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资源获取是组织机构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和基本能力。组织机构的资源获取模式因机构自身的组织目标、技术条件、制度设计以及组织面临的发展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性特征。智慧社会中资源要素的生长、流动与集聚以及人的资源获取心理、行为方式的变化对组织机构的资源获取模式产生影响。在资源系统理论指导下，智慧社会中社会工作组织资源获取模式的建构，应根据不同组织制度与不同发展阶段作出合适选择。
关键词：智慧社会；社会工作组织；资源获取模式
资源获取是组织或个人为获得生存发展所需资源而与所处环境进行互动和交换的过程。自人类认识和利用资源以应对各种挑战、谋求优势发展以来，资源获取及其模式一直受到重视并处于不断探索发展之中。进入智慧社会，智能化、智慧化，以及新的社会形态结构的出现，对组织及个人的资源获取、资源利用和资源转化等都会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一类特定的组织机构，社会工作组织的资源获取及其模式也将如此，且与新的社会形态中其他组织机构的资源获取及其模式产生交集。
Gutt曾指出,“成功的译文就是译者确保译文中交际者的意图和接受者的期待与原文一致。”依据关联理论,广告翻译的实质是语际间对广告原文的明示推理阐释,评判一则广告译文是否成功地实现了交际意图就是要看译文读者是否能以最小的认知努力来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从而接受原广告所宣传的产品,并做出相应的购买行动。
一、社会工作组织的资源获取及其已有模式
1.社会工作组织资源获取及其模式的形成
资源获取即资源的获得、得到或猎取，是任何组织机构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和基本能力。按照杰弗里·菲佛的观点，组织生存的关键就是获取和维持资源的能力[1]。这种能力及其呈现直接决定了组织机构生存发展的走向与未来。而组织机构获取其生存与发展所需资源的可以复制或效仿的，并具有显著特征的思想体系、思维方式、目标导向、行动策略、制度设计及技术实施的总和，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该组织机构的资源获取模式。
宁德地区的福安是全国畲族人口最多的聚居地区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畲族人民创造了许多极具特色的民族舞蹈。以 “奶娘踩罡”为代表的畲族巫舞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浓郁的民族风情，远近扬名，代代相传。其底蕴深厚，风韵独特，表现形式多姿多彩，极具保护与传承价值，2006年，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社会工作组织的资源获取模式是在社会工作及其组织机构产生和发展中逐步形成的。自1869年伦敦成立第一个“慈善组织会社”以来，国外相继出现了诸如“睦邻组织运动”等的社会组织早期实践[2]。到20世纪，英国某些特定区域的地方当局把众多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小组成员，雇用到其创办的社会工作服务部门[3]。这一时期，社会工作组织主要是依靠政府部门和少量作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组织者。相应的，其资源获取途径主要是政府给定和相关组织者的协调，以及一些市场化模式。在我国，以1979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成立为标志，社会学开始恢复和重建，社会工作的研究因其作为应用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恢复并受到重视[4]。几年后，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等校设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国家民政部门等则开始了对社工干部的在职培训，为当前行政性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相结合的发展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5]。截至2016年底，全国各地在一些事业单位和城乡社区开发设置了27.34万个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并出现了5 880家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6]。这一时期的社会工作属于社会服务范畴的一个内容，其社工组织的资源获取也主要通过政府给定或部门协调来实现，其中的一些民办社工组织机构尽管采用了多种市场化模式，但主要还是争取政府购买。
社会工作组织的资源获取模式构建涉及问题分析、价值判断、优化创新等一系列过程，因而首先应该以资源及其获取的相关理论为依据，在充分考虑智慧社会对资源及其获取的可能影响的基础上，探寻未来组织机构资源获取的相关问题。
2.社会工作组织资源获取及模式运行的问题
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职业制度，我国社会工作从2006年开始正式在全国拉开建设序幕，目前还只有十几年时间，已经形成了比较齐全的社会组织。大体有政府部门社会工作组织，比如社会工作司(处)、社会工作事业部，以及专司或兼司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的经政府职能转型而成的其他组织；社区和单位，比如街道层面建立的社会工作站、医务社会工作部、司法社会工作组织；行业社会工作组织，比如社会工作行业协会；民间社会工作组织，比如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由政府购买服务而催生的由社会工作者发起、政府核准组建的其他民间组织等四种类型组织。其主要业务范围涉及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残障康复、优抚安置、医疗卫生、青少年服务、司法矫治等。但由于建设时间较短，加上观念变革、制度创新和技术运用等的相对滞后，我国社工组织机构的资源获取及模式运行过程中还存在较多的问题。
