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智慧，本乎天道的自然观是国家治理的出发点，尊人性、因人情是国家治理的内在依据，以民为本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礼法合一则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策略，古代这些有关治国安民的思想精髓形成了中国传统系统的治道思想。这些治道理念在现代国家治理中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意义，经过损益和创造性转化，依然可以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思想资源，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协调平衡，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民意志和维护人民利益，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关键词治道；人性；民本；法治
“治道”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治道”是一个复合词, 由“治”与“道”两个单音词组成。“治”具有“疏理”、 “处理”、“管理”的意义。“治”与“乱”相对， 也指国家治理有序，如《易传·系辞下》: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核心概念之一，具有方法、规律、道德、道理等多方面含义。“治“与“道”结合起来组成“治道”一词, 其意为“治理天下之道”，也即治理天下的道理和原则，如《墨子·兼爱中》:“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1)李小龙译注：《墨子·兼爱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9页。现代学者也有对治道思想的阐释，牟宗三在《政道与治道》中，专门讲到了中国传统的政道与治道，他认为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治道是相应治权而言。他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政道，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系统的治道思想，如儒家德化的治道，道家道化的治道和法家物化的治道。(2)牟宗三：《政道与治道》，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27页。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道智慧，对今天社会治理仍然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本文着力探讨古代国家治理中形成的政治哲学理念及其现代价值意义。
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基于对宇宙世界、人类社会及人本身的认识和思考，在漫长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宏富的治国安民的治道思想。古往今来，政治生活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人们总是在自然、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展开政治生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形成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保障民众的幸福安康，这是古今国家治理的共同目标。古代的政治治理重在国家治理，积淀在古代治国思想中的某些治道智慧在今天的国家治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思想资源支持作用。
在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区的热带雨林里，生活着一种长着白色“胡须”的猪——须野猪。这种被称为“胡子猪”的猪科动物，有着棕灰色的皮毛和显眼的“大胡子”，体长多在100—165厘米之间，为中型偶蹄目动物。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治道思想
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的上古社会，人类很早就开始观察天象，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朴素的天道观，这成为人类观察世界、进行社会治理的起点。“唐虞以下，兴治化之流”《庄子·缮性》，人们不断探索社会治理之道，逐渐过上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建立起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社会关系，在对人性、人情深入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国家治理理念，儒家尊德，道家主无为，法家任法，先秦思想家各有自己的主张，汉之后统治者则王霸杂用，形成了礼法合一的国家治理策略。这些国家治理智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积淀升华，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治道思想。
(一)本乎天道为国家治理之前提
在古代社会，人事与天道总是有密切的关联。由于生产不发达，对自然认识有限，人与天很早就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天不仅掌管自然界的变化，也掌管人事活动，人依赖于天，天帝是人们心中的至上神，由此形成对天帝的崇拜和天命论思想，君王凡事都要问问天帝，形成了古代祭天的传统。西周时期周公对天帝及天命思想进行了修正，提出“惟命不于常”，天依德来“求民主”，所以为君者一定要有德，由此形成了古代的尊天、敬德的思想。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在春秋时期发展出朴素的自然天道观，天道的意涵更多是指自然之天，天道指自然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如“天道皇皇，日月为常”(《国语·越语下》)，“盈而荡，天之道”(《左传》庄公四年)。春秋时期的天道具有神性之天与自然之天的双重内涵，但无论如何，天道、天命主宰人事，天象示人，天应人事，上“象天”，下“仪地”，人们的活动应该顺乎天道，才能人事兴旺。治道也即人道应顺乎天道。
