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地区贫困具有致贫原因复杂、精神贫困和技能贫困等特点，是高校教育扶贫的逻辑起点。由于对民族地区贫困的特殊性认识不足，使得高校教育扶贫陷入了“粗放式”扶贫的实践困境，教育扶贫的功能被弱化。各高校要充分发挥科研、学科、人才、智力等方面的优势，努力改善教育供给结构，实现民族地区教育扶贫从“粗放式扶贫”到“精准式扶贫”的根本转变，以切实担当起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时代重任。
关键词：民族地区；高等学校；教育扶贫；教育供给侧；路径优化
一、研究的缘起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重要意义。由于自然、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占我国国土面积60%的民族地区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在扶贫脱贫方面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困难和问题，表现出量大面广、贫困分布与生态脆弱区高度耦合、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大，并呈现出整体性和长期性的特征，[1]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民族地区更是属于深度贫困地区，是“十三五”期间扶贫攻坚的“硬骨头”。教育扶贫是与物质扶贫相对的一种扶贫手段，主要指通过教育来提升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并最终摆脱贫困的一种扶贫方式。结合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落后的实际，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教育扶贫的重要意义，把教育精准扶贫作为解决我国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主要任务和重要途径。
高校在人才、智力、科研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是实施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战略中的“生力军”，在解决民族地区能力贫困和精神贫困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高校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摇篮，理应坚守扶贫攻坚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为民族地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目前教育扶贫中普遍存在的机械照搬其他行业的扶贫模式，重视物质投入，轻视智力扶贫等功利主义倾向，使高校教育扶贫的功能被弱化，其教育扶贫的效果也处于“有功不明”的状态。如何针对民族地区的特点不断优化教育扶贫路径，提升办学水平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切实担当起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时代重任，是目前民族地区高校发展过程中应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本文从教育供给侧的视角，试图通过对民族地区贫困特征的梳理与分析，厘清现阶段高校教育扶贫的现状和困境，探讨高校参与精准扶贫的价值和功能，为进一步优化教育扶贫的路径和提升教育扶贫的效果提供参考。
二、民族地区贫困的基本特征：高校教育扶贫的逻辑起点
随着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和贫困现象大幅度减少，民族地区贫困已经由物质贫困为主要特征转变为精神贫困为主要特征，其贫困的表面现象是生计的难以维持，而深层实质却是由自然条件艰苦和教育落后造成的人口文化素质低下和谋生技能缺乏。因此，民族地区扶贫，应当从区域内系统贫困理论上深化对致贫原因、贫困文化、贫困规律的认识，这是高校教育扶贫的逻辑起点，对于提高高校教育扶贫绩效有着重要意义。[2]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一）因灾因病等致贫返贫现象较为突出
贫困的产生与自然环境因素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自然灾害对农村贫困发生率有负面影响，恶劣的自然环境将是某一地区贫困形成的一大原因。[3]民族地区大多为山区、高原、牧区、沙漠地带，自然环境对贫困的影响主要有：一是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越来越多的农牧民沦为生态难民。以青海省为例，地处三江源头的玉树州曲麻莱县，由于鼠害严重，越来越多的草场变成了黑土滩，目前无法放牧的草场已达1332万亩，占该县全部草场的28%。曾经被誉为“草原首富”的果洛州班玛县，由于草场退化和沙漠化，牲畜数量已由100多万头减为目前的40多万头，全县已有7000多牧民被迫离开草场另谋生路，从而沦为生态难民。[4]加之一些生态脆弱区域为了环境保护禁止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群众的收入。另如新疆南疆地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水资源短缺、荒漠化扩展、盐渍化蔓延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凸显。据统计，新疆盐碱土地面积达11万平方公里，并且现有耕地的32.6%已出现次生盐碱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累计开垦的5100万亩盐碱荒地，已经有47%的面积因次生盐碱化而弃耕，失去耕地的农民成为生态难民；二是民族地区干旱、雪灾、冰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人民群众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现象较为突出。如西藏、青海等高海拔地区素有“十年一大灾，五年一中灾，年年有小灾”之说，冬春季节，雪灾频发，给牧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财产损失。1993年三江源地区的雪灾造成140万头牲畜死亡，牧民返贫率高达73%；三是自然环境恶劣造成的地方病、传染病发病率高。青海省玉树州、果洛州等地区，海拔在3500～4500米之间，自然条件恶劣、气候寒冷干燥、空气含氧量低，高原性心脏病比较普遍，严重损害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加之该地区为包虫病、布鲁斯菌病、大骨节病、肺结核、肝炎等地方病和传染病的流行区，相当一部分群众因病丧失劳动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更加突出。面对民族地区因生态恶化、自然灾害、地方病等致贫返贫现象，必须要大力发展教育，通过广泛的适用技术培训以提高其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和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从而成为减轻贫困程度和遏制返贫的手段。