概括起来，一是资源获取观念落后。按照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与环境交换才能获得生存。而之所以要与环境交换，就是要获取自身稀缺的资源，即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信息、文化、制度等的总称，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客观存在形态。这些资源可以是能力，比如英国学者吉登斯将资源定义为能够促使事情发生的无形但又无处不在的能力[7]；也可以是物品，比如J·Coleman认为人们在社会中有其自身需要，而可以满足这些需要的物品即为资源；还可以是自然与社会、物质与人文等不同形态的资料来源[8]，并且能够转化为人类财富。实质上，资源可以被人们感知并渴求，也可能一时不被人或者至少不被一些人感知而处于一种空无的状态。而人们能否感知这种客观存在，既取决于其时的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又决定于个体或群体的视野和见识。就我国的社会工作及其组织机构而言，因为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由政府统管或政府主导，导致了社会工作组织把政府作为唯一资源，而不需要考虑对其他资源的获取。
三是获取渠道和技术不足。2019年3～4月，本研究采用走访和通讯访谈的方式对苏浙粤及湘鄂等地的少量社工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查，重点考察了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两种类型资源的流动和集聚情况。调查显示，资源要素的动员和集聚不仅与组织机构的起始状态密切相关，而且更依赖于该组织机构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已经登记成立的社会工作组织机构中，有15%左右发展较好的组织机构已经能够较好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资源，进而导致相应的项目及财政资源向这些机构集聚。这种现象在当前农村和农业的智慧化建设中也已经体现出来。随着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和社会生态结构的转型，以及以农业农村信息化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融合、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特别是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组织形态创新和新兴项目的确立，城乡人力资源要素、财力资源开始向农村流动和集聚。但总体上讲，目前社工组织机构的资源获取渠道和技术都显不足。此外，社会工作组织机构资源获取所需要的相关制度建设更显滞后。尽管近年来全国各地已经有一些省市出台了有关社会工作服务条例，比如2018年7月的《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条例》、2019年3月的《河南省志愿服务条例》等，把社会工作服务当作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放宽了从业主体准入条件，规定了社会工作服务发展所需经费应当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针对目前较多非专业人员的实际情况而要求政府主管部门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一定学时的免费教育培训等，但对社会工作组织机构和社会工作者如何自主获取与运用资源、如何实现自主发展等，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和要求，社会组织的自我规制还存在诸多失灵问题[13]。
从本质上来说，税收是国家强制无偿占有纳税人的财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逃避缴纳税款即为纳税人违背义务。对于逃避税款的行为，因为“偷”是指将属于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所以有说法认为将逃避缴纳税款的罪名更加人性化。
二是获取模式相对简单。组织机构的资源获取模式会因组织自身的组织目标、技术条件、制度设计的不同以及组织面临的发展环境等的不同，而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性特征。比如，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资源获取就经历了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到创新驱动的模式转变，当今已经形成了基于科学伙伴的获取模式、基于市场的获取模式、引进购买获取模式[9]，以及技术购买、设备引进、技术并购、专利许可和雇佣专家等的外部获取模式和自主研发、合作研发、委托研发等的内部获取模式[10]。农业技术扩散过程中的信息资源获取，包括农业技术扩散前期的“守门人”导入和“宣讲会”模式、农业技术扩散中期的“大户效应”模式、农业技术扩散后期的聊天模式[11]。而人力资源的获取模式伴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人事制度的变革，由最初单一的分配模式发展到现在的外部招聘模式、猎头公司模式、人力资本投资模式等多种模式。有关资料显示，由猎头公司协助完成的高级人才流动约占到全球的70%，有超过90%的跨国公司都会利用猎头公司获取高级人才[12]。但目前，我国社会工作组织机构的资源获取还只是政府信息资源、财政资源的争取，以及必要的工作人员的招聘和场地的租用。