相关行政法规仅1部，在2010年7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是对于《农机促进法》的进一步细化，主要针对农业机械化的问题提出了共22点具体指导意见，同时明确了对农业机械化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等，并为农业机械化的进一步具体操作提供了可能性。通过该《意见》的颁布，规定了农机工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以及政策扶持制度，这为相关政府和部门的立法提供了蓝本，为我国农业机械化立法的建设奠定了基石。
先秦时期，自然之天道思想非常发达，对自然之道进行详尽阐述的莫过于道家了。在老子的思想中，道为宇宙万物之本源，“天地之母”,道产生天地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四十二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33页。道是万物之源，经过元气的分合及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形成了宇宙自然界之万物。其次，道也指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反者，道之动。”(4)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四十章)，第226页。宇宙间事物总是对待存在并处于返本复初的循环运动中。自然之道的规律特点是自然而然，也即道法自然。人类社会也是宇宙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的社会活动也应遵循自然大道之客观规律。
在古代思想中，特别是先秦思想家的论述中，认为人道也即治之道应该秉承天意，顺乎天道，由此天道思想成为德礼之治、无为之治以及法治思想的理论指导。儒家尚贤、德治的主张，是对尊天、敬德思想的实践，“天惟德是选”，有德者为王，天子是天意在人间的代表，王处于承天祭祖的地位，所以君主必须修身养性，成为道德完满之人，即成圣成贤，而且君主要“为政以德”，以自己的德行垂范天下人，使政治统治过程转化为伦理教化过程。德治之理念又通过礼治来实现，圣人起礼仪制法度，带领人类社会由野蛮进至文明。儒家之德治主张是顺应天道、秉承天意而为的结果。道家主张人道应效法天道，现实中人道往往是与天道相背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5)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七十七章)，第336页。人总是有所欲求，以进取为满足，以有为为能事，不足知，可欲，结果破坏了大道，祸咎其身，所以他认为治国的统治者应该顺应天道，遵循自然之客观规律，实施无为之治。一方面要求统治者减少对民的干预，要薄税敛，轻刑罚，慎用兵，尚节俭。另一方面，要将民从有为的道路上拉回来，消除智和欲，即消除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甚至去掉一切知识，“绝圣弃智，民利百倍。”(6)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十九章)，第147页。法家主张法治，也是吸收了道家的天道思想，强调立法的前提依据是顺天道，“顺天道，随时变，因人情，循事理，量可能。”申不害也主张人事应该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提出了静因无为之术，主张贵静，贵因。天地自然规律的特点是静，动静之间以静为本。“地道不作，是以常静。常静是以正方举事为之，乃有恒常之静者”(《北堂书钞》)贵静就是要“示天下无为”(《申子·大体》)，贵因就是要“随事而定”，顺应事物的变化和特征而进行判断和决定。《淮南子》的思想中也表达了法自然、顺时变法的思想，这都是对自然之道的因循。
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更将天人关系拉近，天和人外在相同，内在相通，小而为人，大而为天，“以类合之，天人一也”(7)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阴阳义第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45页。，人涵容在天地之中，那么人事更应本于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汉书·董仲舒传》)天道“任德不任刑”，君主应该遵循天道治国，推行德治，德刑兼备，以德治为主。唐代的孔颖达主张法天明道，将自然之道与伦理之本相结合，提出以礼仁为中心的治国之道，将人事与天道融通为一。本乎天道，因任自然成为古代君王治国安邦的重要指导思想。
其次，现代社会治理要善于依据人性的不同特点进行相应的引导和规约。认识到人先天具有“四心”，特别是恻隐之心，这是人向善的本能潜质，在社会治理中要充分发挥好引导、教育的作用，使人之善性得到充分实现。同时也要认识到人性自卫、自利的特点，要警惕心之机巧作用和情欲之无限膨胀，这些很容易引导人走向为恶，所以要对人的情欲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把人的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现代社会治理也要善于抓住人有欲利之心这一特点，进行利导，这是激发工作积极性，提升治理实效的有利途径。
在鹿吴山和凶恶的蛊雕大战了一场，师生四人一个个都筋疲力尽。几个人默默地坐在飞船上休息，连最爱出风头的黑火儿也闭上了嘴巴。大家心知肚明，这次的蛊雕是他们自出发以来遇到的最难对付的怪物，差一点就让他们吃了大亏。良久的沉默之后，老师轩辕明打破了寂静。
(二)尊人性、因人情为国家治理之内在依据
人性论问题是古代政治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思想家有过很多阐释。人性首先是指人的自然性，也就是生之谓性，天然生就的自然特性；其次，人性也指人的社会性，人还具有“群”的特性，人出生之后就被置于社会关系中，逐渐成长为社会人。古代思想家探讨人性，大多是从人的自然性出发，围绕人的自然性展开讨论，由自然性延及到社会性，并因此提出相应的政治主张。
