备接收大城市中即作此准备。”[3]其次，西北野战军在接管个别中小城市的具体实践中，也存在缺点。如在宝鸡不分公私地查封所有钱行，没收邮包中的洋瓷碗，在凤翔乱动教堂的罐头、咖啡等，习仲勋认为“这些在经验缺少和准备不足的当时也是难免的”[1]110。结合中共中央的批示精神以及自身实践的缺点，西北局考虑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
曲靖市与文山州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协作机制 10月25日，曲靖市与文山州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协作机制。一是双方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信息沟通、情况通报制度；二是双方协调本地区有关部门和有关县（市、区），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必要的服务和适当的便利；三是双方着力维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四是适时交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做法和经验，共同促进民族工作的开展。
以城工部搜集的资料为基础，贾拓夫在《准备接收西安初步计划》中，提出编印四种材料：西安经济情况(包括财政、金融、工商、交通、后勤等方面情况)，西安政治情况(包括伪党、伪政权、伪三青团、特务机关及社会团体等情况)，西安文教情况(包括学校、社教、报纸、剧院、商店、广播台等)，西安市区地图。其中，经济情况已编印出刊，政治和文教情况正在编辑中。同时要求“继续从各方面搜集西安材料以补充和改正上述各项材料。这一工作，仍应由城工部及各主管部门协同进行”[4]43-44。此后，情况的搜集与编印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到4月底，党政方面情况已编好，文教方面情况正在编印中，财经方面又编印了两本《西安财经情况汇辑》和一本《陇海路沿线财经情况汇辑》[8]91。同时，从4月起，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开始刊登有关西安相关情况的介绍，包括城的沿革、城的大小、城门及街道、人口、饮水设置、工商业、集市及市场、市民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预算、人民团体、文化、教育、交通及重要交通机关等。中共关中地委城工部编印的《陕情汇报》也对西安的市场、工厂、学校等情形以及各阶层的生活等状况做了介绍。正是基于对西安情况的调查研究，西准会才能够有针对性地组织相应的接管机构，配备相应的干部，制定相应的接管措施和办法，为后来军管会按组织系统有秩序地接管西安打下了基础。
计划拟定后，需要有实施机构予以落实。2月28日，西北局常委会决定成立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进行调训干部、收集情况、研究政策、草拟条例办法及其他技术等工作。该会由贾拓夫、周兴、张经武、陈希云、赵伯平、王子宜、常黎夫、白如冰、惠中权、高士一、蒋崇璟、江隆基、喻杰、黄亚光、杨晓初、杨仁等16人组成，以贾拓夫为主任[6]。3月1日，西北局办公厅正式发出成立西准会的通知。随后，根据《准备接收西安初步计划》中关于西安军管会的组织准备及所辖工作范围，3月8日，西准会发布准字第一号，决定成立政务处、财务处、农林处、工商处、金融处、企业处、交通处、文教处、后勤处、公安处、秘书处、卫戍司令部、市委市府及群众团体，由王子宜、刘墉如、惠中权、喻杰、黄亚光、蒋崇璟、高士一、江隆基、陈希云、周兴、杨晓初、张经武、赵伯平分别负总责[7]51-52。至此，西准会组成机构及负责人员基本确定，使每一方面工作都有人切实负责、分头准备，为接收西安的准备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屌丝”流行文化也是社会原因在青年群体中的直接映现与投射。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使贫富差距加大，“屌丝”式的自嘲，就源于财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以及流行的择偶审美标准。许多青年面对的现实是：即使竭尽全力去奋斗，自己财富的积累与“高富帅”、“白富美”所拥有的基础与条件还是相差很远。所以，不难理解“屌丝”那种复杂心情的表达，既有对现实的不满，也有无力改变现实的无奈；既有对“高富帅”与“白富美”的羡慕嫉妒，也有对他们的不屑。
二、西准会的主要工作及成效
西准会在调配接管干部的同时，也在着手干部的训练工作。3月8日，西准会发出通知，提出干部训练先在延安抽调之骨干及各校去西安干部中开始，全面的有计划的训练等各地抽调干部集中以后再进行[7]52。然而，到4月7日西准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时，“除延大与西北党校外，其他机关及财校基本上尚未动手搞这一工作”。因此，会议要求“应即动手起来抓紧搞”[9]88-89。但是，此后由于受传达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机构干部未确定等因素的影响，“实际训练工作，亦多未有计划的开始”[8]95。向全国进军的号召发出后，时局发展非常迅速，负责接收西安准备工作的贾拓夫心急如焚，认为“如果时局有突变，大有赶不及的形势”。因此，他提出：“请西北局再作决定，各主管部门至少抽出一半以上干部，脱离本身日常工作来作准备接收西安工作。”“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并便于进行训练，应将延安、临汾两地准备西安干部极大部分配备一部分骨干和主要负责同志，于五月中，进到白水、宜君一带及大荔分区两地，并在那里实施训练。