（二）贫困的实质是劳动力的知识欠缺而造成的精神贫困
贫困的类型基本有两种，即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多维贫困是以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基本能力理论为基础。该理论认为，除了收入和物质不足以外，贫困最主要体现为基本能力被剥夺，它体现在多个维度，如早逝、营养不良、长期疾病、普遍文盲等，其结论是通过教育和医疗可以提高人们的基本能力。[5]民族地区的贫困，大多数为多维贫困，精神贫困、能力贫困、慢性贫困等各种贫困问题叠加，致贫原因复杂，脱贫难度很大。其中以劳动力的知识欠缺而造成的精神贫困最为典型，其特征有：一是生活观念落后。一些群众重来世，轻现实，重精神追求，轻物质生活，消极满足，不思进取，甘受贫穷，这也是造成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贫困落后的原因。受宗教观念的影响，一些群众不信知识信鬼神，每年的宗教消费过高，宗教负担过重，甚至出现了个别群众变卖家产到宗教圣地朝拜或将多年的积蓄全部捐给寺院的情况；二是消费观念落后。一些群众消费缺乏计划性，一年的积蓄短时间内花完，个别地方出现了相互攀比购买首饰等奢侈品，一件头饰一般要花十几万甚至更多；三是“等靠要”思想严重。个别群众安于现状、进取意识差，认为解决贫困问题就是政府的职责，与自己的努力无关，从而培养了懒汉心理，穷根难以拔出。据某民族自治县扶贫部门的工作人员讲，三年前有关部门以高价从巴西引进的抗旱良种让部分农民试种，不料有些农民把良种拿回家后马上磨面吃了。某乡上一年发放了300只小尾寒羊让农民繁殖，现今只剩下3只，其他的也被农民宰杀掉吃了。由此可见，民族地区个别群众的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贫困的根源是文化认知的差异，被现代文明定义为 “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而教育不仅可以使受教育者具有灵活地转换工作的劳动转换能力，更重要的是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形成一种积极进取精神，从而消除精神贫困。所以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要消除群众的精神贫困，还得大力发展教育，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减少贫困发生的潜在可能因素。
1.3 研究方法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前后孕酮、血β-hCG、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血清糖抗原125(CA125)水平变化情况、治疗7 d后包块大小、包块消失时间、月经恢复时间及不良反应。治疗前后收集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3～5 ml送至检验科进行孕酮及β-hCG水平检测，分离血清，分别采用分辨荧光法和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血β-hCG水平、孕酮水平，采用ELISA法检测VEGF、CA125水平。
第三，加强民族地区扶贫模式研究。如在旅游扶贫方面，高校应该充分运用自身的智力资源优势，帮助民族地区做好旅游扶贫规划，并对各民族群众的旅游产业开发进行科学指导。在生态扶贫方面，高校的反贫困研究应该围绕“生态文明和反贫困”的主题探讨反贫困问题，从理论上揭示贫困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两者发生变化的内驱力，开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系统总结出民族地区生态扶贫的主要经验，最终提出生态扶贫的主要战略。另外，还应该对民族地区金融扶贫、文化扶贫、异地搬迁扶贫、低保扶贫等扶贫模式及其有效性进行深入研究，构建一个全新的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多维机制。
（三）教育发展滞后形成一种技能贫困的累积效应
由于受自然、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具有起步晚、底子薄、基础差等特征，加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文盲人口、半文盲人口比例高，人均受教育年限低，群众不具备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摆脱贫困的信心和能力不足。使得民族地区陷入了 “教育落后→能力贫困→经济落后→贫穷贫困→教育落后”的恶性循环当中，文化教育落后是造成民族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并由此形成能力贫困的累积效应。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西部五省区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7.60%、32.29%、12.94%、7.82%、3.01%，而全国同期平均值为4.88%。另据相关研究显示，少数民族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的机会为0.069，而汉族为0.091；少数民族达到高中教育程度的机会为0.174，而汉族为0.201，少数民族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弱于汉族。[6]由于文化素质低，影响了民族地区群众对新思想、新技能的接受和运用，形成一定程度的技能贫困，影响到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另外，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只会说民族语言，不会说汉语普通话，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到他们发达地区发展的机会。