孟子从人的自然性出发，认为人天生具有恻隐之心，由此推开，人还具有好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也就是“四心”，人先天具有良知、良能，人性之大体为善，因而孟子主性善。四心是仁义礼智四大伦理范畴的根芽，由此可知人是可以教化引导的，由仁心可以导向仁政，对于人性给予更多的信任和信赖，性善论成为仁政的理论基础，后来的儒家思想在人性问题上，基本上沿袭了孟子的性善论观点，因而也形成了政治上的德治、仁政传统。荀子也是从人的自然性入手，“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8)安小兰译注：《荀子·正名》，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1页。，由人的感官欲望出发，指出性、情、欲都是人性的体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可免也。”(9)同上，第259页。荀子认为人的本性之中包含恶的基因，当这些本能向外扩展，人的情感欲望膨胀的时候，便容易走向为恶，所以对人性有更多警惕，认为需要对人性进行矫饰，因此他主张圣人起伪以化性，通过礼仪的学习，使人成为君子、圣人，通过礼制的践行，使人的行为得到规约，并且荀子融法入礼，主张隆礼重法，通过礼、法、政、刑等手段的运用，引导人的行为向善，形成一个以礼为纲的礼制社会，因此荀子的治国主张也称为是礼治。法家则认为人性好利。韩非从人的本能需要出发，认为人之本能也体现出好利特性，“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10)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解老》，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6页。即使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 “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11)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六反》，第657页。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为”、“好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利益交换关系，所以君主治国也应从这个实际出发，所以他主张用利导的方法，使臣和民为君服务，使臣民“自为”行为产生的效果最后为君主服务，有利于君。他指出政治之妙术在于善于因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12)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八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81页。，“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13)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用人》，第301页。，所以君主治民既需要利导，激发臣民为君服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君主也要通过法治来适度约束人性，防止性情的烂漫带来社会的祸乱和纷争。要充分发挥好德刑二柄的作用，宽严有度，才能实现社会得治，维系国家安宁。韩非认为人性好利，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阐述为利害关系，听起来似乎有点不近人情太刻薄。但他真实地触及到了人性的本质本能，那就是人性之现实性与功利性，我们应该正视人之好利的本性，在政治治理中不妨用利导的原则，这样反倒能激发人的积极性。
除了民意、重民思想的表达，思想家有许多关于亲民、恤民思想的表达，要求当政者施惠于民 ，“抚民”“亲民”“恤民”。民是君主的财源，君主不可竭源以取利，民甚至可以推翻“困民之主”。孟子主张民贵君轻，重视民在社会中的作用，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8)《四书》，《孟子·尽心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376页。进而主张得民、得民心，“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19)同上。，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20)《四书》，《孟子·离娄上》，第302页。主张君主应该与民同忧乐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21)《四书》，《孟子·梁惠王下》，第247页。因此，他竭力主张推行仁政，要求当政者施惠于民，“制民之产”，实施“井田制”。“以民为本”成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荀子也将君民关系比喻为鱼水关系，认为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先秦思想家对人性问题有过多方面阐述，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观点，思想家和政治家也因应人性的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政治治理主张。汉代晁错也主张“通人事在于本人情”，一切政令和政事应以人情为依据。治道之关键也在于因人情，要透彻了解人性的多面复杂性，特别要尊重、应顺人的自然天性，这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同时也要注意通过外在制度和规范合理引导人性，将价值观念的引导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形塑结合起来，将成人与安国的目标相结合，形成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关系。尊人性、本人情也是古代治道的一大智慧，成为君主治国理政的内在依据。
(三)以民为本、恤民利民为国家治理之根本
“民本”也就是“以民为本”，是中国古代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理念。古代君王很早就认识到民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民意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意义，所以围绕民为邦本、民意、重民等思想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民本思想。《尚书》中很早就有民本思想的表达，“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了民众在邦国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虽然王权来自天予，是天之意志表达，但天意通过民意体现出来，所以民意是民本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周代更有重民思想的表达，如“以民情视天命”、“保民而王”等观点。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民在社会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更凸显出来，民之向背成为君王治国成败之本，“民弃其上，不亡，何待？”(16)[春秋]左丘明著，[晋]杜预注：《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69页。对民的政策关系国家的治乱兴衰，“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17)[春秋]左丘明著，[晋]杜预注：《左传》(哀公元年)(下)，第985页。
