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邓大军之所以能够在大别山地区站住脚并重建鄂豫皖解放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铁的纪律和良好的作风。在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过程中，以刘伯承、邓小平为代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领导人不仅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而且针对纪律和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在这一过程中，刘伯承、邓小平等表现了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和强烈的担当精神、严格执行纪律的模范作用和时刻关心群众疾苦的爱民情怀、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和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
关键词：鄂豫皖解放区；刘邓大军；正风肃纪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一、二、三、六纵队(以下简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并重建鄂豫皖解放区，不仅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反攻的序幕，而且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及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史实虽然已经引起学界关注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纪律和作风建设方面及其在重建鄂豫皖解放区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则缺乏比较系统的专题研究。本文在回顾刘邓大军建立和巩固鄂豫皖解放区过程中纪律和作风建设面临的挑战、采取的主要措施及成效的基础上，试图对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的人格魅力与刘邓大军正风肃纪及其成效之间的内在关系做些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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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于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从后方根据地跃进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外线作战，这就使刘邓大军在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过程中，纪律和作风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异常艰巨复杂的军事斗争形势
一是国民党反动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剿”。1947年9月，跟在刘邓大军后面穷追猛赶的国民党军队23个旅先后渡过淮河后，从北、东、西等几个方向对刘邓大军进行包围，并以善于山地作战的桂系精锐部队进入大别山腹地寻找刘邓大军主力作战，妄图趁刘邓大军立足未稳之机将其“消灭”或“驱逐”出大别山。1947年11月初，国民政府国防部又从陇海沿线及胶东等地调来6个整编师，纠合其原在大别山的11个整编师，共33个旅，总兵力超过刘邓大军一倍以上，在白崇禧的统一指挥下，从当年12月1日开始对大别山区进行“重点清剿”，企图将刘邓大军“歼灭”或“困死”在大别山地区。应对如此严重的敌情和严峻的斗争形势，刘邓大军必须执行更加严格的纪律，具备更加顽强的战斗作风。
二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坚壁清野。徐向前率领的红四军、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高敬亭率领的红二十八军及红军游击队、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和游击支队都先后在大别山地区开展过军事斗争，并因种种原因先后撤离大别山地区。革命武装每一次撤离后，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都要将大别山的茅草过火，石头过刀，甚至不惜采取“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为彻底摧毁刘邓大军的生存条件，国民党军队不仅构建了比较密集的谍报网、公路网和碉堡网，而且胁迫当地群众上山隐蔽，坚壁清野。在这种情况下，初来乍到的刘邓大军要向导找不到向导，要吃的东西找不到吃的东西。据李德生回忆，当年刘邓大军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经常处于紧张的行军和作战中，很长时间得不到休整，“有一支部队连续行军一天两夜，行程二百四十里，只吃了一顿饭”[1](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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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勤供给的困难
由于部队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供应，“弹药消耗得不到补充，粮食短缺，医药匮乏，衣服破烂，菜金无法解决。有的部队曾有20多天见不到油盐，甚至只能用清水煮野菜或马肉充饥。不少人连草鞋也没有，不得不赤足行军作战”[3](P111-112)。不仅军需物资和兵员都得不到及时补充，而且伤病员无法得到妥善安置。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反动民团、土匪专门寻找我军伤病员安置地，一旦发现就用残忍的手段将他们杀害，严重影响我军士气,不少指挥员为此甚至产生了消极避战的思想[4]。