一些少数民族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存在着早婚早育现象，有的少数民族女童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待嫁，她们的结婚年龄大多在14～17岁之间，而后期的离婚率高达30%左右，离异和多孩就会加剧深度贫困问题。不仅如此，这些文化水平低下和谋生技能缺乏的劳动力，还会直接影响下一代的教育，形成一种文化和技能贫乏的累积效应。而要根治民族地区群众文化和技能贫乏的累积效应，还得靠大力发展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扶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是帮助贫困群众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主要手段，是稳定脱贫成果的关键举措。[7]
以上盲目化的扶贫目标、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同质化的扶贫模式三者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强化的关系。盲目化的扶贫目标导致同质化的扶贫模式的产生，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进一步加剧了同质化的扶贫模式，这也是民族地区高校教育扶贫一直走不出“粗放式扶贫”状态的根本原因。
高校教育扶贫，贵在精准，重在务实，一定要围绕解决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精准发力，扶到根上。[10]但认真考察高校扶贫的主要方式后我们发现，目前高校对教育扶贫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未能形成系统科学的教育扶贫方案，扶贫方式仍然以物质扶贫和技术扶贫为主，扶贫方式存在着同质化的现象。一是跟政府、企业等机构的扶贫模式同质化。政府的扶贫方式往往以资金投入为主，运用项目的形式推动贫困户开展脱贫活动。而企业的扶贫往往着眼于产业延伸，以产业发展促进贫困人口就业增加收入水平。以上两种都是政府和企业根据自己职能特点来开展的扶贫活动。但在民族地区扶贫活动中，一些高校试图借鉴政府和企业的扶贫方式开展项目推进和产业延伸，但往往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而半途而废。二是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扶贫模式的同质化。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区别，就是语言文化的差异，民族地区高校的教育扶贫必须与各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以扶贫促进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使少数民族群众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从而达到智力扶贫的目的。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高校在教育扶贫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将汉族地区的扶贫方法和扶贫模式照搬到民族地区，由于针对性不强而影响了扶贫的效果。三是高等职业院校专业发展的同质化。职业教育有着重要的脱贫致富的社会功能，但受“城市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一些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在专业发展上忽视本地区产业特点，贪多求全，扎堆开办了计算机、建筑工程、学前教育、护理、电子电工等专业，专业多而不精，同质化严重，由于培养的学生过剩而影响就业，学生毕业即失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困，职业教育的扶贫功能被极大地削弱。
阿里巴巴副总裁范驰表示，“双十二不仅成为全国消费者的线下吃喝玩乐狂欢节，更是全国本地生活服务类商家的专属节日；就今年而言，数据显示，参与口碑和饿了么1212吃喝玩乐节的线下商家已超过了200万家，涵盖日常生活全场景。”
三、粗放式教育扶贫：民族地区高校教育扶贫的实践困境
民族地区贫困的基本特征要求高校坚持“扶贫必扶智”原则，开展教育精准扶贫，帮助民族地区群众战胜自然灾害、提升受教育水平、获得劳动技能、消除贫困的累积效应，从而获得脱贫。目前几乎每一所高校都在承担着教育扶贫任务，但由于教育扶贫制度不健全，尤其是没有针对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特殊性来实施有效的教育扶贫措施，呈现出粗放式的扶贫特点，使得民族地区高校的教育扶贫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困境。总体看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盲目化的扶贫目标
第一，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高等学校特色发展问题，是当今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重点问题，是决定高等学校的水平、优势、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关键要素。[13]高等学校要主动适应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形成学科专业结构动态调整机制，以增强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并通过加强对高校定位的分类指导，以增强办学特色和推进高等教育整体结构的优化，满足民族地区发展对人力资源的开发需要，实现高校人才培养和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直接对接，促进高等学校特色化发展。