二、智慧社会对组织机构资源获取模式的影响
1.技术水平的提升改变了资源要素形态及扩散方式
智慧社会的到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了由工业社会奠基、信息社会起始、人工智能推进的较长发展时期，尽管只是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升级，但这种过程仍然蕴含着之前各种社会形态的痕迹。由于人都有一种向上的自我完善的需要且试图寻求这种需要的实现，进而获得生活的意义[22]，社会工作受众群体的心理、认知、想象等，随着互联网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和智能机器人的出现及运用，而处于新旧观念的交织之中，并形成了对作为人类的一项新型工作种类和新的职业类型的社会工作及其组织机构的不同社会认同。
“末”是细小，是结尾，是万物之幽微。但同时，“末”也孕育着新生，激发着四季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活力。只有存在“结尾”，才能有“开头”之说。你也可以悄悄在年末许下来年的小小心愿，一年一年不断有新的期待。
通常情况下，受助群体对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包括社会特别是受助群体对社会工作的合法性认同、专业化认同和职业化认同，以及对社会工作者群体和具体的一个社工组织机构的认同。其中，合法性认同即该事物是否存在规制合法性、认同合法性和实效合法性[23]；专业化认同是指人们对一事物的专业化程度和水平的认可，包括社会对专业人才专业素养的认同、社会对专业性组织建设及相关工作的专业水准的认同，以及专业人才自身对该专业的态度和行为；职业化认同又可称为某一具体职业的社会认同，包括该职业的职业价值理念、职业规范、职业报酬、职业声望和职业发展前景的社会群体一致性看法。当前，社会工作及其组织机构的发展不平衡、发展动力不足、专业人才流失、工作人员职业倦怠等问题，实质上都是社会工作职业的社会认同度低的直接或间接反映[24]。
而且，智慧社会的智慧化导致组织和个人学习能力和自塑能力的增长，使人们关于时空、身心、人机、性别、种族和阶级等传统看法发生较大改变，仿佛世间万物皆从时间和空间上脱离了原位[19]。这样一来，受助者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既会表现出我国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下的特定的求助关系，也将因智能化而产生新的意识和价值理念，以及新的相互理解、双方互动关系；既会对因共同的生活、时空的一致性而形成的家庭(家族)内部支持关系[20]有强烈的依赖性，也将形成对因科技革命而形成的智能化时代各种新型人际交往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与信任。而作为人们面对不确定性时赖以降低社会环境复杂性的一种机制[21]，关联主体间的信任关系的重构，将影响人们的技术采纳、商务决策，以及相互之间的人际传播模式。
2.制度环境的重构改变了资源依存关系及传输途径
制度环境即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或者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人们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以及可供人们选择制度安排的范围。简而言之，就是影响或制约制度制定与实施的各种内外部因素，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认知性要素三个维度及其交互作用[17]。调研显示，当前来源于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社会工作组织，越是技术手段落后和资源贫乏，其群体和个体越是倾向传统的科层制管理制度实施及按部就班的工作方式，有35.72%的社会工作组织存在完全等候上级指令、服务对象需求信息和几乎全部依赖政府财政资助等情况。可能的解释是，作为非营利性组织机构，工作条件较差的社会工作组织对于这种助人自助的社会服务工作的收益预期并不高。
在智慧社会中，技术科学发展的日益充分导致了个体和群体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深刻变化，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扁平化、公共化、个性化、网络化和链条化形态等，特别是社会管理及服务水平整体上的显著跃升而表现出以人为本和普惠包容，都表征着一种新的制度环境的出现。其结果是使社会工作组织机构与政府及社会其他类型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甚至呈现出全新的关系模式或关系结构。这一时期，社会工作组织既作为一种独立的市场主体，也作为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一种中介组织而存在于社会生态结构体系之中，与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在功能关系、权力关系、责任关系和利益关系等方面形成特定的结构，即双向的功能互构关系[18]，成为政府行政权能向社会的延伸和细化。
从宏观方面（漓江生态系统模拟和动物的行为）呈现酸雨对生物的影响，建立模拟漓江生态系统，设计对照试验，模拟降酸雨，从黑藻细胞的叶绿体数量和黑藻生长情况变化，反应酸雨对生物的影响。从鼠妇、蚯蚓等动物被酸雨侵袭后的行为，推断酸雨对动物的影响。
在这一新型社会形态中，作为人与人所联结的网络，移动互联网使网络终端呈现出移动性和便携性的特征，让人们可以通过移动网络终端随时随地接入互联网，查询、获取和处理相关信息，并与他人直接取得联系，进行相互交流。而作为人与物、物与物所结的网络，物联网链接了多种事物和对象，集成了各种各样的传感器、交互对象和智能节点，如射频识别标签、传感器、执行器、手机等，通过独特的解决方案，让不同事物之间相互作用和合作，实现无需人工干预的相互通信，其结果是世间万物就都具备了感知和交互能力，通过技术神经网络进行沟通和交流，通过技术神经中枢协同工作。这样一来，智慧社会中的服务者和服务对象将处于一个信息几乎完全对称的时空，或者处于一个信息资源平等的组织生态系统之中，能够便捷地获得所需信息，并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创造出新的价值。