如有紧急情况发生，亦可随野战军入城，不误工作。”[8]965月5日，第一野战军完成对西安的半包围，接管工作更加紧迫。5月9日，西准会发出《关于集中训练接管干部的决定》，要求“所有准备接管西安的干部，一律于本月十五日以前离延移住同、耀一带，一方面靠近野战军，以便准时随同部队入城，进行接管工作；一方面争取半月时间(如无突然变化，半月时间是可能的)进行训练，使全体接管干部在过去学习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深入的、带专门性的学习。”[10]然而，形势的发展出人预料。就在干部集中之际，5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负责在前线指挥春季攻势的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阎揆要，“胡匪主力正向南逃，西安有不日解放可能”，指示“西北局本身及其所准备的接管西安的三千余干部均应立即出发向一野靠近，以便不失时机进入西安。”[11]胡宗南主力不战而弃西安，促使解放西安的进程大大缩短。在这样的形势下，接管干部基本上是一集中便随即出发，干部的集中训练工作基本上未能进行。总的来说，接管干部的训练工作是不充分、不全面的。大多数接管干部仅从编印的城市政策和报纸上刊布的相关内容，有粗浅的了解和概念认识，缺乏深入的理解；少数接管干部在小范围内接受过训练，但因各单位实际情况不一，训练程度和成效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全面的有计划的集中训练计划虽然拟定，但由于时局的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
在《准备接收西安初步计划》中，贾拓夫对接收西安的政策研究与准备工作作了详细计划。首先是资料的搜集与编辑工作，包括中央转来的各大城市接收经验、接收情况及各种城市政策的决定和指示，各解放区报纸刊物上公开的有关城市工作的各项条例、法令、决定、指示及重要消息，以及石家庄、太原等城市的接收经验等。其次是根据西安情况及各地接收经验、办法等，由各主管部门分别具体考虑与研究接收西安的各方面的具体政策、法令和办法[4]44。西准会成立后，即开展城市政策的研究与准备工作。实际上，西北局此时已经编印或制定了一些基本的城市政策可供参考。比如，西北局于1949年1月编印了《关于城市工作汇辑》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城市政策与工作》，刊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城市政策的相关指示，规定了城市接管的一些具体办法。在此基础上，西准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搜集和编印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及其他大城市有关城市接管政策的最新指示和经验，并根据西安实际，制定具体的接管政策和办法。如编印了《仲勋同志关于城市工作报告》《石家庄入城工作情况》《各解放区条例汇编》《西准会编城市政策经验汇辑》《城市常识》《西安接管入城纪律及注意事项》等，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还专门开辟了城市问题专栏，介绍城市政策。其中，《仲勋同志关于城市工作报告》明确了入城之初“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的三大任务，确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办法，系统阐述了接管城市的基本方针。基本方针中涉及到对旧的反动政治机构，旧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制度，工厂、企业、银行、邮电、铁路、医院等事业性单位，国民党官僚资本经济机构，以及旧的企业组织的具体接管方针，对接管城市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西安接管入城纪律及注意事项》按照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关于接管纪律的规定，涉及到包括遵守“约法八章”、遵守革命秩序、发扬艰苦朴素作风、爱惜和保护公共财产、保密防奸、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注意军风军纪、尊重当地习俗等八项内容，使接管人员的思想水平和组织纪律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大减少了接管过程中违反政策的现象。这些为顺利接管西安做好了政策准备。
(一)搜集西安情况
为了使接管工作处于主动地位，就必须对接管对象做大量的调查研究，以便充分地了解接管对象。西准会在城工部的配合下，搜集了大量西安各方面的情况，为有针对性地开展接管工作打下了情报基础。
西北局的这一设想首先在接管西安问题上得到实践。西安是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是西北地区有望最早解放的省会大城市，西安的接管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西北局十分重视西安的接管工作，经多次会议讨论并与各主管部门商讨，决定由时任西北局常委、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为彭德怀)副主任的贾拓夫拟定《准备接收西安初步计划》[4]43。领受任务后，贾拓夫先后多次召集会议，了解和整理出有关西安各方面的情况资料，亲自草拟了接管工作计划[5]。2月9日，贾拓夫向西北局上报了《准备接收西安初步计划》，包括西安情况的搜集和调查，接收西安的政策研究与准备，西安军管会的组织与准备，接收西安的干部准备，卫戍部队的准备与训练，入城干部的训练，供给上的必须准备，其他若干技术问题的准备等八个方面的内容[4]43-49。这个计划成为开展西安接管准备工作的指导性文献。