（二）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必先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9]所以“扶智”应该成为高校扶贫的最主要方式。目前大多数高校对民族地区的扶贫主要通过 “三下乡”、“三支一扶”、教育培训、捐款捐物等形式来开展。“三下乡”具有周期短、易操作等优点，但由于周期短往往形成不了长效的扶贫机制，加之受评价机制的影响，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功利化的倾向，扶贫效果一直不是很理想。“三支一扶”也是高校对民族地区普遍开展的扶贫项目之一，高校通过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和贫困地区就业创业，可以为民族地区提供一定的人才支持。但由于目前该项目相关的配套政策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大学生服务期满以后的就业安置得不到保障，大学生服务期满以后面临着重新进入就业市场择业的问题，最终真正能留在基层的很少。由于“三支一扶”在报考公务员时有优惠政策，很多大学生将“三支一扶”作为考取公务员和研究生的跳板，具有明显的功利性，“三支一扶”项目扶贫的实效性也被消减。教育培训是高校开展民族地区扶贫的最有效的方式，可以通过培训帮助贫困地区提升中小学师资水平、提高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水平。但实际情况是，受一度盛行的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影响，教育培训也成为高校创收和盈利的项目之一，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办了许多“老板班”“赚钱班”，唯独忽略了教育培训的扶贫效益。加之一些培训由于缺乏基本的培训需求调查，重理论讲授、轻实践技能训练，培训课程单一，培训过程死板，培训质量难以保证，影响了扶贫培训的整体效果。还有一些高校把教育扶贫看作政治任务和政绩工程来抓，追求一种周期短、见效快的扶贫手段，发动全体师生为贫困地区捐钱捐物、修路修厕所，为贫困户盖房、买羊买牛、建塑料大棚。可以说，这些扶贫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扶贫的效果，但往往忽视了高校在教育扶贫中“扶智”的重要功能，难以长期扎根于民族地区，不能实现教育扶贫的长远目标。
（三）同质化的扶贫模式
1.2.1 观察组和对照组在院期间均进行常规的术后自我护理知识宣教、免费发放宣教资料等进行造口护理指导。
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既是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基本特征，也是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逻辑起点，为确立教育精准扶贫的措施指明了方向。这个逻辑起点是教育扶贫理论的起始范畴，是教育扶贫理论构架的根基，也是高校教育扶贫实践范式科学有效的根本前提，决定着教育扶贫的内容、方法和途径，即如何致力于使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获得战胜自然灾害和疾病的能力，消除精神贫困，打破教育落后造成的恶性循环，从源头上解决贫困问题。
四、精准式教育扶贫：民族地区高校教育扶贫的路径转向
教育扶贫是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最佳路径，但由于实施过程中的不够精准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因而亟待转向教育精准扶贫，以解决教育扶贫“有功不明”的低效状态。教育精准扶贫是一个集理论、战略、政策和行为为一体的完整系统，该系统包括教育扶贫主体博弈机制、教育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机制、教育扶贫项目精准运行机制、教育扶贫精准考核与监督机制等。[11]民族地区高校要充分发挥人才、智力、科研等方面的优势，深入调研教育扶贫需求，进行“教育扶贫供给侧改革”，把教育扶贫与教学、科研有机地统一起来，不断提升高校办学水平、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扩展自身参与教育扶贫的“可行能力”，[12]切实扭转扶贫方式的同质化、扶贫内容的功利化、扶贫目标的盲目化等问题，努力改善高校教育供给结构，形成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新供给侧结构，实现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从“需求侧拉动”到“供给侧推动”的根本转变，真正实现高校助力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路径的优化。
（一）加强教育扶贫的科学研究，精准把脉民族地区贫困问题
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重要的职能，高校在民族地区教育扶贫中之所以陷入上述困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教育扶贫的科学研究做得不够扎实所致。在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中，高校应该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面向扶贫攻坚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加强民族地区扶贫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应用研究，为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准确“把脉”，为精准扶贫对症下药，开出科学良方，并将其转化为科学的公共政策，从而形成有效的政策设计。
第一，精准开展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知识和技能的缺乏可归因于基础教育的落后，而基础教育的落后可归因于师资队伍水平的薄弱，为此，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扶贫的“支点工程”来抓。随着互联网等新一代技术对教师培训的影响不断加深，乡村教师普遍性地呈现出对培训内容和方式的改变需求，辨识这些新需求并探索适应这些新需求的培训模式，已经成为目前优化乡村教师培训内容和方式的关键问题。[15]所以，高校要立足于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新需求，积极探索一种新型的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深度培训模式，实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从粗放走向精准、从培训走向研修，切实提高培训效果，为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贡献力量。