3.受助群体的认同改变了资源需求结构及流动方向
组织机构的资源获取及其模式与各类资源要素的形态和扩散直接相关。以技术层面的智能化革命为标志的智慧社会，互联网技术和物联网技术使世间万物互联互通，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引发了诸如数字主体、数字文化、数字生活等一系列数字化现象，信息平台和智能机器人等在交通运输、医疗、看护、工业和服务业等众多领域广泛运用，加速了人类社会的各种迭代式渐进式创新与颠覆性革命性创新，以及各种群体性、链条式、跨领域、成体系的变革，进而使整个资源系统呈现出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基本特征的新的形态，并形成智慧社会特有的资源传输与扩散的路径和方式。
实际上，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形态，智慧社会的智慧化就是升级版的智能化，而各种新兴的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据技术实际成为智慧之源。这种大数据是指来源于多种搜集渠道和方式的多元形式的庞大数据组或数据集合。大数据之大，就在于其超出了典型数据库在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上的能力，其来源之广可能有不经意听闻、顾客来访、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网站和正式组织传播等。这些数据也并非单纯指人们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全世界无数的数码传感器随时测量和传递着有关位置、运动、震动、温度、湿度乃至空气中化学物质的变化等产生的海量数据信息都是大数据的重要内容，而且这些数据必须采用分布式计算架构而难以用单台的计算机进行处理，因而是由人类日益普及的网络行为所伴生的非传统结构和意义的数据，具有海量、多样、价值和高速等特点。其结果是促使了现代组织机构的竞争优势关键资源形态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由传统的有形资源向品牌、信任、能力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转变[14]。各种新兴的突破性科学技术成果集中出现并呈指数级增长，量子力学、生物基因、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3D打印等横空出世，世界似乎在一夜之间演变成了一个人类和技术共存的联合体[15]，人们看到的不仅是物理交互的画面，更是溶解、催化、裂解的化学反应，乃至繁衍与遗传、选择与适应、合作与竞争的生物学、生态学反应[16]。
受助群体对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既决定了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的社会需求，模糊了资源禀赋的差异，改变了组织和个人资源获取的判断与选择，也影响了社会工作组织机构资源获取的视野与信心，改变了组织机构和个人对资源获取的心理与行为，进而促使组织和个人对整个社会生态和自身所处位置重新做出全息化的审视，在快速增长学习能力的基础上充分获取和运用各种资源以实现不断的创新，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工作资源要素流动与集聚方向的改变。总体上讲，社会组织的生成路径和自我塑造、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和权力让渡，以及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同是影响社会组织资源获取的重要因素[25]。
三、智慧社会中社工组织资源获取模式的建设
1.建构资源获取问题解决的理论模型
氢氧化钠 （市售）、过氧化氢 （市售）、重铬酸钾 （市售）、硫酸钴 （市售）、高锰酸钾（市售）、硫酸铜 （市售）。
水生态系统首先是水文各要素过程与生态过程耦合作用的产物，水文过程是生态系统过程的联结纽带，其中生物过程是生态过程的基础，水文过程是指水循环所涉及的相关要素过程。生态水文耦合作用机制主要包括水文过程对生态的决定性作用和生态过程对水循环影响。水生态系统中更关注水分与水生生境的关系，其中水分与水生植物、水生微生物、动物以及与有水力联系的陆生生境的相互联系同样也会影响水生态系统。
近现代以来，有关资源的系统理论先后出现了资源配置理论(1776年)、资源禀赋理论(1933年)、资源依赖理论(1940年)、资源限制理论(1973年)和资源基础理论(1984年)等，因为智慧社会也是由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构成的一个有机体，这些理论仍然是智慧社会中社会工作组织的资源获取及其模式建构的理论源泉和思想基础，尽管智慧社会中人的心理和行为以及各种资源都将发生重大改变，而且有关资源的理论也会在智慧社会的实践探索中得到新的发展。当然，在此强调已有理论的价值并不是说其中的哪一个理论能够精准地指导智慧社会中社会工作组织的资源获取及其模式确立，也无意提示社会工作组织及其成员去系统研究这些理论以寻求其中有意义的观点与结论，只是试图整理或勾勒出其中可能影响智慧社会中社会工作组织决策的相关概念并适当加以理论解释。