(二)研究城市政策
除编印基本的接管城市政策外，西准会还必须在入城前草拟好各种文告以及各部门进入西安后的工作计划或工作方案，同时还要做好若干技术问题的准备。
2392 如图，PAB、PCD分别是⊙O的两条割线，交⊙O于点A、B、C、D，AD与BC相交于点Q.若
(三)调配和训练接管干部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西北局高度重视接管干部的调配和训练工作，认为“这是对政策贯彻与否的有决定性的问题”[1]118。因此，西准会将调配和培训接管干部作为各项接管准备工作的核心任务。
早在贾拓夫拟定的《准备接收西安初步计划》中，就对接管西安所需的干部人数作了估计，“共需接收干部1900余人，加上市政干部372人共计为2272余人，再加军管会各处本身工作干部，每处以10人计，共计100人，则共需2372余人，再加上若干机动的干部，大约全部需2500人上下。”[4]48同时，对各处所需接管干部的人数以及抽调来源作了详细的计划。西准会成立后，即以《准备接收西安初步计划》提出的干部计划为基础，着手进行调配工作。3月8日，西准会发出准字第一号通知，要求“各部门负责同志立即在所属系统机关干部中抽出一半左右干部作为该部门接收西安干部中之骨干，这些干部应尽可能完全摆脱现任工作，专门负责进行接收西安的准备工作，其中如一部分确因现任工作离不开亦欲多少抽出一半时间来进行接收西安的准备工作。”[7]52然而，由于各部门被抽调人员仍纠缠于本身日常工作，致使许多准备工作不能按预定计划完成。4月7日，西准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再次重申抽调干部“全部时间或至少以一半时间去搞接管准备工作”，并强调指出“各部门首长应切实执行这一条，这样便形成一个核心，没有这个核心的活动，准备工作是开展不起来的。”[9]88关于一般干部的来源，“一是从河东调来，一是从下面调上(来)”，“再由各学校学生参加”；同时，由于干部缺乏，也可考虑“到西安等地后，开办训练班或学校，招收学生及旧人员予以训练录用”[9]88。截至4月28日，除“铁路与电讯两部门，尚未想出办法”外，其余军事、公安、企业、政务机构、农林、财经等部门的干部调配工作大体基本解决[8]93。
西准会成立后，根据西北局常委会确定的职能定位，为接管西安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搜集西安情况、研究城市政策、调训接管干部、草拟条例办法及其他准备工作等。
(四)草拟条例办法及其他准备工作
城市政策是开展城市接管工作的基本理论依据，正确的、有效的城市政策有助于城市的顺利接管。西准会以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精神为指导，借鉴其他大城市的接管经验，编印了符合西安实际的城市接管政策和具体办法。
针对粉尘及扬尘量大、麻绳剔除效果差、流量控制系统缺点较多、浸梗水频繁更换及浸梗时间不可调等问题，对烟梗预处理加工工艺进行了优化改进，并设计了如下流程：
西准会成立后，即要求各处确定并抽出本系统、本机关接收西安干部后，应即把他们组织起来，并进行了解情况与研究政策及草拟计划、方案、布告、条例等项工作[7]52。4月7日，西准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时，确定各部根据西安情况材料及各种有关城市政策的材料，指定专人或专门小组委员会，草拟各该部门进入西安后的工作计划或工作方案[8]94。同时，要求各该部门准备草拟必需的布告、条例等，务请十日内送到秘书处[9]90。但是，从4月28日贾拓夫对接管西安准备工作的总结情况来看，这项任务推进缓慢。接管计划或方案，有的部门已作好(如军事方面)，多数部门尚未完成，一般正在研究草拟中；必需的文告等，“有的已有草稿，未经讨论，有的还在研究草拟中”[8]94。可见，各部门并没有按规定时间提交各自所应拟定的计划、方案和文告，大多存在延迟问题。此后，形势发展很迅速，西准会加紧了各项计划、方案和文告的拟定工作。到西安解放之际，这项工作基本完成，为有序接管西安打下了基础。
接管西安意味着新旧政权的交替，故须做若干技术问题的准备，如军管会封条、护照、信纸、信封、胸章、通行证、介绍信、关防、钤记、招牌、条例、文告、接管命令、各种接管表册等等。西准会第二次会议时，明确要求“凡一入城即需张贴的文告、文具，均应预先准备停当，一入城就可当日摆摊子办事。以上有一些由秘书处统一准备，有一部分即由各该部门自己准备。后者应即送西准会审核后制印。”[9]89这些虽都是琐碎的工作，但也是接管准备工作必不可少的方面。
综上所述，西准会为接管西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西准会作为接管西安的准备机构，为顺利接管西安调查西安情况、研究城市政策、调训接管干部、草拟条例办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保证了西安的顺利接管。贾拓夫在8月10日写给西北局和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西安市军管会两个月工作综合报告》中认为：“这次接管的经验证明事前的准备很有必要，由于我们在延安时曾对接管对象分工及方法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具体准备，就使我们能在接管中争取到相当主动，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严重混乱和错误”[12]。另一方面，西准会作为西安市军管会的过渡机构，提前搭好了军管会的组织架构，并配备了相应的接管干部，对西安市军管会的建立及迅速开展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实践证明，正是由于组织机构的健全以及明确的职能划分，西安仅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千头万绪的接管工作，并迅速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道路，为整个西北地区的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经验借鉴。西安市军管会在总结西安接管工作取得成绩的原因时，特别提到提前明确各部门职能的作用，认为“这是由于我们执行了中央和西北局的正确方针，吸取了各大城市的接管经验，对于西安应接管对象预先有比较充分的调查，并在延安就划分了各部门应接受的单位对象，避免和减少了许多弯路和接管时内部之争执和紊乱。”[13]208