如云南曲靖师范学院充分发挥学科专业优势，精准聚焦定点扶贫县会泽县脱贫前教师队伍建设的短板问题予以精准帮扶，以师范生顶岗支教和信息技术培训为抓手，使全县91.3%的乡镇的81所中小学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全县教师信息素养显著提升，为实现扶贫县“义务教育有保障”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二，加强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扶贫脱贫机制研究。在全面分析民族地区扶贫脱贫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新时期民族地区扶贫脱贫的内生助力，即如何通过有效的措施不断提高贫困群众自身的参与能力和自救能力，建立内源内生发展和外源拉动相结合的扶贫脱贫新机制，真正构建“政府、社会、贫困人口”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扶贫大格局，从而为政府制定精准扶贫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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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发挥各高校学科优势，精准服务民族地区特色产业
资源富饶与经济文化贫困交织，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特色，如何帮助民族地区把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是高校教育扶贫的首要任务。高校的学科优势和办学特色决定了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实现路径。为了从源头上解决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中高层次人才短缺问题，要求各高校积极适应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实现人才培养和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直接对接，努力增强服务精准扶贫的能力。
教育扶贫是我国民族特困地区反贫困的力量源泉。教育扶贫不仅能够提升民族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还能有效提升该地区社会资本，是连片特困地区拔掉穷根，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8]高校知识密集，学科齐全，与其他社会部门相比，在扶贫过程中具有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两个方面的优势。高校应该发挥“智囊团”和“人才库”的作用，以务实的精神，为扶贫攻坚精准发力。但实际情况是，目前很多高校的智力支持与民族地区贫困户的需求之间还有不衔接的情况，扶贫存在着盲目化的倾向。一是不清楚自己作为高等学校究竟能做什么，开展不擅长的扶贫活动。一些高校忽视自己的办学定位和能力，忽视自己的优势和特长，于是出现了捐钱捐物、项目开发等代替政府职能的扶贫项目；二是不清楚扶贫对象真正需要什么，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教育扶贫需求的调查做得不够，尤其是基于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及文化特殊性的教育需求调查不够，从而影响了教育扶贫对象、扶贫内容和扶贫形式的确立；三是简单照搬，脱离实际。一些高校照搬其他地区的扶贫模式开展民族地区扶贫，致使扶贫工作脱离民族地区的实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水土不服”现象。如“三下乡”送下去的文化、科技和卫生不符合民族地区的现实需要，最终流于形式。
第二，根据高校的学科专业优势开展扶贫项目。教育扶贫中充分发挥高校各自的学科优势，扶贫措施一定要符合各院校的性质、学科专业优势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切忌一哄而上，千校一律。如综合性大学一般是做好扶贫的顶层规划和设计；师范院校重在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培养培训；医学院校要加强乡村医生的培养培训；而农林院校的优势是农林科技人才的培养；高职高专院校的优势在于农牧民职业技能的培训。如甘肃农业大学定点扶贫国家级贫困县岷县，将自身的农科教优势与当地自然资源优势深度融合，促进了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精准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第三，充分挖掘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少数民族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如藏族的唐卡、白族的银器、彝族的漆器、壮族的锦绣、蒙古族的首饰等都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但由于交通相对闭塞、传统观念落后等方面的原因，这些独特的民族文化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民生补给效益。民族地区文化发展最大的困境是发展能力的贫困，应提升民族地区文化发展推进过程中的生产及创造能力。[14]所以，西部各高校特别重视与民族文化相关的特色学科与专业的发展，精准对接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产业，破解民族文化发展的能力贫困问题，以显著提升民族地区文化生产及创造能力。要加大民族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教育体系的力度，在西部高等院校特别是民族院校中，设立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适当开设民族传统文化课程，研究和挖掘民族文化精髓，把民族地区特有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具有更强的生长性和可持续性，这既是高校自身特色化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教育精准扶贫的迫切需要。
（三）开展全方位的职业技能培训，精准破解贫困人口技能贫困难题