早在1947年8月6日召开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进入新区作战，一定要严格地遵守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5](P47)针对部分指战员纪律松弛、作风散漫的现实状况，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组织召开干部会议并“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拿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5](P226)并反复强调：“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7](P134)此后不久，刘邓指挥部直属警卫团的一位名叫赵桂良的副连长，为解决急需的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品，在没有征得上级领导同意的情况下，就在黄冈县私自撬开一家商店的门，擅自“拿了一刀有光纸，几只毛笔，以及几斤粉条和白糖”[11](P250)。刘伯承、邓小平了解情况后，觉得这件事情虽然涉及的物品不多、金额不大，但性质非常恶劣，如不严加惩处，整顿部队纪律和作风的相关制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尽管赵桂良擅自“拿”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为了个人享用，尽管包括那个店主在内的不少当地群众都为赵桂良苦苦求情，但刘伯承、邓小平等人最终还是“忍痛下了决心，坚决按军法执行枪毙”[11](P250)。
(三)当地群众基础薄弱
刘邓大军进据大别山之初，当地不少群众对刘邓大军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正如亲历者在回忆中所描述的那样：“从第一天起，在足足一个月的时日中，我们走到哪里，哪里没有人。白天夜里行军作战找不到向导，十年来我们第一次尝到什么是没有群众的真正痛苦。”[8](P303)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每次撤出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武装就卷土重来进行反攻倒算，残酷镇压当地群众和革命力量。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后，在大别山袁河乡，还乡团一次就用大石碾活活碾死4名红军家属，用烧红的铁锹烙死30多名中共党员[2]。当地群众一说起这事都心有余悸。加上刘邓大军刚到大别山之初立足未稳，成天“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9](P99)。当地老百姓对这支从北方地区千里之外经过长途跋涉过来的部队能不能在大别山地区长期立足心存疑虑，总担心刘邓大军将来撤退后又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报复。二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别山地区实行保甲联防、“五家连坐”等反革命措施。为防止革命势力东山再起，国民党在此建立了比较牢固的统治基础，并建有各级民团组织，对革命群众进行密切监视。国民党坚壁清野等措施严重削弱了我党在当地的群众基础。
(四)部队不良风气有所抬头
部队刚进入大别山的时候，由于给养筹集相当困难，加上人生地不熟等客观因素，一些本来就对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意义不理解的指战员产生了消极情绪。这种对现实的消极不满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直接导致部队战斗意志衰退和纪律松弛，乱抛稻草、随地大小便等现象司空见惯，“打老乡、抓向导、拉水牛、捉鸡子、抢东西，甚至连调戏妇女的现象也屡有发生”[6](P271)。在鄂豫皖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有的党员干部由于对新区的复杂情况不了解，到了新解放区后对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又不深入调查研究，一味凭着“老经验(而又忽视了最重要的抗日时期的经验)、老作风(而又抛弃了许多有用的好作风)，盲目地乱干”[10](P27)；有的缺乏坚定的斗争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而抱着苟且偷安的心理得过且过；有的对党的方针政策漠不关心，对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则持消极应付的态度；有的置群众的利益、疾苦和痛痒于不顾，尽情地耗费人力和物力；有的对于党内严重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熟视无睹，甚至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这些不良作风不仅严重影响到党和军队在当地群众中的形象，而且严重影响土改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是地主土匪武装的严重破坏。在当年的大别山地区有一句话，叫作“不怕国民党，就怕小保队”。也就是说，对刘邓大军来讲，最让指战员头疼的不是那些前来“清剿”的国民党正规军，而是那些被称为“小保队”的地主土匪武装。这些土生土长的“小保队”队员既有土匪、地痞、流氓，也有红军时期的叛徒。他们不仅对当地风土人情了如指掌，而且对解放军的游击战术非常熟悉。他们不仅盘根错节，无处不在，而且诡计多端，心狠手辣。大别山地区山路多弯多树丛多，掉队二三百米，就有可能被“小保队”抓住杀掉。据时任第六纵队第十六旅宣传科干事的刘淑宪回忆说：“我们搞起的‘贫民团’很难生存下来，参加‘贫民团’的，很多被‘小保队’杀掉了，后来我们都不敢公开叫‘贫民团’了。”[2]由于“小保队”队员混在老百姓中间很难分别出来，以致对他们的破坏行动防不胜防。
二
重建鄂豫皖解放区过程中，针对纪律和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刘伯承、邓小平为代表的野司首长不仅处处以身作则，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而且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严肃纪律，密切党和军队与当地群众之间的关系