关于跨学科的通识课程体系，随着市场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增加，高校对人才的培养模式也进行了相应的探究，现在世界各国在探索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时，都在大力实施理、工、文或 “STS”(科学、技术、社会)互相渗透、有机整合的改革措施，这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
三、西准会的局限评析
尽管西准会为接管西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应该看到，它也存在局限和不足。西安市军管会在接管西安的总结中指出了准备工作不足的表现，“筹备工作虽然很早决定，但真正比较具体的研究西安的情况和解决准备工作中问题，是在西安解放前的二十天内才正式进行。接管干部，即是一集中随即出发，大多数干部并没有经过政策训练，筹委会决定的接管对象，具体政策也没有来得及传达到接管干部中去，各部门的军事代表和工作组，也没有具体组织和配备起来，西安即告解放，接管人员落在后边，分散陆续进城，造成整个工作陷于被动。派出的代表和工作组，本身干部互相不了解，或不熟悉，对其接管部门的政治、人事、业务一切情况，预先没有了解，对于接管政策，只是从文件上看到的概念认识，没有深刻的学习和讨论。凡此种种，增加了接管工作中的许多困难。”[13]214概括起来，西准会接管西安的准备工作存在四方面的不足：许多准备工作虽很早计划，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存在延迟现象；原定的干部集中训练计划未能实现，使干部对接管对象和接管方法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学习；干部组织与配备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大多未能随部队一起入城；对干部的具体分配也未能有周密的考虑，在工作上出现了人事两生的现象。
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限和不足，主要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贾拓夫曾对主观方面的原因做过分析，认为“首先是我们领导上还抓得不紧，同时另一重要原因，是各部门，大家均未执行决定，即把一半以上力量抽出并集中起来进行专门准备工作，而当作捎带的工作，各部门的力量仍多是纠缠于本身日常工作之中，造成以薄弱的力量来对付此极复杂的工作，因而许多准备工作不能按预定计划完成；此外，另一重要原因，是西准会秘书处机构不健全，人手太少(例如秘书只有一人)，因而影响到工作的组织与推动。”[8]96应该说，贾拓夫的上述分析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干部十分缺乏，很多被抽调的干部实际上是兼做接管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反映了被抽调干部对接管准备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意识到接管工作的紧迫性。此外，西准会毕竟是过渡机构，各部门在某种意义上仅有组织框架和负责人员，一般干部实际仍分散在被抽调单位，这就导致被抽调干部从事接管西安准备工作的时间和精力无法保证，也无法对被抽调干部进行全面的集中的城市政策和业务知识训练。西安市军管会后来在总结接管西安的经验教训时专门提出：“接管工作的准备，必须预先把接管干部集中组织起来分定具体的任务，使他熟悉接管对象的一切可能知道的情况，研究具体政策并具体配备好自己接管人员的力量和组织。必须使所有接管干部觉得自己有了准备，才算真正的准备。否则只有领导机关和少数负责干部的准备是很不够的，不可能把接管工作搞好的。”[13]214
从客观原因来说，是时局的影响。首先，国共和谈的影响。三大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为挽回败局，以退为进，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宣告“下野”，退居幕后。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口头上表示愿以中共所提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是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实行“划江而治”。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为表示争取和平的善意，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和谈代表，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于4月1日起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在这样的形势下，很难预料到西安将在5月20日获得解放。