民族地区高校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精准”的要求，切实改变过去粗放式的扶贫模式，改大水漫灌为精确滴灌，针对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知识和技能贫困的问题，精准开展各种知识和技能培训，有效破解精神贫困问题，帮助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斩贫根”。
第一，精准开展致贫原因和扶贫需求研究。民族地区高校要充分发挥民族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和智库优势，深入贫困地区基层和群众，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数据分析、地理遥感等技术手段，精确分析民族地区贫困的深层次原因和群众脱贫的现实需求，加强扶贫开发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并通过深入挖掘民族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聚焦于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中探析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2.任务抽组人员不固定性：海上医疗保障人员为临时抽组，各岗位人员不固定，人员之间的配合不够默契。而整体医疗环境的细节布置因岗位人员的变动出现差异。如各医疗设备、物资、耗材的摆放等，医务人员在使用上不顺手，易引起工作的忙乱。从海上医疗保障任务中出现职业暴露的地点分布可以看出，手术室发生最多，这与手术工作需多方配合有一定关系。
第二，精准开展贫困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是“挪穷窝”“拔穷根”“摘穷帽”的关键，职业教育掌握技术技能、实现稳定就业、提高收入十分关键，是帮助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途径，应成为教育扶贫的重要内容而优先考虑。[16]高校要针对民族地区人口技能贫困问题，瞄准民族地区特色农牧业产业，开展种植、养殖、加工技术为重点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创业培训，提高少数民族人口融入市场和创业的能力，并通过地方政府和高校的共同努力，建立一套完善的从中职到高职乃至技术本科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体系。如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义务托管洛浦县职业高中、洛浦县技工学校，对当地贫困人口精准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技能培训，有效破解了南疆地区职教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师资困境、生源困境、专业困境和就业困境，打造“职教精准扶贫”新疆样本，使当地职业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建立完善的学生资助体系，精准帮扶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
美国当代哲学家罗尔斯指出，如果公平的起始状况(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同，处于不利地位者的利益就应该用“补偿利益”的办法来保证。[17]我国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而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问题是其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突出表现。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一些“补偿利益”的政策来保证教育机会均等，当务之急是要构建一个长期性、战略性的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精准扶贫体系，实现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帮扶由“粗放型”向“精细型”全面转化。
在缺少抗病品种或原有抗病品种抗锈性丧失，又无接班品种的麦区，需要进行药剂防治。我国先后使用对锈病有效的杀菌剂有敌钠酸、敌锈钠、氟钡制剂、氨基碘酸钙、氟硅脲、萎锈灵、灭菌丹、代森锌等。近年主要推广三唑酮（粉锈宁）、特谱唑（速保利）等。
第一，建立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精准识别机制。与东部发达省份相比，西部民族地区高校教育存在着学校软硬件设施相对较差、少数民族学生数量多、贫困大学生比例大等特点。与非少数民族贫困学生的经济贫困相比，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还存在着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方面原因造成心理贫困问题，而以往的贫困学生的识别和帮扶方式都忽略了这一点。针对这个特点，高校在少数民族贫困学生的识别和帮扶中一定要密切关注其特殊的文化心理因素，建立一套综合考虑其家庭环境、经济收入、文化心理等多个维度的学生贫困状况测算与分析模型，由此构建科学的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识别和帮扶机制，确保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经济上得到了帮助，心理上得到关怀，能力上得到拓展，实现“真扶贫”和“扶真贫”。