生活、作战环境的巨大变化使不少指战员一时难以适应。由于当地山多雨水多，不少人因水土不服患有腹泻、疟疾、疥疮、夜盲症等病痛，加上缺医少药而备受煎熬。正如刘伯承、邓小平在1947年10月6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所作的题为《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情况和今后的行动》的报告中提到的那样，“我军南下在淮河以北减员不大。一过淮河生活习惯大变，开始吃不来大米饭，拉肚子，无鞋子穿，蔬菜、油盐吃得很少，蚊子多，山地走小路，炮辎笨重，又连日遇雨，体力均削弱，故9月份减员很大，病号普遍，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以痢疾最剧，感冒次之，加以平原部队怕山怕水，伤员救护困难”[5](P64)。据统计，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时约有14万人，而到1948年2月主力转出大别山时只剩下野战部队56654人，加上留下的地方部队和工作人员1万多人，总共也不到7万人[4]。刘邓大军在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过程中所经历的苦难都是常人难以想象得到的。据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教导团副团长的张绍基在回忆中说，“咱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进了大别山，我觉得那日子比长征还苦，苦上几倍”，因为当时不仅“吃没吃的，穿没穿的，饿肚子，打摆子，生疮流脓，跑肚拉稀”，而且“一下子离开了后方根据地，变得无依无靠，像六个月的娃子断奶死了亲娘，把人给闪了”[6](P268)。时任第六纵队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团长的唐明春在回忆中也说：“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还苦，以后抗美援朝也比不上，要苦多了。那种苦啊，它不但是身体上、生活上的苦，这苦也不算什么，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心灵的、精神上的苦！”[7](P119)
为进一步严肃纪律，强化作风，第二纵队第六旅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一些具体的规章制度。如严禁到老百姓的鱼塘里放水抓鱼，严禁到老百姓甘蔗田里砍甘蔗吃，严禁到老百姓的西瓜地里摘西瓜吃，严禁用老百姓家里的柴烤火或做饭，严禁进老百姓的内房住宿，严禁上老百姓家的厕所解手等。同时还明确规定：从旅、团到连都设立“纪律检查组”，具体负责部队执行纪律的检查和督促工作。对那些借用老百姓的东西不还的人，睡老百姓家的稻草没有放回原处的人，离开老百姓的院子没有打扫的人，以及违犯其他纪律的、损害群众利益的人，“不论是谁，一经发现，从严处理”[12](P184)。
第六纵队第十七旅在团风“背布”时采取竭泽而渔的办法几乎“借”走了当地所有店铺和老百姓家里的布，不仅影响了革命军队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为国民党反动派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提供了口实。邓小平为此主动承担责任，在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厉批评和处分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
(二)克服困难，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一是克服生活上的困难，提振士气。部队刚到大别山，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发展半年以上的时间”[15](P94-95)。为克服生活不习惯、缺医少药、粮食和担架问题难以解决等各种各样的困难，1947年8月31日在光山县北向店组织召开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一页。我们的决心是十分坚决的，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13](P38)针对一些领导干部“不敢对战士们讲困难”的现象，邓小平于9月27日在光山县王大湾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不要怕讲困难。相反，应该勇敢地正视困难，要实事求是地向大家讲明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告诉同志们，只要我们紧紧依靠群众，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精神，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要教育干部、战士，对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样才能想办法积极主动地克服困难。”通过认真贯彻落实王大湾会议精神，广大指战员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明显增强，投入到作战、发动群众和筹款筹粮等工作中的积极性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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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大军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过程中，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敢于担当、以身作则、心系群众、实事求是等方面的人格魅力得到充分彰显。这种人格魅力的潜移默化正是刘邓大军纪律和作风建设取得重大成效的根本原因。
(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官兵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