与孟旬对人性进行善恶的价值评判不同，庄子则主张人性自然。庄子认为人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一种存在形式，人之生死，是气的聚散变化，人性具有自然而然的原生性，而心与情欲相通，会破坏人性。所以庄子主张取消心计，禁绝一切欲望，摆脱一切社会关系，使人保持纯自然状态，才是最完整地保存了人性。因此他主张“不治天下”，如果“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14)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在宥》(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1页。无为就是顺从自然。同时他也主张顺民情，庄子认为治民之要在于顺形率情，“形莫若缘，情莫若率。缘则不离，率则不劳。”(15)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山木》(中)，第512页。
古代民本思想还有一个重要意涵是“立君为民。”荀子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即立君为民，“天之立君，以为民也”(22)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不苟篇》，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87页。，慎到也讲到“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慎子·威德》)其共同的思想主旨是认为民众不能自治，必须立君以治之，强调了君主的职责是养育万民,安定众生。
当下我们进行社会治理，依然要汲取道论所蕴含的大本之道之精神内涵，天道、大道代表的是宇宙之本根，人类只是宇宙自然中之一类物，人类的存在及其活动始终要有一种根基依托，宇宙自然是我们不竭的源泉，但是我们不能竭源以取利，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及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应该有限、有节。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汲取道所蕴含的规律之道的内涵，大自然有其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由自然演化而来，人类的行为也应该遵客观自然规律。哈耶克反对建构论理性主义，坚持进化论理性主义，主张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这也是对自然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遵从。人类社会的治理也应该有其道，人道取法天道，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应该遵从自然规律。
在古代思想中，很早就有了天帝观念、天道思想，以及由此形成了天命论思想。虽然早期的天道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天道代表了天帝的旨意，人间王统治的合理性来自于天意，王道是对天道的践行和落实。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天道思想越来越趋向于自然之道的意涵。在道家的思想中，道的基本内涵有两方面，一方面主要指宇宙世界的本源，如道家讲的道论，宇宙万物来源于道。另一方面主要指自然之道或规律之道，指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及事物的存在形态，如老子讲的 “反者，道之动”(33)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四十章)，第226页。，事物总是对待而存在并处于运动变化中，并总是向对立面转化，最后回归到原点。自然界有其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当形而上的天道落实于政治活动中，就形成了人道，也即治之道。在古代的思想阐释中，人道应该遵循天道，秉承天意、顺应天道成为国家治理的理论前提。
(四)礼法合一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策略
利民是民本思想的重要意涵，现代社会治理也强调“利民为本”。古代《淮南子·祀论训》中写道“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意思就是治理国家、制定政策的标准在于“利民为本”，利民和惠民是最重要的，这对我们现在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时刻把人民的疾苦冷暖放在心上,踏踏实实为人民办实事,要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好、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让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实惠。只有重视人民的利益,才能实现人民群众内部的和谐和干群关系的和谐，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法家则比较重视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主张以法治国，社会生活一切遵法，一切由法裁断，“故法者，国之权衡也。”(31)张觉等著：《商君书·修权第十四》，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年，第191页。在执法上，法家主张赏罚严明，主张实行重罚、苛刑。 法家虽然偏重于强调法的作用，重赏罚，但也不否定德的作用，而且像韩非就非常强调了德刑二柄在政治中的相辅相成的作用，主张二者皆不可偏废，“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32)陈秉才译注：《韩非子·二柄》，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页。如果说儒家偏重王道之治，法家偏重霸道之治，那么汉代中期及以后的君王则王霸杂用，特别是汉代统治者以儒家仁义之政为本，辅以黄老道家的无为思想和法家的法治主张，形成了礼法结合的治理策略，充分发挥礼、法、刑、政等政治手段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统治者大多在意识形态上提倡儒家的德礼之治，而在实际政治中则各种政治手段综合运用，礼法结合成为古代国家治理中的主要治理策略。