从这些理论的线索中可以发现，智慧社会中社会工作组织的资源获取及其模式建设需要重点考虑五个问题。一是资源稀缺性与稀缺资源配置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稀缺资源的无限需求和有效供给的矛盾使资源配置成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和学者关注的重点[26]。不管是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源优化配置理论还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源优化配置理论抑或新古典综合派中的资源优化配置理论，稀缺资源的市场配置、价格均衡的基础作用、市场主导与政府干预，以及市场竞争、利益最大化等，无疑是智慧社会中的社会工作组织的资源获取及其模式建构应该考虑的因素。可供参考的资源获取模式大致有竞争、合作、共享等。二是特殊或优势资源的异质性与难以替代性。1984年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发表《企业的资源基础论》，标志着资源基础理论的诞生。沃纳菲尔特认为，不同企业拥有的资源各不相同，而这些资源又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特殊资源的获取与管理需要凭借组织学习、知识管理、优化治理结构和建立外部网络等进行。三是资源限制、资源分配及有限容量问题。1973年卡尼曼(Kahneman)在《注意与努力》一书中提出的资源限制理论把注意看作心理资源，认为人的心理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四是组织与环境相互依存，也即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完全拥有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具体对于一个组织机构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想办法减低对外部关键资源供应组织的依赖程度，可以通过组织合并战略、组织网络行为实现。这是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的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五是资源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即生产率差异实质在于各国初级要素拥有量的差异，在某一特性上优越于同类资源的同一特性则认为这一资源具有比较优势。这是资源禀赋理论的观点。
综合起来看，资源获取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机构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需要根据不同组织机构所处时代和环境而采用不同的思路和方法。建构智慧社会中社会工作组织的资源获取模式，既要考虑不同类型社会工作组织实际需要什么资源，需要多少，其中哪些是必须获取的特殊资源，又要考虑相关资源获取的难易程度，分析这些资源应该从哪里获取，采用什么方法措施获取，并以此建立该组织机构资源获取的理论模型或战略框架。
2.选择资源获取的适当模式及建设路径
制度环境和组织状况是社会工作及其组织机构获得社会认同的基础，自然成为社会工作组织资源获取模式选择的依据。因而，智慧社会中社会工作组织资源获取模式建构的第二个关键环节，是要在进行系统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工作组织的制度环境科学选择资源获取的适当模式及建设路径。
我国社会工作制度建设中有两个具有深远历史影响和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一是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的正式建立。其政策文本是人事部、民政部出台的《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二是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要求的正式提出。其政策文本是《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要确定职业规范和从业标准，要把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各级党委的重要工作任务。在这些政策制度推动下，我国社会工作及其组织机构顺利获得了较好资源并实现了快速发展。目前，我国社会工作组织大体上分为体制内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化社会工作机构，前者主要指政府主管部门内部的职业社会工作处和政府部门指导的社会工作行业协会，后者包括民办非企业性机构、基金会项目性机构、社会团体性机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等。两种类型的社会工作组织的组织构架和制度框架各异，拥有的资源基础与禀赋也不尽相同，具有各自的资源获取意向，也需要采用不同的资源获取策略与模式。这已经被相关研究所证实。比如近年来有人对比分析了体制内社工组织和基督教性质的社会服务团体的资源获取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结果表明，两种类型的组织机构因生成路径不同而造成了各自在政治资源获取和服务效率上的微妙差异，公益传统的不同造成了社会工作组织内部认同和基础实力的差异，路径依赖导致了不同组织在自我学习和建设方面的差异[27]。
进入智慧社会，因技术水平的极大提升和受助群体心理心智的新旧交织，加上政府和社会其他层面对社会工作的认同改变，社会工作组织机构的资源诉求及获取模式的适应性也将随之变化。社会工作组织机构资源获取的现行模式，比如政府公共获取模式、分配模式、委托模式、联盟模式、招聘模式，以及主动获取模式和被动获取模式、基于市场获取模式、基于科学伙伴的获取模式、创新驱动获取模式、开放获取模式、数据库获取模式、共享获取模式、引进模式、投资模式、猎头公司模式等，都需要在智慧化、智能化环境中进行必要的遴选，最终形成多元公共信息资源获取模式和因智慧化而出现的各种智慧模式。不仅如此，智慧社会中社会工作组织机构的资源获取模式建设还需要选择合适的路径。应根据工作分析的具体情况，对从基础资源到优势资源、从特殊资源到补充资源等的建设序列进行适当的安排。
3.优化资源获取的实施策略与组织方式