刘邓大军进驻大别山地区之初，针对部队中盛行的懈怠情绪、消极思想和右倾错误，刘伯承、邓小平等人进行了耐心细致又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工作。他们要求全体指战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一定要牢固树立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等右倾思想情绪”[16](P133)。随后，各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对各自存在的右倾思想和纪律松弛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斗争，有的领导干部还带头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和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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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密切与当地群众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还根据大别山地区的实际情况适时地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了一些修改和调整。在三大纪律方面，他建议将上党战役时规定的第一条“不拿群众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仅使文字表述更加形象生动，而且更能从细节上体现老百姓的利益。与此同时，他还建议将原来的八项注意改为“一、上门板、捆稻草、扫地(北方出生战士不懂禾草二字，所以改为稻草)；二、借东西送还，损坏东西赔偿；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不拉夫，不乱打枪(这两条在目前甚重要)；六尊重妇女习惯(这条在解释时，应包括不进女人房，洗澡及大小便时避女人，不调戏妇女等)；七、挖厕所(这条不论对妇女，对卫生及观瞻都甚为重要)；八、不拿俘虏私人东西”[13](P40-41)。邓小平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的修改意见，不仅考虑到大别山战争环境的特殊性，而且照顾到大别山根据地人民的各方面利益。经过两个月的宣传教育，不仅部队军纪和作风得到明显好转，而且大大激发了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由于“我军每到一处,爱护民众，帮助农民分粮分财”，当地群众“不避风险地掩护我工作人员和伤病员，替部队保存物资、带路，侦察敌情，协助我军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14]。
包里面的状态，就是你头脑中的状态。包里东西很多、混乱不堪的人，他的脑袋也是比较混乱的状态。不但不能接收和处理确切的信息，还经常判断延迟、失误。包整洁的人，头脑也是清楚的，工作上也可以做到判断准确。
1947年农历除夕，邓小平和野司几位首长路过金寨县关王庙地区时，在那一带活动的第二纵队第五旅工作队给他们送来了一些鸡、羊肉、米花糖等过年物资。当邓小平问清楚这些东西的来历后，严肃批评了工作队的相关同志，命令将东西退还给群众[7](P138)。由于领导以身作则，不仅对自己工作上的不足进行深刻检讨，而且对一些错误做法及时进行纠正，使党和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在千里跃进大别山和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过程中，一些被俘获的国民党军士兵加入革命队伍后，开始把他们所沾染的旧社会、旧军队的一些坏思想、坏作风、坏习惯也带进了革命队伍。与此同时，由于战斗频繁、人员快速变动，部队开展政治教育时间相对较少，对部队中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的蔓延传播无暇顾及，“工作的松散、迟缓和效能之低，领导机关的放松领导和放任各种错误倾向的自由主义，都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10](P30)。对此，刘伯承、邓小平等人要求部队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掌握科学的领导方式和正确的工作方法，坚决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克服领导机关的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10](P30)。通过政策学习和纪律教育，特别是通过开展以诉苦、“三查三整”“三大民主”等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整军，不仅端正了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克服了右倾情绪，而且扫除了广大指战员的私心杂念，提高了官兵思想水平。
三
三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冬衣，抵御严寒。早在1947年9月初，刘邓就向中央军委反映部队急需冬装的问题。考虑到从晋冀鲁豫后方长途运输军需物资的艰巨性和危险性，刘邓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决定自筹棉衣过冬。据时任第六纵队第十七旅作战科科长梅琪回忆说：“我们去打团风，目的就是去背布，其他东西都不能拿。我们是为纵队背布的，是共产党员就要带头背布，不背布就是一名不合格的共产党员！”[7](P213)另据时任第六纵队第六旅宣传科教育干事的岳春普在回忆中说：“我们在宋埠筹到相当数量的钱款，除缴获国民党军的上万斤籽棉和几千匹白市布等外，还置办来一些黑黄绿色的洋布。”[7](P220)由于筹集到的棉花中大多数是籽棉，需要去籽弹花，战士们就把棉籽剥掉，然后用荆条、竹鞭使劲抽打弹棉；布匹中有一些花花绿绿的洋布需要染色，战士们就用稻草灰和锅底灰代替染料。就这样，通过“千万将士自己缝”，终于“织成棉衣渡寒冬”。
二是寻找有利战机，克敌制胜。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地区后，绝大多数指战员都天天盼望打仗，盼望着打大胜仗。因为打仗不仅可以缴获武器弹药，而且可以缓解一下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的窘境。据时为第六纵队十六旅第四十七团机枪连战士赵魁华后来回忆道：“打高山铺时，已经是10月底了，天气很冷了。许多战士没有棉衣，也没有鞋穿，发起冲锋时，不少战士就是赤着脚追敌人。遇到国民党军士兵的尸体，不是先捡枪，而是先脱人家的鞋。”[7](P197)然而，也有少数部队为保存实力而没有把握住歼灭敌人的机会。对此，邓小平提出：“没打好的仗，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不再提它了。今后，我们必须打几次大的胜仗。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群众才能真正发动起来。”[6](P282)尽管大别山斗争环境那么恶劣，供给那么困难，但经过广大指战员的顽强拼搏和艰苦奋斗，不仅“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站稳了脚跟，守住了大别山这块重要的战略阵地”，而且“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渡过了坚持解放区斗争中最艰苦的时期”[16](P178) 。