爆珠工艺生产线废水含10000mg/L的高浓度石蜡油，因此，需进行预处理除油后，方可与其他2种废水混合。油墨清洗废水色度重，需混凝预处理脱色后与其他2种废水混合。
他们的愤怒还没有来得及宣泄的时候，当地其他的产业崛起了，那就是服务外来务工人员的行业，面对突然涌来的几万人口，当地的几千人走了一大半以后，剩下的突然想到，我们可以赚外来务工人员的钱，老人可以把房子租出去，年轻人开始开各种店来满足这些人的日常生活生理需要。就这样，这个殖民镇暂时和谐了下来。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人们基于对宇宙世界、人类社会生活及人本身的认知和了解，在不断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道思想。本乎天道，遵循客观自然规律是国家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君王应该在天人和谐的格局下展开国家治理活动。人是社会的主体，一切治理活动的开展要尊重人性的特点，考虑人的情感和欲求，中民之利才能调动民的生产劳作积极性。在古代社会，民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统治者都认识到民心、民力的重要性，以民为本成为其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儒家的王道之治与法家的重法思想在历史的治理实践中最终合流，形成了礼法结合、王霸杂用的治理策略。这些丰富的治理智慧形成了中国传统系统的治道思想。
二、传统治道理念的现代价值意义
古今社会形态不同，价值观念不同，但古往今来，人们都要置身于自然社会之中，都要过社会政治生活，人们始终要处理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并力求和谐相处。社会的主体是人，以人为本，透彻了解人性、关怀人本质依然是我们社会治理的根基点，以民为本、重民利民依然是我们社会治理的根本，德、礼、法、政依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古代这些治道理念经过损益取舍和现代创造性转化，仍然能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并成为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尊天道，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民本论成为一个核心主题。汉初统治者为恢复生产，巩固民心，采纳黄老道家清修无为思想，与民休息，中期则以儒家的仁义之政为本。隋唐统治者主张民本，隋炀帝称：“民惟国本，本固邦宁。”(《隋书·炀帝纪》)唐太宗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并形成了一系列重民的思想主张。宋明理学家都贯彻了儒家的民本、仁政思想，二程主张理顺民心为治国之本，“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 (《二程文集》卷五)，张载主张民胞物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谭嗣同的《仁学》中也有民本思想的表达，“因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韦政通将民本思想的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民为邦本；二、民意即天意；三、安民爱民；四、重视民意；五、民贵君轻；六、革命思想。”(27)韦政通：《中国的智慧》，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0年，第31-32页。民本思想体现了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使得统治者不得不自觉调整对民的政策，至少在理论上都宣传民众的利益是政治实践的根本目的。而在政治实践中，统治者也尽力采取一些发展生产、减免赋役、减轻刑罚等惠民措施。以民为本、恤民利民成为历代君王治国理政的根本政治理念。
民本思想还体现为利民、富民。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23)《四书》，《论语·尧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22页。。孟子的富民政策主要是发展生产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24)《四书》，《孟子·尽心上》，第365页。，达到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荀子则认为治国必先富民，要求统治者以政裕民，“节用以礼，裕民以政”(25)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富国篇》，第175页。，倡导节用薄敛和发展生产，使民富裕。墨子主张统治者的行为应该“中民之利”，“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26)张永详、肖霞译注：《墨子译注·尚同下》，上海：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第116页。，要引导民众富起来。贾谊主张以“爱人”、“利人”为本，提出国家与人民都需积贮的理论。