资源获取策略及组织方式的优化创新，是智慧社会中社会工作组织机构资源获取模式建设的关键。实际上，资源获取模式的确立并付诸实施，最终取决于组织机构不同时期的资源需求和阶段性战略的实施。因而，智慧社会中社会工作组织应该获取怎样的资源，怎样获取这些资源，就会依据该组织机构的不同发展阶段而确定。不论是体制内社会工作机构、体制外社会工作机构，还是公私协力的参与式协同运行的专业化社会工作机构，抑或社会工作集团化组织和联盟型组织或合作型组织，以及虚拟组织和网点式或站点式机构，都应该依据相关理论并按照所需资源类型和组织自身发展状况大胆进行优化创新，使之更加有利于社会工作组织机构和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
从经验信息看，我国社会工作不断深化、普及和成熟的过程中出现过三重理想境界，即社会工作制度化、社会工作专业化和社会工作社会化的逐渐递进发展[28]。到智慧社会，社会工作及其组织机构还将在此基础上持续进步。落实到具体的一个社会工作组织机构，也将经历从初创到成熟再到升级的不同建设时期，还需要在模式选择之后进行合理的优化创新。当社会工作组织机构处于成立初期，必须采取几种特定模式以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如人力资源、信息资源、财经资源、政治资源、技术资源等)来完成组织制度化和自我形象塑造。比如体制外社会工作组织机构应该调整优化合伙人模式、招聘模式以获取人力资源，调整优化自筹模式、信贷模式、众筹模式、引投模式以获取财力资源，调整优化自荐模式、宣讲模式以获取政治资源。当社会工作组织机构处于发展中前期，必须扩充资源总量，优化资源结构，培植特殊资源等，完成组织制度化和自我形象提升。这时体制外社会工作组织机构可以通过培训模式、引进模式、联盟模式、猎头公司模式等进行人力资源获取，通过融资模式、投资模式等进行财力资源获取，通过叙事模式、信任模式、PPP模式、创新驱动模式等进行政治资源的获取。
总体上讲，资源获取及其模式的构建是社会工作组织机构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智慧社会背景下社会资源要素生长、流动和集聚都呈现新的态势，客观上要求社会工作组织高度重视各种价值形态与非价值形态的资源要素所起的作用[29]，在充分利用各种智慧化手段有效应对服务对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的基础上，把握好组织机构战略导向作为资源获取的最终因素[30]，破解阻碍类似于中小企业进行创新的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以及研发人员匮乏的“三座大山”[31]，提升社会工作组织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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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AcquisitionandModeConstructionofSocialWorkOrganizationsinIntelligentSociety
XU Jianjun , LIU Mange
Abstract: Resource acquisition is the basic need and ability for an organization to survive and develop. The resource acquisition mode of an organization presen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 due to its own organizational objectives, technical conditions, system design and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growth, flow and agglomeration of resource elements as well as the change of the resource acquisition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of mankind in intelligent society have generated an impact on the resource acquisition mode of organizations. As a resul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source acquisition mode of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in intelligent socie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resource system theory should be based on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systems and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Keywords: intelligent society;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resource acquisition mode
作者简介：徐建军，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3) 刘曼格，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湖南 长沙 410083)
DOI：10.19503/j.cnki. 1000-2529. 2019. 06. 013
(责任编校：文香)
标签：社会工作论文; 资源论文; 模式论文; 组织论文; 组织机构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规划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6期论文;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