其一，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和强烈的担当精神。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不仅是严守政治纪律的模范，而且教育广大指战员要以大局为重，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要敢于担当。为配合陈粟野战军、陈赓兵团在外围歼敌，“刘邓首长号召全区军民忍受最大的困难和艰苦，将敌人几十个旅的包袱背在自己的身上，吃大苦，耐大劳，为全局的胜利而作出牺牲”[1](P126)。面对敌人对大别山地区的疯狂“清剿”，邓小平说：“我们跃进大别山，正是要吸引大量的敌人向我进攻。把敌人吸引来越多，我们背得越重，对其他兄弟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就越有利。而各兄弟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也正是对我们坚持大别山斗争最有力的支持。”[18]
为了让广大指战员正确理解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邓小平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对他们说：“战略是全国性的，打仗从来有进攻方向、牵制方向，一头担轻一头担重的。第一年的山东和陕北，是担着重的一头，蒋军不惜一切的扭着山东和陕北干，他们背住了。反攻以后，山东轻了，收复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目前整个阶段，是我们走在前头插进了敌人心脏，威胁着南京、武汉，蒋军也必然拼命地扭着我们，我们担着重的一头，也要吃些苦，多走些路，把敌人背住，让华野、陈赓兵团和陕北的部队休整以后，自然会来分担我们的担子。因此，当我们担重的一头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整体，整个胜利是有我们一份的。”[5](P34-35)
在讲到要完成“消灭一定数量的敌人”和“在一定时期内要完成初步土地改革”这两大任务时，邓小平鼓励广大指战员说：“只要我们把地形搞好，练习山地战，有准备，有信心，有战斗意志，反对怕死鬼，歼敌不成问题。”“发动群众要充分走群众路线，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只有过了这一关，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17](P27)
有的同志觉得成天与敌人周旋，虽然牵制了敌人，但好像是在啃一块没有什么油水的硬“骨头”，远没有过去在北方地区打运动战那样大口吃“肉”过瘾。对此，邓小平进行耐心的解释说：“我们背上的敌人越多，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在各战场上消灭的敌人就越多，胜利的概率也就越大。”[20](P139)“所有中原的同志，都负担着艰苦的任务，全国都在望着我们，我们应该更好的来努力。”[15](P100)“部分人的饥渴和疲劳，换取大多数人的温饱和安全。此时此地的困难和危险，换取今后和全国的胜利和幸福。我们要学会算大帐。”[21](P326)
为确保特色产业扶贫工作顺利进行，成立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农牧、扶贫、发改、财政、商务、林业、农机、各乡镇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制定特色产业扶贫规划，筹措保障工作经费，协调指导工作落实，把“互联网+”特色产业扶贫与特色产业扶贫同安排、同落实，确保扶贫工作取得实效。
其二，严格执行纪律的模范作用和时刻关心群众疾苦的爱民情怀。“军队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22](P571)刘邓大军初到大别山时，针对部队存在的纪律松弛现象，邓小平不仅对部队“约法三章”，而且亲自检查和督促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据时任第六纵队第十八旅五十二团第二营教导员的侯建军回忆说：“邓政委对我们的影响特别深，特别是在群众纪律方面，要求很严格。部队每次出发前，他都要派人来问一问：‘门上好没有，水缸挑满没有，稻草捆好没有？’”[7](P136)当年在金寨县关王庙一带做地方工作的杜炳如在回忆中也提到，邓小平“每到一地，不但亲自检查群众纪律，还自己动手帮助群众做事，甚至连打扫街道、挖茅坑、送还铺草等小事也不放过”[5](P336)。严冬季节，即便他们被冻得直打冷颤，也坚持不烧老百姓一把柴火，一根稻草。在他们看来，“假如纪律好，作风好，不打骂老百姓，不乱拉屎，打土豪不贪污群众斗争果实，干部好，队伍好，群众就会靠近我们，大别山的情况就会更好，就不仅能站住脚，而且一定能更多地消灭敌人”[13](P79)。
面对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刘伯承经常教育部队：“紧密地团结地方党，团结地方政府和一切民众，任何时候都不脱离群众，这是我们胜利的根本保障。”[23](P298)针对重建大别山解放区初期出现的群众观望、部队纪律松弛等现象，邓小平严肃指出：“我们能不能在大别山站得住脚，会不会被敌人赶出去，决定的一环便是团结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5](P338-339)刘邓在以中原局名义起草并发布的《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中也提出：“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严格的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我军的先决条件。”[15](P95)