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类的信息技术、科技进步是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自然资源，带来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改善了人类的生活，科学知识、信息技术的运用也增进了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推动人对自然的认识走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更高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人类科技进步及信息技术的运用，因为过度开发利用了自然资源，造成对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带来自然界报复性的回击，比如臭氧层的破坏、天气变暖，雾霾笼罩、许多稀有动物的灭绝，一些恶性疾病的产生等。所以现代社会的治理一定要遵从自然规律，不可过度破坏自然环境，国家的治理首先遵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规律，要有全球意识，特别是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方面，更需要各个国家联合行动，实现联动治理。我们国内社会治理，一定要考虑从绿色、环保出发，国家、社会的治理要考虑人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依共存。
另外，道也指事物本有属性和固有规律，社会的治理一定要上像天、下仪地、本人情，一定要遵从自然之道，遵循治理之客观规律，另外要尊人性，不可逆事物本性，不要有太强的人为改造和改变意识，否则物极必反。在古代的思想中，存在天道任德不任刑和天道自然这两种观点，由此对应形成了德主刑辅和无为的政治主张。我们在进行现代社会治理中也要尊重天道的这些特点进行相应政治手段的选择。虽然现在是法治社会，提倡依法治国，但也要考虑道德在社会中的柔性教化和引导作用。道家的无为主张是取法了道法自然的思想意涵，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吸收的治道智慧。
因应天道，遵从自然规律，人道效法天道，另外要尊人性，回归人之自然天性，保障个体人格和价值之实现，这是道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现代社会治理一定要遵从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稳定发展，这是善治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因应人性、因势利导，实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协调平衡
人是社会的主体，国家社会治理，归根结底与人有密切的关联，治国理政的任何举措都要考虑人的因素，所以需要对人性、人本质有深刻透彻的认识和了解，才能提高治理的实效性和达到善治的目的。人性论问题是古代一个重要的思想论题，古代思想家从人的自然性出发，依据对人性的了解和认识，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又能自圆其说，各有其合理之处，由此足见人性的复杂性，围绕不同人性论观点也形成了不同的治道主张。思想家由人的自然性出发，往往又延伸到人的社会性。作为生物人，有共同的自然天性，但是人在社会中生活，又会受到风俗习惯的习染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的引导，因而会刺激他的情感欲望，或者左右他的行为选择，如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占有，对权势和荣誉的追逐等，这些都会直接影响他的实际行为。
中国儒家政治文化倾向于人性善，对人性给予更多的信任，因而走出了治道上的德治传统。但是荀子和法家都认为人性好利，主张要起礼仪、制法度来约束和限制人的欲望，因而都主张法治，并且法家还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害关系，因而在社会治理中主张坚持利导的原则。但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中，则更倾向于人性恶、人性好利的观点，诸如霍布斯就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利己的，人与人之间处于战争无序的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状态”，所以人们之间需要订立契约，达成协议，通过国家机器进行自我管制和彼此间的约束，因而走出了西方的法治传统。
我认为人性本身具有多方面复杂意涵，首先，作为生物人，人具有先天无善无恶的自然性；其次，人具有向善的怜悯、同情心；此外，人还有自私、好利、贪婪的一面。我们应该对人性有全面系统的认识和了解，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应结合人性的不同特点因势利导，实现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推进。
首先，要尊重个体的自由天性，正视人的正当欲利之心，不能过度压抑人性，像宋明理学家讲的那样“存天理、灭人欲”，教条地遵从所谓天理、至德，完全无视人的正当欲利。现代社会，要充分尊重个体的自然天性和人格尊严，并且要创造条件，尊重和保障个体自由和权益的实现，以成就个体人格。
以就业为导向，积极推进校企合作，依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特点与要求，推行与劳动技能和社会实践能力相结合的生产实习，共同制定完善的与人才培养方案匹配的生产性实习的课程标准。
此外，要重视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和形塑作用。要认识到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也是很大的，优良的教育环境、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以及进取向上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引导，都会有利于人的健康成长，有利于形成健全的人格特质，所以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营造也是必要的。我们应该将个体人格成长和社会治理相结合，形成个体人格完善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完满结合。
图4研究了不同波形参数下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的在轴闪烁指数随传输距离的变化情况，其中波形参数分别为p=0,2,4,6和8.参数设置为l=0，w0=0.07 m，λ=1 550 nm.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较近距离处波形参数越大则在轴闪烁指数越小，但是在较远距离处波形参数p=6和8的曲线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并反超波形参数较小的光束.这一反转现象与贝塞尔高斯涡旋光束的展宽变化一致，与文献[15]的理论结果一致.