随着我国公路桥梁技术的发展，利用桥梁技术连接了山区的高速交通网，打破了山区公路交通不便的限制，山区高速公路桥梁施工对于发展我国高速交通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加快区域经济交融，促进经济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建立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精准资助机制。为帮扶贫困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国家设立了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等各种奖助学金，这些奖助学金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的就学问题，但是在评审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由于这些助学金的评审条件均为家庭贫困和学习成绩优秀，且两个条件同时具备，而少数民族贫困生因为学业水平原因往往在奖助学金评审中处于不利地位。为此，建议国家或省级政府设立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资助专项基金，采取特殊的评审和资助办法，重点资助来自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从实质上体现党的民族政策。对于毕业后志愿去边远艰苦地区工作的各民族大学生，可采取由政府代缴学费或工作后全额退还学费的政策，鼓励青年学生献身祖国的民族事业和边疆事业。
仓库保管员应随时向核算员提交材料消耗清单，以便核算员及时、准确地进行材料消耗核算，确保实际开支与账面成本统一，并与计划成本对比，分析材料成本的差异，为项目经理部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第三，建立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创业精准帮扶机制。与汉族学生相比，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和创业意愿相对较低，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不足，就业渠道单一，这就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加剧，也造成部分家庭因学返贫的现象发生。相关研究显示，无论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还是相对滞后的西部地区，创业教育都能表现出其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强大激励效应。[18]针对这些情况，高校要根据各民族大学生不同的心理素质特点来设计个性化、特殊化的就业创业教育体系，实施一些与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创业项目，开展积极有效的心理辅导和就业援助，帮助他们转变传统观念，树立愿意创业、敢于创业、创业成功的自信心，最终帮助他们成功创业或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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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erty Allevi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Minority Areas:Logical Starting Point,Practical Predicament,and Path Turn
LI Zi-hua
Abstract:Poverty in minority areas has complex causes and manifests as mental poverty and skill poverty.It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ticularities of poverty in minority areas,however,has sent poverty allevi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to the practical predicament of“ext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when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also been weakened.Al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talent and intelligence to improve the structure of education supply side,facilitate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minority areas from “ext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to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and thus truly undertake the contemporary miss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minority areas.
Keywords:Minority Area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Educ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Education Supply Side；Path Optimization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9）03-0057-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藏区教育发展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批准号：15XMZ024）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1-10
作者简介：李子华（1971—），男，甘肃通渭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青海民族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少数民族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 贾 伟]
[责任校对 徐长菊]
标签：民族地区论文; 贫困论文; 精准论文; 高校论文; 少数民族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藏区教育发展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15XMZ024)论文; 厦门大学论文; 青海民族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