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始终把发动群众作为克服各种困难的前提条件，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建立和巩固大别山解放区的头等大事。他们不仅要求部队注意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紧紧依靠群众，而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始终维护群众利益。在大别山地区至今还流传着邓小平为老乡找牛等不少关心群众疾苦的动人故事。正是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带头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仅使部队迅速克服了畏难情绪和不良现象，而且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到1948年11月底，刘邓大军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剿”，完成了战略展开，而且创建了“北起淮河，南到长江，东至前淮南路，西迄平汉路，方圆数百里，人口1200万的大别山解放区(其中600万人口的巩固区，600万人口的游击区)，鄂豫、皖西两区共辖9个专区、33个县，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余人”[16](P143)。
其三，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和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在鄂豫皖解放区的重建过程中，邓小平和刘伯承等领导人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和偏差，并结合工作实际，在党政军组织建设方面创造性地总结出一套新的经验。即“从战略高度认识党政军组织建设是开创新区的重要环节”“在干部配备上，实行地方干部和军事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相结合”“根据斗争形势，调整行政区划，建立相应机构，以适应工作需要”等 [16](P143-144)。这不仅有效促进了大别山解放区的巩固，而且为中央制定和调整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大别山根据地的“清剿”，刘伯承、邓小平在1947年12月26日向所属部队发出指示：“以小部消耗大敌，以大部歼灭弱敌，发展外线，开展新区，吸敌西顾，配合内线反清剿斗争，抓紧空隙进行土改。”“以必要兵力坚持内线反清剿斗争任务，适时分遣集结，力争打小歼灭战(一个班也好)。”“趁虚奔袭敌纵深薄弱地带，除可开辟新区工作外，迫使敌回顾。”[24](P137)这显然是根据大别山地形地貌和敌人进攻方面的特点，巧妙地将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与大别山的实际斗争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时而集中歼敌，时而化整为零，在与敌人周旋中消灭敌人。
邓小平在调查研究后发现，在大别山地区的一些新解放区，国民党军队和地富武装力量的残余还没有完全肃清，大多数农民既没有分配土地的要求也没有真正发动和组织起来，外来干部既不熟悉情况又没有和当地群众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用行政命令和包办代替的过激办法进行土地改革，“不仅是主观主义，而且是冒险主义的”[10](P25)。因此，他建议在大别山区这样尚未进行土改的新解放区，应以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的宣传代替开展分配土地的宣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试点积累经验后再全面铺开。在邓小平看来，大别山这样的新解放区不能急于分配土地，应暂时将重点放在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的宣传上。这一既符合实际情况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
③监测设施。水位尺安装规范，背水坡脚排水沟设置量水堰，根据需要设置水平及竖向位移监测、测压管，有条件的水库安装水雨情自动测报系统。
在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过程中，刘邓大军虽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纪律和作风建设方面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由于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尤其是在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以身作则的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刘邓大军的正风肃纪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不仅为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地区站稳脚跟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为重建和巩固鄂豫皖解放区营造了良好环境。分析探讨刘邓大军重建鄂豫皖解放区时期正风肃纪的主要措施与成效，及其与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人人格魅力之间的内在关系，对新时期加强党和军队纪律及作风建设以及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等都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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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10-20
作者简介：唐锡康(1994- )，女，湖南武冈人，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唐金培(1967- )，男，湖南武冈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8FDJ002)；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资助项目。
中图分类号：K2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9)02-0103-06
(责任编辑郑良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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