在美国的体制下，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等公共机构有其各自的能力范围。在管理人工智能方面，没有哪一个机构具有垄断地位，需要不同机构发挥各自职能，相互协调配合，以取得更好效果[24] 。
古代的思想家往往从君王的利益角度出发，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谈治民，主张因应人情，约束人性，无限打压民的利益。今天治国理政，就要兼顾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既尊重个人的个体利益，又要保障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要实现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在观念上，要尊人性，重个体，承认个体的自由和权益，在实践中，通过法治的健全和实施，既保障个体权利的实现，又约束国家的权力，协调好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实现个人利益和国家社会利益的协调平衡。
(三)坚持以民为本，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
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儒家政治思想最核心的价值，确认了民是国家的根本。民本思想包含了重民、养民、恤民、利民等丰富的内容，以民为本成为统治者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古代思想家孟子提出民为贵，主张实施仁政，形成了较早的民本政治主张，经过历代思想家的阐释，民本论成为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主题。在传统社会中，统治者虽然宣称民为邦本，着重于从民在社会生产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而讲的，实际上民并不是政治主体，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古代社会的民本思想是顺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是统治者管理国家、治理社会及对被统治者进行政治统治的理论工具。今天讲民本，则要从民在社会中的地位讲起，从主权在民的角度去理解。
针对这种情况，一位在市医药公司工作的有多年药品销售经验的工作人员坦言，某一种西药的市场占有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价格，如果这种药属于大众药，也就是说很多公司都生产的话，它的价格定位相对就较低。如果这种药属于新特药，而生产公司又少的话，相对价格就会定得很高，其次，尽管新药上市前依照有关法规，经过严格的毒性实验和临床试验，但由于使用时间有限，不良反应很难得到充分暴露，依旧可能带来潜在的不良反应。相比之下，“老药”的药性相对清楚多了。现在销售的“老药”是被证明副作用较少、较轻、疗效肯定的药物，一旦发生不良反应，很容易诊断和对症治疗。
民本思想是以人为本理念在实际社会治理中的运用，现代社会治理更要考虑民心、民意，坚持以民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民为本成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这是对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34)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第2版。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 强调了民心在政治认同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人民群众的利益成为国家治理的出发点。大力弘扬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精髓，自觉践行党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在法治实践中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
在现代社会, 民本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首先，民为国本，主权在民，人民当家做主，成为了真正的政治主体，不再听命于特权阶级的权力意志,自己的命运不再系在“圣君贤相”身上，人民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利来组织管理国家社会,创造美好的幸福生活。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本思想就是要更好地维护人民的权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其次，民本思想体现为党的执政理念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古代统治者虽然在理论上宣传“立君为民”，但在实际政治中，君利是中心，民和臣都是为君服务的，特别是民，是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权利的，是被奴役的对象。现在我们党在执政理念上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对古代民本思想中“立君为民”执政理念的批判继承，强调了党的主旨是以民利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体现了我党在执政理念上的与时俱进。
中国古代思想中很早就形成了尊天、敬德的观念，“天惟德是选”，有德者为王，尧舜都是因为德高望重才被推举做王，有德成为对君王的一大品行要求，君主治国也应以自己的德行垂范别人。儒家特别推崇德礼之治，礼治是对德治理念的践行和落实。礼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一个核心的范畴，礼之基本内涵为礼仪，中国很早就有了祭天、祭祖等仪式活动，因而形成了较早的礼仪形式，之后礼的内涵和内容逐渐扩展，礼也成为伦理规范和人的行为准则。西周周公制礼作乐，实行礼乐之制，礼成为人的言行规范和治国的主要手段。孔子提出“为政以德”(28)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为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页。，主张“从周”，推崇西周以来的礼制，孟子主张仁政，也是以礼作为外在约束规范的。荀子主张圣人起礼仪制法度，以礼制作为治国之纲领，认为礼是治国安民之本，“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29)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大略篇》，2012年，第479-480页。又讲“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30)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不苟篇》，第44页。将礼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荀子提倡礼制，又主张行法，主张“隆礼重法”，因而形成了礼法结合的礼治思想。儒家在政治上基本以德礼之治为本。
利民的主要途径是富民，使民众真正过上富裕的生活。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吃穿不愁,才能安邦兴国。管子讲：“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贾谊也提出“富安天下”的观点。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必须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共同富裕”等理念，始终把带领人民群众发展经济、共同富裕放在重要位置。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目的,是真正的以人民为本。
儿童性侵犯预防不正常的行为特征包括：跟孩子玩得很好，但跟家长交流躲闪、磕绊存在一定障碍。接触孩子的身体部位不是手掌、手臂、后脑勺等部位，而是腰部、臀部、大腿等部位。接触孩子身体时，手部不是轻拍、轻抚动作而是以抚摸、揉捏为主。关注孩子的衣着打扮及生活情况，经常对孩子的衣着提出要求和建议。出现物质补偿现象，无端赠送小礼物或者零花钱。