这就不难理解被抽调干部在这一阶段紧迫性不强的原因了。其次，西安解放的特殊性。国共北平和谈失败后，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南京、太原相继解放的震慑下，胡宗南将部队收缩到三原、咸阳、临潼三角地区，形成保卫西安的弧形防御阵形，同时下令关中各县挖战壕、修碉堡，在西安四周赶筑城防工事，呈现准备固守西安的态势。然而，由于胡宗南对形势的误判，5月中旬，胡宗南主力撤至汉中，大大加速了西安的解放进程，这也是很难准确预料的。因此，西准会很多尚待实施的接管计划，特别是干部集中训练计划未能实施。总之，时局的影响，是被抽调干部迟迟没有全身心投入接管工作以及未能集中进行训练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由于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西准会接管西安的准备工作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的。一方面，西准会作为临时的过渡性机构，其组织不太健全，人手尤显不够，致使接管西安的一些准备工作未能及时落实，或存在拖沓现象。另一方面，由于西准会未能对时局做出准确的预判，导致大多数被抽调的干部紧迫感不强，思想上、行动上都还没有真正做好接管西安的准备。同时，一些准备工作的安排也稍显滞后，所以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况下，诸如“干部集中训练”等工作都没有来得及实施。实事求是地分析西准会的局限性及其成因，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西准会的历史功绩，客观评价西准会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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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Hong
GraduateSchool,PartySchooloftheCentralCommitteeofCPC(NationalAcademyofGovernance),Beijing100091,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takeover of the liberated major cities nationwide and the problems with the takeover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by the Northwest Field Army, the Northwest Bureau decided to set up a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the acceptance of Xi’anto make preparations for taking over Xi’an. After being established, the committee made a great deal of preparatory work for taking over Xi’an, includ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local situation, the research of urban policies, the training of takeover cadres and the drafting of rules and measures, etc. This not only ensured a successful regime change in Xi’an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ut also carved out the way of restor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on and offered sound conditions an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liberating Northwest China as a whole. However, due to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sons, there were limitation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work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Acceptance of Xi’an.
Keywords: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Acceptance of Xi’an; takeover of Xi'an; Xi Zhongxun; Jia Tuofu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30(2019)03-0064-06
收稿日期：2019-04-24
作者简介：陈 红(1987—)，女，陕西安康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责任编辑 张 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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