新时期我们党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民本思想的进一步践行和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5)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成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原则。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指导原则，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发展、创新的主体，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造福人民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是发展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理论基础，是党的执政理念与发展规律新认识的高度统一。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强调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民本思想有利于夯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有利于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四)良法与善德并举，推进治理现代化
礼和法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政治手段。传统社会重视伦理关系，重视礼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由周公开创的礼乐之制被后代君王所效法，荀子融法入礼，形成了礼法结合的礼治思想。儒家之礼，是宽泛意义上的礼，甚至包容了法的内容，在古代社会，礼不但是人言行的准则，而且也是治国的纲领，礼一度发挥了规则、制度的作用，礼治成为君主治国的主要政治手段，礼治成为传统以来尊天、敬德思想的实践和落实。
（2）职业技能培训会过于形式化，职工参与度不高，并不认为这样的培训能真正提升职工职业技能，不能真正达到职业技能培训会的目的。
现代社会崇尚公正、民主，要实现民主政治，提倡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策略的礼治已经消失，但是礼仪在社会生活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对人们道德素养的培育仍然有重要影响，礼治中的某些道德原则被批判继承，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形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我们不能忽略现代的法治也是在传统德治文化的基础发展而来，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以道德为价值基础之上的法治社会，礼治思想中所内含的道德价值依然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新儒家徐复观就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缺乏伦理道德的根基，他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根源于个人权利的觉醒、维护，是争个人权利的结果，而不是出于内在道德的自觉，所以基础脆弱，安放不稳，他认为西方民主政治接受儒家思想才能真正有其根基，“所以我认为民主政治，今后只有进一步接受儒家的思想，民主政治才能生稳根，才能发挥其最高的价值”(36)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学术与政治之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页。“儒家德与礼的思想，可以把由势逼成的公与不争推上到道德的自觉。”(37)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学术与政治之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页。他希望实现德治主义与民主政治的融合，建立法治之下的德治。虽然徐复观的观点有点牵强，受到诟病，但他意识到了民主政治需要道德基础，传统的德礼思想依然可以为现代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思想支持。
传统社会法治中的法也是宽泛意义上的法，甚至杂糅了礼的内容，而且偏重于严刑峻法，多依赖于术势，主要用来驭吏治民。所以进行现代法治建设，也需要对传统法治进行审慎选择取舍，进行现代转化。现代的法治必须建立在公正、平等原则之上，体现出以法为治的现代精神。现代社会要实现民主政治，必须要走法治之路，民主靠法治才能有所保障,公平正义靠法治才能实现。
在现代社会，对于加强法治建设而言，礼还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作用，对待礼与法不能偏废，而应使其相辅相成发挥作用，“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特别是在变化不是很大的偏远乡村，公共秩序的维持仍然依靠“对传统规则的服膺”，即所谓礼治。乡土社会中的礼俗、人情、乡规、乡约等仍然在民间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现代社会治理，我们主张良法与善德并举，这也是对古代礼法合治思想的批判继承。其实传统礼治和现代法治有着相同的内在精神，即要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依法治国是我们的政治纲领，同时我们也主张“以德治国”,提倡法治和德治并举，充分发挥多种社会控制手段的作用,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综合治理。在加快立法进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注重培养公民法治意识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人们的道德意识,充分发挥道德规范的社会控制功能,以推动法治建设更快发展。既要移植和吸收西方法治的先进成分，也不能忽视传统“礼治”的影响,更不能割裂传统，要注意发掘传统“礼治”和“法治”中的精华,形成德法相辅而行的治理策略。要重视道德柔性因素对社会的稳定作用，把道德与法律结合起来，良法与善德并举，实现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形成一个既高效严谨又富有人情味的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长期的治国理政实践中，中国古代社会积淀了丰富的治理智慧，形成了系统的治道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这些思想理念经过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依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思想资源，并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宏观理论指导。大本之道代表自然规律，也是政治生活正当的应然之道，现代国家治理依然要遵从自然规律，遵循治理之客观规律。现代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政治的主体，社会治理要尊人性、本人情，充分体现人的意志，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整体发展的和谐共进。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以民生为要，批判继承传统的民本思想，以利民、富民为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治理策略上，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良法与善德并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对于每个人来讲，乡村的一草一木、一景一情，都是他割舍不断的情结。很多时候，我常常通过各种媒体关注家乡的变化。我知道，这些年家乡的许多村子如同舒展开放的花一样越建越美丽，美丽得让人心生嫉妒。这些美丽的乡村仿佛散落或簇拥成片的花圃，将黄骅的农村点缀得美不胜收。
作者简介：张春林，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基本逻辑及其价值选择研究”(项目编号：14BZZ018)。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9)10-0032-12
责任编辑：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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